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本书第31页谈及沈从文首次上讲台的情形：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在忙迫中10多分钟便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胡适耳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胡适的爱才由此显露无遗。士为知己者死，沈从文对破格重用他的胡适自是念念不忘，对这件事，沈从文有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一九二九年，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以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仅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到我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
关于沈从文首次上课的情形，我在罗尔纲笔下看到一个极富文学色彩的版本：
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台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台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这一句古往今来堪称奇绝的老师开场白，刚刚说过，就奔流似的滔滔不绝把当代中国的文坛说了一个小时。
说的活灵活现，但却与事实完全不符，一个学历史的，居然会如此信口开河，实属少见。
对罗尔纲信口开河的毛病，其老师胡适至少严厉批评过三次。
胡适第一次严厉批评罗尔纲是在1935年春天，当时，罗尔纲在《大公报》第七十二发表书评《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的书评。在这篇急就章里，罗尔纲对《聊斋文集》的批评过于随意，胡适看了此文，大为光火，他对罗尔纲说："聊斋《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面的好文章还有不少哩，你概括的说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
对胡适的批评，罗尔纲的反应是："我回到家中，立刻把适之师的教训记在副刊我那篇文章上面。几年来，经过了多少次的播迁，那张副刊，我总好好的保存着，为的是要珍重师教。"
然而，不久，罗尔纲率尔操觚的老毛病又犯了。一九三六年夏，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史论式短文，文中的结论同样下得草率、武断。胡适看了这篇文章，和上次一样生气，就写一封很严厉的信责备弟子，在这封信里，胡适有几句话显得特别语重心长："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对胡适的这次批评，罗尔纲的反应是："我读了适之师此信，叫我十分感激他如此严厉的督责我，爱护我。我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他恳切地表白我的感激。"
话说得很恳切，但老毛病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一九三七年春天，罗尔纲出版了一部《太平天国史纲》，这部书的很多结论同样很片面。胡适看了这部书，再次责备弟子说："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学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白话文哩。"对这次批评，罗尔纲的反应是："我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教训。"
不过，从罗尔纲对沈从文首次上课情况的随意渲染来看，他似乎根本听不进胡适的批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只能说明，他把老师胡适的话当耳旁风了。
胡适的另一个弟子唐德刚表面上似乎对老师很不敬，因为在文章说了不少胡适的短处（他因此被苏雪林指责为出卖老师的犹大），篇幅所限，在这里仅举两例，一是关于胡适的文凭问题：1917年，胡适应聘从美国回到北大做教授。同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封面上印着"胡适博士著"的字样。"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1927年胡适再到纽约时，才交上博士论文，经杜威先生的通融，补办了手续，校方才正式颁给他"哲学博士"的学位的。也就是说，胡适是提前十年把博士头衔戴在头上的，或者说，胡适冒充了10年的博士，也未为不可。二是胡适"把别人的祖宗据为己有"："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经三胡'说成胡适的老祖宗。因而人们觉得胡适对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实在是家学渊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当成别人的子孙，而胡氏亦默不作声，把别人的祖宗据为己有。这些都显示二十来岁的胡适对那浩如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国最高权威们的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唐德刚在文章中指出胡适年轻时所做的两件"平生憾事"，并不是和老师过不去，更不是想出老师的丑，事实上，唐德刚认为，这两件事"不足为胡适盛德之玷"："读历史的人绝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为众矢之的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学者看成大成至圣或我主耶稣。在那种排山倒海的反胡阵营之前，一个才高八斗的的浊世佳公子打点太极拳勉图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也是绝对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试问出版了十六年的'传记文学'里不诚实的故事还不是所在多有吗？青年胡适的那点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纵使是春秋责备贤者，也不应苛责于他的。"
