围绕经济转型所进行的种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讨论与争论，对于中国经验的种种不同解释，可以归结为对若干基本问题的认识，理解经济转型的过程和内在逻辑，需要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和讨论。
（一）宪法制度与改革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实际上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给定的制度的框架内，寻求实现基本制度的最优形式。这个意义上的改革只涉及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而并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二是基本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这个意义的改革则涉及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或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修正。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统一的。其中宪法制度的创新是制度变迁的核心。但是，对于这个重要的事实，最初的经济转型理论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改革初期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的改革是改体制而不是改制度（实际上指基本制度或宪法制度）。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过渡经济理论，又大都把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差别归结为市场化的方式方法问题，比如，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是整体推进还是分部推进，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是经济改革为主还是政治改革为主，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是先立后破还是先破后立，是从农村开始还是从城市开始，等等。上述的观点一般只涉及制度安排问题，而没有涉及宪法制度问题，尤其没有考察宪法制度与改革路径的相互关系，但是，现实的改革过程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它既包括了宪法制度约束内的选择，也包括了对宪法制度的选择（詹姆斯·布坎南，1997）。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过程、约束（宪法制度的约束）内的选择和对约束的选择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正是制度变迁理论和过渡经济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从经济转型的现实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分野主要不是由于市场化的速度、方式和次序的不同造成的，而是对于宪法制度的不同选择造成的，宪法制度的差异对于改革路径的分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张宇，1997）。这是因为：
1.宪法制度的内容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内容。宪法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制定规则的规则。迄今为止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改革中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支配，体现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要求。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则对原有的宪法制度采取推倒重建的“革命”性态度。
2.宪法制度变化的方式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式。渐进与激进并不是就制度安排而言的，而是就宪法制度而言的。渐进式改革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采取了边际性调整的方式，从而使改革过程具有温和的、连续的和长期的特点。而激进式改革则由于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采取了推倒重建的态度，因而改革必然是全面的、非连续的和激烈的。
3.宪法制度规定了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从而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制度创新的方式（V ·奥斯特罗姆，1996）。或者说，宪法制度决定了制度博弈的结构或“改革的程序”（周振华，1999）。“改革的程序”不同，改革的方式、路径和结果也不同。
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区别正如科尔内所概括的那样，不在于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也不在于它们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而在于是改革还是“革命”（Kor nai，1995）。或如萨克斯和杨小凯等人所说的，在于宪政的转轨。不过，虽然科尔内等人看到了宪法制度的关键作用，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首先，他们把经济转型的实质和目标断然定义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他们所谓的宪政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宪法制度，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经验。其次，他们片面地强调宪政制度的意义，把宪政制度当作一种先验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并用宪政转轨的目标代替了市场化和资源配置合理化的目标，从而忽视了在制度安排和宪法制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动态演进关系。
就中国的改革经验来说，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能否把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稳定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改革方式的种种特点也只有在宪法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才能准确加以说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双轨制度问题。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形式，它的出现固然可以从微观效率的角度找到其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由宪法制度的性质决定的。激进式改革是在彻底否定传统宪法制度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构造新体制，新旧体制在这里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新与旧之间的转变过程越短越好，越快越好，基本上不存在稳定的明显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形式。而渐进式改革则是在原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引入新的市场体制，因而，在这里新旧体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兼容的；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旧体制并不因为改革而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既有的利益结构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新的利益关系要通过边际性调整加以产生。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体制的转换显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旧体制的长时期的并存、摩擦、融合和交替，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显著差异，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产物。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是激进式改革中的一项核心政策，这项政策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有的学者从方式方法的角度出发批评快速的私有化战略，他们不反对私有化的改革目标，但是认为受扭曲的工业结构、市场机制和制度条件的限制，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可能取得实质进展，反而会造成市场垄断，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而主张实行渐进的私有化战略；还有的学者则对私有化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本身提出质疑。但是，为什么大规模快速的私有化在引起深度持续的经济衰退时仍然可以大行其道？真正的答案或许是，快速的私有化对于激进式改革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要求，更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有大规模的私有化，才能迅速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使所谓的“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正如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智力方面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统治者的利益将首先得到满足，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考虑其他的利益团体（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2000）。同样，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没有把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之所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宪法制度的约束无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宪法制度是经济制度的核心，宪法制度的创新是经济改革实质所在，能否通过对宪法制度不断进行的边际调整，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持续、动态的合理关系，避免在它们之间产生不可解决的严重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累积性矛盾，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否持续推进的基本条件。
