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项元汴而言，仇英的《项墨林小像》，可能是最有纪念价值的作品。绢本，大斗方，青绿设色，真可谓古艳照人。岩外桃花盛放，仿佛置身武陵源中，一个小童，手持古铜瓶，在溪中汲水，但他的眼神，却贯注在飞鸟之上。
岩穴中，有两人对弈，静默专注，好像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和飞鸟、溪流、落英，形成一种对比。正面趺坐者，即天籁阁主人，青年收藏家项元汴。
项元汴收藏印中，有“桃花源里人家”一印，可能是这幅小像景物布置的旨趣。在这幅静中取闹的画像右方，有小楷款书：
“为墨林小像，写玉洞桃花万树春仇英制”（注一）
仇英为元汴长兄元淇所画的《姚村草堂图轴》（注二），笔法、意趣，和《项墨林小像》，颇为不同，也是青绿设色。为云雾所环绕的远峰垂瀑，是仇英画“仙山楼阁”或“桃源仙境”一类画题的惯用手法。中景，花木掩映中，不是仙山楼阁那样奇巧繁复的楼台，而是一座古朴的方亭，把人的思绪从神仙的洞天福地，带回优美僻静的山村。亭侧也有一个小童，在溪边俯身汲水，大概是准备烹茶。
曲曲折折的山径和急湍的溪流，使流动游走的视线，越过山脚的数间茅檐，凝注到疏松下面的隐士身上。飘摆的衣袂，使年近知命的项元淇，看来洒脱自然，有如玉树临风。左下方一童，从板桥之上迎面走去，似欲向主人报命一般。从远而近，左旋右转，使整个画面，贯通成一条流动的曲线，予人余韵无尽之感。然而，方亭、茅屋、苍松、板桥，又使流动中，产生一种静穆的气氛；和《项墨林小像》大异其趣的，也许就是闹中取静吧。
仇英在槜李项氏天籁阁所遗留的作品数量，相当庞大；但落有年款，并署名为项氏而作的却不多见。其中有两件作品，均为嘉靖二十六年所作：
《临宋元六景》册，为其中之一。“高峰远湖”、“云山楼阁”、“山坳田舍”、“关山渔舍”、“松林村落”、“竹篱压雪”；从六景的画题，已可以体会出那种高古澹雅的境界。项元汴在册后亲跋：
“宋元六景，仇英十洲临古名笔，墨林项元汴清玩，嘉靖二十六年春摹于博雅堂。”（注三）
第一幅和后副叶的右下角，均有项氏“聆”字编号，“聆”字为（千字文）中的第六百八十九字，可见那时年仅二十三岁的项元汴，收藏已相当丰富。何况再加上其他不同编号方式的藏品，则所藏书画名迹数量，就更难以确估。
宋元六景中，多幅画的边缘，另以小字描写画中景物：
“金霞返照；‘金霞’，南岸山也。去精舍数里，高面矗，直扫天表，返照山石，绚烟如霞，凭栏而望。”——云山楼阁。
“湖耕雨云筇远。”——山坳田舍。
“河洑鱼梁；有阁名‘河洑’，洑之深，有古石嵌空。”——关山渔舍。
“山烟寺，山上有古寺古井，烟中时见山椒，经声韵清而远。”——松林村落。
“竹湾雪舫，湾名‘竹寨’，亦聚雪也暮。”——竹篱压雪。
这些书写在画边上的小字，可能为宋元原画所有，经仇英临摹后，究竟由仇英一并照临，或由项氏临写则无法断定。只是经一再装裱裁割之后；这些小字，已经到了模糊难辨的地步。
画中景象，有些是怕观赏者走马观花，一时察觉不出的；像“云山楼阁”中，嵯峨巨石上的金霞返照。有的是隐藏着的景物，无法瞭望得见的；如“关山渔舍”中的河洑，河洑深处的嵌空古石，以及“松林村落”里山烟寺内的古井。亦有属于声音、地名，可听、可知，然而却无法直接状写出来的；如“松林村落”的“经声韵清而远”、“竹篱压雪”中的“湾名竹寨”，因此以文字一一标出。从这些迹象显示，这些精微细致册页的原作者，定是师法自然，对景写生。丹青不足之处，再辅以文字。务求眼之所见，心内所知所感，能充分传达予观赏者。此种朴实真挚的心情，便已十分动人。
