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座城市的打工族们传说并羡慕我时，只有我自己明白其中难与人言的艰辛。人，无论怎么过，都是一生，但要使自己的人生比别人的茁壮，就必须先学会吃苦。用爷爷的话说，就是“粪也挑得，尿也挑得，你这一世才不会跌苦’。在这异乡，看着城市的繁荣，想着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和磨练，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明白，虽然自己只是一个打工仔，可我是在为一个不甘平凡的人生打工。
他满脸是泪，伤心欲绝，仿佛一生就此完了。可是他父亲一句简单的话点醒了他。
“你要知道，丹，人生不止是在跑道上溜冰。”
冲破心障——王海斌
随后的岁月里，丹一步步走向奥运，发现真正的考验不在溜冰场，而在他的心灵里。
本文描述了他的经历，披露了没有载于奥运记录中的人生起落。
我小时候住在威斯康辛州，冬天喜欢到户外去，在反射阳光的冰面上迎着寒风溜冰。奇怪的是，有位朋友记得，当年和我同路上学，总是听到我抱怨天气不好。也许他对。不过我一穿上溜冰鞋，就不在乎冷不冷了。
我喜爱溜冰；也是出身于威州、曾五次夺得奥运速度溜冰冠军的艾利克·海顿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十八岁当选美国奥运队，参加一九八四年萨拉热锅冬季奥运会，说起来就不足为奇了。参加再下一届冬季奥运会时，我已是相当成熟的速度溜冰运动员，甫获世界短程溜冰赛冠军，被公认是短距离比赛之王艾利克·海顿的接班人。一九八八年二月我到达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体能与状态均处于巅峰。
可是那时候，我的姊姊珍却已离死不远。
她在医院里，患了白血病，病入膏肓。然而尽管病重，几天前她还催我上路到加拿大参赛，争取胜利。
比赛那天早上六点钟，我听到有人敲我房间的门。一位队友站在门外，叫我出去听电话。“我心中涌起强烈的恐惧感；一定是出了不好的事。我浑身哆嗦，跑去接电话。
是母亲从家乡的医院打来的。她说，珍的血压迅速下降，可能过不了这一天。“我们要你和她道别，”母亲说，“我让珍听电话。她不能回答你，不过她听得到的。”
他们把电话凑近珍的耳边，我向她说话。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不过我知道我会说爱她，要为她在比赛中争胜。
母亲再来听电话时，我问她我该不该参加那天的比赛。她说：“你知道珍一定希望想你参加的。”
几小时后，大哥吉穆——他也到卡尔加里来了——把消息告诉了我。“珍死了。她太虚弱，没熬过来。”稍后他到我住的宿舍，我们一起在大太厅里坐了几小时，忆述珍种种的好，不禁落泪。那天是一九八八年情人节。
当天其余的事我不大记得了。我记得我终于踏上跑道参加五百米赛，只觉脚步有些不稳，好像已六个月没穿过溜冰鞋似的。我无法集中精神，脑中尽是杂念。珍死了，我应该在这里吗我竟然还溜冰，大家会怎么想？我不断想到父母会多么伤心。他们在电视上会看到我，同时却面临此生最惨的事——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只记得，在起步线上我根本没能全神贯注。母亲一直认为我应该参赛，但看见我在起步线上的样子就不这样想了。我面无人色，形似鬼魅。“老天，”她说，“我们怎么可以要他上场？”
号令员才说“预备”，我就偷步冲了出去。我极少犯这样的误失。重来一次，我却起步太慢。
溜完最初一百米时，我的时间是九点九秒，慢得出奇。正常应该是九点六秒。我无法像平时那样发出爆发力，渐渐落到了后面。
转第一个弯，我觉得左冰刀突然右滑。我撞倒了日本选手黑岩康志，然后重重撞上跑道边的护垫。有个摄影师的照相机摔在我身旁。我迅速站起来，取下溜冰帽，用手扶头呆了一会儿，然后向黑岩康志道歉。他重新起步，结果名列十一。
