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
择偶记——朱自清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县份的乡下住着。家里人都在那里住过很久，大概也带着我；只是太笨了，记忆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知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是好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记得是十二岁上，那边捎信来，说小姐痨病死了。家里并没有人叹惜；大约他看见她时还小，年代一多，也就想不清是怎样一个人了。父亲其时在外省做官，母亲颇为我亲事着急，便托了常来做衣服的裁缝做媒。为的是裁缝走的人家多，而且可以看见太太小姐。主意并没有错，裁缝来说一家人家，有钱，两位小姐，一位是姨太太生的；他给说是正太太生的大小姐。他说那边要相亲。母亲答应了，定下日子，由裁缝带我上茶馆。记得那是冬天，到日子母亲让我穿上枣红宁绸袍子，黑宁绸马褂，戴上红帽结儿的黑缎瓜皮小帽，又叮嘱自己留心些。茶馆里遇见那位相亲的先生，方面大耳，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布袍布马褂，像是给谁穿着孝。这个人倒是慈祥的样子，不住地打量我，也问了些什么书一类的话。回来裁缝说人家看得很细：说我的“人中”长，不是短寿的样子，又看我走路，怕脚上有毛病。算算让人家看中了，该我们看人家了。母亲派亲信的老妈子去。老妈子报告是，大小姐个儿比我大得多，坐下去满满一圈椅；二小姐倒苗苗条条的，母亲说胖了不能生育，像亲戚谁谁谁；教裁缝说二小姐。那边似乎生了气，不答应，事情就算了。
母亲在牌桌上遇见一位太太，她有个女儿，透着聪明伶俐，母亲有了心，回家说那姑娘和我同年，跳来跳去的，还是个孩子。隔了些日子便托人探探那边口气。那边做的官似乎比父亲的更小。事情已到九成九，忽然出了岔子。本家叔祖母用的一个寡妇老妈子熟悉这家子的事，不知怎么教母亲打听着了。叫她来问，她的话遮遮掩掩的。到底问出来了，原来那小姑娘是抱来的，可是她一家很宠她，和亲生的一样。母亲心冷了。过了两年，听说她已生了痨病，吸上鸦片烟了。母亲说，幸亏当时没有定下来。我已懂得一些事了，也这末想着。
光复那年，父亲生伤寒病，请了许多医生看。最后请着一位武先生，那便是我后来的岳父。有一天，常去请医生的听差回来说，医生家有位小姐。父亲既然病着，母亲自然更该提心我的事。一听这话，便追问下去听差原只顺口谈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便在医生来时，教人问他轿夫，那位小姐是不是他家的。轿夫说是的。母亲便和父亲商量，托舅舅问医生的意思。那天我正在父亲病榻旁，听见他们的对话。舅舅问明了小姐还没有人家，便说，像×翁这样人家怎未样？医生辩，很好呀。话到此为止，接着便是相亲，还是母亲那个亲信的老妈子去这回报告不坏，说是脚大些。事情这样定局，母亲请轿夫回去说，让小姐裹上点儿脚。妻嫁过来后，说相亲的时候早躲开了，看见的是另一个人。至于轿夫捎信儿，却引起了一段小小风波。岳父对岳母说，早教你给她裹脚，你不信；瞧，人家怎末说来着！岳母说，偏偏不裹，看他家怎末样！可是到底采取了折衷的办法，直到妻嫁过来的时候。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
感情的碎片——萧红
近来觉得眼泪常常充满着眼睛，热的，它们常常会使我的眼圈发烧。然而它们一次也没有滚落下来。有时候它们站到了眼毛的尖端，闪耀着玻璃似的液体，每每在镜子里面看到。
一看到这样的眼睛，又好像回到了母亲死的时候。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她病了三天了，是七月的末梢，许多医生来过了，他们骑着白马，坐着三轮车，但那最高的一个，他用银针在母亲的腿上刺了一下，他说：
“血流则生，不流则亡。”
我确确实实看到那针孔是没有流血，只是母亲的腿上凭空多了一个黑点。医生和别人都退了出去，他们在堂屋里议论着。我背向了母亲，我不再看她腿上的黑点。我站着。
“母亲就要没有了吗？”我想。
大概就是她极短的清醒的时候：
“……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
我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取出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
“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
花盆里的金百合映着我的眼睛，小洋刀的闪光映着我的眼睛。眼泪就再没有流落下来，然而那是热的，是发炎的。但是那是孩子的时候。
而今则不应该了。
一句平安祝福也许无力于生活的风浪，但心中多珍藏一份关爱，就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勇气。
美好灵魂的对视和交流——冯政
那是一个春天里的好天气，可我却绝望到了极点。一个人缩在北行的列车里，窗外的无边风景与我无关。
车过临沂时，上来一个青年。手里卷着本书，指着对面的空位问我：“可有人？”