（二）市场经济的含义与转型的性质
经济转型的路径与转型的目标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转型的目标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但是，理论和政策上的讨论与争论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被普遍认同而失去意义，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旗帜下可能包含着大相径庭的市场理念，实际上，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正是不同的改革理论和改革道路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市场和政府都会出现失败，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后凯恩斯主义者以经济的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货币的内生性、成本加价等基本概念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市场理论。演进主义认为，市场不是资源配置的机构，而是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机制，由于知识和信息是主观的，而且是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所掌握，因而，市场制度只能自发生长，不能人为构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以交易费用为基础，把市场化的核心归结为“产权的明晰化”，并把改革的过程理解为理性人通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而进行的制度博弈。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保护下协调个人的行动，因此，宪法和政治秩序的选择在逻辑上比关于市场相互作用过程的讨论更为重要。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同认识表明，重要的不仅在于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还在于弄清这一目标的具体含义。
人们经常把建立市场经济形容为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这种类比其实并不恰当，有简单化的倾向。其实，建立市场经济不同于修路盖房子，必须事先有一个精确细致的施工图样；也不同于生产某种物质产品，必须遵循固定的工艺流程。作为改革目标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社会系统，认识这一复杂系统应当注意以下事实：
1.整体性。从表面现象上看，市场机制是以价格为核心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但是，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值又反映了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换关系，没有产权制度的改革，价格信号是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产权制度的根本改革又要求有完整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而所有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又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剩余的增加、社会需要的丰富、人的能力的提高、社会分工广泛、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推动着市场经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因此，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仅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而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
2.历史性。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开具体的社会结构而存在的物质设备或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英美模式不同于德日模式，东亚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迄今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的试验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的约束下推进的，在今后的改革中还要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这些深刻的历史背景赋予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特殊的历史内涵。
3.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因而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中国，把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而是改革实践不断深入的结果。1979 年以来，中国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几个发展阶段，1992 年以后，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被明确定义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使如此，这一目标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和试验中才能逐步完善。
简而言之，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问题，而是一个与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历史变迁相伴随的，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创造与毁灭的社会转型过程，这一过程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张宇，1997），不可能通过“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一蹴而就。这就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根据。
（三）市场与政府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基本方向是由集中到分散、由集权到分权、由管制到自由的转化以及对自发秩序的合理性的肯定。中国20 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行政垄断过强，政企不分严重等问题，仍然是政策的重点。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和中期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重体制，政府对经济生活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非国有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比较有限。即使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确立之后，政府仍然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对于这一事实的意义，学者们的评价大相径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计划与市场结合的产物，是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有力批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高鸿业，1996；伊藤诚，1996；胡鞍钢、王绍光，2000；大卫·科茨，2005）。而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些学者则从同一事实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政府调节持否定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部门取得的，庞大的国有经济和广泛的政府干预只是起了抑制经济活力、损害经济成长的消极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是政府干预所致。按照这种观点，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以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看法虽然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抑制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政府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政府的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于国家强盛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更是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能充分履行其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强政府，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弱政府和小政府。近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也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健全的法律体系、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发挥政府的作用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以下一些特殊的理由：
