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心，我想大概就这样了，我的天啊！可是我非常爱你啊！好好保重，照顾自己，永远记住，我爱你甚于生命中的一切，我只是忘了告诉你。
我爱你。
比尔圣诞夜的最后一支舞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让我知道父子之间的爱可以那么强烈，那么有意义，这真是幸福和智能的礼物。
最后一支舞——里克·奈尔斯
我小时候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忙捡薪柴。我爱这差事。通常都是我和父亲到森林里去劈砍薪柴，我们两个男人完全不输给健壮的伐木工人。我们分担彼此的工作，使我们的家人获得温暖。没错，他教我要做个养家的人，那是种很美好的感觉！我们常打赌我能在五百斧内，把一大块结节的老树干劈开，我使劲去砍，大多时候我赢了，但是我想那是因为他总是给我很多机会，因为他看到柴块终于裂开时，最后那一斧（第499斧）强力的劈砍，我是多么得意而快乐。然后，我们流着汗水，在严寒中将一雪车的木柴拉回家，走向有美食及温暖舒服的炉火旁。
我一年级时，常在礼拜二晚上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常看的节目有：《韦艾特尔普》（WyattEarP)、《夏安族人》（Cheyenne）、《独行者》（Marerick）、《糖塔》（SugarLoaf）。他让我彻底相信过去曾经和某些剧中的演员骑过马，因为他总是在事情发生前告诉我，使我深信不疑，他说他太了解他们，因而能预知他们的行动。我好得意，因为父亲曾是个牛仔，而且还跟最好的牛仔骑过马。我到学校向朋友炫耀，他们取笑我，认为我父亲吹牛，我为了维护他的名誉，便常和他们打架。有一天我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父亲看到我撕裂的裤子和破皮的嘴唇，就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怎么回事。最后，他也只好实话实说，我虽然觉得很难堪，但还是很爱他。
我十三岁时，父亲开始打高尔夫球，我是他的球童，只要我们远离俱乐部，他会让我挥几杆，我也因此迷上了高尔夫球，而且打得很好。有一次父亲带两个朋友一起去打球，我们还联手打败对方，我笑逐颜开，我们真是同心协力，合作无间。
父母的次爱是跳舞，（至爱是我们这群孩子）他们一起跳舞时真是一对璧人，舞厅里的群众戏称父母是舞林里最佳的M&M组合（父亲名马文(Marvin)，母亲名马馨(Marxine)），跳舞使他们美梦成真，他们专心跳舞时春风满面，我和两个姐姐南西和茱莉也都常跟着参加婚礼舞会，一家人都很狂热。
每逢周日早晨礼拜后，父亲和我便负责准备早餐，在煮燕麦片和葡萄干时，我们就在母亲刚打完蜡、洁净无瑕的地板上练习踢踏舞，而她也从没抱怨过。
随着我年纪渐长，我们的关系也似乎愈来愈疏远。进入高中时，课外活动就占去我很多时间，我的同党也都是运动员和玩音乐的高手，我们常一起运动、在乐团里玩乐器、追女孩。我记得父亲开始上夜班，不再参加我的活动时，我觉得难过又寂寞，只好沉浸在曲棍球和高尔夫球中，我当时气忿的态度是：“等着瞧吧！没有你在，我还是一样能出类拨萃。”我还同时担任曲棍球及高尔夫球球队队长，但他从没来看过我比赛，他的漠不关心似乎让我生命更失望、灰心，我需要他，难道他都不知道吗？
喝酒也逐渐成为我社交的一环，父亲不再像个英雄，充其量也只是个不了解我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我正心烦意乱。有时我们两个都喝了酒，酒酣耳热之际，似乎也拉近我两人的距离，只是过去那种特别的感觉已不存在。从我十五岁到二十六岁，我们从没对彼此说过我爱你，整整有十一年呢！
有一天早上，父亲和我正准备去上班，他在刮胡子时，我注意喉头隆起成块，我问：“爸，你脖子上长什么了？”
“我不知道，今天我要去看医生才知道。”他说。
那天早上，我第一次看到父亲面露惧色。
