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扩张和制造业改进以前的那种未开化的社会状态下，当完全不知道只有商业和制造业才能引进的昂贵奢侈品时，一个拥有巨大收入的人除了用来维持它可能维持的那么多的人以外，没有其他的花费或享用那种收入的方法，这一点我已力图在本书第三编予以说明。在所有的时候，一笔大收入可以说是由对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支配权组成的。在那种未开化的状态下，这种收入是用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支付的：即平淡食物和粗糙衣服的原料，如谷物和牲畜，羊毛和生皮。当商业和制造业不提供任何东西来使所有者可以交换大部分超过他自己消费的这些原料时，他除了用剩余的东西去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衣食之外，再也不能做什么。不奢侈的款待，不炫耀的施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富人和贵人的主要支出。但是这些支出是不会使人们毁灭自己的，这一点我在同一编中亦已力图指出。利己的享乐就不同，即使是最微小的，追求的结果，有时甚至使聪明的人也会遭到毁灭。热衷于斗鸡就毁灭过许多人。但是我相信，由于这种款待和施舍而遭致毁灭的人的实例是不会很多的，虽然奢侈的款待和炫耀的施舍曾经毁灭过许多人。在我们的封建祖先中，地产长时期内保持在同一家族中，充分表明了人民量入为出地生活的一般倾向。虽然大土地所有人经常进行的乡村式款待从我们现在看来，似乎与我们认为的与良好节约不可分离的生活秩序不相符合，但是我们肯定必须承认，他们至少还是很节约，并没有将全部收入花光。他们一般有机会将部分的羊毛和生皮售得货币。他们或许将这种货币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当时的环境能向他们供应的少数虚荣品和奢侈品，但是他们普遍将其中的一部分贮藏起来。的确他们只能将节省的货币贮藏，此外不能用来做别的什么事情。经商对一个绅士是不体面的，出贷货币取息更不体面，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放高利贷，为法律所禁止。此外，在暴力和骚乱的时代，手头贮藏一些货币是方便的，万一被赶出自己的家，可以有些知道价值的东西带着，去到某个安全地方。在普遍贮藏的同时，人们更于隐匿这种贮藏。常常发现埋藏的宝物，以及发现不知主人是谁的宝物，足以证明在当时贮藏和隐匿这种贮藏是常有的事。埋藏的宝物当时被认为是君主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在现在，即使是王国的所有埋藏宝物，或许也不构成一个拥有巨大产业的私人绅士的重要收入部分。
相同的节省和贮藏倾向在君主中流行，也像在人民中一样。在第四编已经指出，在不知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中，君主的处境自然使他实行为积累所要求的节约。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君主的支出也不能听任虚荣心的指导。追求宫廷的华丽装饰。时代的愚昧只能为那种装饰提供少数价值很小的宝石。常备军在当时是不必要的，因此即使是君主的支出，也像任何其他大领主的支出一样，只能用作对他的佃户的奖赏，对他的侍从的款待。但是奖赏和款待很少导致浪费，而虚荣则几乎总是会导致浪费。已经说过，因此，所有古代的欧洲君主都有财宝。据说，每一个鞑靼酋长在现时也有财宝。
在充满各种昂贵奢侈品的商业国，君主也像他国内的几乎所有大地主一样，自然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这种奢侈品。他本国和邻国向他供应大量的昂贵装饰品，这些构成一个宫廷的华丽的但无多大意义的壮观。为了次一等的同种的壮观，他的贵族们遣散了自己的侍从，使得自己的佃农独立起来，于是自己也逐渐变得和他国内的大部分富裕市民一样无足轻重。影响他们行为的浮薄激情，也同样影响君主的行为。怎么能够认为，他应当是他国内的惟一富人，对这种欢乐无动于衷呢？如果他没有（他很可能会）将他的大部分收入用在这种欢乐上以致大大减弱国家的防御力量，那也不能期望他不将超过支持这种防御力量所必要的收入全部用在这种欢乐上。他的普通支出变得等于他的普通收入，如果支出不常常超过收入，那就是很好的事。再也不能期望他积累财宝了，当特别紧急的状况要求做出特别开支时，他必须号召他的臣民做出特别的援助。普鲁士的现今的和已故的国王是欧洲的惟一大君主，自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于1610年逝世后，被认为积累了很多的财宝。为积累而节约，在共和政府也几乎和在君主政府一样变得稀少。意大利各共和国，荷兰联邦，全都负债。伯尔尼州是欧洲惟一的积累了很多财宝的共和国。其他瑞士共和国都没有。爱好某种华丽，至少是堂皇的建筑物，以及其他的装饰，在一个小共和国的看似质朴的议会大厅，也和在一个最大国王的放荡宫廷一样，常常是普遍流行的。