赛后，我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唉，要是转那个弯不摔倒，也许……跌倒后我再迎头赶上；天晓得，你这个混蛋，小姊姊刚死！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感受，只知道心情坏透了。
给我鼓励的人很多。家乡西艾利斯市有几千人在一条三十米长的横幅上签名，上面写着：“丹，坚强起来，要有信心，威斯康辛永远支持你。”
雪橇队送来鲜花，冰球队送来卡片，爸妈要我最亲近的哥哥麦克卡尔加里陪我。
二月十八日是一千米赛，我相信能取得佳绩。我是世界最优秀的整速度冰手之一，状况良好，自信能再溜出一次世界级的一千米成绩。我决定把这场比赛献给亡姊。
比赛当天我很乐观。我在外线，起步迅速。溜完二百米时，我领先，在四百米、六百米也一路领先。
在看台上，麦克转头对他太太说：“丹这次准赢，他已多次顺利转过了最难的弯。”
眨眼之间，在八百米处出了差错。我正要转入直线道，身体向外缘稍微倾斜过度，跌倒了，就那样淘汰出局。
我哥哥说过“丹这次准赢”，可是我们一家人后来才发现，似乎一到了奥运会我便准赢不了。
人生目标我一心想在卡尔加里奥运会中获致成就，而这期盼始自我和睦温暖的家庭。我家中有九兄弟姐妹，一家人亲掣融洽。
要了解我和我的事，得先对我的父母有点认识。每逢有人问：“你们家以和乐，有什么秘决”爸妈总是答不上来。他们不知道是怎样凭一份警察薪水和一份兼职护士的薪水把九个孩子养大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孩子能一直相亲相爱。
我们简森家的孩子却知道答案：那就是父母的榜样。父亲除了工作任职警察，还兼差开卡车，做园丁。夫妻俩努力工作，只为了要建立舒适的家；不只是我们这些孩子受益，我们的朋友也受惠。
我开始溜冰赛之后，每逢运动会或训练期间总会有人来我们家住。最近有个我童年就认识的朋友在我父母家里住了几个月，等他自己家的房子完工。他所用的我家钥匙，还是他大学时代我母亲给他的那一把。
母亲持家规矩不多，要有的话，都是处世之道方面的。便如其中有一条：如果有邀请我们兄弟姊妹其中一个出去玩，必须连我家其他孩子都一起邀。我们兄弟姊妹至今仍认为家庭在我们人生中是最重要的，原因可是在此。
父亲深信家教要严，却从来不高声叱骂。我们守规矩不是出于惩罚，而是互敬。
我们的运动天分无疑得自父亲。他不论学什么运动都会很快学会，是天才型运动员，又善于教导。
要不是大姊玛莉，我也许不会溜冰。玛莉是出色的运动员，可是到了冬天便总是生病，经常躺在屋里咳嗽不停。
父亲认为他的问题出于老呆在家里，于是找了个星期日早上带她去看附近举行的北美溜冰锦标赛。玛莉看了一会就说：“这个我做得来。”
那时她十岁，根本没碰过溜冰鞋。后来的事证明她说的对。她溜冰技术极好，成为州冠军。
另一个姊姊金妮特时常在温室里看玛莉溜冰，慢慢地她自己也溜起来了。然后黛安也溜，几个姊姊开了例之后，弟弟自然跟进；吉穆的技术中上，狄克则赢过好几次州冠军，并在全国少年组赛获得第三。他是麦克和我的启蒙教练。
我首次参加比赛时只有四岁。麦克和我其实喜欢掷雪球、滑坡，不怎么喜欢比赛。运动会的人常要用铜板或糖果贿赂我们走到起步线去。
几乎每一次比赛至少有三个简森家小孩参加。父母把整个周末花在我们的比赛上，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父亲在警察局当下午四点钟到午夜的班，星期五夜里下班回家便开始磨溜冰的刀刃。通常有五双溜冰鞋要磨，约需要两个小时。
母亲则为我们准备三明治，然后他们大约凌晨两点半钟上床睡觉，五点半起床，开车送我们去参加比赛。如果比赛在星期日举行，还要到教堂去一趟。他们不论多忙，总是有时间带我们到各处去。