1.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的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非公有制和非国有制经济的比重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没有，迄今为止也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国家不仅要作为宏观经济的调节者，而且要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介入经济运行过程，发挥其作为所有者所承担的分享收益、战略决策、资产监督、管理人员的任命等重要的职能。国家的这种作用并不总是有效的，但却是必需和必然的。
2.作为一个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将长期处在市场欠发达状态，市场发育的深度、广度和完善程度都受到了很大局限，市场失灵的范围和规模要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这不仅要求政府调节的广泛存在，而且给政府提出了培育市场、建设市场和组织市场的改革任务。同时，后发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赶超任务不可能仅仅以自发演进的方式来实现，它要求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加速国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推动重点部门和重点企业的迅速扩张，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增强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3.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要经历一个新旧体制长期并存的双重体制阶段，在双重体制并存阶段，较多的行政干预虽然不符合目标状态的要求，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基础产业落后、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国际竞争激烈以及新旧观念冲突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威胁，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保证国家独立、社会稳定、法制严明、经济繁荣的强有力政府，经济和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和无序状态，改革和发展会受到阻碍。
需要强调的是，强政府既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杠杆，同时也导致更大的政府失败。权钱交易、官僚主义、市场扭曲的广泛存在就是广泛存在的政府干预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因此，转换职能、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强化约束、反腐倡廉、积极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经济转型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四）市场化与民主化
宪法制度与市场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由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的主导作用，使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中，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是无可争议的两面旗帜，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使经济转型的前景扑朔迷离。历史的经验表明，市场化与民主化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主要的原因是：
——市场化打破了封建的等级制和人身依赖关系，奠定了独立政治人格的经济基础，造就了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
——市场化是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因而，市场化的发展扩大了分权的范围，减少了集权和专制的可能性。
——市场化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这表现在政治体制上，要求权力的相互制衡。
——市场化改变了社会的价值标准，用货币本位代替了官本位，用货币拜物教代替了权力拜物教。
——市场化创造了竞争、开放和不断变化与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封闭、保守和狭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瓦解。
虽然民主化与市场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两者毕竟不能等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互对立的。市场化强调个人自由，民主化则强调社会的联合；市场化要求发挥个人的首创性，民主化要求发挥社会的协调作用；市场化以私人分散决策为基础，民主化则以公共决策为基础；市场化首先是要设法限制国家权力，民主化则是要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权力（乔·萨托利，1993）。因此，不能用自由或市场代替民主，也不能把政治的民主当作市场经济必然的产物。
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形成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自由主义的思路，即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由自由和民主或“对民众的保护”和“民众的权力”两部分构成，在这两个要素中，民众的保护是决定性要素，它的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力，而民众权力则是第二位的要素。这种类型的民主与“直接的民主”、“参与的民主”、“纯粹的民主”等类型民主制度格格不入（萨托利，1999）。自由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自由民主制也在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它被自由主义者们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的真理”和经济转型的本质所在。
第二种思路是“新权威主义”的思路。新权威主义理论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非自治的个体一旦摆脱了对垂直隶属的权威组织结构的羁勒，又不可能受到契约性人际关系的制衡，其结果，便会重新陷入类似历史上权威解体以后出现的“争则乱，乱则穷”的社会失衡状态。因此，在过渡时期必须借助于某些适应于受治者的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既有价值符号、信仰体系和某些约定俗成的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和组织化的强制力量，作为自上而下整合社会秩序和维系人心的基本手段，借助于传统的政治手段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萧功秦，1989）。东亚经济转型的成功被看做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与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相比，新权威主义似乎具有更多的现实感，但是，它对于自由民主制的批评是就过渡的方法而言的，并不否定其基本的价值观和制度框架，这样的批评难免会自相矛盾，如罗伯特·安格和崔之元所说：
“在东亚和其他地方盛行的政治权威主义是强化国家的捷径。然而这是一条危险的代价递增的捷径。它必然导致政治——官僚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共谋，使国家强度受到限制，使经济发展服从那些与精英们做交易的人们的利益。日益腐败的精英以其迷恋权力和试图把公共职位变成私人特权的行为表明，他们一般偏爱一些更具传统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表明贪婪的商人和政治暴君经常是一致的。急于建立私人钱柜的官员们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传统产权作掩饰。”“如果中国永远不接受深化民主道路，那么它必然要在精英主义的共谋的强硬国家形式和国家的弱化之间作出选择。国家弱化意味着精英利益和精英交易，以及公共职位向私人特权转化的普遍化——它伴随着政治权威主义的受遏制的撤退。”（罗伯特·安格、崔之元，1994）