在平时的缺乏节约，使得在战时必须举借公债。当战争爆发时，国库的钱只足以供应平时建制的普通开支。在战时，为了保卫国家，必须有三倍或四倍于那种支出的建制，因而必须有平时收入的三倍至四倍的收入。假定国王有（事实上他很少有）比例于他的支出增加而立即增加他的收入的手段，他的赋税收入（他的收入增加必须从此得来）也要等到课税以后或许是十个月或十二个月才能开始进入国库。但在战争开始的时刻，或者毋宁说在战争似乎将要开始的时刻，陆军必须增强，舰队必须装备，防军驻守的城市必须处于防卫状态；陆军、舰队、防军驻守城市均必须供应武器、弹药和给养。在那个危险临近的时刻所必须立刻做出的巨大开支，是不能等待从新得来的逐渐的和缓慢的收入的。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政府除了借债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相同的社会商业状态，由于道德原因的作用，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借债，同时也使人民有能力有意愿去贷款。如果这种商业状态普通带来了借债的必要性，它同时也带来了借债的方便。
有许多商人和制造商的国家，必然有许多群这样的人，通过他们之手的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资本，而且还有所有贷款与他们或将货物信托给他们的人的资本，这些资本在他们手中也和没有商业或营业而靠收入为生的私人的收入在他手中一样，频繁地或更加频繁地进进出出。这样一个私人的收入每年只能经常地通过他手中一次。但是一个商人的全部资本和信用――他从事一种回收非常迅速的贸易――有时可能每年通过他的手两次、三次或四次。因此，有许多商人和制造商的国家，必然有许多群这样的人，他们随时有能力将数目非常巨大的货币贷与政府，只要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因此，商业国家的人民有能力贷款。
商人和制造商在任何这样的国家很少能长期繁荣：在那里没有正规的司法行政，在那里人民不感到自己拥有财产很安全，在那里契约的信守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在那里国家的权威不被认为会经常用来迫使所有有能力还债的人偿还债务。总之，在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的国家，商业和制造业很少能够繁荣。使大商人和大制造商在普通场合将自己的财产信托给某一政府保护的信心，也使他们在特别场合将自己财产的使用信托给政府。他们贷款给政府，甚至一刻也不会减少自己经营贸易和制造业的能力。反之，他们普通会增加这种能力。国家的紧急需要会使政府在大多数场合以极为有利于贷款人的条件借款。它给予最初债权人的债券可以转移给任何其他的债权人，由于普遍信任政府的公正，一般在市场上的售价高于最初支付的数额。商人或有钱的人由于贷款给政府而赚钱，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他的贸易资本。因此，当行政部门允许他参加新债的首次发行时，他一般认为这是一种优待。因此，商业国家的人民有贷款的意向或意愿。
这样一种国家的政府常常会依靠自己的人民在特别场合将货币贷予它的能力和意愿。它预见到借款的方便，因而放弃了自己节省的职责。
在社会的未开发状态下，没有大商业或制造业资本。个人贮藏他们所能节省的货币并隐匿他们的贮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相信政府的公正，担心如果有人知道他们有贮藏和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贮藏，他们很快就会被掠夺。在这种状态下，很少有人能够、没有人会愿意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货币贷予政府。君主感到他必须通过节省来为这种紧急状态作准备，因为他预见到绝对不可能借款。这种预见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节省的自然倾向。
