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二十四年的宜兴好友李瀛（宗渊）突然去世的消息，对文徵明好似晴天霹雳。
时间是三月十七日；在宜兴正是百花齐放，张公洞、善权寺乃至荆溪沿岸，歌声处处，游春男女络绎不绝的时候，而斯人却在孤独憔悴中，郁郁以终。
“吾老，恐不能数至；尚庶几儿辈无相忘耳。”（注一）
文徵明耳畔，回荡着李瀛在西斋夜雨中的话语。
十三年秋天，年高六十四岁的李瀛，携儿子李采前来停云馆盘桓数日。那夜，这位枯瘦、生性孤傲的文学家，语调变得十分凄然，只是，文徵明再也想不到竟是他们最后的一面。返回宜兴不久，李瀛就开始生病，不到几个月的工夫，便人天永隔；岂非一语成谶！
他们初识于南京锁院，文徵明以二十六岁的青年秀才，首次参加乡试。李瀛和都穆却都是连番落第的识途老马，他们的友谊就在都穆的介绍下开始建立。
订交的第二年，李瀛带着他的著作扁舟过访，对知音难求和怀才不遇，李瀛充满了无奈与感慨。文徵明遍读李氏多年心血结晶之后，为著《衍毀》一篇，表示对他的支持和赞赏。此后，两人也就由功名场中的泛泛之交，结成思想、学术上的知己。由于文学上的自负和思想上的孤立，李瀛一向不苟交游，但每年总有一两次前来苏州，和文徵明啜阳羡茶，互相研讨新作。除都穆外，杨循吉、沈周，也都和他有着深情厚谊。
当文徵明前往宜兴游览，眼见李氏的生活情形，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愈发增进了两人的情谊。
李瀛六岁丧母，他对父亲和继母孙氏，极尽孝道。对四位异母弟弟所表现的友于之情，尤为难得。李瀛的居室，虽然简陋而狭窄，却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架上图书，排列得整整齐齐，园中花竹，秀丽而繁茂，雅客来时，焚香品茗，谈笑不倦，势利纷哗，丝毫不能影响他心中的宁静。据说，每有异母弟弟长大成婚，或因失业而生活无着时，他便一无吝色地让出他宁谧的乐土，另觅家园，以奉养双亲。
有宜兴好友前来苏州，和文徵明挑灯夜话时，徵明禁不住就会想到李瀛的种种，心中浮起深深的思念：
“有客扁舟自阳羡，夜堂风雨对高眠。不辞谈笑成佳会，只觉淹留有宿缘。别后交游如梦里，意中山水落樽前；青灯酒醒还生恋，明日烟波更渺然。”——《与宜兴吴祖贻夜话有作就简李宗渊杭道卿吴克学》（注二）
由于那狷介的个性，虽然一般士林之士很少和李瀛往来，但仍不乏望重一时的名公巨卿，折节与交。甚至对再试再讪，功名不偶，穷困落魄的他伸以援手，荐为教职。只是他旋起旋仆，贫困依旧——大概只能算是性格或命运的悲剧吧。
“……尚庶几儿辈无相忘耳。”李瀛话犹在耳，文徵明却怎么也没想到李采第二次来苏州，带来的竟是乃父的讣闻和行状，乞铭于这位太湖东岸的父执。
正德十四年五月中旬，文徵明重临阔别十余载的相城有竹庄。这坐落在渔子沙的庄园，修篁、茅舍、溪楼……依然如故，在精心照顾之下，庭中的玉兰，枝叶繁茂，一切都恍如石田师在日。不知多少次，他陪侍沈周在溪楼中咏雨，在玉兰花下品茗。当他面对石田师故物——国初画师王绂（孟端）所画的小幅墨竹，心中又引发起无限的感叹。
这幅画，是家住无锡的王绂，画赠同患难的长洲友人陈孟敷。沈、陈世好，其后乃为沈周伯父沈贞吉所有。沈贞吉物化后，这幅小画曾一度失去。年近八旬的沈周失而复得之后，对着那洒脱劲拔的笔墨，一时如在梦中，又欣喜又感叹，又怕它不免再度失去，拈笔和王绂题于画下的七律一首：
“故园归计似抟沙，万事荒荒付一嗟，蚁国不须论幻梦，燕巢今己过邻家。赠人墨老流离竹，借榻诗存感慨茶；百岁此图三展转，后来得失尚无涯。”（注三）
沈周的诗，题于弘治十七年中秋，在将近十五年的漫长岁月中，故物依然珍藏有竹庄中，石田老人地下有知，也该感到安慰吧。石田诗后，并附长跋，除有感于神物的流转得失，王绂的宦海浮沉外，对王绂的风范节操，也极端推崇。
王绂，无锡人，洪武年间因案受累，流戍朔州。题竹诗中的：“征衣漠漠带风沙，暂得归来重可嗟；在客每忧难作客，到家谁信却无家。……”（同注三）自黄沙遍野，寒风刺骨的放逐之地，千辛万苦地回到江南，却发现家园易主，人事全非，因此一面寄寓野寺，一面寄画苏州，慰问同在天涯沦落过的陈孟敷。
