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吧，爱因斯坦和胡适在教育方面有诸多相似、乃至相同的看法。从两人的人生经历来看，爱因斯坦可谓说到做到将自己的教育观完全落实于行动中，而胡适则说归说，做归做，没能将自己有价值的教育观转化成人生实践。
"智慧教育"：知行务须合一。
爱因斯坦认为，智慧比知识更重要。所谓智慧，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判断的能力，就是发明创造的能力；智慧不是短期内就能从课本上学到的，而知识是能够短期内从书本上获得的，所以，智慧和知识有着质的不同。
基于这样的认识，爱因斯坦一直强调，教育要培育学生的活生生的智慧，而不是单纯灌输死气沉沉的知识。因为，光凭书本上的知识，是根本解决不了生活中那些富有挑战性的难题；而一旦具备了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则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显示出超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从而攻克人生中接踵而至的突发问题。
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他认为，一旦学生具备了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能够独立行动独立思考，那么，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成功之路。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年轻时可谓诸事不顺，大学毕业后一直失业，自己的婚姻又遭到家人的反对，尽管写了几篇不错的论文，但学术界对这个极有创见的年轻人十分冷淡。如果爱因斯坦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他就不可能具备孤军奋战的勇气，也不会具有逆境里苦撑的韧性，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了。
事实上，独立思考、独自摸索几乎贯穿了爱因斯坦的一生，在谈到广义相对论的创立时，他说："在黑暗中焦急探索着的年代里，怀着热烈的想望，时而充满自信，时而筋疲力尽，而最后终于看到了光明--所有这些，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1”我想，爱因斯坦的信心、勇气和最终的成功均来自他独立而深邃的思考和明晰而敏锐的判断。
爱因斯坦以上看法，胡适是完全赞同的。事实上，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碰到过一位注重培养学生智慧和能力的教师，这位教师授是康乃尔大学政治系的山姆·奥兹教授。
山姆给胡适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今年是大选之年。我要本班每个学生都订三份日报--三份纽约出版的报纸，不是当地的小报--《纽约时报》是支持威尔逊的；《纽约论坛报》是支持托虎托的；《纽约晚报》是支持罗斯福的。诸位把每份订它三个月，将来会收获无量。在这三个月内，把每日每条新闻都读一遍。细读各条大选消息之后，要做个摘要；再根据这摘要作出读报报告交给我。报纸算是本课目的必需参考书，报告便是课务作业。还有，你们也要把联邦四十八州之中，违法乱纪的竞选事迹作一番比较研究，交上来算是期终作业！"“2”
胡适按照山姆的要求，对各州的选举回答作了一番比较研究后，也就对美国的政治相当熟悉了。山姆的这种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智慧的教学方法，不仅激起了胡适对这门课的兴趣，也大大提高了他独立思考、独自判断的能力。直到晚年，胡适对山姆仍推崇备至："我一直认为奥兹教授是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讲授美国政府和政党的专题，他实是最好的老师。"“3”
然而，胡适虽然尝到了"能力教学"的甜头，但他中科举教育的毒太深了，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就是"幼而习，长而行，考据成癖"，所以，他对注重能力和智慧的教育方法可谓浅尝辄止。晚年的胡适，一门心思埋头去注那本支离破碎的《水经注》，说明他已忘记了山姆教授的教诲，又回到了"考据""训诂"那条发霉的老路上去了。正如其弟子唐德刚所说的那样："所以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洛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的'治学方法'则只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4”
余杰在其名篇《玩知丧志》中，对钟情于"考据""训诂"的乾嘉学派的知识分子有过一针见血的批评："几部残缺不全的破经典，你注过来我注过去，皓首穷经，头发白了，经却还没有注完。清代的大师们，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纯粹的知识"，其实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官--他们的知识全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不对当下发言的、逃避心灵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识。"
在我看来，这个早年考证《红楼梦》，晚年钻研《水经注》的胡适恰恰重演了那些皓首穷经的"清代的大师们"的人生悲剧。爱默生认为："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而像胡适这样钟情于"考据""训诂"，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的学者又何来深刻的思想，又如何能履行"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的职责。
另外，既然钻进了故纸堆，胡适对现实的判断、对政治的思考也就高明不到哪里去了。"正因为'胡适的治学方法'受了时代的局限，未能推陈出新，他的政治思想也就跳不出'常识'和'直觉'的范围。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由于他的'治学方法'不能'支持'他政治思想的发展。"
尽管胡适和爱因斯坦一样也推崇"注重培养能力""注重培养智慧"的教育方法，但他在人生中并未恪守这一教育方法，而是不知不觉回到了"乾嘉学派"的老路，这只能说明，胡适在中国文化的酱缸里泡得太久，久得让他失去了实践新方法的能力。就像一个被阉割过的人，面对美色也会蠢蠢欲动，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看来，胡适虽喝了不少洋墨水，外表上，西装革履，与西人完全相同，但他后脑勺上的那根无形的辫子却一直盘踞在头顶，难以割掉。
意识到"智慧教育"的重要性是一回事，能不能在人生实践中贯彻这一主张是另一回事。古人说，知易行难，但倘想有所建树，知和行必须统一。
"兴趣"不相同，结果不一样。
在《胡适口述自传》里，谈及年轻时选择"学农"，胡适有过一番感慨：
"我那时很年轻，记忆力又好。考试前夕，努力学习，我对这些苹果还是可以勉强分类和应付考试的；但是我深知考试之后，不出三两天--至多一周，我会把那些当时有四百多种苹果的分类，还是要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中国，实际也没有这么多种苹果。所以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勉强去学，对我说来实在是浪费，甚至愚蠢。因此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5”