巨额债务的进展是非常一致的，这种债务现在已经压迫了欧洲的所有大国，在长期内将毁灭它们。国家也像私人一样，在开始时一般凭可以称作的个人信用借款，不指定或抵押任何特殊资源来偿还债务；当这种办法借不到钱时，他们进而靠指定或抵押特种资源来借款。
大不列颠的所谓无担保公债是用这两种方式的前一种借入的。它部分地是没有利息或被认为没有利息的债务，和私人通过个人记账的借款相似；部分地有利息，和私人用期票或汇票的借款相似。通常构成第一种债务的，有对特别服役所欠的债务，或对没有固定经费或尚未付给报酬的各种服役所欠的债务；陆军、海军及军械方面临时开支的一部分，外国君主补助金的未付余额，海员工资的未付余额等。构成第二种债务的，有时为支付上述债务的一部分、有时为其他目的而发行的海军证券和财政部证券；财政部证券自发行之日起计算利息，海军证券自发行之后六个月起计算利息。英格兰银行自动地按照时价贴现这些证券，或与政府议定以某种报酬条件替它流通财政部证券，即按额面价值接受证券、支付到期利息，这样就保持了它们的价值，便利了它们的流通，从而常常使政府能借到巨额的这类公债。在法国，没有银行，国家证券（billetsd’état）有时按60%和70%的折扣出售。在威廉国王大改铸的时代，英格兰银行认为应当停止它的通常业务，财政部证券及符契据说以25%至60%的折扣出售，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假定由革命建立的新政府的不稳定，但部分地也是由于缺乏英格兰银行的支持。
当这种来源枯竭，为筹集资金不得不指定或抵押某一部门的公共收入来偿付债务时，政府在不同的场合采用两种办法去进行。有时只在短时期内做出这种指定或抵押，例如一年或几年；有时是永久性的。在前一场合，资源被认为足以在限定时间内支付借款的本息。在后一场合，资源被认为仅足以支付利息，或与利息相等的永久年金，政府只要偿还所借本金，随时均可赎回这种年金。当用前一方法筹款时，称为预支法；用后一方法筹款时，称为永久付息法，或简称付息法。
在大不列颠，每年征收的土地税和麦芽税，政府逐年依据插入课税法中的借款条款预支。款项一般由英格兰银行垫付，收取利息，在税款陆续收入时得到偿还，自革命以来，利息为3%至8%。如果不足（总是不足的），则由次年的税款补偿。国家收入中惟一尚未抵押的重要部门，就这样经常在未到手前先已用去了。就像一个不顾未来的浪费者一样，他的紧急需要不容他等待收入的正常到来，国家也经常向自己的代理人和经理人借款，为使用自己的钱而支付利息。
在威廉国王统治的时代以及在安妮女王统治的大部分时代，永久付息的借款办法不像现在那样常见，当时大部分新税仅课征一个短时期（四年、五年、六年或七年），每年大部分的支出是靠从这些新税收入预支的借款。税收常常不足以在规定期限内偿还借款本息，于是延长课税期限去补足。
1697年，根据威廉三世第8年第20号法律，几种税收的不足之数由所谓第一次总抵押或基金去支付，将几种即将到期的税延长至1706年8月1日，其收入汇总为一个总基金。由这一延长期限负担的不足额为5160459镑14先令9 1/4便士。1701年，这些税，以及一些其他的税，为了同一目的，进一步延长到1710年8月1日，称为第二次总抵押或基金。由它负担的不足额为2055999镑7先令11 1/2便士。
1707年，这些税进一步延长到1712年8月1日，作为新借款的基金，称为第三次总抵押或基金。用它借入的数额为983254镑11先令9 1/4便士。
1708年，这些税全部（除吨税和镑税这两种旧补助税以外，其中只有半数作为这一基金的一部分，以及对苏格兰亚麻进口的课税，由联合条约将其除外）进一步延长到1714年8月1日，作为新借款的基金，称为第四次总抵押或基金。用它借入的款项为925176镑9先令2 1/4便士。
4.1709年，这些税全部（除吨税和镑税这两种旧补助税以外，现在全部不列入这一基金）为了同一目的延长到1716年8月1日，称为第五次总抵押或基金。用它借入的款项为922029镑6先令。
1710年，这些税又延长到1720年8月1日，称为第六次总抵押或基金。用它借入的款项为1296552镑9先令11 3/4便士。
1711年，相同的税（此时已须供应四种预支的款项的本息），连同几种其他的税，永远延长下去，作为偿付南海公司资本的利息的基金，该公司这一年借给政府9177967镑15先令4便士，用来还债及弥补税收不足额，这次借款，在当时为前所未有的最大借款。
在此时期以前，为支付借款利息而永久课征的主要的，就我所知是惟一的赋税，就是为支付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向政府垫支款项的利息而课征赋税，这项贷款预期由计划中的土地银行做出，但没有实现。英格兰银行贷款金额为3375027镑17先令10 1/2便士，为此支付的年金或利息为206501镑13先令5便士。东印度公司贷款为3200000镑，为此支付的年金或利息为160000镑；银行贷款利息为6%，东印度公司贷款的利息为5%。