唐德刚在文中提及胡适的两件不光彩的事，其真正目的是告诉我们："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由于"圣人"和"超人"本身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杜撰出来糊弄老百姓的，所以，唐德刚笔下的作为常人形象的胡适就显得更为真实、亲切、可信。
尽管唐德刚"剥除"了胡适身上的神话色彩，尽管他在文中提及了老师胡适的"短处"，但我以为这恰恰表明他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因为他牢记了胡适的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哪怕是对老师，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罗尔纲表面上对胡适必恭必敬，言听计从，但事实上，他根本不配做胡适的弟子，因为老师说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做学问原则，他似乎从未恪守。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老师"坏话"的唐德刚恰恰得了老师的真传。
"最杰出人，却始是最普通人。"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读了鲁迅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才知道柔石这位作家的。从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和柔石的关系非同寻常。
"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柔石在上海时，最亲近的人恐怕就是鲁迅了。他那时住在景云里，和鲁迅的寓所相隔不过四五家门面，有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鲁迅家，帮鲁迅做一些琐事，如抄稿件、送稿费等，他被捕时，口袋里还装着鲁迅和书店签定合同的抄本。白莽和冯雪峰都是经柔石的介绍才认识鲁迅的。关于鲁迅和柔石的亲密关系，冯雪峰的一段话可以验证：
"柔石的朴实和忠厚的性格，以及他在鲁迅先生对他的友谊和爱里面所表现的自然与纯真，也是我什么时候一想起，都栩栩如生，好像就在眼前一样的。
我那时感觉到，现在也同样感觉到：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慈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却并非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鲁迅先生也是像一个父亲似的对待他的。"“1”
正因为一个像父亲，一个像儿子，鲁迅悼念柔石的文字就显得格外悲愤沉痛，他对柔石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带有感情色彩了。
"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在鲁迅笔下，柔石善良、厚道，品德近乎完美，这样的人当然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但却让人敬而远之。面对这样一个品德上近乎完美的人，凡庸如笔者恐怕只能充满敬意地仰望他，而不敢存向他学习向他看齐的念头。不过，笔者最近偶然看了一本《柔石日记》，这才发现，柔石有杰出、高尚的一面，也有凡俗、普通的一面，而且普通得和笔者不相上下。
鲁迅和柔石是怎样认识的？对此，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只作了简单的交代："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哪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
柔石确曾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但那时他们根本不相识。后来，柔石在上海流浪，生活无着，想卖文为生，他一开始去找鲁迅是有着很实际的打算的。柔石本来并不住在景云里，他是为了找鲁迅方便才搬到景云里去住的。
"在法租界一个小亭子间，我找到了他，默默握手，彼此好一会说不出话来。后来终于开口了，谈了一些故乡暴动情形，朋友近况，以及他出走经过以后，我问他目前生活如何，以后打算怎样。
'很困难。'他说。
于是从抽斗里取出两厚册《旧时代之死》的原稿，翻了翻，说：
'暂时只好靠这部稿子。'
'稿子出路找好了吗？'
'还没有，打算去找鲁迅先生。'
对于鲁迅先生，他那时还不怎样熟，不过很久以前在北京某大学旁听时见过面。他相信鲁迅先生一定肯帮助的。
他说的没错。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已经住在闸北景云里了，离鲁迅家很近，在那里吃饭，而且在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下，他和几个朋友办了一个小小的刊物，那便是大家知道的《朝花》。"“2”