其后，被荐再度至北京，在永乐朝做官时，王绂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韵事。
对于书画之事，王绂一向以古人自期，绝不轻易落笔。无论巨卿富贾，想以重金求他片楮只字，不是拂袖而起，就是闭门不纳。只有游到名山古剎，兴会酒酣之际，才醉墨淋漓地挥写在长廊素壁之上。有人劝他应顾及权贵的颜面，这位供奉文渊阁，继拜中书舍人的王绂说：
“丈夫宜审所处，轻者如此，重者将何以哉！”（注四）
不过，那一次却是例外：
一天夜晚，也许为了排遣宦居异乡的寂寞，王绂在月下徘徊。静寂中，忽然一缕箫声从隔墙传来，清澈悠扬，恍如把人带上了北国的星空。王绂一面沉醉于那悦耳的音韵，一面想象着那吹奏者的幽怀雅致。箫出之于竹，似乎也只有竹的孤高风姿，才足以象征那位幽人的情怀。他乘兴画了一幅墨竹，捕捉住那萦绕耳畔的清音。
第二天，王绂拿着画，往访吹奏洞箫的芳邻：
“我为箫声而来，以箫材报之。”（同注三）他笑着说。
对方是位富商，也许知道来者是难得相求的内廷供奉，欣喜之余，更以红氍毹相赠，并请王绂再画竹一幅为配。王绂听了，不动声色地从案上拿起画竹，出其不意地撕得粉碎：
“我来岂徼货哉！”说毕返身而去。
文徵明从王绂的墨竹、清新中带着悲凉意味的七律、石田老人对先辈际遇风骨和名作得失流转的感叹，再环视庭中的湖石花树，楼下的急湍溪流，石田师的笛声和姿容，仿佛又重现眼前。遂搦管在沈周长跋后面，也追和了一首七律：
“落日怀人渔子沙，凄然长笛不胜嗟，风流未泯看遗墨，造物无情感故家。有竹庄中时咏雨，玉兰花底昼分茶，十年陈迹十年梦，人事推迁岂有涯。”（同注三）
时为五月十四日，算来石田师谢世，已经是十有一年，非但自己一事无成，放眼时局，更是一片混乱，望着河中落日，文徵明怅然若失。
正德十四年三月，北京朝廷中为了江彬等边将和太监怂恿皇帝南巡，引起了朝臣前仆后继的诤谏，百余位忠义之士，因而入狱、罚跪午门，进而饱受廷杖的摧残。杖死者外，有的再受戍边、削籍、降调等不同的处分。“伴君如伴虎”，从此朝臣们固然人人自危，江彬等也知道朝廷有人，不能任意而为，南巡之议，就暂时搁置下来。然而到了七月初，宁王宸濠起兵的奏报传抵京师之后，出入豹房的边将们，又纷纷献策，请朱厚照御驾亲征。皇帝随即传旨：
“宸濠悖逆天道，谋为不法，即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边兵征剿。”（注五）
皇帝的玺书不叫玺书，改称“军门檄”，随征的边将和太监如江彬、许泰、刘晖、张忠、张永等，也一律称为“将军”，大学士梁储、蒋冕，不得不扈从出京。
车驾才到卢沟桥西南的良乡，就接到王阳明从江西传来的捷奏，宁王就擒，乱党悉平，为安全计，正亲自押解宸濠，献俘阙下。然而，这大好消息，对渴欲夺功和南游的皇帝与边将等，不啻冷水浇头，稍事商讨，便传檄阳明，不得进京献俘，等待车驾渡江，再行发落。
车驾进入运河，继续进行到河北山东交界的临清，发生一件“浪漫”的插曲，颇饶趣味：
朱厚照南征时，得自山西的“刘娘娘”，因病无法随驾，便以头上玉簪交正德皇帝作为信物；征途之中，如果遣人来接，须以玉簪为证。偏偏朱厚照驰马卢沟桥上时，将玉簪失落，因此，他征途寂寞，遣使回京迎接美人时，“刘娘娘”却以没有信物可凭，不允随行。皇帝不得已，竟乘着单舟，晨夜疾行，直到通县附近的张家湾，才接到刘氏，载与俱南。为了这份爱情，行动秘密而迅捷，据说内外从官，竟一律蒙在鼓中。
虽然早在两年前，不仅道路传言宁王种种谋反的形迹，副使胡世宁、典仪阎顺、内官陈宣、刘良等，也先后自江西回北京告变；但真正起兵消息传来，仍旧造成不小的震撼。鉴于多年来朝政不修，宁王势大，不少朝臣，怀着悲观的色彩，而王阳明的迅速敉平叛乱，却早在兵部尚书王琼的预料之中：
“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当有捷报耳！”（注六）王琼信心十足地告诉某些重臣和僚佐。因为就在本年五月，王琼才借着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作乱，须派巡抚南赣都御史王阳明前往戡平的理由，把调动军队的敕令交付王阳明手中。当时他就对兵部主事应典预言：
