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在经济上支持国内的民主革命，贡献巨大，具备以下七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华侨支持革命的款项绝大部分是义捐。华侨的捐资助饷多出于一种民族意识，一种革命觉悟，一种对祖国的眷念与希冀，所以他们的捐款大多不求回报。虽然革命组织当时也发行了一定数量的债券，但这些持有债券的华侨并不要求一定兑现。例如，李卓峰为革命捐出巨款，以致个人的经济非常困难，但是为了救济防城、河口、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退入海防的战士，他还向银行借款2万元，当孙中山将10万元的国债券交给他时，他却将这些债券全部烧掉了，表示绝不是因为希望得到回报才支援革命的。像他这样的华侨大有人在。
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辛亥革命文物，它详细记录了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广大海外华侨的捐款情况。华侨的此次捐款活动，是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1911年7月，孙中山先是在美国促成了美洲同盟会和致公总堂的联合，后又在致公总堂堂主的支持下成立了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并率领筹饷专员分南、北两路到美国各地筹款。期间，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转赴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其他筹饷人员则继续筹款。1912年初，筹饷局人员接到孙中山停止筹款的指示后，筹款工作逐渐进入收尾阶段，到3月中旬，筹饷局人员将全部募捐登记在册收齐汇总，并印制出一批《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以下简称《征信录》）。这次筹饷活动波及范围非常之广，除孙中山及筹饷员演说劝捐的地方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华侨是自动筹集款项汇交筹饷局的，总计响应致公堂的号召积极捐款的城镇（埠）共有430多个。《征信录》上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捐款人或捐款商号名，如思汉赵、专一郎、汉中一、逐满、生长异邦心思汉赵、胡还汉、刘逐满、赵思汉、朱思汉、王灭胡、刘恢汉、刘念汉、严思汉、兴汉灭满、刘复汉、黄攻清、反清氏、汉吕洞宾、民族一分子、杨仇满、陈仇满、冯排满、命由天等。这些名字并非捐款人的本名，而是捐款人在捐款的时候，以一些能够表达他们内心真实意愿的文字，如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热情支持的文字进行登记。他们的捐款数额虽然不一定大，如朱思汉，他曾捐款两次，第一次10元，第二次20元，数额并不大，但其积极资助革命的态度表露无遗，其捐款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个商号叫“杀满记”，虽然只捐了1.5元，但能真实地表达店主的反清心理。
孙中山发动的此次筹款活动是以发行债券（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形式进行的，但从《征信录》来看，绝大部分华侨的捐款都低于5元。根据当时的规定，捐款5元以上才可以获得金币券，但当时捐款数低于5元的非常之多，如捐款2.5元的有959人，捐款1.5元的有210人，捐款2元的有540人，捐款1元的有987人，捐款0.5元的有214人。可见，大部分华侨的捐助是无偿的，他们虽然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但他们真切地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不求回报地捐助国内革命，即使是捐款较多的个别机构或个人，也有“不取债票”慷慨捐献的情况，足见其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之心。武昌起义胜利、“民国”成立，孙中山指示此次筹款活动结束，但由于一些华侨仍然主动向筹饷局捐款，故筹饷局的局务工作未能及时结束，此后又延续了近两个月。
出生于富商之家的梁密庵，偷偷将其父储存的巨款，私自寄回国内支援革命。梁密庵担心父亲责骂，随即离家出走。其父知道后，派人将他找回，得知原委后，不仅未加责备，还高兴地说：“我已寄出一笔矣！”“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颁发“旌义状”给梁密庵。文曰：“梁密庵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初，踊跃输将，军储赖济，特给予旌义状。”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仅热情捐献军饷，还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至云南交给起义军。起义失败后，大部分革命党人经越南辗转流亡到新加坡，陈楚楠等人在新加坡蔡厝港开办中兴石山公司接待他们，还介绍一些人到槟榔屿、吉隆坡、文莱等地的工厂、矿场和农场谋生，为安置这批革命志士做了大量的工作。1908年至1911年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至缅甸华侨中筹款，庄银安等人每次都捐款数千元。广州起义前，吴世荣带头变卖店产，倾资助饷，筹集起义经费；郑螺生除自捐现金1000元外，还处理了其拥有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以支持革命；旅居马六甲的永春籍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达五六万元。广州起义时在东京购买军火，留日学生出钱不少，有一位留学生为捐款不惜去借高利贷，直到辛亥革命几年后他才还清债务。