1715年，根据乔治一世第1年第12号法律，为支付英格兰银行年金而抵押的各种税，连同几种其他的根据这一法律同样永久课征的税，合并成为一个共同基金，称为“总基金”，不仅用来支付银行的年金，而且用来支付其他的年金和各种债务。这一基金以后由乔治一世第3年第8号法律和乔治一世第5年第3号法律予以增加，当时加进去的几种税也同样永久课征。
1717年，根据乔治一世第3年第7号法律，几种其他的税永久课征，合并成为另一个共同基金，称为“一般基金”，用来支付某些年金，总额为724849镑6先令10 1/2便士。
由于这种种法律，以前只在短短数年内预支的税大部分成为永久课征的税，作为基金，用来支付以前各次预支借入款项的利息，而不是本金。
如果款项只用预支的办法去筹集，经过几年就会使公共收入摆脱债务，只要除了它在限定期间内所能偿付的以外不使它承担更多的债务，并在第一次预支得到清偿以前不做第二次预支，政府就不必做任何其他的注意。但是大部分欧洲政府不可能做到这种注意。它们甚至在第一次预支时就使基金负担过重，如其不然，它们就在第一次预支得到清偿以前做出第二次和第三次预支，着意使基金负担过重。这样，基金就不足以支付用它所借款项的本息，因此必须让它只支付利息或与利息相等的永久年金，这种不顾未来的预支必然会产生更具破坏性的永久付息办法。但是这种做法虽然必然会使公共收入摆脱债务从固定的时期变为不大可能来到的不确定的未来，但是用这一新方法筹到的款项在所有场合必然会比用旧的预支方法更多，当人们一旦熟悉了新方法以后，在国家的重大紧急状况下，人们就普遍采用它而不用旧方法。解救当前的危急，总是与公共事务管理直接有关人士主要感兴趣的目标。至于公共收入在未来如何摆脱债务，他们留给后代人去关心。
在安妮女王统治期间，市场利息率从6%跌至5%，在她统治的第12年，5%被宣布为私人抵押借款可以合法收取的最高利息率。在大不列颠的大部分临时税变成永久课征并在总基金、南海基金和一般基金之间分配以后不久，国家债权人也象私人的债权人一样，被说服接受5%的利息，这样由短期换为长期的大部分公债借款就产生了1%的节省，或者说由上述三大基金支付的年金节约了1/6。这种节省使用作基金的各种税在支付所担保的各项年金以后还有巨额剩余，为嗣后所称的“偿债基金”奠定了基础。1717年，偿债基金为323434镑7 先令7 1/2便士。1727年，大部分公债的利息进一步降至4%；1753年和1757年，又分别降至3.5%和3%；这种利息降低进一步增加了偿债基金。
偿债基金虽是为偿还旧债设立的，却非常有利于举借新债。它是一种补助基金，在国家的任何紧急时刻，可以随时用来弥补其他基金的不足去借款。究竟大不列颠的偿债基金用在这两个目的方面哪一个较为频繁，慢慢就会十分明白。
除了这两种借款方法即预支和永久付息以外，还有另外两种借款方法，处于上述两种方法的中间地位。它们是，定期年金借款法和终身年金借款法。
在威廉国王和安妮女王统治期间，常用定期年金借入巨额款项，期限有时长一些，有时短一些。1693年，通过法律，借入100万镑，年金为40%，即每年140000镑，定期16年。1691年通过法律，借款100万镑，年金终身，其条件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利的。但认购没有足额。次年，不足之数又用14%的终身年金借款去补足，七年多便可收回本金。1695年，允许购入上述年金的人换取1696年为期的年金，其条件为向财政部100镑交入63镑，即是说，终身年金14%与1696年年金14%的差额，以63镑售出，或者说四年半收回本金。由于政府地位不稳，甚至这种条件也找不到买主。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在不同的场合以两种方法借款，或为终身年金，或为定期32年、89年、98年和99年的年金。1719年，32年年金的所有人被说服以其所有年金换取每股等于11年半年金的南海公司股票，当时年金应付未付余额也额外发给南海公司等价股票。1720年，大部分其他期限长短不一的年金也都归入同一基金。当时每年应付的长期年金共达666821镑8先令3 1/2便士。1773年1月5日，剩余的部分，即当时未认购足额的部分，只有136453镑12先令8便士。
在1739年和1755年开始的两次战争中，用定期年金或终身年金均不能借得款项。可是，九十八年或九十九年期的年金差不多像终身年金一样值钱，因而人们可能设想，这应当可以借入相同的款项。但是为家庭置备产业和为遥远未来预作打算而购买公债的人不愿购买价值不断跌落的公债，而这样的人又占公债所有人和认购人的很大比例。因此，长期年金的内在价值虽然可能和永久年金的内在价值非常接近，可是不能找到和永久年金同样多的买主。新债认购人的用意是在尽快抛售他们认购的公债，所以宁愿要可以由议会赎回的永久年金，而不要只具同等数额而年限很长的不能赎回的年金。前者的价值可以认为总是相同，或者几乎相同，因而是比后者更方便的转让资本。