原来，柔石找鲁迅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生计，为稿子找出路。柔石在给兄长一封信中也谈到此事：
"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3”
柔石找鲁迅的动机谈不上高尚，但也不能算市侩，换了任何一个人，处在同样的困境，恐怕也会产生同样的念头。柔石有这样功利的念头，不仅无损于他革命烈士的高大形象，反而让这个形象变得真实、生动起来。于我而言，看到这样的细节，我就不止敬佩柔石，而且也开始喜欢这个人物了，因为这样的柔石就不仅是教科书里供人仰望的英雄，也是生活中让人信赖让人敬畏的兄长了。
在敌人的牢房里，柔石大义凛然，义正词严，显示了一种大无畏的勇气；而在《日记》中，柔石显露了另一种勇气--自揭其短，自剖其心。
"二月十一日一回想我这半月来的生活，我就不觉泪珠的流出眼中了！我的身陷入堕落破坏的生活之网里，我竟成被擒之鱼了！┅┅每天起床总是日上三竿，非但邻家的小孩，说他的早餐早已吃了，就是我家的炊烟也早毕歇。
┅┅夜里简直无从说起，不知做些什么事，大概和黑暗之气同化而同去了。然而刺激性和兴奋性异常强烈，同房异床计也破坏了，反而夜夜要求她。是结婚到现在所没有的奇怪，心如火一样，安慰的是温暖的柔身，简直自笑是成了蝗虫了！┅┅以至精神愈萎靡，身体愈疲乏，日出三竿，才能起来了！书籍只有在身后自形懊伤，我也没能力去安慰它。学校中的理想只有任它在九霄云外怨恨，我更没有法子去追悼他。竟之，我是个沟渠中的孑孓，堕落青年了！"“4”
因为看不到理想，人就变得萎靡颓废，内心的苦闷也就通过性的方式发泄出来。梦醒了而又无路可走的青年，恐怕都有过类似的消沉、挣扎。看了这则日记，我们感受到了柔石当年的苦闷，但与此同时，也会为他的真诚自剖而肃然起敬。
"十月十日一场好梦，也是我作客他乡的安慰。我眠在一间华美的房的床上，在我脑中袅娜的意人儿，坐在我的身边。许多人忽然出外了。我就邀伊同睡，好似对我的夫人一样。伊再三说不好，这在我们有礼教的关系。我恨极礼教，而且说伊是一个未明了人生问题的女子。最后，伊的娇态终为肉欲所感动，伊的贞洁终为我的真义所战胜了。"“5”
在道学家眼中，柔石的"一场好梦"也许是一种邪念的体现，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这种"不健康"的梦定然源自内心深处一种不洁的念头。但我同意柔石的看法，这是"一场好梦"，也是他"作客他乡的安慰"。在我看来，柔石越做这种放纵的梦，越表明了他当时的生活之严谨。白天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夜里，在梦里，就难免"越轨"了。
"五月二十三日今天的这一次举动--兽性的指头行为，真使我痛骂自己不是一个人，还不值得撕碎喂那头野狗！实在想不通，所谓人是如是的一件东西。所谓有神圣的心灵的人类，也是如是做的和下等蝗虫一样的动物！外界的刺激，真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刺激，竟使我内心的肉欲火焰猛烧起来。自己是知道的，这是一种青年的罪恶，用了多少清凉的水来倒注--看书呵，散步呵，和朋友谈笑呵，结果仍然无效。我也认清，这有一种特别的内部发泄作用，成于精神的不安宁，和思想的不正当，--早晨三点钟时不安眠，所以有这一次的结果。"“6”
我很佩服柔石，连手淫也敢在日记里老老实实交代一番。其实，柔石没必要为此自责，因青春期骚动而染有此癖者，大有人在。这算不上罪恶，如果是偶或为之，恐怕连缺点都算不上。柔石把这一行为斥之为"兽性的指头行为"，并因此"痛骂自己不是一个人，还不值得撕碎喂那头野狗！"，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从柔石的强烈自责中，我们实在可以看出柔石的过于纯真的一面。
周作人在散文《文艺与道德》曾说："这是一个很古的观察，那最不贞洁的诗是最贞洁的诗人所写，那些写得最清净的人却生活得最不清净。"由此可知，《柔石日记》里"不贞洁"、"不清净"的内容恰恰反映出当时柔石的贞洁和清净。
谢泳曾说：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诚哉斯言，别人写"自己"，如同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自己写"自己"，才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鲁迅笔下，柔石是个腼腆的不善交际的人，尤其和女性在一起，他显得很拘谨。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
柔石不善和女性交往，但他很尊重女性，对重男轻女者十分反感。柔石的同乡魏金枝曾说："柔石是非常热忱的，对于他所敬佩或处境困难的人，总是无微不至地加以体贴，有时甚至带些母性的温柔。对于女性的照顾，也是如此。据说，他对自己的子女，也是特别疼爱他的女儿，往常出门，总是带着女儿，向重男轻女者表示抗议。对于侮辱女性的人，他总是特别强烈地厌恶他们，甚至和他们绝交。"“7”
说柔石"迂"、不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也许不太确切，至少，柔石的妻子吴素瑛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早在柔石在杭州读书时，吴素瑛就因为丈夫和一个未婚少女通信而和丈夫争执起来，以下是二人的对话：
"我不明了你这话！还有，你对胡君说，将来定走两条路。"
"什么两条路？"
"一条，你说过又忘记了吗？剃发入山，想做和尚；一条，宿娼娶妾，想入下流。到底什么意思想出这二条路来？你毫不顾念到我吗？"
"我们要好了的朋友谈天，常有一时想到，不顾前后的话。很多的毫没意思。不过，譬如你方才对我的态度，很使我想到这两条路上去。你自己想想，我不过一句平常的话，你就看作霹雳在你的心里响一般厉害，好似我是一个堕落的恶棍，你是太冤枉而欺侮我！我生了二十二年，对于过去一切行为，我毫没有负人一回的事情，何况对你！"
"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是应该的吗？"
"也并不应该？┅┅好的，不应该罢！"
