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惠州起义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外无耻地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实行残酷的镇压，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可谓千疮百孔。而列强此时却大大加强了对华的侵略，外国资本大量输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民族危难进一步加深。这终于导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武装侵华，令清朝统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兴中会企图利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列强和清政府之间矛盾激化之机，争取英、日政府的支持，寻求同汉族官僚的合作，在广州和惠州发动武装起义，策动两广建立南方共和政府。在这次起义中，广大华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在联络会党、争取外援、吸收新的革命力量、指挥起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用。
1.争夺阵地，宣传革命
1899年7—8月，革命派在日本印制各种反清革命宣传品，以“中国合众政府”的名义寄发给亚、澳以及其他洲华侨，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同时在日本东京等地，与保皇派争夺革命阵地的斗争也异常激烈。1900年4月，革命派资助郑贯公等在横滨出版《开智录》半月刊，该刊反对保皇，提倡自由平等思想。
1899年秋，孙中山派陈少白由日本到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陈少白抵港后，设报馆于中环士丹利街24号，孙中山不久又派人将印刷机、铅字等运送到香港。经数月筹备，该报于1900年1月正式出版。当时筹备起义的机关，就设在香港《中国日报》的三楼。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亲自绘制的《支那现势地图》付印，并在跋语中指出：“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本图对“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
2.联合会党，增强革命力量；多方联络，争取外援
同盟会成立前后，会党是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孙中山生长在三合会非常活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创立兴中会开始就注意联络会党的力量为己所用。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会党具有反清传统，他们在反清的问题上与兴中会有着一致性，便于兴中会实行联络。其二，会党是一支有现成组织的冲击力量，有联络利用的价值。1898年，孙中山在同宫崎寅藏谈及此问题时指出：“这次起义必须有三合会的支援，要跟三合会取得联络，可成立近乎完整的革命军。”其三，三合会内有一批会党的骨干分子，成为联络会党的畅通渠道和便利条件。他们成为日后兴中会联络会党的得力干部。
会党是下层劳动群众中最富有反清斗争精神的秘密组织。惠州是会党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其人亦最强悍，官府不敢究之”。归善（今惠阳）县有些会党分子在惠州起义前夕致书香港《开刺西报》说：“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孙中山深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也吸收了大量会党分子参加兴中会。在冯自由的《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中，惠州会党加入兴中会者有20人。这些加入兴中会的会党分子，无疑要接受兴中会革命宗旨的教育，即使没有加入兴中会而参加武装起义的会党分子，革命派也要向他们“发挥兴中会之宗旨，及珍总理之生平”，使他们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强调：“我同志必须能指挥下等社会有组织之团体，而后于事有济。”
惠州起义地点三洲田（今属深圳市），“向为三合会党渊薮，郑士良夙为党中重要人物”。1899年秋，孙中山命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联络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又命毕永年等再入长江流域，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串联、发动。11月联络会党的工作就绪后，兴中会邀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集会于香港，与会者有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事鸿恩、张尧卿、李华棠、宫崎寅藏等十余人。议定三会结成一大团体——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不久，毕永年领杨鸿钧、李云彪等会党首领赴日本会见孙中山，就起义筹备工作进行商谈。
1900年6月11日，孙中山偕郑士良、杨衢云等自横滨乘轮船赴香港。6月17日，船抵香港海面，因港英当局不准其登陆，便在船上举行会议，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会上决议“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
7月16日（农历六月十二日），孙中山从西贡乘轮船抵香港九龙海面，又在船上开紧急会议。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决定将在惠州发难的指挥权交给郑士良，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陈少白、杨衢云等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孙中山则转道日本赴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前，郑士良便“奉总理命经营惠州军事，所有惠、潮、嘉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江喜、梁慕光、黄耀庭诸人俱受节制”。因此，美国史学家史扶邻说孙中山“选择惠州作为第二个革命战役的场所，大概是由于郑士良的影响。郑士良是那个地区理想的野战总指挥。他是归善当地的客家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三合会会员。虽然战士都是从广东各地包括香山招募来的，但大多数来自惠州，并且是客家人和三合会会员”。可见，郑士良及其所联络的会党是影响孙中山选择在惠州起义的重要因素。由于起义前对会党做好了联络工作，故起义爆发后不久，起义队伍便迅速发展到2万余人，其中大多数为三合会会员，而最初起义的参加者中，三合会会员则占70%。
9月25日，孙中山由神户经马关赴台湾。28日抵基隆，旋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召集了一批军事人员，并与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当地民政长官）取得联系。日本政府原想乘机占领福建沿海地区，便假装支持孙中山的起义计划，后藤新平“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但在9月底，日本政府经过评估国际形势后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于是对孙中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采取防范、干涉的做法。
3.吸收新会员，形成新的革命中坚