在上述两次战争中，定期年金或终身年金都是作为一种奖金给予新债的应募者，此外还给予他们以应有的年金或利息。也就是说，不是作为所借款项的应有利息，而是作为对贷款人的一种额外鼓励。
终身年金偶尔也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给予：或是对个别人终身给予，或是对一群人终身给予，后者在法文称为顿廷法（Tontines），用发明人的名字。当年金系对个别人终身给予时，年金领取人死亡即解除了国家收入对他的负担。当年金系按顿廷法给予时，国家收入的负担要等到这一群人全都死亡后才能解除，这一群人有时为二十人或三十人，生存者承继所有死去者的年金，最后一个承继全部年金。用相同的收入做低押，顿廷法总能比个别人终身年金法借到更多的款项。未死者有接受全部年金的权利，比由个别人单独领取的年金更有价值，即使两者的数目相等，因为每一个人自然都相信自己有好运气，这就是所有彩票成功的原理，因此这种年金售价高于其实际所值。在政府通常用给予年金去筹借款项的国家，因此一般采用顿廷法而不采用个别人终身年金法。政府几乎总是宁愿采用能募集更多钱的办法，而不用能以最迅速的方式解除公共收入的债务负担的方法。
在法国，有比英格兰更大部分的公债是用终身年金借入的。根据波尔多议会在1764年呈送国王的备忘录，法国全部公债估计为24亿里佛，其中以终身年金借入的为3亿里佛，占全部公债的1/8。年金本身为每年3000万里佛，为12000万里佛的1/4，这是全部公债的利息。我完全知道这种估计是不准确的，但是由于如此值得尊敬的团体认为接近真实，我想去真实的程度总该不远。造成英格兰政府和法国政府借款方法不同的，不是它们对解除公共收入债务负担的渴望程度不同，而完全是由于贷款人的不同观点和利益。
在英格兰，政府位于世界最大的商业城市，向政府贷款的人一般是商人。通过贷款，他们不是想要减少自己的商业资本，而是相反，想要增加自己的商业资本；除非他们期望从出售新债份额得到利润，否则他们是不会认购的。但是如果他们付出货币所购到的不是永久年金，而只是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终身年金，他们不是总可以售得利润的。他们自己的终身年金在出售时总受损失，因为没有人在购买与自己年龄及健康状况将近相同的他人的终身年金时会出比自己终身年金更高的价钱。诚然，第三人的终身年金对买卖双方来说无疑是价值相等，但它的实际价值在授予年金时即开始减少，在年金存在期间继续不断地越来越减少。因此，它不可能像永久年金那样成为便于转让的资本，后者的价值被认为总是相同，或几乎相同。
在法国，政府不是位于一个大商业城市，在向政府贷款的人中商人不占那么大的比例。与财政有关系的人，如总包税人，未承包的赋税的征收员、宫廷银行家等等构成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向政府贷款的人的大多数。这种人出身寒微，但常常有巨大财富，极为骄傲。他们傲慢得不肯和同等身份的人结婚，而高贵的女人又不屑和他们结婚。因此，他们常常决定过独身生活，既没有自己的任何亲属，又不关心平日不愿往来的其他亲戚的家属，他们只想自己一生过得快乐，不大在乎身后留有遗产。此外，不愿结婚或生活状况使之不适于或不便于结婚的富人，在法国比在英格兰多得多。对这种不大注意或根本不注意身后的人，莫便于将他们的资本交换一种时间不长不短、恰如其希望存在的长期收入。
现代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大部分经常支出等于或将近等于它们的经常收入，一到战争发生，它们既不愿也不能按照支出增加的比例来增加它们的收入。它们不愿，是因为害怕触怒人民，人民由于税收的巨大的和突然的增加，不久就会厌恶战争；它们不能，是因为并不清楚何种税收足以提供所需要的收入。借款的方便给它们解除了这种害怕与不能二者可能造成的困难。用借债的方法，它们只要稍稍增加赋税，就能逐年筹集到足以进行战争的经费；用永久付息的办法，它们只要尽可能少地增加赋税，就能每年筹集到可能最大的货币数目。在大帝国，住在首都和远离战场各省的人民，许多人都很少感觉到由于战争而产生的不方便；而是自由自在地享受从报纸中读到的本国海陆军辉煌战功的快乐。对他们来说，这种享乐补偿了他们因战争所纳的税与他们在平时习惯缴纳的税的差额。他们普通不满意和平的恢复，和平使他们再也得不到这种享乐，使他们对由于战争的长期继续而可能带来的征服与国家光荣的无数虚幻的希望化归乌有。