早年的事有一件我记得特别清楚。九岁那年，麦克和我同往明尼藓达州参加全美锦标赛。麦克在他的组里获得胜，拿到他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我也极有希望在我的组里获胜。可是一次转弯碰到了划分跑道线的橡皮小管。这步误失使我以轻微之差失去了全国冠军衔。
我哭了起来，在母亲替我脱溜冰鞋的时候，在整个颁奖典礼中哭，回到车上又哭。六小时后我们回到家门口，我还是在哭。
回家的途中，父亲全程一言未发。我们下车时，他轻声对我说：“你要知道，丹，人生不止是在跑道上溜冰。”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这句话的真意。
奥运之梦几兄弟姊妹之间，我算是好手，但并非最好。多年来，最好的一直是大我一岁半的麦克。他和哥哥狄克都是高手。然后我十四岁了，开始发育，忽然成了最常在比赛中获胜的那一个。
我因此立了志向，也更清楚该怎么做。我发现自己深爱溜冰——至今未变。有人说过，作家并不是自己挑的，而是写作选了他。我想溜冰也一样。
我赢的次数越多，越肯定溜冰是我的至爱。我那时是足球校队队员，可是我决定退出球队。
我对父亲说：“爸爸，我要退出足球队，专心溜冰。”
父亲热爱足球，而我竟然要放弃这种运动，我知道他会很遗憾。可是他说可以，只要我喜欢就行。
这决定使我的生活起了剧烈的改变。我细心安排那一学年的课程，让我大部分日子都可以在下午两点钟就放学去公园练习溜冰。练习两小时后，我回家做功课，吃晚饭，然后再去溜冰场。
一九八三年我首次入选世界杯赛美国青年代表队，十一月和十二月间到欧洲集训了六个星期。在第一次海外比赛中，我创下了青年组五百米赛的世界记录。
高中最后一年，我的朋友大多数忙着进大学，我则一心想着一九八四年冬季奥运会。我十八岁时，取得赴萨拉热锅奥运会参加五百米与一千米赛的资格。
我能够参加奥运会，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是那次奥运会中最年轻的溜冰选手，也是最年轻运动员之一。一切都令我心醉神迷。
这次运动的种种尽如我想像。父母都到了，让我异常高兴——以往他们常在周末驾车送我去参加小市镇运动会，如今我终于得以报答，让他们有机会到这样的地方游历。当时的萨拉热锅是浪漫得令人惊奇的地方，想到当地后来发生的事，令人伤感。
我参加我的第一场奥运竞赛——五百米赛——时，心情远没有选拔赛那么紧张。那时候，能入选美国队已是我的主要目标，如今还能上场比赛，那是锦上添花。可能是由于心情轻松，我溜出的时间极好，一度排名第三。
后来加拿大的盖坦·布舍胜过了我，取得铜牌。可是我一点也不气馁，自知是世界第四最佳的速度溜冰手，而且才十八岁，来日方长。那一刻改变了我的生活。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这是我未来的目标。
回想起来，一九八四年萨拉热窝奥运会是我唯一的“纯粹”奥运会。我去时并无奢求，但意兴昂场；如果赢得奖牌，很好；赢不到，也无所谓。我只想尽力而为。
从萨拉热锅回到家，我才起了痛失铜牌之憾，因为只输零点一六秒。我首次感觉到奥运奖牌的诱惑与力量。从那时起，我参加奥运会再也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珍姊于我我要全心投入溜冰的决定，在我们简森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没有人为此敲锣打鼓。全家人看到我在萨拉热锅的表现，当然高兴，但更因所有兄弟姊妹各自的成就而引以为荣。
在家里，我不过是众多子女其中一个，而且是老幺。在那么大的家庭，难免有大孩子、小孩子之分。珍、麦克以及我都是不必做家务的小孩子。