杨衢云在香港主要是与陈少白、李纪堂等做接济饷械的策应性工作。尽管杨衢云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中备受责难，但他仍希望与孙中山会合，从头开始。在流亡东南亚、南非期间，他扩大了兴中会的影响。在日本活动期间，他参加了横滨侨界对保皇派的斗争，与保皇派一边合作，一边又进行斗争，积极散发革命传单，鼓动中国人民起义；为准备惠州起义，他积极奔走。据陈少白说，杨衢云“精神魄力，胜于常人”。他“到了香港，安顿好家小，日日到报馆来办那筹备军事的事，无论大小，奔走不倦”，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忠诚于革命事业。
在组织上，杨衢云吸收李纪堂、史坚如等为兴中会会员。李纪堂是广东新会人，系香港富商李隆之子，“得遗资百万”，参加兴中会后，慷慨捐献，资助惠州起义。所以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说：“惠州三洲田之役，及《中国日报》历年之维持，多得其助。”后来，李纪堂在接受访问时说：“我由杨衢云介绍加入兴中会，惠州起义时，孙中山交款二万元与我”，“我垫去十八九万元”，而供给《中国日报》之费，月约八百，年约万元。这位“出力的朋友”，后来获得“革命富人”的雅号。史坚如为人“聪明忠实，很有志气”。甲午战争后，痛感国势危殆，他曾叹息说今日的清王朝，正如一座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他后来到香港经杨衢云等介绍加入兴中会，积极投身于惠州起义。为了筹措起义经费，他和哥哥史古愚都卖掉了各自的家产。
由此可见，杨衢云的到来促进了惠州起义的发展，形成了兴中会总会新的骨干核心力量。广州起义失败后，陆皓东英勇就义，黄咏商避居澳门，未几因病去世。而此时李纪堂和史坚如的参加，无疑加强和充实了兴中会的核心领导力量。另据惠州起义前夕，由孙中山领衔，与骨干成员杨衢云、陈少白、谢瓒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联名写的《致港督卜力书》，书中提出了《平治章程六则》政治纲领。这署名的8人，就是当时兴中会的主要核心领导成员。
此外，杨衢云还奔走于香港地区以及南洋、横滨之间。1900年4月，杨衢云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起义的准备情况，并请示方略。6月中旬，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瓒泰、郑士良、史坚如等召开军事会议，商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在各方努力下，10月8日（农历闰八月十五日），郑士良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派兵猛袭新安县沙湾，清军溃逃。不久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发动，遂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命郑士良率军东进闽南。10月19日（农历闰八月二十六日），起义军继屡败清军于佛子坳、镇隆、永湖等地之后，于是日进占崩阂墟。这时广东地方政府派兴中会叛徒陈廷威到香港诱降，杨衢云对此反革命花招，未及时识破，反以为有机可乘，企图与之“议和”，并函告孙中山准备接受。这是杨衢云在惠州起义中犯的一个新错误。由于孙中山的坚决拒绝，这种“议和”论调，犹如昙花一现，很快便烟消云散，幸未酿成不良后果。
10月22日，起义军转战至三多祝时，已发展到两万余人。后在清军优势兵力围攻下，粮饷失继。是日，日本人山田良政持孙中山手书至三多祝，书中指示：“政情忽变（指日本更换内阁），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乃将起义队伍解散，自率少数精锐退往香港。
史坚如闻知三洲田已先期发动，为了解除三洲田起义军的困境，决定铤而走险。他在广州督署近旁租定一所房子，由邓荫南运来炸药，想炸毙德寿。27日，他连夜挖地，安置好炸药引爆设施，燃香施放，但是药线没有点着。28日晨，他再次燃香，外出观察。果然一声轰响，震坍督署后围墙十余丈，德寿自床上抛出坠地。29日，史坚如于码头被捕。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却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这次起义是辛亥革命运动准备阶段所举行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孙中山力图以武装革命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最早尝试。这次起义以兴中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一次具有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清军事斗争。起义军取得的胜利，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给革命党人以巨大的鼓舞，革命党人必胜的信念大大增强了。故当时孙中山说：“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并作好充分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朝军队。”因此黄兴认为“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军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
惠州起义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方向，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起义以活生生的实践，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东江大地上，把资产阶级革命派舍生取义的光辉形象，深深地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坎上，并在有识之士中扭转了反清革命是大逆不道的看法，因而备受人们的钦佩。当时不少人也是受此影响而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故廖仲恺把1900年惠州起义看作是唤醒国魂的行动。他指出起义群众用自己的头颅和鲜血，起到了使国人惊醒的作用。孙中山对此亦给予很高评价。他说：“经此惠州起义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余辈为乱臣贼子……唯庚子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矣。”
三、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
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启迪和影响下，由南洋华侨同盟会发起和领导的两次较有影响力的反清武装起义。这两次起义“负责、联络、发动、财力与一切供应，均为华侨”。
1.起义准备：舆论、筹饷和选派人才
20世纪初，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席卷全国，声势浩大，震撼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面对这一形势，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主观上也作出了战略安排。早在1904年，孙中山就选定南陲作为发难之区，拟“先取中国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然后进窥北部”，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筹划工作。
1905年夏，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为贯彻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基本主张，选择在粤、桂、滇先行发动武装起义。毗邻这三省的南洋地区，因华侨众多，素有爱国爱乡传统，又有许多人支持反清革命斗争，由此便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领导多次起义的策源地。