因此，需要在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这第三种思路就是“新左派”的思路。“新左派”既反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反对自由市场经济，而主张在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崔之元，2003）。他们认为，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造成严重的官僚主义；自由的市场经济则既不能保证政治民主，又不能带来经济效率；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则由于强调了私人财产的优先地位和劳动者在经济上对资本的高度依赖而使民主成了空洞的诺言（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2003）。只有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结合，为人民主权这一概念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空洞的民主理念，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统一。苏东剧变后，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在内的不同流派的“左翼”学者吸取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都把追求更加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大大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而直接的经济民主则被看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
“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批判发人深思，但其理论的可行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之后，经济民主的实践尚未有成功的范例。
（五）演进主义、构建主义与实践理性
改革的目标能不能设计？改革的过程能不能控制？对于这一问题历来存在着所谓演进主义和构建主义两种对立的看法。演进主义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不可知，不可控，不确定的，因而只能自发演进；建构主义则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可知的，可控的，确定的，因而是可以人为建构的。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其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某些片面性。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演进主义特点：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丰富多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有意识地允许、特许或默许局部的“犯规”或“越规”行为，并在实践证明是合理的情况下加以普遍推广；除了若干最一般的指导原则外，中国的改革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办法等都是在不断对一系列难题作出选择而自然形成的。个人、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了空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完美的设计、精确的计算和全面的规划，往往还没有形成就被实践抛到了后面。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却具有更高的指导意义（华生等，1989；郭树青，1990；王逸舟，1993）。
另一方面，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又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制度的构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改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改革目标的提出和调整、改革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宪法制度的修订、市场规则的建立、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等，无不是国家有意识构建的结果。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更是强烈地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改革方式同时具有了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或供给主导型的特点（杨瑞龙，1996）。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剩下的问题不就是在确定的条件和目标下寻求最优的改革路径吗？不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改革的目标吗？既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为什么不采用整体推进，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战略呢？为什么还要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呢？如果我们把认识的视角从市场化的方式方法和局部性的制度变迁转移到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宪法制度的演进上，就可以发现，改革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不能被简单化为某种追求极大或极小的经济计算问题，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的原则来设计和构建，这是因为：
1.社会系统是一种复杂的有机系统，社会的进化过程是独特的、不可逆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和易变性（Ul rich Witt，1993），因而，人们不可能对改革的目标作出准确无误的设计，并按照这种预定的设计加以实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2.改革的目标、路径和宪法制度的演进并不完全是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一定条件下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结果，它取决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不同个人与不同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合力。
3.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过程是分不开的，没有过程也就没有目标。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脱离改革的过程而先验存在的，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实践逐步形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4.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是密切相连的，初始的社会结构和宪法制度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这种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使自由选择这一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意义大打折扣。
有的学者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改革过程和利益关系的片面性，并把改革的核心问题理解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洪盛，1995）。还有的学者根据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得出了关于改革路径的一般规律，即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樊纲，1993）。但是，这种理解实际上正是反映了新古典的思想方法，使用这样的范式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激进式改革的思维逻辑。制度变迁过程所具有的演进主义特征，使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由于改革的起点、目标、约束条件不同，由于改革过程和改革的未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社会成本很难直接比较。即使我们承认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区分，并假定两种成本是可以直接比较，我们也得不出上述的结论，从演进主义的观点看，渐进式改革同样可以降低所谓的实施成本，这是因为：
1.人的理性和知识是有局限的，而社会秩序是复杂的，因而，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一步一步地走，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相反，变革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未意料到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并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的历史灾难（卡尔·波普，1987）。
2.一个社会的知识和信息的储备是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获得的，渐进式改革承认现存组织在长期运作中所掌握的信息的价值，因而避免了信息和组织资源不必要的破坏和浪费。而激进式改革则破坏了现存的组织结构和信息贮存，使人们的行为失去了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大了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彼得·蒙勒，1994）。