的确，和平的恢复并不能使他们解除大部分战时课征的赋税。这些税已经抵押，用来支付进行战争所借公债的利息。如果在支付公债利息和政府的经常开支以后，旧收入连同新税产生了一些剩余收入，或许会转成偿债基金，用来偿还债务。但是第一，偿债基金，即使假定它不挪做其他用途，在可以合理地预期和平会继续维持的时期内，一般也完全不足以偿付在战争中所借的全部债务；第二，这一基金几乎总是被挪做其他用途。
课征新税的目的，只是为了支付用它们做担保所借款项的利息。如果它们提供了更多的收入，那一般也既不是计划的也不是预期的，所以总是数目不大的。偿债基金的一般产生，与其说是由于赋税超过了应付利息或年金的剩余，不如说是由于这种利息在后来的降低。1655年荷兰的偿债基金，以及1685年教皇领地的偿债基金都是这样形成的。所以这种基金常常不足以偿付债务。
在极其太平的时候，也有要求做出特别开支的各种事件，政府总是感觉到挪用偿债基金来应付这种开支比课征新税更加方便。每一种新税会被人民或多或少地立即感觉到。它总是会引起一些低声的怨言，遇到一些反对。增加的税种越多，就每一种课税对象所课征的税就越重；人民抱怨每一种新税的声音越高，就越难找到新的课税对象，或大大提高已经课征的旧税。暂时停止还债不会被人民立即感觉到，不会产生小声地和大声的抱怨。从偿债基金借支总是摆脱目前困难的最明显最容易的办法。公债积累得越多，就越有必要去研究如何减少债务，挪用偿债基金的任何部分就变得越危险、越具毁灭性；而公债越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就越有可能、越加肯定会挪用偿债基金来应付和平时期发生的特别开支。当国家已经负担了过重的赋税时，除了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战争，除了进行民族复仇或忧虑国家安全以外，没有什么能使人民去相当耐心地承担新税。因此偿债基金常被滥用。
在大不列颠，从我们首次应用永久付息这种毁灭性的办法起，平时公债的减少从来没有和战时公债的积累保持任何比例。正是在1688年开始，由1697年的里斯韦克条约结束的战争中，首次奠定了大不列颠现在的巨额债务的基础。
1697年12月31日，大不列颠的公债，有基金的和没有基金的，共达21515742镑13先令8 1/2便士。其中大部分是用短期预支借入的，一部分是用终身年金借入的；因此，在1701 年12月31日以前，不到四年的时间，部分地已经偿还，部分地归于国库，共计减少5121041镑12先令3/4便士，公债的减少比嗣后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所减少的更大。因此，剩下的公债只有16394701镑1先令7 1/4便士。
在1702年开始，由乌特勒支条约结束的战争中，公债积累更多。1714年12月31日，共达53681076镑5先令6 1/12便士。认购短期和长期年金的南海基金增加了公债的本金，因此在1722年12月1日公债共达55282978镑1先令3 5/6便士。从1723年开始的公债减少进行得十分缓慢，在17年的太平时期，到1739年12月31日，全部偿还的公债只有8328354镑17先令11 2/13便士，当时公债本金为46954623镑3先令4 7/12便士。
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以及随后不久发生的法国战争，使公债进一步增加，到1748年12月31日，在战争由艾克斯拉？斯佩勒条约结束以后，共达78293313镑1先令10 3/4便士。继之的17年太平盛世减少的债务只有8328354镑17先令11 3/12便士。不到九年的连续战争增加公债31338689镑18先令6 1/6便士。
在佩勒姆先生当政期间，公债利息减少了，至少是采取了措施去减少它，从4%降至3%，偿债基金增加，公债偿还了一部分。1755年，在最近一次战争开始以前，大不列颠的有基金的公债共72289673镑。1763年1月5日，和平缔结时，有基金的公债为122603336镑8先令2 1/4便士。没有基金的公债为13927589镑2先令2便士。但是由战争造成的支出并没有随和平的缔结而终止；因此，虽然在1764年1月5日有基金的公债增至（部分地由于举行新债，部分地由于将一部分无基金公债改成有基金）129586789镑10先令1 3/4便士，根据《关于大不列颠贸易与财政的考察》一书的消息灵通的作者，这一年以及次年仍有无基金的公债9975017镑12先令2 15/44便士。因此，根据这位作者所述，1764年大不列颠的公债，有基金和没有基金的，共达139561807镑2先令4便士。对1757年新债认购人作为奖金给予的终身年金，按相当于14年年金估计，共为472500镑；1761年和1762年作为同一目的给予的长期年金，按相当于27 1/2年年金估计为6826875镑。在大约连续七年的和平时期中，帕勒姆先生的谨慎的和真正爱国的政府未能还清600镑旧债。在期间差不多一样长的战争中，又举借了7500万镑以上的新债。