孙中山曾几次到新加坡同革命党人一起谋划起义。1905年6月中旬，他从西欧坐船东归经新加坡时，与张永福、陈楚楠首次会晤。张永福是祖籍广东饶平的富商，陈楚楠是受张永福所聘主编《图南日报》宣传革命的福建厦门人。两人首先汇报许多爱国侨胞已倾向革命派，并有革命党人回潮汕、闽南地区发动起义的情况。孙中山听后当即赞扬：“侨胞埋头苦干的实际行动好，卓有成绩！”他对已在潮州准备起义尤其赞同，认为那里是粤闽边界地，进行武装起义的回旋余地大，胜算也大，如能成功会产生大的影响。他嘱咐张永福、陈楚楠等从舆论宣传、筹措军饷和物色人才三方面加紧准备。
自此，新加坡革命党人更加重视舆论宣传，广泛发动华侨支持革命派。当时的新加坡是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之重地，其党人很多，势力也大。他们为争夺舆论阵地，通过抽签和扩充股份的方式接办《图南日报》，并将其改名为《南洋总汇报》，成为保皇派的喉舌，与革命派对垒。张永福、陈楚楠和张永福的外甥林义顺等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1万多册，大部分在南洋各埠广泛流传，另有一部分秘密传回粤、闽等地。1904年，林义顺携《革命军》500本回潮秘密散发，黄乃裳也“携五千册回国担任实行工作”。
由是岭东一带“端赖是书传播……覆满之心，遂稍普（遍）”。同时一批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教育的革命分子，早就在黄冈一带进行活动，宣传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这对于黄冈起义的兴起也不无积极意义。1907年初，谢逸桥自越南归国，向潮、梅各县“力倡革命救国之说”，不久又在松口堡创设师范讲习所，传播革命思想，由此“上而闽之汀漳，下而潮梅各县，学子相率就学门下唯恐后”。这样海内外革命思潮互相激荡，促其汇成大潮，为起义的酝酿和发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抓紧筹备出版《中兴日报》，宣传革命反清思想，同《南洋总汇报》开展论战，消除保皇派反对革命的思想影响。经过此番宣传鼓动，南洋的革命风气大开，越来越多的爱国华侨唾弃保皇派而转向革命派，为反清革命出钱出力。新加坡的潮籍侨胞知道革命党人正在准备潮州起义，在张永福、林受之、沈联芳、许雪秋等人慷慨捐款的带动下，不少中产阶级以下的富户和小商人及一般工人都踊跃捐款助饷。据新加坡同盟会负责人张永福记载，当地华侨得知国内要举行起义（黄冈起义），每10天左右开一次会，研究和通报情况，并进行筹款。每次与会的同志不过三四十人，捐资“竟有数千元的成绩”，到黄冈起义爆发时已捐献3万多元。林受之是南洋华侨捐款资助革命的模范，多次捐款，见诸资料记载的至少有2.3万元，还有几次捐款没有统计数字。他因为革命慷慨捐献大笔款项，甚至“连两位夫人的私房钱也都献出”，以致“儿女众多，无力使之一一完成教育，只得分散在南洋各埠以自食其力做佣工为生”。赵钓溪等革命党人还奔走南洋各埠向华侨募款。黄冈起义的经费主要由新加坡华侨承担，而其中捐款踊跃、数量较大者多为潮籍华侨。
惠州七女湖起义，新加坡、马来亚华侨捐款数目未见确切统计，但起义前夕革命军发行的债券，吉隆坡和霹雳等地华侨均大量购买。1907年经许雪秋之手在南洋发行的200张面额100元的债券，计2万叻币。这批债券主要用于黄冈起义和七女湖起义。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断定，这批债券等于无偿捐款，仅此可以反映新加坡、马来亚华侨对七女湖起义的捐款情况。有资料记载，南洋华侨捐款助饷的数量，占同盟会发动六次武装起义包括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所用经费的一半。
1905年，在香港成立了“兼营西南各省军务和党务”的同盟会香港分会，作为在潮、惠、钦、廉四府并举的组织和领导机构，负责具体制订起义计划和战略事宜。1906年4月初，孙中山又到新加坡，促成当地建立同盟会分会，以承担起义经费和枪支弹药的筹措任务。并且推选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首批入会的有20多人，潮籍华侨占近一半。南洋潮籍华侨与许雪秋、陈芸生、张永福等丁未黄冈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参加者，就是新加坡“星州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随后，孙中山委任许雪秋为中华革命军东军都督，这是同盟会成立制定革命方略以来，孙中山依据方略委任的第一个都督，并颁赐鹰球图章，赋予其亲自创制之青天白日旗旗徽式样，以备将来起义之用，责成在“潮、嘉等地相机发难”。黄冈起义就是由潮汕革命党人许雪秋等人经过多次筹划发动起来的。
许雪秋（1875—1912年），广东潮安人，幼时随父在南洋经商致富，同时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心怀“逐满兴华舍我其谁之志”，早有暗结会党，倡导革命之迹。1904年10月，许雪秋邀黄乃裳、陈芸生等回国，立誓倾覆清朝统治，在潮州黄冈等地“暗结同志，极力宣传”，使“各界志士闻风来归”，并预计在1905年4月19日发难。但由于计划泄露、准备不周而告流产。许雪秋乃远涉南洋，筹备再举。
这次许雪秋自得到孙中山的直接指令后，便着手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陈涌波、余丑（既成）原为黄冈三合会会员。许雪秋、陈芸生从新加坡回国，便联系他们加入同盟会，然后通过他们在黄冈、浮山一带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到1907年初，仅饶平黄冈镇已拥有会党1000多人。秘密总机关设于黄冈镇担水巷二号“泰兴号”。1906年底，在萍浏醴起义的鼓舞下，许雪秋邀集党众骨干密谋起义，决定在1907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初七）借春节清兵疏于防备之机再举义旗，并安排了各部的具体行动方案。起义计划突击潮州城；另派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在黄冈发动革命党人举义响应。然而这次起义终因“所联络的同志缺乏真正的革命感情”，加上气候恶劣，狂风暴雨，起义队伍无法按时集结而告流产。事后，许雪秋到达香港，向香港总部汇报了两次起义流产之经过，并按孙中山的指示，决定静待“惠潮两府同时并举”。第二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对革命群众的鼓舞很大。
同年冬，孙中山欲加快武装起义之步伐，为了靠前指挥，他带上胡汉民、汪精卫等核心人物，离开东京同盟会总部到达越南河内。1907年3月，孙中山“迁革命策动机关于河内甘必达街61号，专经营粤桂滇三省军务”，亲自担任南陲起义的最高领导。孙中山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并派许雪秋、余既成到潮州，邓子瑜到惠州，组织起义。4月，孙中山又特派胡汉民、汪精卫到香港协助冯自由展开工作，具体指导广东的党务和军务工作。孙中山还考虑到，准备参加起义的同志大多是三合会会员，他们的组织纪律性较差，又有会党习气，会影响战斗力，因此决定由东京总部机关选派一批留日学生和南洋华侨知识界的同盟会会员到潮州协助起义。这个决定标志着孙中山在革命动力问题上的转变，从依靠会党转向依靠广大留学界和国内知识界（包括新军）。这次被派遣的是乔义生、方汉城、方瑞麟、方南岗、王斧、郭公接、张煊、李思唐、谢良牧、谢逸桥、李次温、张俞人、方次石等人，其中潮汕籍和福建籍占多数。他们抵潮后被安排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使领导层渗入知识界的进步分子，改变了以会党头目为主的状况。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一系列活动，为黄冈起义的发动做了重要的准备。
2.起义进行：贯彻革命方略，严明法令军纪
黄冈地处粤之东陲，隶属饶平县，虽为一镇，但“商务繁盛，为闽粤往来之孔道”，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三合会最盛之区”。在长期的反清斗争之中，会党已成为一股虽较为分散但势力强大的力量。加上黄冈地区会党与海外联系密切，常出没于海外，活跃于港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民主觉悟。同时从兴中会时起，广东地区会党就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革命派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较易成为革命派所依赖的主要动力。另外，起义前夕，潮州地区会党的反清活动持续不断。例如，1904年潮州反屠捐运动，1905年黄冈反洋教斗争、嘉应的武装起义，等等，次数之多，不胜枚举。这些斗争虽未汇成一股强大的反清洪流，但是严重地动摇了清政府在此的统治基础，打击了地方反动统治势力，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黄冈临近南海，海陆交通便利，利于获得海外接济，也便于革命派出入活动。再者，地处莲花山区，可谓崇山峻岭，利于革命派迂回作战。这样，会党人数众多和斗争不断的黄冈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孕育革命的理想温床。