诊断的结果是癌症，接下来的四个月，我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眼前的一切似乎很茫然。他一向都很健康，所以看到他从一百六拾五磅重瘦到一百一拾五膀的皮包骨，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试着亲近他，但他大概心事重重，无法注意我或理会彼此的感情。
事情似乎一年不变，直到圣诞夜。
那晚我到医院时，才知道母亲和姐姐整天都在那里。我接手，让他们回家休息，走进病房时父亲正在睡觉，我便安静地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偶尔他会醒来，但他相当虚弱的喃喃自语，我听不出他想说些什么。
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半，我有点困了，就躺在医院的简便小床上睡觉。突然间，父亲叫醒我，他叫着我的名字：“里克！里克！”我坐起来，看到父亲坐在床上，脸上有着坚决的表情。“我现在想跳舞，我想跳舞。”他说。
起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才好，我只是呆呆坐在那里，然后他坚持：“我要跳舞，拜托，儿子，我们跳最后一支舞吧！”我走到床边，稍微弯身邀请了：“爸爸，你能跟我跳舞吗？”令我惊讶的是，我几乎不需扶他下床！他的力量必是来自上帝的恩赐！我们手牵手，互拥着对方，在病房内婆娑起舞。
没有任何语言足以形容那夜我们共享的爱及能量，我们合而为一，在真爱及对彼此的了解和关心中融为一体，我们这一生似乎都共享珍贵的时候——踢踏舞、打猎、钓鱼、打高尔夫，那些景象似乎都历历在目，时间并不存在，我们不需要录音机或收音机。因为所有已存在的歌曲或未来将出现的歌曲，都在空中演奏，那窄小的病房比我跳过舞的任何舞厅都大，我从没见过父亲的眼睛闪着哀伤的喜悦，我们热泪盈眶地跳着舞，因为我们正在道别，时间所剩不多，但我们再度感到彼此坚定的爱是多么伟大。
我们停下来时，我扶父亲躺回床上，因为他已筋疲力尽，他紧抓住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谢谢你，我真高兴今晚有你陪我，这对我实在意义重大。”第二天是圣诞节，父亲过世了。
圣诞夜的最后一支舞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让我知道父子之间的爱可以那么强烈，那么有意义，这真是幸福和智能的礼物。
爸，我真的很爱你，期待在天国的舞厅里的下一支舞。
从死亡中最难学的功课便是日子仍得过下去，爸坚持我们要好好活下去，直到末了，他仍关心我们，以我们为荣。
爸爸——凯莉·瓦特金斯
我三岁时父亲过世，七岁时父母再婚，我变成世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之前我对父亲的人选精挑细选，当妈妈和“爸爸”的约会一阵子后，我跟妈妈说：“就是这个人，我们接受他吧！”
妈妈和爸爸结婚时，我当花童，单单这件事就够奇妙了，有多少人能说他们曾参加自己父母的婚礼（而且真的走上红毯）？
我爸爸很以自己的家庭为傲（两年之后，我们家添了个小妹妹）。不太认识我们的人会对母亲说：“查理跟你们母女在一起，看起来总是很得意。”但不只是在外而已，爸爸还很欣赏我们的聪明、信仰、常识及对人的爱（还有我可爱的笑容）。
好景不常，就在我满十七岁之前，可怕的事发生了。爸爸生病，医生检查了几天，也找不出原因，“如果像我们这样彻底的检查都找不出毛病，他一定是没问题。”他们就告诉爸爸可以回去工作了。
第二天他下班回家时，泪流满面，我们才知道他病得很严重，我从未见过父亲哭泣，因为他认为哭是懦弱的表现（这就形成一种有趣的关系，因为我是个荷尔蒙主导的少女，看到什么就哭，连贺氏卡片的告诉也不例外）。