我们这三个小孩子里，珍是最敏感最玩不起的一个，而麦克和我都是男孩子，一有机会就招惹她哭。有一次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们小心地把巧克力碎块放在他全身各处，看是否会溶化。巧克力果然溶化，珍醒来一看，哭了，一如我们所料。
珍也有她坚强的一面。她十四岁那患了脊柱侧凸症，要戴矫正支架，每天戴二十三小时。支架极不舒服，她整晚在床上翻来复去，但仍谨遵医嘱，只在洗澡时把支架除下。由始至终，我没听过她诉一句苦。
她又是很宽仁大度。尽管麦克和我那么招惹她，她长大以后还是常开车带我们出门。
虽然我不断淘气折磨她，可是我们一直亲情特殊，彼此讲心里话，这在姊弟之间是很少的见的。
珍一生只想做两件事——做护士、做母亲。她去世前，两桩心愿都实现了。她毕业于护理学校，婚后有两个女儿。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珍生下第三个女儿。起初一切正常，但后来例行验血发现有问题，医生把珍召回医院。
二月四日早晨我练完溜冰回家，立刻感觉到有事不妙，因为父亲眼睛是红的。
“她们诊断珍患了白血病，”哥哥吉穆说。
我知道这是严重的病，但心里不愿相信这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该怎么治？”
吉穆连连摇头。“白血病通常是绝症。”
我走过去紧抱住父亲，脑袋里都乱了。我有生以来从未遭遇过大苦大难，顶多是练习时表现不好，或是哪一次世界杯赛未入前三名。珍的事我难以承受。我不断地想：为什么？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我们家全家认定是在珍家见面，谈谈该怎么办。我开车往珍的家里去时心想，也许只是恶梦一场，可是一到所有哥哥、姊姊、姻亲都在场，我知道这是真的了。我走向珍，接着她。
白血病的治法首先是找到骨髓相配的人。抽取骨髓移植到病人体内。运气很好，琼和我完全合适，我们都极愿意捐赠。医生选了琼，因为我以前患过单核细胞增多病。
移植手术在一家癌症医院里做。原以为她只需住院几个星期，结果时间长得多。那是因为出现了种种问题，专科医生等了远逾原先所料的时间才能替她动移植手术。
有一次，医生告诉她可以回家，稍后再来医院做手术。她说：“不，我要留院，我告诉过小女儿，妈病好了就回来。如果我现在回去，她们会以为我已经好了。”
珍始终坚信能战退病魔。她勇敢得令人难信，甚至风趣不减。有个医生用他发明的特殊治癌法为珍治疗，珍看着他，貌似正经地问道：“慢着，这方法你以前用过没有？”
十月上旬，她终于回家了。我虽然长期在外参赛，并为一九八八年卡尔加里奥运会受训，还是在启程赴欧洲受秋季训练前抽空去看她。她因接受辐射治疗，头发已尽脱，但看来清秀依然。我们在她的院子里谈话，有笑有泪。
骨髓移植起初似乎奏效，那个秋天珍过了几个星期正常人的日子。十二月，我回美国参加奥运会选拔赛，刚溜完第一场五百米赛，抬头只见父亲站在那里。我一看他脸色便知道不是好消息。
“珍的病恶化了，”他说，“必须回医院去。”其后除了一次短暂的回家逗留，珍没再离开过医院。
父亲都很不好受，因为他们一直在奥运选赛中看我比赛，没有和珍在一起。我难过极了；姊姊正步向死亡，我竟然集中心力于溜冰这样无关紧要的事。珍自己也过意不去，觉得为大家添了很多麻烦。
二月，世界杯短程速度溜冰赛在西艾利斯举行，不过珍不可能到溜冰场来观赛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为之振作起来。多年前，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在一起，珍说：“丹赢得得世界杯的时候……”她的语气很肯定；她说的不是“如果”。
卡尔加里奥运动会之前一星期，她预言成真，我赢得我第一个世界标速度溜冰冠军，是继一九八○年艾利克·海顿之后赢得此衔的第一个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