当时的河内是同盟会领导粤、桂、滇武装斗争的大本营。孙中山坐镇河内期间，与原籍饶平黄冈的北圻（今越南北部）侨领许谓滨及其叔父许秀峰过从甚密。这叔侄二人，除了资助和沟通社会名流支持、掩护孙中山在河内的革命活动，还在黄冈起义前先后返回饶平，了解潮汕、闽南的政情和民心，特别是黄冈民众对革命党的支持程度等情况，并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当孙中山接到香港方面冯自由、汪精卫及许秀峰的信件后，复电同意在黄冈另行起义，同时从两广斗争全局考虑指出：“起义须潮、惠、钦、廉同时发动，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为贯彻这个意图，他将胡汉民派往香港，策应潮汕革命党人的军事部署。
许雪秋暂时留在香港观察两广几处准备起义的进展情况，托付已在潮州的华侨志士、原籍潮安金砂乡的陈芸生主持黄冈起义准备工作。恰在此时，由孙中山指派的安南留日侨生林国英抵潮，被委任为后方指挥官。林国英祖籍饶平隆都乡（今属澄海区），系越南华侨富家之子，其家族与越南潮籍富户多有交往。孙中山派他前来是为方便革命党向安南侨胞募集军饷。林国英不负所托，积极募捐，解决了部分起义经费，并在陈芸生的主持下，与先期到达的方汉城、乔义生等人合作共事。
陈芸生吸取潮州起事不周的教训，他召集海外来援同志和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等人商议军务，特别强调黄冈起义要坚决贯彻《同盟会革命方略》（以下简称《方略》），以体现革命军起义有别于旧式会党暴动。他还带领大家细读《方略》，深入领会革命性质、革命宗旨、国旗、军政府政策、军法军纪及安民布告等内容。由于领导骨干思想明确，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新加坡方面在张永福的主持下加紧配合，林受之再次捐款14000叻币，汇至香港胡汉民处转交许雪秋，以助起义。
黄冈起义原定于1907年5月25日，但在21日，商民演戏，防兵在台前调戏妇女，逮捕出面干涉的两名党人，并拟搜查泰兴杂货店总机关。负责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余既成、陈涌波遂提前行动。22日晚，余既成聚集700余人于黄冈城外，誓师起义。陈涌波为前锋，由北门攻入，围攻都司衙门。当夜忽降阵雨，义军多为旧式鸟枪，弹药尽湿，陈涌波便改用火攻。在熊熊烈焰中，陈涌波叱咤冲突，血战一夜，攻克黄冈，生擒都司隆启等人。革命军旗开得胜，士气空前高涨。革命军在黄冈旧都署设立军政府，因许雪秋在香港未归，于是举陈涌波为临时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所有军队组织照《方略》办理，共编成64小队。旗号大书“革命军”字样，并以“大明军政都督府孙”以及“中华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孙”等名义，布告安民，宣布“游手好闲者杀，强买强卖者杀，奸淫邪盗者杀，吸食洋烟者杀，临阵退缩者杀……并令各生理如常交易”，因而城内秩序良好。起义军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口号，青天白日旗第一次飘扬在黄冈城上。
黄冈之役告捷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香港各报都登载黄冈起义的消息，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侨欢欣鼓舞。许雪秋闻讯从香港率同志回汕头，分赴各地催促举义响应。清官吏告急，清政府立即令闽、粤水陆清兵围堵黄冈城革命军。5月23—24日，清兵和革命军先后抵达汫洲交战。由于当地豪绅暗通清军，清兵早有准备，革命军初战失利，阵亡20多人，革命军及时调整战术，在东灶、下园一带与清兵英勇血战两小时。正当清兵面临危急之际，汫洲海面又来了大批清军援兵，再度激战，革命军支持不住，退守下园乡。26日陈芸生率领汕头革命军百余人前来增援，但因均是土枪土炮，难以取胜，不得已于午后退回黄冈。汫洲失利，人心浮动。但革命军斗志不减，一面聚众演说，宣传革命必胜和清政府必败的趋势，一面准备转攻潮州城。后来探知清军广东水师2000余人即日来汕头，革命党人在权衡敌我双方力量之后，决定暂时宣告解散。后来，一部分人撤到福建乌山踞守，还有一部分人逃往香港同盟会分会机关，伺机再图。总计这次阵亡、殉难和流亡海外去世的革命党人，起义军战士共337人。至此，历时两年，前后发动三次，英勇悲壮的黄冈丁未革命结束了。
为了响应并配合潮州起义，使清军顾此失彼，1907年4月，新加坡华侨邓子瑜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发动惠州起义。当时孙中山计划在博罗、龙门、饶平等地分三路起义。由许雪秋等在黄冈抢占饶平，取潮安等县，然后直插汕头。龙门一路占龙门城，夺河源、新丰等县，攻打韶关，扩充兵力后挥师直插广州。博罗一路占博罗城，控制石龙，截击敌人水陆运输，回师直取惠州，与许雪秋领导的黄冈起义队伍靠拢，挥师控制广九铁路，再与韶关这路配合攻打广州，南北夹击赶走粤督，建立广东政权。6月2日，邓子瑜、陈纯、林旺等风闻黄冈之役已发动，便带领部分会党武装在归善县七女湖举事响应。七女湖起义爆发10余天，连克博罗、杨村、公庄、石坝等地，威震惠州，惊动省城，一时声势大震。惠州府县频频向广州告急：“距府城二十里土名七女湖，水巡扒船被劫，毙勇夺械……声势颇张”，“伏乞迅速拨勇”支援。粤督得知惠州告急，急调大军驰援。起义军顽强地与清军激战10多天，一度使清军疲于奔命。但是，由于潮州黄冈起义已经失败，革命党人拟订的多路并举的计划落空，七女湖起义因得不到策应、接济而再遭失败。
这两次起义，在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辛亥革命前辈林凤文所著《黄冈革命史迹》中称：“受孙中山先生领导发动，经营最久，流血最多，成绩显著者，滥觞于丁未潮州饶平黄冈镇之战役，国人但知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之轰烈，双十武昌之光复，而不知黄冈起义，实佔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最光荣灿烂辉煌之一页。”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七女湖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地方上的反动统治，使之惶惶不可终日，给各地革命党人以极大的鼓舞，虽事功未济，而党人之壮志弥坚，为日后东江光复打下了基础。同时它扩大了革命势力的影响。七女湖起义虽遭失败，然而革命风声振奋人心，它使人们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提高了觉悟。尤其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断革命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英勇献身的品质，影响所及，更唤醒群众，使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中，促使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步步高涨，革命浪潮弥漫全国，乃于1911年终告成功。另外，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时会党在惠州起义中所暴露出来的见利忘义、无政府主义倾向等，令革命党人觉得会党首领之难用，野性难驯，并逐步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力量涣散、战斗力不强的会党是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的，必须另找新的出路，因而将工作重点转向发展新军力量，最终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
四、西南边境的四次武装起义