据项元汴侄儿项希宪表示，家藏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册约一百幅之多；由此可见项氏对宋人画册之喜爱，以及仇英仿宋元作品功夫之深厚。
仇英绢本着色的《水仙蜡梅轴》，作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款：
“明嘉靖丁未仲冬，仇英实父为墨林制。”（注四）
有的学者认为款书十五字，系出项元汴之手。
这幅双勾填彩的花卉，构图简洁，清丽淡雅，充分表现出水仙蜡梅的冰肌玉骨。
“神品”、“墨林秘玩”、“项子京家珍藏”……从收藏印中，亦可见出项元汴对它的珍爱。
仇英仿宋花卉，存世不多，另一幅纸本《双勾兰花图》册页（注五），线条优美流畅，赋色异常淡雅，布局简单而富于变化，堪与水仙蜡梅相互媲美。
《贵妃晓妆》、《吹箫引凤》、《松林六逸》、《子路问津》……仇英《人物故事册》，一共十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注六）。
其中《贵妃晓妆》，宫廷建筑、人物乃至湖石树木的风格，和为项元汴所珍藏的《汉宫春晓》长卷颇为相似；很可能为同一时期作品。唯因资料所限，无法得知是否也为天籁阁所藏。第七幅《子路问津》图，典出（论语）“微子第十八”。长沮、桀溺并耕于野，孔子周游列国，由楚适蔡，使子路问津。长沮问明坐在车上，手执缰绳者即为远近驰名的孔丘后，带着几分揶揄的口吻说：
“是知津矣！”
子路问于桀溺。桀溺非但未指点迷津，且劝这位孔门高弟：
“……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为了匡世主张，无法见谅于隐者，孔子怅然若有所失地说：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仇英的长方形画面，右上左下，略呈对角线的构图；左上半部，天空、远山、水田和滚滚溪流；色彩淡得似有若无。右下半则为悬崖、丛木和阻路的顽石，墨重色浓；莫非世事扰攘，天下滔滔的象征！
画面底边，以蟠曲的老树及强劲的怪石，划分成左右两个不同的境界：
右侧，树木掩映中，孔子在舆盖下执辔而坐，安详的面容，流露出几许期盼的神情。古木怪石的后面，可以望见辕下摇尾徐行的半截白色马身。一门弟子随侍轮侧，迷茫中别具一种入世的执著。
相对的，画面左下角，子路一反往日的莽撞与率直，恭谨有礼地向长沮问津；而短装荷锄的隐者，则置身于云淡风清的背景下，遥指着树荫里的执舆者：
“是知津矣！”仿佛可以听到他的叹息和揶揄。
仇英的《子路问津》图，所以使人联想到天籁阁的主人，原因是项氏收藏印中，有“沮溺之俦”及“隐居放言”白文印各一方（注七）。这两方章中的印文，既可以看出项氏的气度和风骨，也可以视为偏离科举之途的项元汴，对时文、显学，乃至权威的一种心理抗拒。
事在嘉靖二十七年，日本贡使道过苏州，贽见盛名远播的文徵明。徵明为了尊重国体，身着腓服，坐受谒见之礼。但是对于所赠贽见礼物，却坚拒不受；可能与他不见中贵人，不交接王府，不收过往使者礼物出于同样的原则；他认为有违朝廷的礼法。此外，他也没有赠送彼邦人士所珍视和向往的书画（注八）。
又是草长莺飞时节，岑寂中，年近八旬的文徵明，捡出了唐伯虎弘治十七年初夏所绘“坐临溪阁”长卷，引首有他所书“六如墨妙”四个大字。
弘治十七年，他和伯虎均为三十五岁，沈周七十八岁。春天，沈周首赋《落花诗》十首。其后，沈周喜得知音，接着又反和他、徐祯卿及吕的和韵，共赋落花诗三十首。而伯虎却独和三十首，其才思之敏捷，文徵明不得不为之叹服。
文徵明玩味《坐临溪阁》图后的题诗，也与落花有关：
“空山春尽落花深，雨过林阴绿玉新；自汲山泉烹凤饼，坐临溪阁待幽人。”（注九）