最后，我们还是把爸爸送进医院，这才诊断出他得的是胰脏癌，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离开人世，而我们更清楚，他至少还有三周的时间，因为下周是我妹妹的生日，再下周是我的生日，父亲会抗拒死亡，向上帝祷告来获取力量，撑到我们的生日之后。他不会让我们往后的生日都带着难受的回忆。
当有人面临死亡时，其他人的日子还是得照常过下去。爸爸非常希望我们的生命还是照旧，我们则希望维持生活中有他，妥协的结果是，我们同意继续进行“正常”的活动他则尽量参与，即使是人在医院。
有一天，我们看到父亲从病房中出来，与父亲同病房的人也跟着从后面走到走廊。“你们在这里时，查理一直都很安静，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我想你们不了解他有多痛苦，他只是尽力忍受掩饰而已。”
母亲回答：“我知道他在掩饰，但他就是这样，他不要我们难过，他知道我们看到他痛苦时会很伤心。”
母亲节时，我们把所有礼物都带到医院，爸爸在医院大厅等我们（因为妹妹太小，不能进入他的病房）。我帮他买礼物，让他送给妈，我们就在大厅角落愉快地小小庆祝一番。
第二周是妹妹的生日，爸的病情不太乐观，不方便下楼，所以我们就拿礼物和蛋糕在他那层楼的等候区庆祝。
接下来的周末是我的舞会，按惯例先在我家及舞伴家照过相后，我们到医院去，没错，我就穿着有箍衬的拖地长礼服走过医院（差点挤不进电梯。）我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爸爸脸上的表情，我知道这一切都值得，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年，等着看他的小女孩参加第一次舞会。而妹妹的年度舞蹈发表会前一天通常会有正式彩排，此时家人可尽量照相，彩排后，我们当然又去了医院，妹妹穿着舞蹈服装昂步踏过走廊，跳舞给爸看，虽然爸那样找节排让他的头相当痛，但他从头到尾还是都保持着笑容。
我生日那天，因为爸无法离开房间，我们就偷偷把妹妹带进去（护士善良地故意不看我们）。我们一起庆祝，但爸的状况已经不太乐观，该是他走的时候了，但他仍坚持到底。
那晚，医院打电话来，说爸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后，他就离我们而去了。
从死亡中最难学的功课便是日子仍得过下去，爸坚持我们要好好活下去，直到末了，他仍关心我们，以我们为荣。他临死的要求是，下葬时将一张全家福放在他的口袋中。
然后他合上了双眼，我的麻雀就此展翅飞去，飞到其他麻雀死去后的地方，他就这样离开了我，我怀里抱的是一只已无灵魂，不能行动的小鸟。
麻雀死后何处去——凯西·寇寇斯加
我小时候常问自己一个问题：“麻雀死后要到哪儿去呢？”那时不知道答案，现在也是。现在如果我看到鸟儿因邪恶的外力而沉寂无声，我知道它没死，只是某个东西杀了它；而自然带走它暗夜中失去的灵魂。
六岁时，我最好的朋友是同街的一个小男孩，我们常在我的沙箱中玩耍，讲些大人早已遗忘的话，例如怎样可以永远不要长大或讨论躲在我们床下及黑暗的衣橱中的怪物之类。他叫汤姆，不过我叫他麻雀，因为以他的年龄而言，他实在很矮小，现在想叫他麻雀实在很讽刺，因为他也死了。
我还记得我发现汤姆快死那天的情形。我在沙箱等他，心不在焉地筑着我们前一天就开始筑的沙堡，没有汤姆，我整个人好像只剩下一半而已，因此我等着他，仿佛要永远等下去似的。最后下雨了，我听到从屋子里隐约传来的铃声，大约十分钟后，母亲出来，撑着一把伞，但他的脸却湿了，我们走向屋子，就在进门前，我转身看到雨水冲刷掉我和汤姆所建的沙堡。
进门后，喝下一杯热巧克力，母亲叫我到她身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在颤抖，我马上感觉到汤姆出事了，她说之前医生检验过汤姆的血，结果是白血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用一双茫然的眼睛看他，心里沉重却明白，她说人得了像汤姆这种病就得离开人间，我不想让他离开，我要留下他来陪我。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必须见汤姆一面，必须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不是真的，于是我要校车司机让我在他家门口下车。我在门口时，汤姆的妈妈说他不想见我。她不知道她这样说已经像打碎廉价玻璃般地打碎了我的心。我哭着跑回家，回家后，汤姆打电话来，他说等我们的父母都上床后，在沙箱见面，我依约前去。