革命党人在广东地区发动多次起义之后，将武装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广西、云南地区。仅1907年到1908年间就在中国西南边境发起四次武装起义，分别是广西境内的钦廉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和云南河口之役。这四次起义的显著特点是得到南洋华侨多方面、全过程的支援，充分展示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和追求共和的民主意识。
1.河内总机关的设立
1902年秋，孙中山到河内参观博览会，结识了侨商黄隆生、杨寿彭、甄吉廷等人。这些人对革命深表同情，因而在黄隆生的商店里建立了河内兴中会组织，此为南洋华侨中最早的革命组织。1905年10月，孙中山、黎仲实、胡毅生再次到西贡，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接连成立了西贡和堤岸的同盟会分会。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两广首义，各省洞应”，革命由南向北发展作为战略方针。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同盟会总部，难以就近直接指导国内革命斗争，显得落后于形势。而以港、台作为革命大本营，又屡遭英、日帝国主义当局的压制，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策动粤、桂、滇三省军事活动起见，1907年3月，孙中山、黄兴等在越南河内甘比达街61号设立了大西南武装起义的指挥总机关。在河内设立起义的总指挥部，是贯彻“两广首义”战略方针的适当地点。越南北部密迩我国两广、云南，国境线长达1300千米，从东可沿海岸出广东，向北越镇南关可入广西，向西经河口则达云南。孙中山想从越南出击，在南方割据一块根据地成立军政府，号召全国响应。随即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先后加盟者有杨寿彭、黄隆生、王和顺、黄明堂、刘岐山等数百人。海防和南圻各埠也纷纷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比之南洋各地的同盟会组织要强大得多。
4月，河内总机关计划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起义。为了领导方便，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起义委托同盟会香港分会负责，钦廉起义则由孙中山、黄兴亲自领导，其目标是夺取南宁建立军政府，然后“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打响了西南战略第一炮。
2.南洋华侨积极支援
（1）积极响应和宣传革命。
孙中山在西南边境发动的四次起义均得到了越南华侨的积极响应。越南华侨社会是海外华侨社会中唯一未受保皇派影响的地区。两广人民移居越南甚多，他们多是贫苦人民，在国内因生计困难和官绅压迫或反抗失败而漂流于国外，即使少数人成了资本家，也和国内封建势力甚少联系。他们亲眼看见越南人民亡国的痛苦，亲身经受法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凌辱，对于清政府腐败卖国强烈不满，渴望祖国强大，易于接受革命思想。这里自然也就成了孙中山来到南洋和南洋华人参加革命组织最早的地区。在1900年至1908年间，孙中山曾来往越南6次，宣传革命思想，团结革命力量。1900年至1903年间，孙中山两次到越南河内、西贡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曾召集广肇、客家、潮州、海南、福建等各帮三合会堂首脑开会，宣称“中国人都是同胞兄弟”，“洪门的宗旨在于反清复明，革命就是推翻清朝，希望洪门兄弟同心同德，支持革命”。1903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华侨商人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等人设立“萃武精庐”，购买进步书籍供人免费阅读，宣传革命思想。数月后，“萃武精庐”参加者达到200多人。1905年，孙中山到西贡、堤岸等地宣传革命思想。他在堤岸的华侨会议上说，“清廷腐败，丧权辱国，列强企图瓜分中国”，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不可”，强调“救国救民，人人有责”，“洪门会党本来就是由反清廷的明朝遗老组织起来的，今天应当恢复原来的反清宗旨，为反清建立民国事业作出贡献”。经过孙中山的多次宣传和发动，当地华人社会涌现出一批热心革命、共赴时艰的积极分子。如黄隆生“喜读香港《中国日报》，逢人必骂满洲政府”，且多次深入内地执行革命任务，不畏艰险。西贡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两人均助巨款，为南洋华侨首屈一指”。黄景南是堤岸的卖豆芽小贩，“每自恒以所得投入扑满中，贮为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黑旗军余部梁正理，流寓越南，即“号疤梁者，据越之太原府左州自主，黄明堂奉总理命，派往该处设立机关，得同志数百人，并借械于疤梁”以发动镇南关起义。
（2）踊跃捐款、秘密购买和运送粮饷。
为了筹集武装起义的经费和武器，河内总机关在越南华侨中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募捐和购运武器工作。先把越南华侨中28个天地会堂口统一起来，集体参加同盟会；又在工商学界发展会员，充任各分会领导。把1902年建立的河内兴中会分会改为同盟会河内分会，又在海防、西贡、堤岸、顺化成立分会，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其中河内、海防两个分会具有特殊意义。“海防一埠华侨工商不过三千人，一晚捐资得万余元；河内一埠华侨不满千人，所捐亦八千余元……彼等一闻义师之起，则争先恐后，从军者有人，出钱者有人。”各埠党员直接对于革命之贡献，不得不首推河内、海防二地矣。孙中山、黄兴、王和顺负责经营钦廉各地军事，即由海防就近发动及配备一切。
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和1908年的河口之役，越南同盟会员出力最多，除直接参军者，捐资购买军械的有杨寿彭、梁秋等。当时孙中山向当地法国商行订购盒子炮及手枪多具，但资金不足，幸得杨寿彭、梁秋等负责保证，限期偿还债款才交易成功。黄兴进攻钦州所需的弹药由冯自由从香港购办，然后托河内轮船买办彭俊生及于爱轮船买办黎量余二人秘运至海防，交由刘岐山接收。至于负责起义通信工作的是张奂池，他“料理党务及传达内外消息……往来同志多由其招待引导”。
黄隆生于河口之役，因运粮供应前方，被越南当局遣送出境，还有杨寿彭、刘岐山、甄吉廷、麦香泉、高德亮、饶章甫、陈二华、梁恩诸人，或因输送武器，或因接济粮食，或因筹措经费，或因参加义师，均被陆续驱逐离越。自1908年以后，同盟会的侨商，因有参加革命军之嫌疑而被驱逐出境以致破家的亦有十多人，他们均为革命付出很大代价；因参战而光荣牺牲的亦不乏人。应该说，旅越华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以及他们提供的财政、兵源、军需购运、通信联络等方面的援助，是孙中山确定在越南建立基地，发动广西边境武装起义的重要原因。
每次发动起义前，必须进行多方面准备，“但最重要的则为军饷军械之接济问题，此一责任，又非国内同志所能为者，唯一可以负此种责任者，只有华侨”。因此，革命党人一边谋划起义，一边前往南洋各地，向热心革命之华侨，筹措款项，接济饷械。如防城之役发动后，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赴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槟榔屿、吉隆坡等地筹集起义经费，并频发函电致南洋诸同志及日本人宫崎寅藏等，嘱其接济饷械。1908年3月上、中旬，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离开河内后经西贡往新加坡筹款。4月17日至22日，孙中山在新加坡先后致函同盟会庇分会会长邓泽如等人，告以革命军“在钦、廉连战大胜”，现拟运动广西防营举事响应，并在云南发动，“广西、云南两省一起，则钦军无后顾之忧，可以长驱进取，而东路惠、潮之义师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响应，如是则南七省之局定矣，此时则北军必可起于燕、齐，中军必可起于吴、楚，此弟数年之计划也”。函中特别强调饷款的作用，敦促火速筹款以支付“广西营勇约降之花红及饷”等，认为“今日之得失成败，在于能速得此款否耳！”5月上、中旬多次致函邓泽如等，嘱速筹款供给云南军需。
（3）组织和动员会党。