"我一切可随你，我决不阻挠你心上所计划而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也没能力来阻挠你！我更和你讲，假如你有心爱的，你确好同她重结婚，你的父母不承认！我也代你设法。"
"不许再讲这话！因为你的话，是越讲越没道理！我想不到你的心存着对我是这么一种颜色！素瑛呀！辜负了共处的这四年，你我心灵之域上还隔着这样辽阔的沟，不过，今夜决不要再说了！"“8”
那时候，柔石的确没有外遇，所以，吴素瑛的怀疑是冤枉他了。然而，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却不忍责怪吴素瑛的疑神疑鬼。男人是文质彬彬的书生，且长年在外读书；自己是土里土气的村妇，且大字不识几个，害怕男人有外心，担心自己被抛弃，也算人情之常。事实上，当柔石从家乡跑到上海后，吴素瑛担心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在杭州读书时，柔石起码寒暑假还是回家的，等他到了上海后，便经年累月不回家了。妻子吴素瑛也就越来越不放心了。请看柔石1929年的一则日记：
"十一月二十六日昨天接到父亲底信，云：帝江弟妹（柔石的子女--笔者注）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素瑛一心要出外，意不愿任我一人在外，逍遥自在。于是母亲叮嘱我年内归家一次，以安家人之心。我读了信，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9”
吴素瑛后来有没有到上海找柔石，我们不得而知，但柔石没有回家却是肯定的，因为，其时，柔石已和冯铿堕入爱河，他正苦苦思索"如何解脱"的办法，不过，两全之策是找不到的，要成全自己的恋爱，就只好对不起糟糠之妻了。当吴素瑛拉扯一女二子在乡下吞咽苦难时，柔石正在大上海啜饮甜蜜的爱情，下面这封他写给冯铿女士的短函，足以说明他和冯女士的关系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晚上没得见你，而且空使你跑一趟，心一时颇不安；我就将这不安在你的纸条上吻了三次，不，四次，我想，'我们有明天，后天，永远的将来的晚上┄┅'我的小鸟儿，祝你夜安！"“10”
柔石和冯铿是革命的同志，生活的伴侣，文学的知音，对两人的相爱、同居，笔者理解且尊重。但笔者困惑的是，当我们在赞美柔石冯铿的革命恋情时，为什么不关注一下弱女子吴素瑛的内心凄苦，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站在弱女子吴素瑛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柔石和冯铿相爱当然无可厚非，但对吴素瑛来说，这却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一方面，作为妻子，她苦苦拉扯着三个孩子；另一方面，作为弃妇，她妻子的身份其实有名无实。当然，丈夫的移情别恋她可能并不知悉，然而，一直被蒙在鼓里岂不更可悲了吗？
知名学者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曾和一位德国少女深深相爱，然而为了不伤害老家的妻子，他忍痛将爱情拒之门外，毅然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自己的糟糠之妻的身旁，但是，六十年来，他心中的爱情火花并未熄灭，只不过深深地埋在心底，不为人知罢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上时时袭来的痛楚与折磨。
季羡林曾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11”
倘若我们就这件事来给季羡林和柔石打分，柔石的分数恐不及季羡林高。那么，鲁迅的那句话："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恐怕就带有偏爱成分了。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柔石普通、凡俗的一面的，对我来说，柔石普通、凡俗的一面恰恰让我走近了他。鲁迅笔下的柔石让我景仰但也让我望尘莫及；而《柔石日记》里的柔石则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把鲁迅笔下的柔石和《日记》里的柔石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真实、完整的柔石。这个真实的柔石才可以成为楷模，所谓"人样子"："每一行业中无不有人样，所谓人样者，谓必如此而后可供他人作楷模，为其他人人所期求到达之标准。凡为杰出人，必成为一种人样子。然进一步言，最杰出人，却始是最普通人。因其为人人所期求，为人人之楷模，为人人所挑选其所欲到达之标准，此非最杰出之人而何？此又非最普通之人而何？可见最标准的便成为最普通的。"“12”
在《柔石日记》中，柔石自陈了一些自身缺憾和弱点，但我以为，这不只是柔石的缺憾和弱点，亦是人性的缺憾和弱点。所以，我以为，这些缺憾和弱点恰恰是很宝贵的，因为没有它们，柔石就不成其为柔石了，就不能成为一个血肉丰满之人，也就不可能伟大、杰出了。"必愈富人性之我，乃始为最可宝贵之我。即愈具普通人性之我，乃为愈伟大而愈特殊之我。"“13”
钱穆在《人生十论》中还说："中国人则注重于一种最杰出而又最普通之人格，此种人格，既广大，亦平易，而于广大平易中见杰出。"读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再读《柔石日记》，我们可看出，柔石的人格正是"一种最杰出而又最普通之人格"，而柔石也正是"于广大平易中见杰出"之人。
注释：“1”“2”“3”“4”“5”“6”“7”“8”“9”“10”引自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29、213、149、50、28、67、189、86、120、170页。
“11”引自张光璘著：《季羡林先生》作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86页。
“12”“13”引自钱穆著：《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