孙中山在海外发行的各种筹饷票券，是在一无政府，二无银行，三无物质抵押的前提下发行的，理应不能流通，但凭借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军等名义和孙中山的个人声望，得到了广大华侨的踊跃认购，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迹，也从侧面反映了广大华侨的爱国之情。
第二，华侨为革命捐款不求任何名利的回报，有许多华侨为了革命救国，倾尽家财，就算自己及家人生活无着也义无反顾。如前文所述的邓荫南、李卓峰等人，就是如此。邓荫南变卖全部资产支持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1903年第二次广州起义，支持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李卓峰在捐出巨款导致自己财力枯竭后，还向银行借债2万余元来接济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退居越南的起义者；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为了支持革命，将自己家产的大部分都无私地捐出，其前后用于支持革命之款至少70万美元，几近倾家荡产；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许雪秋，曾向清政府捐得候补道衔，后立志“逐满兴汉”，后以承筑潮汕铁路工程及招募团练为名，聚众千余，约期举义，事泄之后，再赴新加坡，1906年结识孙中山，之后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积极参与革命的重要华侨，他多次帮助孙中山在海外筹款，竭尽全力；华侨资本家林受之，为了革命倾尽全部家产，陷入贫困，以致其子女不得不辍学去当雇工，但他们无怨无悔；华侨肖竹漪为了支持革命，将其全部田产出售；槟榔屿的吴世荣等，也因为支持革命以致个人的经济事业遭受重大的困难；加拿大华侨林礼斌，在孙中山为黄花岗起义筹款中，一人捐4000元，相当于檀香山、纽约两地捐款的总和；挑水工人关唐，每担水只值1文，却将半生积蓄3000元全部捐出。
参加同盟会的华侨对于革命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及募捐都非常积极，只要总部来电要求募捐，会员们立即认捐，如果数目不大，就由会员们自己分担，一般都能在几天内将款项凑足汇出。组织有什么需要他们也一定尽力设法解决。吉隆坡同盟会有一位叫陈良的会员，以做木工维持生计，生活非常拮据，他利用业余工作时间，亲手制作了十二张木椅，制成之后送到了会所。后来他因为失业，以砍柴为生，不幸被倒下来的大树压死了。他的事迹一直让吉隆坡的会员感动着。此外，还有一位叫黄杨的会员，原是工人出身，平日里勤俭节约，有些积蓄。有次同盟会总部要筹集一笔较大的款项，他便慷慨认捐了1万元，但他身上没有那么多现款，于是便拿着自己的房屋契据去找当地的一个华侨大资本家，向他抵押1万元，并说明这笔款项是用来资助祖国的革命事业的。但这个资本家反对革命，不愿意支持黄杨，黄杨非常气愤，痛斥此人只爱金钱不爱祖国，不能称之为中国人。后来黄杨想方设法凑齐1万元交给同盟会。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905年秋，同盟会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先生拟赴南洋进行革命宣传，但绌于经费，华侨谢逸桥、谢良牧慷慨捐赠。谢家当时是南洋巨富，为了支援孙中山，最后倾家荡产。故孙中山在1918年夏拜访在松口隐居的谢逸桥时，曾填词一首盛赞他“挥金为革命”的义举。
又如，筹款巨子邓泽如，他为革命四处奔波，不辞辛劳。邓泽如祖籍广东新会。早年随父经商，18岁前往南洋谋生，初在马来半岛往来于金宝、芙蓉等地开采锡矿，后在瓜拉庇埠经营橡胶，结识富商陆佑，成为其代理人，逐步发展成为南洋知名的实业家。邓泽如对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筹款。孙中山曾在信中赞他“热心革命，力任筹饷以济军需”，“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矣”。他于1906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7年，邓泽如加入同盟会，任马来亚分会会长。1907年，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急需军饷。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交给汪精卫，让他去马来亚找邓泽如筹款。当时邓泽如外出不在家，回来后才看到孙中山的信，便急追数百里，赶上汪精卫，捐助数千元，以解军饷之急。后来又数次带头捐款并发动华侨捐款支持广州起义、武昌起义等。1909年，同盟会南洋支部迁到庇能，他主持支部事务，积极推进南洋党务工作、筹集起义款项、支持《中兴日报》刊行。1910年11月，他与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筹集巨款，谋在广州大举。为筹募广州黄花岗起义经费，他与黄兴走遍芙蓉、麻坡、马六甲、怡保等埠募捐，曾发动一位以俭啬著称的华侨卖屋捐输，带动各埠华侨踊跃捐献。据初步统计，从所见的1907年10月到1911年4月底孙中山致邓泽如的38封信函中，其中嘱其捐款或涉及筹款的就有25封。从中越边境的防城起义到广州黄花岗起义期间的各次起义，都可见孙中山催促邓泽如加紧募捐的信函，强调“今日之得失成败，在于能速得此款否耳！”“惟当此得失之交，为吾汉族存之所关。”而邓泽如也为革命殚精竭虑，每每能在革命急需经费时助一臂之力。1908年10月，孙中山欲赴法筹款，为筹集赴法费用，孙中山在胡汉民、汪精卫、黄隆生陪同下从新加坡抵达芙蓉，孙中山估计共需旅费8000元，邓泽如当即认捐一半，并承担了胡汉民、汪精卫、黄隆生三人往仰光的费用400元。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胡汉民、赵伯先等到南洋筹款，图谋再次起义，但走遍新加坡、芙蓉、麻坡等地，响应者很少。华侨中的一部分人由于见到前几次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从而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而有的华侨则因为已经数次捐助革命，财力有限，无法再负担。所以这次筹款出现了“畏难而不愿见者，有赞成而力不足负者，故应者殊寡”的状况。那一年邓泽如42岁，刚好喜得一子，而妻子生产时得病严重。此时邓泽如本应在家照顾妻儿，但当黄兴来找他筹款时，他没有丝毫犹豫，“数语后相与俱出”，继续为革命经费而奔波，马不停蹄地在吉隆坡、龙邦、怡保、霹雳、文明阁、金宝等埠筹款。这个时期，新加坡、马来亚各地华侨共捐款47663元，居黄花岗起义各地华侨捐款的第二位，这与邓泽如等人奔走各地、不辞辛劳密不可分。为此，黄兴称赞他“素尽力国事，急功忘家”，“真有大禹治国虽闻呱呱之声而不遑宁处之概”。