“进贵乱小事，不足烦王守仁；但假此便宜，敕书在彼手中以待他变可也。”（注七）
回溯王阳明几年来的宦绩，仿佛上苍有意把他一步步导向江西，专为立此不世奇功似的：
正德八年十月，王阳明到滁州就任太仆寺少卿，虽与少卿文森短暂共事，却与前来省亲的苏州名士文徵明失之交臂。短短的六个月后，席未暇暖的王阳明，就调升为鸿胪寺卿，在滁州弟子们恋恋不舍的骊歌声中，渡江前往南都赴任。
十年秋，正是菊黄蟹肥的时候，阳明再度迁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此后数年之间，他就在赣南、漳州、湖广一带，一面整顿民政，一面剿平各处山泽巨寇。由于严于法令、熟识地势、善用反间，加上本身的诚信与果敢，使他每战必克，成为南方四省的支柱，并得到王琼的信赖和支持。可以便宜行事的旗牌及敕令、掌生杀赏罚的大权，使之对军队的调动、指挥，也就异常灵活。
然而，这位几度出生入死的理学家，在军事上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成就，不能说没有侥天之幸的地方：
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宁王宸濠的寿诞，江西宁府中鼓乐齐鸣，大宴宾客。除宁王的谋士、礼聘来的贤才外，更有布政使、按察使及都指挥使三司的首脑；杯觥交错，热闹非凡。
都御史孙鐩，曾七次密奏宸濠逆谋，都被宸濠埋伏在通往北京路途上的侦伺人员拦截下来。按察司副使许逵，近日正会同孙鐩搜捕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等宁王所勾结、包庇的湖寇；两人虽已成为宁王的眼中之钉，必欲去之而后快，但席间彼此仍维持着应有的礼貌，引杯上寿，欢呼祝嘏。
席散之后，宁王派往京中负责行贿、探听朝廷动静的林华逃归，约略报称朝廷已遣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等持谕前来江西，恐怕对宁王不利；宁府气氛随即紧张起来。
宁王和谋士们的原意，定八月中秋，趁南昌乡试，考官、试吏、及来自江西各地的秀才都在锁院之时劫持起事。崔元此行，仅仅奉旨收回王府的护卫，但一时不明就里的宸濠却猛然想到一段往事：以前朝廷路过江西往擒荆王、抄府眷时，岂不就派驸马蔡震？加以林华从京中听到的传言，仿佛也是要擒伏宁王；有了这些疑虑的宸濠，不得不在仓促间立下决定：
按礼，六月十四日黎明，三司首脑、地方要员，必然晋府谢宴，此时即可出其不意地发难；顺服者录用，抗拒者当即加害，以绝后患。
这一天早晨，各官依时进入王府拜谢寿宴。平日王府虽然自有一番威仪；不过只一夜之隔的王府，却处处排列重兵，披甲露刃，如临大敌，似乎有什么重大的变故。
“孝宗为李广所误，抱民间子，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诏，令我起兵讨贼，亦知之乎？”（注八）
正在众官面面相觑，不知所对的时候，都御史孙鐩挺身而出说：
“密旨安在？”
“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
听了宸濠的话后，数年来一力想挽回江西危局的孙鐩，两眼直视着宸濠，凜然不屈地厉喝：
“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
众人骇愕失色中，宸濠怒命卫士捆缚孙鐩。一向劝请孙鐩先发制人的按察司副使许逵，则大声呵斥，卫护孙鐩；孙许两位具胆识，敢担当的大吏，遂同时遇害。烈日当空的南昌城，忽然变得阴暗惨淡，城中百姓，也为他们之死，痛哭流涕。其余官吏或入狱、或顺从。宸濠革除了正德年号，并派人到处宣扬朱厚照的罪状，传檄远近，共同为“奉太后密诏”入朝监国的宁王效力。六月初九日从江西南部赣州启行北上的王阳明，据说也要赶在十三日晋省，依礼向藩王贺寿，然后再前往福州戡乱。不知何故，一向严谨小心的参随官龙光等，这次却出了令人费解的差错。
