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经济制度下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因此，强调各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共性方面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具体把握一国改革的特殊性，是难以对其经济转型过程进行优化选择的。西方学者近年来十分强调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特殊条件与背景，认为如果把中国式道路搬到俄罗斯，则无异于让俄罗斯放弃种小麦而改种水稻来解决农业问题一样愚蠢（萨克斯，1992）。中国改革过程具有怎样的独到特征，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节首先介绍区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起点、目标和过程，结合转型区域经济中的空间联系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特征，来建立省际经济增长模型和进行对策分析。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包括三个主要环节：即转型的起点、转型的目标和转型的过程。这三个环节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起点和目标不同，转型的过程和方式也会不同。因此，虽然本章着重探讨的经济转型的特征。但是，为了弄清问题，对于改革的起点和目标也不能不适当地加以讨论。
一、起点
对于作为改革起点的传统计划经济的特点和弊病，国内外的学者已经做了很多描述，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一，中国的传统体制与前苏联和东欧并不完全相同，它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传统体制的这种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转型的初始条件，对改革道路的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第二，对于传统体制产生的原因，演变的过程和它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还需要进行不断的反思。第三，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是密切相连的，中国的改革以中国的传统体制为出发点，它必然会对改革的进程发生深刻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就不可能正确地面对未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不断对过去进行反思、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化体系不完备，改革成本比较小。
二、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的根本性质。当然，这一目标的确定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大体的方向问题，它的具体内容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在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上，存在的一种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目标和过程完全割裂开。认为目标是与过程完全无关的确定不变的东西，而实际上，目标和过程是分不开的。如果承认未来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承认历史最终是由人来创造的，那么就应当认识到未来的目标绝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确定无疑。相反，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和探索，不断选择和调整。在探讨经济转型的目标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把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只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而且这一目标的确立曾经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四大才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因此，市场经济过去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明确目标，现在也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改革目标的所有具体问题。
第二，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英美模式不同于德日模式，东亚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脱离具体条件而存在的一般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承认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固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更为困难的是要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的市场经济模式，而这一点恰恰不能事先根据已有的理论和经验来确定，而只能在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加以摸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目标的确定不能脱离过程，相反，要依赖于过程。
第三，中国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不仅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全新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虽然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却有待于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探索。
第四，中国的改革目标不能简单地用市场经济来加以概括，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转型的这三个目标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过程，对于这样复杂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内在规律，人们还知之甚少。
因此，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一目标虽然已经明确，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和方向。关于这一目标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还有待于人们通过实践来加以创造和选择，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更需要人们长期的探索和试验。
三、过程
人们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简单地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因而，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在短时期内实现市场化就成了过渡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静态的、无摩擦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为自由交易的秩序，因而，实现交易的自由就成了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但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联系的整体过程看，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则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化过程。价格的放开，指令性计划的取消只是最初的步骤，界定产权，实现产权关系的合理化是市场制度的基础性条件。随之而来的则是竞争秩序的建立和市场规则的形成，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政府角色的转换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结构，最后是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深刻变迁。因此，从流通到生产、从价格信号到所有制结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透过资源配置和自由交易的表象。这样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大调整、大分化、大组合。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类的潜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那么，它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
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希望与危机并存地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动态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出现了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趋势。纵向的垂直联系更多地被横向的商品关系所代替，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失业和通货膨胀成了经济周期波动的恒久主题。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了，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和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使社会和个人陷入茫然和无所适从的境地，被刺激起来的不可满足的消费欲望和冲动，大大超出有限的自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意义深远的变革如潮水一样席卷而来，社会的协调能力难以以同等的速度适应这些变革。社会的动荡可能会变成广泛持久的暴乱，社会安定受到威胁。民族国家被卷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政治的独立被经济上的依赖所削弱。最后，从历史的长河看，市场文明最鲜明地体现了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这个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内在矛盾，个人在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同时，社会与此同时却陷入了最大限度的盲目性。
因此，较为现代的社会不比传统社会更自由，从总的或绝对的意义上说较为现代的社会不比传统社会更文明，现代社会由于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而便有了更大的能力确保人类的物质福利，然而它们同时面临着更复杂的人与社会的问题并掌握了更大的行使暴力和毁灭的能力，现代社会的任务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机会，并尽最大的努力防范自己力量中的毁灭潜能以保卫自己。
简而言之，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典型的非均衡过程，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传统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伦理之间的高度整合被瓦解。市场化的潮流强烈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能否形成一种能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并能协调整合社会冲突的制度结构，构成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心问题。
四、特征
第一，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极其独到的初始条件。其一，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传统农业异常庞大，迄今农业劳动力仍占总劳动力的60%，相对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并存的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特定的运行机制下呈现出“次级化”格局。其二，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市场经济即便有一些前景，也始终没有得到适宜其发展的土壤，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有相当浓厚的制度基础。同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并未根除传统经济的封闭保守残余，另一方面还助长了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产品经济、实物配给等思想。其三，中国从发展阶段、资源条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看，具有令人惊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人均收入水平、相应的产业结构与资本形成结构的差异；自然资源的禀赋及其与人口比例的不同；发育不全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计划经济作为资源配置体系并存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在推进的深度和广度上的差异等等。
第二，双重制度并存格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持续特征。中国改革是在试验中逐步扩散的，因此转型的进程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经济主流的不同层次和方面，广泛的存在差异性。究其根源，从需求方面看，是不同经济主体从特定改革步骤与措施中所获得的私人利益与承担的私人成本各不相同，因而对改革的需求强度参差不齐。从供给方面看，是决策者权衡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需求，相应的在改革步骤上采取了差别政策。这种差异性致使中国经济生活中广泛地存在着双重经济制度并行格局。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具有从边际改革向存量改革推进的特征。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是增量改革，即不从资产存量的再分配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存量的配置上引入市场机制（林毅夫等，1993）。笔者认为在改革之初边际改革特征比较明显，但以后仅仅停留在边际改革是不够的，因为这种不彻底的改革很容易在庞大的存量赖于运作的原有制度框架中失去激励能力，以致改革进入收益递减阶段，若要改革的收益，就得继续加大边际改革的力度，由此在边际与存量之间双重机制并行格局日益加重。所以，边际改革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势必为更深层次的存量改革所取代。
第四，中国改革是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的统一。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所追求的是双重目标：一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二是通过使权力中心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研究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必须结合政治市场结构、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才能把握转型过程的方向、深度、广度等方面以及影响它的因素。
第五，转型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构成经济长期增长与发展的推动力量。就直接效应而言，转型通过改革原有的生产组织和激励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可以增加社会原有的供给总量。就间接而言，改革通过创造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而从各方面促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