为革命如此劳心费力的邓泽如却不求丝毫名利的回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秩序混乱。孙中山推荐邓泽如任都督一职，但邓泽如认为“泽本商人，素无政治军事之学识”，未接受这一职务，而是前往恩平、翁源等地考察矿务，以期在实业方面助孙中山一臂之力。袁世凯窃国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邓泽如重返南洋经营旧业。1914年底，孙中山筹划讨袁，组织中华革命党，设立南洋筹饷局，委任邓泽如为委员长。次年，在孙中山所派同志的协助下，邓泽如以中华实业公司名义募集数十万元，将款项汇回国内，当作讨袁经费。孙中山称赞他“只尽义务，无取名义”，为党为国，任劳任怨。
在踊跃捐款的华侨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被称为辛亥革命“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张静江是浙江湖州人。1902年10月，他随着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任职。次年弃官从商，在巴黎创办了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的古玩、绸缎、茶叶、瓷器、珠宝、书画等商品。1905年11月赴法途中，在船上偶遇孙中山。张静江对孙中山早有耳闻，也读过孙中山的文章，对孙中山很是崇拜，表示愿意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临别，张静江赠送孙中山3万法郎取款单，约定需要经费支持时可发电报给他，以ABCDE为暗号，A为1万法郎，B为2万法郎，C为3万法郎，D为4万法郎，E为5万法郎。有一次孙中山在日本因经费紧缺，便给张静江发出了电报，上面仅写了一个字母C，几天之后，3万法郎便从巴黎汇到。又有一次，革命党人急需经费，张静江担心因为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费难以筹措，可能影响起义如期进行，毅然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属的一个茶店卖掉了。孙中山对张静江慷慨捐输的行为予以高度评价，并一直铭记于心，他说：“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1906年3月，张静江在从法国回国途中经新加坡时，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会。张静江还动员兄长张弁群及亲朋好友参加同盟会，将在巴黎等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此外，张静江还大力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出版《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也是张静江出资编排、印刷。该报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06年6月，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张静江出资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在巴黎达候街25号发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画报》；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并亲笔撰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苏报》、《浙江潮》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革命主张。
第三，处于劳动底层的华侨也慷慨解囊，积极支持革命。其中涌现出很多令人感动的事迹。如在越南堤岸卖豆芽菜的黄景南，每天把赚到的钱投入反清活动中，作为革命捐款的储蓄，并将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了出来；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得到1文钱，但是他把半生的积蓄3000元全部捐献给革命事业；缅甸华侨工人黄群义也把平生的全部储蓄捐献了出来；美国华侨餐馆和洗衣店工人以及新加坡的码头工人等，也都为革命事业踊跃捐献，甚至有“无工栖身，而借债捐助者”。胡汉民在讲述南洋华侨参加革命的经过时说道，管账的伙计常常可以捐出一两个月的薪水，工人随随便便可以捐助二三十元，捐一个月、两个月薪水的也有很多，他们通常不管自己兜里是不是有钱，总是捐出了之后再想办法筹集。1911年11月的半个月内，马来亚锡矿的华人矿工，向革命党人捐献出1万元，而当时他们的月工资才5～8元；在1910年黄花岗起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加拿大华侨，大都是收入微薄的华工，华商中家境殷实者并不多，以小商人为主，但他们人数虽少，力量虽薄，却将维多利亚致公堂的公产变卖来筹集资金，作出了令人敬佩的义举。正如胡汉民在《华侨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华侨中最热心革命的不是大资本家，中等阶级的人也只是算能够接受革命，小商人和一般工人都是热心革命的积极分子。这话大略地反映了华侨中的各阶层人士对孙中山反清革命的态度，也表现出各阶层华侨对国内革命斗争捐助的状况。