他们把兵部所颁信物敕印捆包起来，留于后堂，仓促中封门起轿。船沿赣江，到了中途吉安，都堂大人王阳明登岸想取勅印使用时，众参随才慌成一团，想起遗忘在后堂。官船只好迟不起碇，遣中军官速回赣州取印。这样一耽搁，原定十三日前赶到省城，直到十四日午后，才行至南昌西南百余里之遥的丰城。王阳明和孙鐩，乡试时为同年，当丰城知县顾佖向王阳明报告宸濠反情的时候，大约正是孙鐩、许逵殉难不久。如非有这样一件费解的差错和延迟，置身于宁府谢宴班中的王阳明，乃至整个明朝的命脉，也就令人难以想象了。
然而，也有人认为，宁王反象早已显露，王阳明义无为其贺寿之理。其所以没有从赣州直接东进福州戡乱，而自赣江北上，转道南昌，溯旴江或过鄱阳湖再溯信江……迂回数千里前往，主要是想循着延平、邵武、建宁等变乱的起源，一步一步地向福州处理过去。特此说者，并引据王阳明上兵部尚书王琼的一封信，以证实王阳明绕道南昌的真正意向（注九）。
闻变后的王阳明，第一个反应是退回吉安，和南昌保留一段可资回旋的空间，既可以避免宸濠对他的邀留，又因吉安是个大邑，便于集聚钱粮，整顿兵马、器械和船舰。
依王阳明的推测，宸濠如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鄱阳湖北上，东下长江，南京必然不保，天下也为之震动。若能以疑兵之计，使之迟滞十余日，让各处有所准备，也就不足为患了。乃多遣间谍，传檄各地，诡称都督许泰率京军四万，王阳明及湖广、两广诸将，也各率所部集结，总兵力不下十六万之多，所至之处，务必供应无缺，否则按军法治罪。
又遣间谍，以蜡书致宁王的宰相李士实、刘养正，假称二人既然诚心归顺朝廷，就当力劝宁王早日发兵东下，攻打南京；这些故意泄露出的“机密”，加上王阳明刻意访求李、刘二人的家眷，百般优待保护，使宁王对两位心腹谋士，不能不产生怀疑。尤其当两人都劝他急趋南京，早即大位，以拉拢趋炎附势者之心，他就愈发怀疑二人与阳明互通声息，想趁其进兵南都之际，一举攻占南昌，于是宁王愈发坚守南昌不动。
十余日后，宁王侦知阳明按兵不动，也不见许泰等兵马动静，才知道中了阳明之计。然而，这也正是王阳明故示不动，转而希望宁王离开南昌，以便犁庭扫穴，克复省城的时候；其时已为七月朔日。
出师不久，宁王大军，就在离省未远的安庆攻防战中，胶着下来，变得进退维谷。到了七月二十日，天色微明，王阳明所率各军，则以不到一个时辰工夫，就光复了南昌，安抚受困的吏民。
王阳明虽然为人诚信，讲究存天理、去人欲、致良知，但行军作战时，却坚守“兵不厌诈”的铁则。例如围攻南昌前夕，王阳明先将不用命者数人斩首示众，各军无不股栗，限期一到，各个奋勇登城。实则，王阳明所杀的，是宁王派来招降的人马；走了负责招降主角季斅，捉住五个随来的旗校，留作战前的牺牲，借以整顿军纪。
宁王久攻安庆不下，得知南昌已失，因此不顾李、刘劝阻，焦心如焚地回军反攻南昌；这又中了王阳明的以逸待劳之计，以便在鄱阳湖中部展开一场生死的决斗。
七月二十五日的一场激烈水战中，宸濠尽发九江、南康守兵，投入鄱阳湖的战场，立下千金重赏以激励将士。加以北风强大，宁王战舰乘风奋击，官兵中，连能征善战的吉安知府伍文定，都渐有不支之意。王阳明急忙取出令牌和执法宝剑，交给中军官，命取伍文定头颅示众；却又暗嘱中军官，如果伍文定能奋勇力战，就暂缓执行。伍文定一见执法令牌，大惊失色，立即亲握兵器，立在船头指挥死战。逆风之中，炮火反燎其须，也在所不顾，终至反败为胜，使宁王兵将，鄱阳水寇，折损无算。
二十六日，最后一战结束，宁王被擒之后，王阳明却步下察院大堂，执手向伍文定知府诚恳地致贺：
“今番破贼，足下之功居多；本院即当首列，必有不次之擢。”（注十）其威严及权术的灵活运用，与对僚属的真诚爱护竟能并行不悖。
然而，这一切以机智、汗血得来的战果，安定江右，使军民共同休养喘息，恢复元气的一线希望，似乎都因正德皇帝的执意亲征，蒙上了一层灰暗。
对隐栖桃花坞中与世无争的唐伯虎而言，皇帝的南征，势必会引发对宁王党羽株连不已的动荡。虽然当日见机不谓不早，智脱宁王牢笼不谓不速，但一想到锦衣卫、三法司的暗狱，唐伯虎心中仍然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