胡适的晚年，终于可以心想事成，按照"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了。他说：
"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最近研究《水经注》（地理学的东西）。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知，虽则我现在头发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我生活得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一个教训，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6”
胡适认为，年轻人"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这自然是对的；说一个人应该"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也是对的。事实上，爱因斯坦上大学时就完全凭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自己所听的课："于是我逐渐学会抱着某种负疚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排自己去学习那些适合于我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我以极大的兴趣去听某些课。但是我'刷掉了'很多课程，而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7”并且，爱因斯坦还对学校教育提出了一个原则性准则："教师的首要艺术是唤醒创造和认识的乐趣。"
不过，在这里，我们发现，胡适所说的"兴趣"与爱因斯坦所说的"兴趣"，其实并非一回事。比如，胡适晚年怀着浓厚的兴趣去钻研《水经注》，与其说这是出于对"考据""训诂"的兴趣，不如说是怀旧癖在作祟。像"考据""训诂"这样陈旧、古板的玩意儿是不会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能唤醒一个人"创造和认识的乐趣"的。我认为，胡适对"训诂""考据"的兴趣源自怀旧，亦即唐德刚所云："幼而习，长而行，考据成癖"。著名作家孙犁晚年对棒子面情有独钟、念念不忘，这并是因为棒子面的味道好过山珍海味，而是因为，孙犁幼年吃的就是棒子面，吃惯了，就念念不忘了。
我们知道，即使在清代，即使对"乾嘉学派"的文人来说，埋首"考据"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逃避行为，用余杰话来说，就是"在文字狱的淫威下挥刀自官"。而到了胡适的年代，"考据""训诂"更是一种落伍得近乎陈腐的方法，它怎么可能给一个像胡适这样的资深学者带来"创造和认识的乐趣"。
胡适说："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我生活得很快乐。"一个沉醉在"怀旧癖"里人，当然是快乐的，也注定"一无所成"，因为，面对现实面对社会，他选择了逃避。
总结一下，一个人确实应该"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但这种"兴趣"应该是探索科学的兴趣，追求真理的兴趣，是唤醒"创造和认识"的兴趣，而决非个人的癖好和趣味。倘若只根据一己的"癖好""趣味"来行事，那自然是"个人主义色彩太重"、"浪漫主义色彩太重"。
爱因斯坦根据探索科学的兴趣来选择自己的学习科目，最终创立了相对论；胡适为满足自己的怀旧癖埋头去注《水经注》，结果成了个"快乐的""一无所成"之人，不同的"兴趣"结出了不同的"果"。比较一下两人的得失，该听谁的话，该以谁为楷模，恐怕不需要笔者来挑明了吧。
至于胡适说"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的，更是大谬不然的轻率之语。我们知道，即使是胡适所痛击的那帮"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也讲究"学成文武艺，售于帝王家"，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更应该成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有用之材，而不应躲进"趣味"的象牙之塔虚掷人生。我想，倘爱因斯坦看到胡适这一"高论"，肯定会嗤之以鼻的。
在爱因斯坦看来，社会需要的标准不仅不是次要的，恰恰相反，社会需要的标准应该是最高的标准。他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8”
胡适认为一个人"根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虽然一无所成"，但可以"生活得很快乐"。但我要反问一句，如果你所做的事和社会毫无关系，对社会毫无益处，那你对这件事的兴趣又从何而来呢？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工作的兴趣恰恰来自工作的结果，来自这一结果对社会有益："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
由此可知，胡适是把个人的兴趣与社会的需要割裂开了，认为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井水不犯河水；而爱因斯坦则认为，社会需要恰恰是个人兴趣的源泉，两者简直就是鱼水关系，社会需要是水，个人兴趣是水里快乐的鱼。
正因为胡适把"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割裂开，并且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所以当弟子唐德刚要他组党去台湾参加竞选，雷震让他担任《自由中国》的主编时，他都拒绝了，因为，参加竞选、担任主编虽然对社会有益，但却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兴趣是"训诂""考据"，所以他就埋头钻研那本支离破碎的《水经注》，结果成了一个虽快乐却"一无所成"的人。
而爱因斯坦却是一个从社会需要里寻求乐趣的人，所以，他虽然终生潜心研究物理学，但当社会需要时，他也能挺身而出成为捍卫学术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治斗士。在反独裁反专制，争取公民自由和权利方面，爱因斯坦付出的努力是胡适所无法比拟的，他在政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及介入社会的影响力，也是胡适望尘莫及的。
由于对个人兴趣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两人对人生奋斗目标作出不同的选择，两人取得的社会成就，由此分出大小；两人抵达的人生境界，由此分出高低。
挑战与臣服：对权威的两种态度
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在1905年迸发出惊人的科学创造力，掀起一场物理学革命，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愿随波逐流，不愿故步自封，敢于向旧传统和任何权威挑战的反叛精神。