汤姆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只是苍白了点，但仍是原来的他。他说他很想念我，我们谈些大人无法懂的话题，同时重建我们的沙堡，汤姆说我们可以住在像那样的城堡里，永远不用长大，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他，我们就在那里睡着，躺在温暖的沙土上，在我们的沙堡看护下，沈浸在纯真的友谊里。
黎明前我醒过来，我们的沙堡就像个孤岛，漂荡在绿草的海里。孩子的想象力是无远预见的，露水使想象的海反射出光芒，我记得自己伸手去碰触露水，看看假想的水是否会泛起涟漪，但是没有。我转过身，汤姆将我拉回现实，他已经醒来，盯着沙堡，我也盯着看，两个人就坐在那里，沙堡神奇的魔力缠住了两个小孩。
汤姆打破沉寂说：“我现在要去城堡了。”我们像机器人一样移动，好像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实际上，我想我们心里有点明白。汤姆的头枕在我膝上，半睡半醒地说：“我现在要去城堡了，来看我，不然我会很寂寞的。”我诚心地答应我会去看他。然后他合上了双眼，我的麻雀就此展翅飞去，飞到其他麻雀死去后的地方，他就这样离开了我，我怀里抱的是一只已无灵魂，不能行动的小鸟。
二十年之后，我回到汤姆的墓前，放一个玩具城堡在他坟上，我在城堡上刻着“给汤姆，我的麻雀，有一天我会到我们的城堡，永远在那里。”
每次只要我准备好，我会回到沙箱所在，想象我们的沙堡，然后我的灵魂就像汤姆的，会变成一只麻雀，飞回城堡，飞到汤姆那里，到其他死去的小麻雀那里。重新变成一个六岁儿童，永远不要长大。
我快死了，但我不害怕。我死了，请帮我穿上红衣，妈答应我也要到天堂，她到时我可能在玩，我要确定她能找到我。
请帮我穿上红衣——仙蒂·狄荷姆斯
在我担任教育者及保健顾问的生涯中，曾见过许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有幸与这些特殊儿童相处，是我生命中的福分，他们教导我许多事情，我从泰勒身上就发现，最大的勇气也可以在最小的心灵中显现出来。
泰勒出生时便感染了艾滋病毒，他母亲也是病原携带者。从他生命一开始，他就得依靠药物才能存活。五岁时，他的胸腔开刀，在血管中插入一根管子，这根管子连接到背后所背的小包中帮浦，帮浦不断经由管子输送药物的血液中。有时，他甚至需要补助氧气来帮助呼吸。
泰勒不愿因这个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短暂的快乐童年，所以你不难发现他随时背着装有药物的背包，拖着载氧气筒的小车在后院里玩耍奔跑，认识泰勒的人，无时不对他单纯的生之喜悦及活力充沛惊讶万分。泰勒的妈妈时常跟他开玩笑，说他跑得这么快，他必须让他穿红衣服，这样，她才可以轻易地隔着窗子看他是否仍然在后院玩。
即使是像泰勒这么精力充沛的人，最后还是被这可怕的疾病折磨销蚀，他病得很严重，不幸的是，他母亲也是。当他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活下去时，他母亲跟他谈了有关死亡的事，她安慰泰勒说，她也快要死了，不久他们即可在天堂相见。
泰勒去世前几天，叫我到他病床边，在我耳边低声说：“我快死了，但我不害怕。我死了，请帮我穿上红衣，妈答应我也要到天堂，她到时我可能在玩，我要确定她能找到我。”
寇克和卫斯理很幸运，在学前教育一直有个好老师，孩子们亲昵地叫她“巴赫曼”。
别担心，没事——珍妮丝·享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