3.由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信息从来不是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的，而只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能降低信息成本，有效利用信息资源。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激进式变革却可能由于信息不足和风险过大而陷入困境（哈耶克，1989）。
实际上，指导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思想既不是演进理性也不是建构理性，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理性。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推动的，执政党对于改革的看法，即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矛盾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困扰着社会主义者们，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由这一矛盾引起的。教条主义把理论视为神圣不变的教义，认为理想就是一切，手段微不足道；机会主义把经验视为真理的源泉，认为目标微不足道，运动才是一切，这两种片面性都是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造成的。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造成了经济社会的日益停滞，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决定渐进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只能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成了推动改革的第一面旗帜，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的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鲜明地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实践品格。由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才成功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自发性与自觉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创造出了有效的实现形式。
（六）整体、局部与改革次序
改革的次序问题也是过渡经济学中一个重要问题。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应当是“边走边看进行单项突进式改革，还是进行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同步配套的改革”。在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中国的改革应当是整体的，一揽子的（吴敬琏、周小川等，1988）；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整体设计的一揽子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转轨方式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道路（华生等，1988）。二是什么是经济改革中的中心环节。在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应当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配套改革；有的学者主张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中心进行配套改革；还有的学者则主张把宏观体制的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整体性的一揽子改革成为激进式改革的典型形式。对于整体改革的必要性利普顿和萨克斯作了这样的证明：
“转型过程是一个无缝之网。没有价格制度的作用，结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而没有过剩需求的消除和可兑换货币，价格制度就不可能发挥作用；除非价格是真实的，从而企业的关闭具有理性基础，否则信贷和宏观的紧缩政策就不可能持久。与此同时，由于结构调整是在需求紧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宏观经济的稳定一定会伴随着其他的措施，包括出售国有资产，放开私有经济，建立企业破产程序，着手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的改革，显然，改革必然是全面的。”（Davad Lipton，Jeff rey Sachs，1990）
与激进式改革相比，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称作局部或分部改革，它是从一个个局部性的变化入手来改革旧体制的，最终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部分改革有两种表现形式：
1.新旧体制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在渐进式改革中，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断裂的，截然对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它们之间的转换要经历许多不同阶段，经过许多中间环节，采取许多中间形式。例如，经济改革的目标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演变过程；价格改革经历了改革初期的国家调价、1984 年以后的调放结合和1992 年以后的以放为主等主要的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也经历了扩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等重要阶段。
2.新旧体制在空间上的并存性。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改革次序和改革程度上的明显差异。例如：20 世纪80 年代初在城市经济还处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的农村改革率先获得成功，取得巨大进展；在生产要素市场还处于计划管制的条件下，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商品市场率先实现了市场化，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分配和价格的形成纳入了市场调节的轨道；此外，价格、财税、金融、外贸、社会保障和企业等各方面的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不同步的。
经济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次序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是由改革的性质和内在逻辑决定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采取分部推进的改革方式，激进式改革之所以选择整体配套的改革战略有其必然性。
1.中国的改革是在宪法制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旧体制在整体上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现实的合理性，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逐步生成的。激进式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彻底否定，传统体制在这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废墟上突起的。
2.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的传统体制内部的结构比较松散，独立性和差异性比较明显。而苏联的传统体制则比较严密，比较僵化，长期累积的矛盾全面激化，从而使传统体制失去了进行自我更新和不断进行边际调整的能力。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缺乏必要的理论，更缺乏足够的经验，使得改革只能从实际出发，走一步看一步，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推进。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相对都比较成熟，采取整体改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问题在于，既然经济体制中的各个要素或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怎么可能分步独立地加以推进呢？其实，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并不否定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例如，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价格对于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只有在硬性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放开价格应当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同步进行，但是，现实的企业是由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功能的许多具体企业组成的，现实的市场也是由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不同类型的市场组成的，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农产品市场的放开与农户和消费者的行为密切相关，但与国有钢厂是否自负盈亏并无直接关系；农户的自负盈亏与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密切相关，但与钢铁的价格是否放开也无直接的关系。因此，整体改革并不意味着各项改革措施要同时展开，相反如果从局部改革入手却能绕开改革的难点，降低改革成本。