第四，华侨中也有大资本家捐献支持革命的。华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华侨中占少数，这些人与侨居地的殖民政府和国内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说来，对捐款持冷漠的态度，对革命缺乏热情，甚至表现出厌恶和反对。如“拥赀累数百万千以上”而“肯拔其一毛者如凤毛麟角，少少点缀，聊以应酬劝募人之情面，而已觉得难得矣”。如富商巨贾谭佑初，家财万贯，当碰到有人劝募时，“则以近状窘，不肯应”，更有的人以恶言相向，无半点情谊可言。尽管如此，在华侨资产阶级上层，还是有一部分富有民族意识的人，例如，号称爪哇糖王的黄仲涵，在武昌起义之际，以“轩辕后人”的名义捐款五万盾支持革命。苏门答腊棉兰的大资本家张榕轩、张耀轩兄弟，虽然被荷兰殖民政府委任为甲必丹和玛腰，张榕轩还花了10万两银子捐得清政府四品京堂的虚衔和候补视察等闲职，可以说同殖民政府和清朝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武昌起义以后，张耀轩也捐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
第五，捐款支持祖国革命的华侨分布于东南亚和南北美洲、澳洲、非洲、欧洲等地，港澳和台湾同胞在这方面也有所贡献。如香港是孙中山发动和领导革命的重要基地。港商和革命党人在经济上，对维持革命党人在香港设立的革命机构，支持广东地区发动的武装起义和后来的广东光复活动，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孙中山即在此组织和筹划广州起义。香港革命党人黄咏商变卖其苏杭街大楼捐作革命经费。香港商人李纪堂生平为革命所捐的经费达100万左右，是革命党人捐助革命贡献最大者。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夕，急需经费，港商、同盟会会员李海云毅然将合股公司之现款两万余元全部提出，以充军用。广东光复后，港澳同胞为支持广东政权的建立，更捐助了近240万银元的大笔款项。孙中山在海外各地从事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的旅费，亦多赖香港的革命党人及留欧、留日学生的捐助。这说明广大华侨的爱国之心是一致的，他们都热爱祖国，关心乡梓，盼望家乡发展，祖国富强，民族振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捐资助饷的华侨由东南亚逐渐扩展到美洲、澳洲、欧洲甚至非洲等地，但从世界各地的华侨为历次武装起义提供的经费来看，东南亚华侨所起到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东南亚华侨一直积极支持国内的革命运动，是革命党人在海外筹集革命经费的主要阵地，位于捐资贡献之首。有人推算，东南亚华侨为革命武装起义提供的款项共达2115839元，占全部华侨捐款3942810元的53.66%（其中新加坡、马来亚地区捐助1019555元，占25.86%；越南、暹罗633434元，占16.07%；缅甸278800元，占7.07%；印度尼西亚184050元，占4.67%）。
第六，华侨广泛地支持国内革命，离不开孙中山对各会党的发动，会党中的华侨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强大支持力量。在美洲，孙中山积极发动致公堂，致公堂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的接纳，使得革命思想在华侨中蔓延开来。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组织，基本上是一个商人和小资产者的组织，在美国一般华侨中的影响并不大，孙中山得到华侨真正全面的支持是在1904年他加入美洲洪门致公堂之后。美洲洪门致公堂为会党秘密组织，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分堂遍及圣路士、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费城等各城市，有秉公堂、瑞瑞堂、协英堂等几十个堂口和同乡会组织。致公堂侧重于“兄弟义气”，同乡会偏重“乡里感情”，这些堂口和同乡会都属于中下层华侨劳动人民、小商小贩的帮会组织。洪门创始于清初康熙年间，是清朝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原为天地会的对内名称，三合会、哥老会是其支派，在海外其他地方称“洪顺堂”或“义兴会”。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随着清朝海禁渐开，部分洪门会员为躲避清政府的迫害，相继逃往美洲等地，组成致公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部分太平军将士也逃往美洲，遂使致公堂势力日益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民族意识日益淡漠，渐变成为慈善团体。当时的洪门，在美洲的势力非常强大，在华侨中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十之八九的华侨都参加了洪门会党，会党对华侨中下层颇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如果不加强与会党组织的联合，革命工作就难以在美洲华侨中扎根，也很难遏制保皇派势力在华侨中的蔓延之势，因此他认为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须借助洪门的帮助，通过洪门来打开革命局面，于是他积极利用洪门致公堂组织来接近华侨社会，深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04年，孙中山在其母舅的介绍下加入了洪门致公堂，极大地争取到了广大华侨对革命派的支持和保护。