1775年1月5日，大不列颠的有基金的公债共达124996086镑1先令6 1/4便士。无基金的公债，不包括皇室的巨额债务，为4150236镑3先令11 7/8便士。两者合计为129146322镑5先令6便士。根据这种计算，11年太平时期偿还的公债仅为10415474镑16先令9 7/8便士。然而，即使是这种小额还债，也不全是出于国家经常收入的节约。有几种与经常收入无关的特殊收入对此做出了贡献。其中我们可以算出有每镑土地税附加1先令，共征三年；从东印度公司收到的200万镑作为他们取得新领土的赔款；从英格兰银行收到的11万镑，作为更新特许状的费用。此外还应加上几种款项，它们是由最近战争产生的，或许应视为这次战费的扣除额。
如果在这个数目上再加上查塔姆伯爵和卡尔克拉夫特先生推算的余额，其他同类军费的节余，连同从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及每镑土地税附加1先令所得的款项，总数一定大大超过500万镑。可见，自从和平以来，由国家经常收入的节余所偿付的公债，平均说来，每年尚未达50万镑。自从和平以来，偿债基金已大为增加，这是由于一部分债务已经偿还、由于可以赎取的4%降至3%的利息的减少、由于部分终身年金的满期；如果和平能继续下去，现在或许每年能从中提出100万镑用来还债。因此，在去年就偿还了另一个100万镑；但是大笔皇室债务尚未清偿，而我们现在又卷入了一场新战争，它发展起来，费用可能和我们以前历次战争一样浩大。在下次战役结束以前将要举借的新债，或许会将近等于从国家经常收入节余所已经偿还的全部旧债。因此，期望从现有经常收入可能获得的节余去全部清偿公债，那完全是一种幻想。
有一位作者认为，欧洲各负债国的公债，尤其是英格兰的公债，是加在国家其他资本之上的一笔巨大资本的积累，有了它，国家的贸易得到扩张，制造业得以扩大，土地的耕种和改良也大大超过了单用其他资本可能达到的限度。他没有考虑到，最初的债权人贷予政府的资本，从贷予的那一刻起，已从起资本作用的一部分年产物变为起税收作用的一部分年产物，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变为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一般是在一年之中花光和浪费了，甚至没有在未来得到再生产的希望。作为贷出资本的回报，他们诚然得到了一笔公债年金，在大多数场合高于同等价值。这笔年金无疑地代替了他们的资本，使他们可以在和以前相同的范围内甚至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他们的贸易和营业，即是说，他们能用这种年金做担保，向他人借入新的资本，或将其出售，从他人得到一笔自己的新资本，等于或多于他们贷予政府的资本。可是，他们这样从他人购得或借入的新资本一定是以前在国内已经存在的，以前一定是像所有资本一样，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当它进入贷款给政府的人手中以后，虽然对他来说它在某些方面是新资本，但对国家来说却不是这样；它只是从某种用途中抽出转做其他用途的资本。虽然它代替了贷款人借给国家的资本，却没有代替国家所丧失的资本。如果贷款人没有将资本贷予国家，国家就会有两个资本，两部分年产物，可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而不只是一个资本和一部分年产物。
当为了支付政府的费用在一年中从自由的或未被抵押的赋税收入筹集款项时，一定部分的私人收入只是从维持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转到维持另一种非生产性劳动。他们缴纳的税款的一部分无疑地会积累成为资本，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大部分或许被花掉，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可是，这样花销的公共支出无疑地会或多或少阻碍新资本的积累，但不一定会破坏任何实际上已经存在的资本。