1.先从那些改革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部门开始改革，阻力少而收益大，容易取得实际效果。例如，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承包制改革入手，绕开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部门，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值，获得了巨大成功。企业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入手，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引入了市场关系，解决了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使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2.一些部门率先改革并首先获得成功可以产生连锁效应，推动其他部门改革。例如，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农产品，从而推动着城市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推动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沿海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带动了内地的改革与发展。
3.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安排改革次序，可以逐步分解改革难题，降低改革的风险。由于新制度的各个部分在发育中所需要的条件和时间是不一样的，因而，改革有难易之分。这些难易不同的改革如果同时展开，缺乏条件的部分必然产生混乱，成为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障碍。相反，如果系统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改革的内容和次序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制的不同部分就可以适应各自的环境作出相应的变化，形成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当然，部分改革与整体改革的区分是相对的，激进式改革内部各部分并不是不存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渐进式改革也不只是孤立的个体之间的简单合成。局部和整体永远是有差别的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协调与分部推进的结合具有一般和普遍的意义。
（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般来说，市场机制是与分散决策联系在一起的，而计划调节则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集中决策。因此，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地方分权，认为地方分权有利于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而国家主义者大多赞成中央集权，认为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统一市场。更多的人则认为，应当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不同观点，在过渡经济学领域中都有所体现。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地方政府扮演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戴慕珍把财政包干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行为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合作主义，这种模式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保留了政府强有力的领导，避免经受苏联东欧私有化和经济崩溃之苦。钱颖一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传统体制的 M型结构，即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在 M型组织中，基层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地区之间的联系是市场取向的，这种结构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市场活动，刺激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他们还把这种改革模式称为“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到中国式的私有化的改革模式”（钱颖一等，1993，1999）。杨瑞龙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要主导型三个阶段，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杨瑞龙，2001）。
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强调了地方分权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了对“诸侯经济”“行政性分权”的批评，认为行政性分权一方面具有深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在许多方面继续甚至强化了对企业和市场的行政管制，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成为行为追求收益的最大化的市场化主体，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投资膨胀、地区封锁等弊端的罪魁祸首，结果既影响宏观调控又妨碍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还会导致更大的腐败（戴圆晨，1988）。90年代初特别是实行分税制改革前后，对“诸侯经济”批评达到了高潮，并形成这样一种有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央政府财力已经下降到了最低点，“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已经形成，国家的统一面临着严重危险，因此，必须提高中央政府的能力，抑制地方实力的扩张。这种观点还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必须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一个制度真空中发生；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冒出来；市场转轨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这就证明了波拉尼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正是在中央集权式的干涉主义不断膨胀的前提下，自由市场的道路才得以开拓并未曾再关闭（王绍光、胡鞍钢，1996，2000）。布兰查德认为，在中国，地方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在俄罗斯，地方政府的作用则是消极的，出现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集中度的不同。在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因而对于地方政府通过征税、寻租和管制来获取利益的做法无能为力。而在中国，集中化的政治结构使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奖惩手段，从而可以对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约束（Olivrer Blanc hard，2000）。
上述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一定道理，当然，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地方分权既可能成为市场化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市场化的障碍；中央集权同样也是把双刃剑，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要承认，无论中央集权制有多少优点，但是它缺少自由与创造，无法适应市场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和政治权力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分权、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尽快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适度集权的必要性而照搬所谓美国式联邦制度。抛开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要求不谈，单单注意到以下事实就可以理解中央集权的意义，这一事实就是：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以强调团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现代化获得成功的一个公认的重要因素，是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制度资源，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也是东亚模式长于西亚、南亚、拉美乃至东欧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至也不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单纯权利的分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全局性和历史性的，即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历史背景下，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任务。
（八）改革与开放