同样的落花，各人遭际不同，年岁不同，心中的感受也大异其趣吧！文徵明缅怀师友当日雅集吟哦的景象，想着自己孤单寂寞的晚景，搦管书落花诗四首，以与伯虎的《坐临溪阁》合为双璧，让师生好友的吟诵声，永远在山溪竹影间回荡。
汤珍自往崇德县为县丞，一切以平易便民为主，数次知县不在，由他代摄县政。他对官差人犯，一概不加笞责，而事情却井井有条，深得民众爱戴，称之为“佛子”。汤珍从崇德县暂归碧凤里，其双梧堂中，就少不了文徵明及亲翁钱同爱的踪影。
文徵明在唐伯虎《坐临溪阁》长卷题诗后不久，文、汤、钱相约往游宜兴善权寺，徵明外甥陆之箕亦随侍在侧。
游善权寺后，一行人来到徵明亡友吴大本家，观赏他生前珍藏的宋赵伯驹所画《春山楼台》长卷。
吴大本获此卷时，卷后已有元大中大夫广平路总管浦源，金粟道人顾阿瑛，及明初宋濂三跋，对卷中楼台人物，虽师法大小李将军，但却参以荆关顾陆及僧繇道玄等法，陶冶熔铸，集众善于一身，大为称赏。大本游苏时，亟欲得到沈周、吴宽对此卷的评识，可惜天缘不巧，未能遂愿。其后二公相继谢世，吴大本亦游踪飘忽不定。对此一先贤名迹，未得吴沈二先生品题，文徵明总觉得是件憾事。
宋画当中，赵伯驹、伯骕昆仲的青绿山水，文徵明仿习不遗余力，而且几可出蓝；但他形容面对此卷的心理感受：
“……因过吴氏之庐，讯其嗣君，因索观之，见其一段潇洒出尘气象，煜然可掬，犹若临风把随珠和璧，为之击节，即欲效颦一二，恐未易窥其堂奥矣。……”（注十）
“余有生嗜古人书画，尝忘寝食；每闻一名绘，即不远几百里，扁舟造之，得一展为幸。……”文徵明跋“春山楼台”，一方面弥补亡友未了的心愿，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古人名迹求赏的殷切。
文徵明此行，与玉女潭一带胜景辟划整建者史际相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这年的九月十一日，文徵明完成了史际所托付的《玉女潭图》卷（注十一）。他先前所完成的《玉女潭记》，早经刻石，立于潭侧，供游人流连凭吊，但史际觉得玉女潭景物，幽奇繁复，更仆难数；如果请名家绘成图卷，可以不越几席，而一目了然。对文徵明而言，由于对玉女潭的向往与偏爱，加之年老体衰，难以数数前往，因此不但乐于从命；自己也可以留得粉本，供他日绘写及卧游。
善权寺之旅，除汤珍与陆之箕年富力强之外，文徵明老迈年高，而小他五岁的钱同爱，可谓抱病前往。钱氏行履疲曳，但一路上谈笑谑浪，负杖嬉戏；虽然是他性格开朗豁达，不愿扫同游者的雅兴，也是主要的原因。出身医学世家的钱同爱，身长玉立，一向喜好华服美食；晚岁却因困于征徭，使家道日落。“有斐堂”中，已不像往日那般图籍、棋局、酒壶、博具并列，管弦之声不绝，奇人名士含醺赋诗的景象。
自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十一年，钱氏六试金陵不售之后，早已抛弃括帖襕幞，自免而归。时常萦绕在文徵明脑中的，一是他与唐伯虎、徐祯卿、钱同爱早年同在庠序的时代，经常奔走相会，文酒笑，评隲古今，或各书近作，相质为乐。一是，同爱文章奇崛深奥，读之棘口，难为句读，一般提学，多半喜欢浅近而合乎规格的文章，对艰深者视同等闲。只有莆田陈主司，独具只眼，按试时置同爱于高等，并对徵明说：
“吾见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经生常士也。”（注十二）
文徵明为此，既喜陈主司之得人，复为好友能得提学赏识而欣慰。不意直至如今，负奇好学的钱同爱，依然穷困不偶。
钱同爱于游善权寺的第二年，即归道山；宜兴之行，可能是两位好友，最后一次相偕扁舟远游，共访名胜与千古名画。