我戒备地看了他一眼，车里很空，他也似乎来回地走过，而自己毕竟是一个独行的女孩……越想越怕。倒是朴素的装束隐约的局促多少解除了一点儿我的担心。
我勉强地摇了一下头，依旧理我的东西。旅行包的拉链坏了，只好把一些东西倒到另外一只包里。不小心，一包贝壳从小几上滑下来，散了一地。他急忙俯下身去，替我一一拾起。明澈的目光闪着兴奋，很把握地问：“从海滨来，是吗？”
我点了一下头。
“是来看海，还是看朋友，还是兼而有之？”
“算第一种吧。”
“跑这么远，只为了看海！”
他对我的谎言倒是颇为欣赏：“没有读过高中的女孩就显得没有个性。”顿了顿又说：“你一定是个大学生，而且比我小。”
“可我却工作了，而且也一定比你大。但我看出你一定是个学生。”我也描着他的口吻说。
待我报出年龄后，他单纯地笑了，很友善，很坦荡，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小伙伴。他仍然固执地说：“如果让别人来评判，一定都会说是我大，也许是因为我长得苍老的原故。”
我被他逗乐了。许多天来，我似乎忘记了自己也还会笑。
他很幽默，也很健谈。告诉我再过两个月就毕业了。是学市场营销的，想从销售干起，而且要不断地向更高目标奋进……看见他的踌躇满志和飞扬的神彩，我忆起了自己刚毕业时的一些情形，但我却不忍心向他泼一点冷水。
不知什么时候，广播里传出那首让人荡气回肠的《滚滚红尘》。
“很喜欢三毛，是吗？”
我点了点头，告诉他《滚滚红尘》是三毛演绎的另一位天才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恨情仇。
他听得很专注。末了问我：“你一定也恋爱过。”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一丝凄然的感觉悄悄地掠过心隅。
他说他还没有真正地恋爱过，但他很向往那天荒地老的故事。
下车后他才告诉我，他一上车就发现我很忧郁，思忖再三才决定坐我的对面，想陪我说说话，想让我快乐……我顿觉心如潮涌，什么东西在升拔，什么东西将蜇伏。面对茫茫的尘世，有什么比美好灵魂的对视与交流更让人心动。
握别时，他郑重地向我道一声：“一路平安！”我目送很久。
三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那句平安祝福和那位萍水相逢的沂蒙山青年。一句平安祝福也许无力于生活的风浪，但心中多珍藏一份关爱，就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勇气。
只要有一个正确的大方向，有爱的支持，没有什么是做不到。
看不见的爱——许丽雯
夏季的一个傍晚，天色很好。我出去散步，在一片空地上，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和一位妇女。那孩子正用一只做得很粗糙的弹弓打一只立在地上、离他有七八米远的玻璃瓶。
那孩子有时能把弹丸打偏一米，而且忽高忽低。我便站在他身后不远，看他打那瓶子，因为我还没有见过打弹弓这么差的孩子。那位妇女坐在草地上，从一堆石子中捡起一颗，轻轻递到孩子手中，安详地微笑着。孩子便把石子放在皮套里，打出去，然后再接过一颗。从那妇女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是那孩子的母亲。
那孩子很认真，屏住气，瞄很久，才打出一弹。但我站在旁边都可以看出他这一弹不一定打不中，可是他还在不停地打。
我走上前去，对那母亲说：
“让我教他怎样打好吗？”
男孩停住了，但还是看着瓶子的方向。
他母亲对我笑了一笑。“谢谢，不用！”他顿了一下，望着那孩子，轻轻地说，“他看不见。”
我怔住了。
半响，我喃喃地说：“噢……对不起！但为什么？”
“别的孩子都这么玩儿。”
“呃……”我说，“可是他……怎么能打中呢？”
“我告诉他，总会打中的。”母亲平静地说，“关键是他做了没有。”
我沉默了。
过了很久，那男孩子的频率逐渐慢了下来，他已经累了。
他母亲并没有说什么，还是很安详地捡着石子儿，微笑着，只是递的节奏也慢了下来。
我慢慢发现，这孩子打得很有规律，他打一弹，向一边移一点，打一弹，再转点，然后再慢慢移回来。
他只知道大致方向啊夜风轻轻袭来，蛐蛐在草丛中轻唱起来，天幕上已有了疏朗的星星。那由皮条发出的“噼啦”声和石子崩在地上的“砰砰”声仍在单调地重复着。对于那孩子来说，黑夜和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
又过了很久，夜色笼罩下来，我已看不清那瓶子的轮廓了。
“看来今天他打不中了。”我想。犹豫了一下，对他们说声“再见”，便转身向回走去。
走出不远，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瓶子的碎裂声。
知耻而后勇，有痛的感觉就没有失去生命力。
美丽的岐视——张晓光
高考落榜，对于一个正值青春花季的年轻人，无疑是一个打击。8年前，我的同学大伟就正处于这种境地。而我则考上了京城的一所大学。
当我进入大学三年级时，有一日大伟忽然在校园里寻到了我，原来，他也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员了。
“祝贺你——”我说。
“是该祝贺。你知道吗？两年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完了，没有什么出息了，可父母对我抱有很大希望，我被迫去复读——你知道‘被迫’是一种什么滋味吗？在复读班，我的成绩是倒数第五……”