为了建立武装起义的队伍，河内总机关大力招募广西会党流亡人员和边界游勇之士。1902年至1905年，广西爆发会党大起义，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而失败，一部分残存的游勇武装转移到边界两侧，一些幸存的会党首领和骨干逃往越南。这些人流亡国外，生活无着落，同清朝官绅结下血海深仇，复仇思想强烈，极易接受革命思想。而他们又是虎口余生，身经百战，熟悉内地情况，勇敢彪悍，正是同盟会所需要的战斗人员。胡汉民说河内“地界于两广、云南，故会党游勇之头目多流寓于此，王和顺之外，黄明堂、关仁甫、梁兰泉、梁少廷等，皆出入边界有名声能来啸者也。河内同志以先生字逸仙为日新楼，为饮食营业，乃不啻招纳亡命之所……先生乃使余与汪精卫为诸人演讲革命宗旨，指导其各种任务。对于会党，则晓以革命军纪，纠正其恶习，复审查其性质与所有实力，而分别使用之”。王和顺（南宁人）是广西会党首领，黄明堂（钦州人）是边界游勇头目，关仁甫（上思人）是滇南会党首领，梁兰泉（龙州人）、梁少廷（钦州人）是清军逃牟，这些人都在1907年加入同盟会，成了革命的骨干力量并得到孙中山的任用，通过他们去召集会党游勇，组成起义的基本队伍，负责侦察敌情、策反清军、突击作战等任务。
（4）身先士卒，英勇赴难。
1907年9月的钦廉防城之役，领导人为越南华侨王和顺，其原籍广西，早年在清军刘永福部任哨官，后弃官加入会党，在中越边境从事反清活动，失败后逃往越南，加入同盟会。由于他有军事经验、熟悉清军和中越边境情况，又有坚定的反清思想，得到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孙中山派他和黄兴回广西钦州发动起义，并委任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这是继许雪秋之后孙中山依据《方略》委任的第二个都督。9月1日王和顺率众于钦州王光山起义。6日攻占防城，杀县令。发布起义文告《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三种，申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随后移师攻袭钦州府城及灵山等地，均未得手。革命军在战斗中扩大了队伍，达3000余人。清新军统领郭人漳一面诈称“赞成革命”，一面又派兵陷防城，使革命军腹背受敌。9月中旬，革命军以军需给养困难战败，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
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领导者为黄明堂。1907年初，孙中山派黄明堂前往越南太原府左州，设立机关，集聚了数百人。孙中山先后派越南华侨、同盟会会员关仁甫、梁兰泉运动清军策划夺关，未成。11月，又派王和顺领导起义，因游勇不听指挥，队伍不集，起义发动不起来。孙中山只好改任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冯祥为司令，李佑卿为副司令，何伍为支队长，共负镇南关起义之责。1907年12月2日零时，革命军400人集结在越南那卜，据说有越南革命党和菲律宾独立军参加，购置有驳壳枪、电光灯和纸炮等战具，黄明堂率领广西那模村游勇80余人做先锋攻关，占领炮台三座，青天白日旗在右辅山上高高飘扬。王和顺率一支军队攻袭水口关以配合，凭祥、宜化、上思、思州等地军民也积极响应。4日，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胡毅生、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伍炮兵上尉狄氏等，从河内乘火车到同登，骑马入那模村，连夜点火把攀登右辅山，孙中山在鼓乐声中检阅革命军，发表振备人心的讲话，犒赏起义官兵，群情激奋。6日，孙中山亲临阵地参战，并为革命军伤员裹伤。他激动地写道：“余自乙未广州失败以来，历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国之土地，与将士宣力行阵间。”在战斗中他又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镇南关起义是辛亥革命前由越南华侨革命党人直接指挥并取得胜利的唯一一次起义。这次起义付出的代价小而影响大，是一次较为成功的起义，在孙中山领导的诸次反清起义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6日，龙济光、陆荣廷两部清军4000多人，向右辅山三面逼进，发动了三次强攻，均被革命军粉碎，清军伤毙400多人，革命军牺牲20多人，负伤60多人。在黄明堂的指挥下，革命军以寡敌众，血战数昼夜，因饷械筹济不及于9日撤离镇南关，全军退入越南境内，起义最终失败。
1908年3月钦廉上思之役，主要指挥者是黄兴。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法国当局驱逐出越南。1908年3月，孙中山由河内移居新加坡，临行前将中越边境的武装起义交由黄兴、胡汉民负责，并同河内机关部制定谋取滇、粤之策：一路由黄兴筹建军队再入钦廉，取南宁为革命基地；一路由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镇南关起义部众，攻略河口，图取云南，以为革命党人根据之地，然后挥师北上，推倒清政府。
黄兴以海防为基地，在芒街设立前线机关，派谭人凤入东兴郭人漳营联络。黄兴向法商购得驳壳枪百十支，冯自由在香港购得子弹，由海防同盟会会员偷运入境，转运到前线装备部队，组织了长枪队、驳壳枪队和炸弹队，革命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涨。1908年3月27日，黄兴率黎仲实、梁少廷、梁建葵、詹岐山等防城起义余众和越南华侨200多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自任总司令，在两广交界的上思马笃山起义，从越南进入钦州东兴。经数次战斗，队伍增至600余人。革命军在钦、廉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40余日，屡败清军。这是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战斗得最好，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道：“克强乃以200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敌，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后因弹尽援绝，退回越南。
1908年5月的河口之役，领导者为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华侨志士。1908年初，河内机关部派黎仲实、谭人凤、高德亮、麦香泉、姚章甫、陈二华、梁恩等8人驻老街，筹划革命起义、进取和接应事宜。军事则委托黄明堂、关仁甫、张徳卿统之。2月底，乘法国招工修筑滇越铁路之机，率领准备在河口起义的士兵潜赴老街，乔装成铁路苦力，在监工的带领下到河口镇做苦力。黄明堂从中了解到清军不少情况，而且有的放矢地策反了部分清兵，为起义打下较好的基础。
4月29日凌晨二时，黄明堂、王和顺和关仁甫带领200多铁路苦力，由越南保胜过滇越铁路进攻云南河口，并得到河口驻军和警察的响应。革命党人进入河口之后，破坏了当地的电报通信系统。这使河口守军处于孤立的境遇。经过一番激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河口。这一仗，缴获敌人十响毛瑟枪1000多支，子弹20多万发，大炮数门。由于清兵投诚起义，革命军也发展成1000多人的队伍，扩大了革命声势。攻占河口后，黄明堂即以南军都督的名义布告安民，召开会议，不失时机，分兵疾进，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攻取昆明，以期震动全国，掀起“驱除鞑虏”的革命高潮。会议决定：黄明堂坐镇河口指挥全局，王和顺率领一支队伍沿铁路往前推进，关仁甫带领另一支队伍往蛮耗进击，攻取普洱，最后合围昆明。二路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等地，置通蛮耗、蒙自。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卒，革命军从300多人扩展到3000余人，声威大震。就在革命形势似乎一片大好时，革命军内部却面临着严重的危机。5月5日，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命即赴前线督师。黄兴赶赴河口后，因投诚清军不听调度，不得已于9日折回河内，拟另组敢死军为主力，投入战斗。11日，黄兴被印度支那法国当局扣押，旋即驱逐出境。法国当局又应清政府之请，封锁边界，禁阻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并迫害、驱逐大批旅越革命党人，使云南革命军逐渐陷入困境。