改革与开放的相互促进，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改革与开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因为，首先，市场经济最初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此，对外开放尤其是向西方世界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开放，遵循所谓“国际惯例”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按照发达市场经济的规则改造国内的经济体制。其次，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国际化的，以追求价值和货币为目标的市场经济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它伴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使各国家、各民族日益联系在一起，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各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现代世界体系”。改革与开放的这种一致性，使对外开放成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多高，对内改革的程度就有多深。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改革经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国经济从最早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沿边开放、沿江沿路开放到内陆开放的开放次序，与中国的经济内部不同区域市场化的发展次序大体是相同的；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发育次序，与从商品市场的开放到资本市场开放的次序也是大体相同的。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伴随着信息化的滚滚浪潮，经济的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新阶段。随着中国正式加入 WT 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个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新阶段，改革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改革与开放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首先，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机遇，更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等等。另一方面，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控制的少数经济单位手中；全球性的经济混乱、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等等。全球化的二重性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应当是有选择有控制的，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其次，从总体上看，现代的世界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它们垄断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意味着，至少从世界范围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中性的。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保持相对独立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就必须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国家政策和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是渐进的，有条件的。
最后，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张宇，2004）。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发达国家只是一味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换言之，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对称全球化：货物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被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却被分割成许多板块；一方面是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是不同主权国家和政治社会的继续存在（萨米尔·阿明，2001）。全球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可见的将来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国家的作用甚至有所加强。特别是个别发达国家，正是凭借着其强大的国家，才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其新帝国主义战略（俞可平等，2004）。而落后的国家要想实行赶超式的发展战略，获得后发性优势，同样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这同时也意味着，保持经济开放与经济自主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追求国家的自主性发展仍然应当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九）初始条件的作用
在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改革的不同道路和不同绩效时，有许多学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对初始条件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估价，他们把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不同绩效主要归结为初始条件的不同。比如萨克斯等人把中国渐进式这种有利的初始条件主要归结为落后的半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Martin Raiser 把决定中国经济获得成功的有利的内部条件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即：中国是在非常稳定的形势下进入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储蓄支持；虽然中国的投资很少依赖外资，但它在利用西方市场和技术方面远远强于东欧；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内非常稳定；20 世纪70 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结构更接近亚洲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高度工业化的东欧；中国的工业结构不同于以重工业为主的东欧；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不同于东欧，中小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占很大比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危机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威信并没有被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Martin Raiser，1996）。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则对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初始条件作了耐人寻味的解释。报告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并列举了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 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营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样，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同时，当放松对小公司控制后，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很容易取得优势，等等。