“可你现在……”我迷惑了。
“你接着听我说。有一次那个教英语的张老师让我在课堂上背单词。那会儿我正读一本武侠小说。张老师很生气，说：‘大伟，你真是没出息，你不仅糟蹋爹娘的钱还耗费自己的青春。如果你能考上大学，全世界就没有文盲了。’我当时仿佛要炸开了，我噌地跳离座位，跨到讲台上指着老师说：‘你不要瞧不起人，我此生必定要上大学。’说着我把那本武侠小说撕得粉碎。你知道，第一次高考我分数差了100多分，可第二年我差17分，今年高考，我竟超了80多分，我真想找到张老师，告诉他：我不是孬种……”
年后，我回到我高中的母校，班主任告诉我：教英语的张老师得了骨癌。我去看他，他兴致很高，其间，我忍不住提起了大伟的事……张老师突然老泪横流。过了一会儿，他让老伴取来了一帧旧照片，照片上，一位书生正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微笑。
张老师说：18年前，他是我教的那个班里最聪明也最不用功的学生。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像你这样的学生，如果考上大学，我头朝地向下转三圈……’”
“后来呢”我问。
“后来同大伟一样，”张老师言语哽咽着说，“对有的学生，一般的鼓励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用锋利的刀子去做他们心灵的手术——你相信吗？很多时候，别人的岐视能使我们激发出心底最坚强的力量。
两个月后，张老师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4年，我出差至京，意外地在大街上遇到大伟，读博士的他正携了女友悠闲地购物。我给大伟讲了张老师的那席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大伟突然泪流满面。
在那以后的时光里，我一直回味着大伟所遭遇的满含爱意却又非常残酷的岐视，我感到，那“岐视”蕴含着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对大伟和那位埃菲尔铁塔下留影的学生而言，在他们的人生征途中，张老师的“歧视”肯定是最宝贵最美丽的。
这位跃跃欲试的医科生，第一次跟随导师到病房去。
堵塞的听诊器——刘庸
我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有一半已经忘掉了，但我第一次跟导师到医院病房去时所得到的教训，却仍像灯塔般指导着我。
在医院的头两年，我们挨过了解剖学、生物化学以及所有其他看来无关的科学课程。终于，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在那些临床前期学科上，可以去看看真正的病人了。我们六个学生紧张地站在内科病房里。
我们站在第一个病人的床尾，个个穿着挺括的白袍，口袋里插满了各类手册和医疗器具，但就是没有听诊器。导师要我们把听诊器留在护士室里。
我们的导师是内科的专科住院医生，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番。“这位是沃特金斯先生，”他说，我们已经预先向他说清楚你们今天会来，他并不介意你们骚挠他。你们可以试试听他的心脏，不用焦急，慢慢听好了。他患的是二尖瓣狭窄症。这是个很典型的病例，你们以后未必有机会再见得到同样的病例。”
我们学过二尖狭窄病的理论，知道患者其中一个心瓣的口会变得狭窄。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听过心脏的声音，但都能说出即将听到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先是响亮的心搏声，即瓣膜打开时的扑通一声，然后是这种病特有的两声杂音。
导师把自己的听诊器递给我们。“不要急，”他对我们说，“用心听。沃特金斯先生瓣膜打开时那扑通一声是特别响的。”
我们轮流用听诊器认真地听。我们神情专注，不时点头。“噢，有了，听到了。”我们都这样说。我们人人一听到那些心跳时，就面露喜色。我们感谢导师对我们解释得那么清楚。
上完这堂课，我们回到护士室，坐了下来。“大家都明白了吗？”导师问。我们都点头。导师二话没说，就把听诊器的螺丝慢慢旋出来。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钳子，把他事先塞在听诊器管子里的大团棉花拉了出来。原来听诊器是失效的，根本不可能听到声音。我们谁也不可听到心跳声，更不用说瓣膜打开时的扑通声。
“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他说，“如果你们没听到，就说没听到。如果你们没听懂人家的话，就老实告诉他们。假装知道是什么回事，也许可以欺骗你们的同事，但是对你自己，或你们的病人，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当时我们都觉得无地自容。到了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体会到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堂医学课。
短短的四段文句，让我找到内心深处的挚情。
一封信改变此生——高永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