如1904年3月，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为了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当地保皇派串通美国移民局官员，诬称孙中山的檀香山出生证是伪造的，将他囚禁于移民局的小木屋。全美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闻讯后立即开展营救工作，他与致公堂英文秘书兼《大同日报》总经理唐琼昌等人，以5000美元将孙中山保出，又延请律师同华盛顿有关当局交涉，终于使孙中山得以脱险。孙中山获释后，受到致公堂黄三德等人的热情接待，在致公堂下榻，就职于中西日报社，并开展公开演说，宣传反清革命，召开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发表演讲，鼓励华侨购买革命军需债券等。在越南，孙中山积极发动三合会加入到革命中来。他召集各地各帮洪门三合会堂口首脑会议，指出华人都是同胞兄弟，大家同样饱受外人的压迫和欺侮，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外，尽弃前嫌，团结互助，继续发扬洪门反清复明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地支援祖国反清救国的革命斗争。孙中山还将部分洪门会堂口合并，把这些革命的外围组织转变成具有革命任务的政治团体。经过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洪门三合会各帮派开始逐步觉醒，有的还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党在越南西贡、堤岸经常活动的革命组织。
第七，收取会员会费也是革命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兴中会的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凡入会之人，每名捐助会费5元。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也规定会员的会费为10元，但由于会员各自的情况有异，在缴纳会费时可视情况而定，“海外华侨多照纳，留学生及国内党员多免费”，新加坡同盟会成立时，其章程规定入会者须缴纳会费底捐2元，另缴纳常年捐每月五角。荷属文岛八港支会也规定，入会底金每人得捐银二盾五方，每月每人例捐银五方。另有基本捐及特别捐，其他海内外革命党人也各依当地货币缴纳会费的规定。1904年，孙中山在改组美洲致公堂时，就强调美洲洪门人数众多，总数有七八万人，仅注册费一项，即可得美金二十万元以上，若能充分发动，必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尽管会费为数不多，但在革命形势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对维持革命的进行具有一定的效果，如1895年的广州起义，兴中会会员所缴纳的会费底银是这次起义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无论是对革命派的武装起义的军饷资助，还是为组织武装起义的各种机构的运转，以及孙中山等革命派在海内外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广大海外华侨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华侨为革命的付出，就如孙中山所说，他们“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地”，“一团热诚，只为救国”。广大华侨“含辛茹苦，挚爱宗邦”，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推进，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近代历史谱写出了感人的诗篇。
由于捐款渠道多，持续时间长，捐款的货币不同，故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海外华侨到底捐赠了多少经费没办法完全统计出来，具体的原因有：革命活动在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所以只能秘密地在华侨中募捐，或者由同盟会外围组织出面筹款，所以关于革命捐献的正式记录，大部分并未记载，相当多的捐款人也拒绝将其名字备案；当时华侨的大宗捐款是通过多种途径汇往国内供革命之用，有的是汇往同盟会各支部再转到国内的，有的则直接汇给每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因此无法确切统计；还有的捐款数据和资料鉴于当时革命的秘密性，经过审慎考虑后被销毁了；革命党的许多资料也曾被意外销毁，有些则因为人员更迭或会址迁移而丢失，华侨捐款的资料也在其中。因此，现存的资料，很多都是支离破碎、不完整的。总之，当时华侨支援革命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捐助方式或途径使得将所有革命捐助者完整记录下来存在相当的困难；同时，当时并没有任何机构专门负责记录华侨的捐款数额，许多记录都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才撰写的，因而无法提供准确的数据。所以学界对海外华侨进行革命捐助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仅能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以及从兴中会、同盟会举行的武装起义的经费来源中进行探讨，无法汇总出准确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真实的数额要远远超过这些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