5月2日清军攻陷河口。由于革命军缺乏坚强领导和群众基础，粮械继失，战斗相持近一个月后失败。黄明堂率600余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境内，又被法国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至此，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武装斗争完全失败。
3.积极争取外援
越南与中国粤、桂、滇三地接壤，为法属殖民地，因法国政府曾伪装赞助中国革命，孙中山认为此处是较为有利的革命军事基地，苦心经营。孙中山之所以把法国列为“友好”国家，是因为法国政府某些大员曾向他频频示好。早在1902年，孙中山应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的邀请，赴河内参观博览会，同其秘书长哈德安会谈，孙中山提出将越南北圻作为运输武器、人员进入中国的通道，遭到拒绝。但法国同意革命党人进入北圻去接触中越边界的游勇。游勇是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是由失业士兵组成的武装集团，是清末广西会党大起义的骨干力量。法国想通过革命党招抚游勇，不再扰及越南；孙中山想利用游勇反对清朝，故与法国达成此项协议。1905年10月，法陆军部“中国情报处”头目布加卑，登船求见孙中山，声称“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出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1906年，他们联合调查了粤、桂、滇和长江流域各地区，获得了军事、政治、地理等情报，促使孙中山作出在广西边境举行武装起义的决策。法国政府这些动听的诺言和主动合作，让孙中山产生了一些幻想，他认为法国是“友好”国家，其统治下的越南是革命党人自由活动的天堂，是架设“桥梁”的适当地点。
在西南的四次起义中，法国人对革命党人也的确曾“阴实助之”。法国政府在革命党人发动镇南关、钦廉等起义失败后，逃往法属印度支那时，收留了革命党人。而河口起义中革命党人也是从距河口不远的越南劳开地方进入的，法国人听任革命党人借用铁路运送军械。事实上，在河口起义过程中，革命党人受到法国人的默许、纵容反而是最多的。甚至在起义失败之后，法国人还为革命党人能从河口顺利撤退，提供了船渡的帮助。法国政府认为利用革命“是一种政策”，一种能为其获取利益的政策。法国人已认识到“暴乱煽动者和政府当权者同样不怎么排外，所以外国人似乎无所谓采取支持或反对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态度”。只是法国政府对于革命的支持力度并不是很强。它虽然意识到清朝的统治面临着垮台的危险，但法国人认为要维护和发展其巨大利益，只有在中国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才可能做到。因而，在河口起义的后期法国人转变了态度，开始拘禁革命党领袖黄兴等人，这使革命党人的组织机关被完全破坏。
总之，孙中山在西南发动的四次起义，得到了华侨多方面的支持。他们不仅从经济上帮助国内的革命运动，而且还亲身参加革命斗争，或协助军队购置粮秣，或直接入伍参加国内起义，有的甚至壮烈牺牲。在起义准备阶段，越南华侨积极做好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或接济前方军粮，或协助运送军械，或负责联络协调，或招待来往革命者，为起义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越南华侨利用良好的地理优势，还积极为革命起义从香港、东南亚地区或直接从洋人手中购买武器弹药。在起义过程中，华侨积极参加革命起义，许多人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四次起义，领导人多为广西壮族华侨，参加者不少是广西籍华侨，其中包括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华侨。在镇南关起义中，越南华侨就有300多人参加，20多人牺牲，60多人负伤。1908年3月，黄兴以越南华侨200多人组成中华革命军南军，再次进入钦州举行起义。
这四次反清武装起义，是孙中山贯彻同盟会“两广首义”战略方针的勇敢实践，由于缺乏经验，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先后都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在军事上，同盟会总结了经验教训，促使武装起义在策略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和提高，从依靠会党到注重新军，为后来取得胜利准备了条件；在政治上，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提高了全国人民的革命觉悟，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孙中山后来为日本人池亨吉所著的《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作序，回顾从潮州之役到河口之役的斗争历程，指出：“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他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折而愈劲，道阻且长，期以必达，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
4.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
清末，张之洞、岑春煊等在广东创办军官学堂，建立新军。广东革命运动由宣传转入行动，风潮逐渐激烈。革命派吸取了因经验不足和接济困难等失败教训，从依靠会党转向依靠新军为主。在本次起义中，革命派积极谋划，得到了华侨的响应。
（1）在论战中，更加倾向革命。
南洋华侨众多，历来是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夺的重点阵地。新加坡《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日趋激烈，孙中山亲自领导了这一批判改良主义的斗争。同盟会重要成员黄兴、胡汉民、田桐、林时爽、陶成章、汪精卫等也先后抵达新加坡，撰文参加论战。1908年9月12日、9月15日和10月9日，孙中山连续三次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中兴日报》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和《“平实”开口便错》三篇文章，阐明革命不仅不会招致帝国主义瓜分，而且瓜分、干涉问题还可“由革命而解决”。指出此“非惧外媚满者所能置辩也”，驳斥了保皇派宣扬中国革命会招致瓜分的错误论调。同时驳斥了平实“引孔孟天命之说以文饰……以满人侵夺中国亦为天命之自然”的谬论。指出“自然与人事，固绝对之不同也”，人类“进化之程度愈高，则离天然愈远”，“……人事渐繁，而理乱兴衰之事毕现”。认为“人事天演”论是荒谬可笑的，“人事”应从历史的“进化”去理解。批判平实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中以天命反对革命的谬论。孙中山指出，“人事补天工，人事夺天工”，“人事”与“天工”、“时势与自然”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以商汤推翻夏、周武王推翻商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为例，证明这是“人事之变迁”造成的，而不是什么“天数”。只要“有主张革命者，出而唤起同胞，使之速醒”，就能“造成革命之时势”。经过与保皇派的一番激烈论战，部分保守的华侨开始倾向革命，革命思想也得到了迅速传播。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勾结，下令封禁革命党人的机关报——《民报》。《民报》自创刊始，共出二十四号。1910年2月，《民报》以法国巴黎淮侣街四号总发行所名义，继续出版，实则仍在日本秘密印刷，仅出两期，至第二十六号停刊。孙中山便致函张永福、陈楚楠，嘱其加紧改进《中兴日报》。旋又分别致函邓泽如、曾壬龙，请南洋各埠协助《中兴日报》的加股工作。
1909初，广州振天声粤剧团在南洋巡回演出。该剧团因1908年到新加坡演出时，曾与孙中山会见，并集体加入同盟会。所上演剧目，也具有革命爱国色彩。因此，保皇派恨之入骨。该剧团虽遭“保皇党造谣、欲破坏”，但在革命派的支持下，在各埠上演仍获得成功，壮大了革命的声势。