由于以牛顿力学基础的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不少物理学权威（如普朗克）认为物理学理论已接近完成，有人就曾劝年轻的普朗克不要学物理，因为物理学已到了头，没有发展前途了。但爱因斯坦却不信邪，他发扬从经验论哲学家休谟和马赫学来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批判精神，对旧理论体系不是采取因循迷恋的态度，而是根据新实验事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从而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可以说，怀疑精神和挑战权威的勇气是爱因斯坦获得成功的关键。爱因斯坦在创立相对论后，一次，他向当时的物理学权威普朗克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研究进展。普朗克对他说："作为一个年长的朋友，我必须劝告你不要再搞它了。因为首先你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绝不会有人相信你。"“9”
爱因斯坦虽然很敬重普朗克，但并未把对方的话当作绝对权威来接受。而是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开始自己的研究，最终大获成功。
如果说胡适缺少怀疑精神缺少挑战权威的勇气，那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胡适一再倡导：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
想当年，胡适挥舞丈八蛇矛，高擎"白话"大旗，与抱残守缺、负隅顽抗的"妖孽""谬种"们展开殊死博斗时，其英勇无畏、英姿勃发、英气逼人的形象还是颇为激动人心的。
对于本民族的权威，不管是晚辈、平辈还是长辈，胡适都能做到"不疑处有疑"，即使与对方来一次类似华山论剑式的切磋比试，胡适也毫不畏惧；然而，一旦面对异国的权威，尤其是面对自己的导师杜威，胡适就像黑旋风碰见及时雨，只剩下纳头便拜的份，哪里敢存"怀疑""挑战"的心思。正如唐德刚所说的那样："他老人家治学，对任何学派都'不疑处有疑'；何以惟独对杜威'有疑处不疑'，还要叫自己的小儿子'思杜'（思念杜威），一代接一代的'思'下去呢？"“10”
胡适虽然有敢把本土皇帝拉下马的勇气，但却没有和西洋导师分庭抗礼的信心，对这一原因，唐德刚有精彩的分析：
"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太高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而他们对新学问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11”
一旦胡适把杜威当作绝对权威来崇拜，他就不可避免犯一些低级而致命的错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进入人们头脑中的权威是真理的最大敌人。"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一年后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当时，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为此展开热烈的讨论，大家主张对日作战。胡适为此事很焦虑，特意给全体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胡适在信里宣扬了十分荒谬的观点。现将信中的要点择录如下：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分，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渡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弟兄们，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
............。。
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收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12”
胡适以上的话真是"昏"得可以。若干年之后，其弟子唐德刚对这封公开信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
"胡适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原稿为英文，见《留学日记》），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13”
那么，胡适为什么会说出让热血青年难以接受的这番"昏话"呢？原来，胡适的这番谬论完全是对他的两位美国老师安吉尔和杜威的"战争论"的生吞活剥。换句话说，青年的胡适已被两位老师--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很彻底，洗得失去了自我。
胡适和其导师杜威分属不同的文化圈，如果一味照搬老师的观点，就会重演邯郸学步的悲喜剧，正如唐德刚所说的那样：
"安吉尔、杜威这两位白面书生，书生论政，见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适之先生这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黄面书生，在国际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14”
既然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那他本事再大也只是一只猴子，无法修成正果，成为一尊能和如来佛平起平坐的佛。既然胡适一辈子只在杜威划定的圈子里打转，那他再努力，充其量也只能成为杜威最好的学生，而不可能成为和杜威相比肩的大师。对此，其弟子唐德刚感到十分惋惜：
"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辩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而胡适不此之图，在杜行者一苇渡江之后，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和教，吾道东矣。何其懦也！"“15”
爱因斯坦曾说："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因为在真理领域，权威也不能充当裁判官。"“16”而胡适恰恰把杜威当作了绝对的权威，从而导致自己一辈子都被杜大师牵着鼻子走，当然，他对此是浑然不觉的。
金岳霖先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过这样的评价："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由于胡适完全是根据杜威的实验主义来写中国哲学史，自然会流露出"美国人的成见"。
其实，杜威本人倒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守旧者，而是个"与时俱进"的"弄潮儿"。杜威在晚年，已经"移情别恋"，将"行为科学"纳为新宠，让"实验主义"沦为弃妇。而杜威的东方弟子胡适却依旧对人老珠黄的"实验主义"一往情深，大有从一而终的架势，其愚忠程度，即使和宋代的岳武穆相比，也毫不逊色。
对杜威的盲目崇拜绝对臣服，使胡适画地为牢，没能在学术界"另立山头"开创"独门独派"，同时，也使胡适犯了一些低级而致命的错误。另外，胡适也因此成为一个食言而肥者，因为，他向别人灌输了一辈子"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的道理，而他自己却并未做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