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初始条件的上述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仔细看来其理论逻辑却相当混乱。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定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是同样的，都是理性人，因而，资源配置问题被看作是一种与社会制度和历史环境无关的具有普适性的自然现象，认为市场机制总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在评价中国的改革经验时，他们又把改革的成就完全归结为初始条件的影响，认为不同国家的改革绩效与制度和政策无关，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普遍意义。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难免使人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产生怀疑。近年来开始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概念时，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所谓的“路径依赖”和“蝴蝶效应”的理论中，初始条件被当作了决定制度演化方向的根本力量，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即所谓的非正式制度则又被看作是决定初始条件的主要因素（诺思，1994）。为了避免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需要把对初始条件的分析纳入到对制度演进的整体结构和一般规律的考察之中，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具体考察初始条件与技术、制度、人的行为和经济增长效率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我们所能肯定的是，首先，初始条件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它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行动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效果。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初始条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产生的，“文化大革命”使传统体制的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改革首先是为了解决这些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而发动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没有形成不可解决的累积性矛盾，这是中国渐进改革得以成功的制度基础。
2.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是一种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二元结构的存在为中国的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使改革在付出的成本投入比较小、改革时间比较短的条件下获得较大收益，这是渐进式改革得以成功的物质前提。
3.在改革开始时，政府的威信和领导能力没有受到根本的破坏，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了维护，政治结构相对稳定，渐进式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改革能够在宪法制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推进，这是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组织前提。
不过，对于初始条件的作用不可低估，也不能夸大。首先，制度是人们创造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选择和社会实践，初始条件只为改革提供了初始环境，而不能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长期因素。有利的初始条件并不必然导致改革的成功，不利的初始条件也不必然导致改革的失败，只有把初始条件与制度、政策和人的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把握经济转型的过程。其次，初始条件的利弊是相对的。例如，俄罗斯工业化水平高，在短期内可能成为体制和结构转换的制约因素，但从长期看却意味着国民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反过来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低，从一方面看，可能有利于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从另一方面看，却使中国改革面临着巨大的过剩劳动力的压力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最后，初始条件是可变的。改革开始时存在的既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随着改革的推进在不断发展变化，例如，随着经济转型进入实质性阶段，各种社会冲突有可能加剧，改革初期存在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可能被破坏。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在同样初始条件下，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事件序列，进化的结果有赖于参加者的素质和技巧（拉兹洛，1988）。
总之，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初始条件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为，既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构成了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和制度选择的客观前提和约束；另一方面，制度是人创造的，初始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正是由于制度变迁中存在着选择性、能动性、变异性和不确定性，才使得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后发优势成为可能。实际上，是初始条件与政策因素共同决定了经济转型的效果。因此，对于初始条件的考察只有与制度变迁的整体动态的过程结合起来才有现实意义。
（十）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文化的意义
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由人来推动的，是人创造了制度，因而，离开人，制度的变迁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的行动是有目的、有意识并受感情、意志和理性支配的，是文化的产物，通过塑造人的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模式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在新制度理论中，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即非正规制度。同样的正规制度和宪法强加在不同社会时，由于非正规制度的不同会产生显著的差异，当正规的宪法制度发生变动后，非正规制度并不会立即对正规规则的变迁作出迅速反应，非正规制度的存在是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和路径依赖的主要根源。新制度经济学的上述理论成为了一些学者解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路径差异的重要根据（诺思，2000）。
如何把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中同样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文化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却是我们所不可否认的，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东亚模式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分别取得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获得了所谓“东亚奇迹”的赞誉，东亚模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虽然对于东亚模式解释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派、国家中心论、儒家文化论以及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不同的观点，但是，东亚经济的良好表现和特殊模式在20 世纪80 年代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东亚模式的特征被概括为：经济优先主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外向型发展战略和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现代化导向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专家治国和渐进的民主化进程；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结合。东亚模式的这些特征与它们所共有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一点，使它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拉美、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现代化模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与东亚的发展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形成与自己特殊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从消极的方面看，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自然经济为基础、团体价值为导向的。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和契约观念格格不入，市场经济的成长缺乏西方社会所具备的那种深厚文化氛围，现代化与市场化也只能是长期的渐进的。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家族观念、权威观念、秩序观念、教育观念等，经过改造和发展可以转化为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积极因素。
比如，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大包干”制度，实际上就是对家族主义这一历史遗产的继承。诺思就曾注意到，当中国放弃“人民公社”，中国人可以立即退回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结构中去，而苏联放弃集体农庄时，他们却面对一大群失业工人无法安置。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保障费用占国民收入很大比例，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成为了转型过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