嘉靖二十七年中元节后一日，文徵明为郡人所仿赵伯骕后赤壁图完成，心中感到无比的轻松，仿佛经过一场剧战，鼓声终于沉寂下来。
此一青绿设色的绢本长卷，是本着苏轼《后赤壁赋》的文意而绘，共分成七段画境：“举网得鱼”；即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置于卷首。依次是“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归谋斗酒”、“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孤鹤横江”、“客去就睡”，而终于赋中的“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徵明次子文嘉，二十余年后，追忆当时情况是：赵伯骕《后赤壁图》卷，为吴中某氏所珍藏；原图文嘉亦曾亲见。其后有当道者，意欲取献严嵩之子世蕃，而画卷主人，却难以割舍。
“岂可以此贾祸，吾当为重写，或能存其仿佛。”（注十三）文徵明深知弘治末年，中官王瘸横行江南，到处诛求法书名画的故事，更清楚老画师周臣晚岁，被严嵩困于南京，迫使为之作画，几至性命不保的底蕴，故此加劝解。
“因为此卷，庶几焕若神明，复还旧观；岂特优孟之为孙叔敖而已哉。”（同前注）文嘉跋中，为珍藏被夺的乡先辈愤慨之余，对老父在仿作所下的功力，也倍加揄扬。严氏父子败后，其巧取豪夺的法书名画，少部分收入内府，余者充武弁俸钱；流落民间者比比皆是。赵伯骕《后赤壁图》原卷，也踪迹杳然。只有文徵明仿本和济人于危难的故事，供后人凭吊。
“檐树扶疏带乱鸦，萧斋只似野人家，纸窗猎猎风生竹，玉盎浮浮火宿茶。日色射云时弄采，雨丝吹雪不成花，庭中卉物雕零尽，独有苍松领岁华。”（注十四）
文徵明这幅画与诗，作于嘉靖二十七年初秋七月，其时江南暑气未消。仔细咀嚼“雨丝吹雪不成花”、“庭中卉物雕零尽”诗句，分明初冬景色；然而，只见一种恬淡闲适气氛，浮出笔墨之上。也许可以说是岁月悠闲和老年人心境闲适的象征。在艺术上，则是他丰收的一年。
凉秋九月，文徵明又是闲斋无事，偶然间见到案上素册，便情不自禁地信笔挥洒起来。
双钩兰竹、水墨芙蓉、白描蕉叶下酣斗的鸡只……一口气画了十幅。由于在一种极为闲适的心境下的命笔，则墨花蕴藉，逸韵遄飞，感觉上仿佛自然流泻而成。
其后这十幅水墨册为天籁馆主人所得，项氏爱不忍释，称之为《文衡山水墨无价册》（注十五）。项元汴珍藏品中，往往钤印无数，唯独对此“无价之宝”，不敢以藏印相加。
依文献所载，无锡收藏家华云于刑部郎中任内，眼见严嵩用事，遂乞休归乡，筑“真休园”，广收法书名画，用以自娱。
唯严嵩用事时间甚久，华云究于何时乞休，不得确知。但自嘉靖二十七年夏季起，文徵明为华氏作画及往来渐增，因此推测华云挂冠南归，可能在此稍前。
六月八日，他为华云以细笔白描写鱼鸟花木十幅册（注十六）。见者以为七九老人，盛夏作此，可谓神明不衰，精妙绝伦。同时也认为当代鉴赏家，文徵明自是首屈一指，其次便是与徵明交游日久，深受熏陶，而不觉自化的华云。
嘉靖二十八年春天，年届八旬的文徵明，冒着春寒前往无锡剑光阁访华云，诗酒流连达数日之久。归后，庭中玉兰花乍放，芳香弥漫，吮笔调粉，绘写满园春意（注十七）。虽然甚感得意，他仍托人将之带给华云，以报谢知音。想到华氏前曾请其代觅碑石，因不知大小用途，他也托送画的王雅泉君，一并询问明白，以便依照办理。附带也在信中，向这位相交多年的书画知己，诉说眼前的痛苦；经过这番奔波之后，徵明疮毒发作，日夜抓搔，使他坐卧不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