（2）支持革命机构的建立。
1908年秋，南洋英、荷所属各埠已纷纷成立同盟会分会及通信处，为统一领导起见，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另订章程及通信办法，函告各下属组织遵行。同盟会南洋支部成立后，孙中山为加强南洋各地同盟会组织的领导以及筹办军饷，在1908年10月28日—11月8日间，与胡汉民等自新加坡赴各埠活动。28日抵芙蓉。29日抵吉隆坡，指出“吉隆坡虽亦有热心之人，而团体散漫”，应“谋其改良扩充，以求其进步”。11月2日抵怡保（坝罗）。5日抵槟榔屿（庇能），认为“庇能同志，亦甚热心，惟运动联络之人不及芙蓉、坝罗”，故“另派定主持各人为推广团体事”。1909年5月上旬，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建议由新加坡迁至槟榔屿。不久，胡汉民赴香港，支部事由邓泽如等主持。
5月19日，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洲。临行前，委托黄兴、胡汉民继续负责国内革命运动。1909年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黄泥涌道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分设筹饷、军事、民军、宣传等组，另设实行委员若干人，负责华南各省军事和会务活动。南方支部成立后，即着手准备在广州起义，计以新军为主力，由倪映典负责发动，另派朱执信等分头运动防营、巡警及广州邻近的会党、绿林等。
（3）筹措军饷。
西南斗争失败后，孙中山的筹款工作并没有停歇，而是更加努力以图再举。1908年底和1909年初，孙中山往来于新加坡及南洋各埠，积极筹募经费，准备起义。1909年3月2日，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指出：“河口（之役）以后，已决不再为轻举。”当前形势虽好，但“财力极乏，不能乘时而起”。告以将赴欧筹款，因为“近接欧洲一名商来信云，经济计划有机可图”。在5月17日致邓泽如函中又提及此行任务：“以财政、外交为两大注意问题。”6月20日，孙中山抵法国马赛港，旋赴巴黎，曾运动法国资本家贷款充作中国革命经费，受克里孟梭（G。Clemenceau）内阁所阻，未成。10月，孙中山委任胡汉民为南方支部长，支部维持费用由香港同志筹集，林直勉、李海云倾其家产助之，同时胡汉民派人至荷属南洋筹款，嘱邓泽如在英属南洋募集军资。
1909年12月，孙中山第二次到美洲，当时华侨信仰革命者还不多，尚未有人大规模宣传革命，革命党的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出版不到半年，时间有限，收效不大。多年来华侨受保皇派的影响极深，“欲转其信仰，赞成革命排满，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李是男、黄伯耀、李旺对革命最为热心。孙中山想五天之内筹得5万美元，预备为广东新军起义之用。三人分头向平日深知赞成革命的商人及朋友劝募，尽一日之力，仅捐得美金数十元。孙中山焦急万分，便与黄伯耀前往致公堂开会筹款。第二天，孙中山到致公堂演讲筹款，结果只募得102美元，相差甚远。能实行排满主义者极少数，众皆敷衍。“四人多方筹商，无善可想，因数目过巨，彼此相向而泣。”限期已到，孙中山只筹款8000美元，不敷义师发难之用。焦灼之际，革命党员李海云见义勇为，将其香港店内存款2万美元献革命党作军用。翌日报载，广东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希望能筹得数千救急，让内地同志有盘缠（旅费）逃离内地。李是南便将自己商店内几百美元暗中提出送给孙中山，而不让自己的父亲知晓。黄伯耀倾其所有，折成港币2000元。孙中山大喜，谓“此两千金可当两万用，起义同志得此可以逃生，免为满虏所捕”。孙中山在美筹款期间食住从减，谓“现在非讲阔的时候，将就即可”。随后孙中山嘱咐黄伯耀等，指导其如何开展今后的工作。过两年，革命取得成功，美洲已建立同盟会四十九分会，入党者近万人，为辛亥革命筹得军饷200余万元。
（4）运动新军。
革命党人在新军中进行活动，早在丁未黄冈之役便开始了。1907年黄冈之役，孙中山派胡汉民、汪精卫到香港设立机关，并主持内务，派胡毅生、朱执信到广州秘密与军界人士姚雨平联络。不久，姚雨平、张錄村、刘古香等人被清政府革职，他们便在广州暗集同志，与朱执信、邹鲁等联络并分头进行。陆军速成学堂、虎门讲武学堂学生多表同情，而陆军学兵营尤为活跃。当时清政府设立模范学兵营，派人到惠州、梅州及北江等处征兵，许多革命党人应募，“陆军之中，因而布满革命种子”。12月，钦、廉地区抗捐运动爆发，清政府派统领郭人漳、统带赵声前往镇压，孙中山于是派胡毅生随赵声营，黄兴入郭人漳营游说，二人答应响应义举。不久爆发了防城之役，郭人漳以起义军实力薄弱未能反正，起义后来也陷于失败。
本次起义由胡汉民、黄兴、赵伯先在香港筹划。省内军务则由倪映典为总主任。赵伯先因在陆军学校督导新军，以民族大义鼓励学生、士兵而犯忌，被清政府革职。“江南、广东两省军界革命种子，大半伯先所培植也。”倪映典，原名倪炳章，安徽合肥人，原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与赵声、柏文蔚等在江南提倡革命，被江督端方察觉，命皖吏撤其职。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新军第九镇奉命镇压，他随军到萍乡，与赵声等密谋响应，未果。1907年回安徽，先后任新军骑兵营管带及炮队教练。同年调任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炮兵营管带，与该营革命同志熊成基等联络，共谋于次年春发动起义，事泄后，秘密逃往芜湖、合肥，后潜至广州，经赵声介绍与朱执信、胡毅生等人相识，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起义，不可专恃会党，遂更名倪映典，充任新军学兵营炮队见习官，与学员徐维扬结识并谋革命。后被赵伯先委任炮兵排长，在新军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邹鲁等负责运动防营，陈炯明、朱执信、邹鲁、古应芬等联络咨议局及学报界人才。姚雨平、林树巍、李济民、罗炽扬、苏慎初、钟德贻等暗中联络新军速成毕业的队官、排长、见习官等。徐维扬、巴泽宪、赵珊林、杨凤岐等专门运动新军干部，以备发难。至1909年冬，士兵加入同盟会者3000人。
1909年春，倪映典与赵声、朱执信等决计运动新军，在广州发动起义，任干事。赵声被解除督练公所提调职务后，由他独立承担运动新军的责任，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同年10月，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等报告运动军队情况。南方支部决定元宵（1910年2月24日）前后发动起义，各部分主任依期准备。倪映典返广州后，广州各机关活动频繁，徐忠汉、胡灵缓、林直勉、黄侠毅、方紫栅、李应生等人租屋于宜安里等处，预备起义时纵火接应。孙眉、杨扬初及女同志李自平、陈淑子等则在香港湾仔东海傍街76号4楼冯寓和九龙城孙寿屏农场赶制青天白日旗100面，秘密运往广州备用。洪承点、徐忠汉、李自平、陈淑子等担任秘运炸药、子弹等。朱执信、胡毅生、李海云则驻河南大塘村，设立总机关，联络南海、番禺、顺德、三水等民军首领李福林、谭义、陆领、陆兰清、李雍、黎广等，为响应新军作筹备。姚雨平去惠州运动会党起义和策动陆路提督秦炳直部起义响应。但腊月二十八（2月7日），新军二标兵因印名片与军警发生冲突，风波扩大，倪炳章来不及制止，加上青年军人躁动，有人主张乘机发动。倪炳章又到香港南方支部请示，称：“小不忍则乱大谋，余料新军运动已成熟，经此事故，无论如何，殆难抑制，应提前改期，勿至元宵。”支部商议后，将起义日期改为初六（2月15日）。熊炳章回到省城，发现张鸣岐、李准已有所准备，防范甚严，决定改变原定起义日期立即起事。2月12日（正月初三），熊炳章来到燕塘炮一营，击毙炮兵管带齐汝汉，逐吹号集合士兵，陈述大义及所处情势，唯立即举义，否则俱死。熊炳章被士兵推为司令，随之兵分三路进攻广州城，自率千余人经沙河进攻东门，遭水师提督李准突袭，壮烈牺牲。因事先准备不周，孤立无援，起义失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震惊中外，影响超出军界，普及到绅、商、学、农、工界，使全国革命风潮日益高涨；同时使人们认识到清政府赖以挽救其危亡的新军可以转化为它的掘墓人，从而增强人们的革命信心。另外，它对华侨影响更大，华侨纷纷捐赠资财，基本解决了当时革命活动的经费问题。最后，大部分革命军官和部队幸得保全，成为辛亥年广州“三·二九”之役的中坚，并为十月十日的辛亥革命开辟了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