当公共支出用借债去支付时，就会每年破坏一些国内以前存在的资本，即将以前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转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可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年之中筹集到了足够应付同一开支的收入，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应有的轻，所以个人的收入负担必然较小，因而他们将收入的一部分节省下来积累成为资本的能力受到的损害较小。如果说借债的方法比在一年之中筹集收入以应付公共开支的方法破坏了更多的旧资本，它同时也较少阻碍新资本的积累或获得。在借债制度下，私人的节俭和勤劳可以更容易地弥补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可能在社会总资本中造成的破坏。
然而，只在战争继续期间，借债制度才对其他制度是有这种好处。假如战争支出总是由一年之中筹集到的税收去支付，那么从而获得特别收入的赋税就不会超过一年。私人积累的能力，比起在借债制度下来，在战时虽较小，在平时就要大些。战争不一定会破坏任何旧资本，而和平则会造成更多新资本的积累。战争一般会更加迅速地结束，也不会那么胡乱地发动。人民在战争继续时感受到它的全部负担，不久就会变得厌倦战争，政府为了取得人民的欢心，也就没有必要拖长战争，使它超过必要的限度。预见到战争的沉重的和不可避免的负担，会使人民在没有真实或确定的利益要去争取时不肯轻易地要求战争。私人积累能力略为受到损害的时期发生的次数会要少些，时间会要短些。反之，这种能力处于最大强劲态度的时期比在借债制度下可能有的情况会要长久得多。
此外，债务一经增加，它所造成的赋税的增多有时即使在平时也损害人民的积累能力，就像另一种制度在战时那样。大不列颠的平时税收现在已达每年1000万镑以上。如果任其自由、不做抵押，在适当管理并不举借1先令新债的情况下，可能足以进行一场最激烈的战争。现在采用了有害的借债制度，大不列颠居民现今的私人收入在平时的负担、积累能力在平时所受到的损害，也会像在耗费最大的战时一样。
有人说，在支付公债利息时，就是右手交给左手。货币没有走出国门。只是一部分人的一部分收入转到了另一部分人手中；国家没有减少一个法新。这种辩解完全是以重商主义体系的诡辩为基础的，在我已经对这个体系作出了详细地考察之后，或许再没有必要对它说些什么了。此外，它假定全部国债是属于本国人民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荷兰人，以及其他几个外国，拥有我国公债的巨大份额。然而即使全部公债都属于本国居民，它也并不因此而为害较小。
土地和资本是全部私人收入和国家收入的两个原始来源。资本支付生产性劳动的工资，不论是在工业、农业或商业中使用的生产性劳动。这两项原始收入来源的管理属于两种不同的人：土地所有人，资本所有人或使用人。
土地所有人为了他自己的收入，有兴趣使他的地产保持他所能做到的良好状况，建筑和维修佃户的房屋、建设和维修必要的沟渠和墙垣以及其他应由地主做出和维持的耗资巨大的改良。但是由于课征各种土地税，地主的收入可能相应地减少；由于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课征各种税，使那种减少了的收入变得真实价值如此之小，以致他发现自己完全不能进行或维持那种昂贵的改良。可是，当地主停止做他应做的事情时，佃户也完全不可能继续做自己应做的事情。由于地主的困难增加，国家的农业必然衰落。
当由于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课税而使资本所有人和使用人发现，他从资本获得的收入在某一国不能买到与同等资本在任何他国所能购到的同等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时，他就会想要迁往某个其他国家。当为了课征这种税，所有或大部分的商人和制造商，即是说所有或大部分的大资本所有人，不断受到收税人员的令人呕气的和令人烦恼的访问时，这种迁移的意向不久就会变成实际的行动。国家的产业必然会随着支持它的资的迁移而衰落，继农业萧条之后，就是贸易和制造业的毁灭。
将土地和资本收入的大部分从这两个巨大收入来源的所有人，即从对土地的每一部分的良好状况和对资本的每一部分的良好管理直接感到兴趣的人，移交给另一部分人（国家债权人，他们没有这种特殊的兴趣），在长时期内，必须造成土地的荒芜、资本的浪费或迁移。国家债权人对国家的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繁荣，因而对它的土地的良好状况和对它的资本的良好管理无疑是有一般兴趣的。如果其中任何一种有一般的失败或衰落，各种赋税的收入就不再会足够支付他的应得年金或利息。但是国家债权人，只作为这种债权人来看，对任何特定部分土地的良好状况和任何特定部分资本的良好管理并不感到兴趣。作为国家债权人，他没有关于任何这种特定部分的知识。他对它不进行监督。他不可能去关心它。在某些场合，它的毁灭并不为他所知，也不可能直接影响他。
举债办法总是使每一个实行的国家逐渐变得衰弱。意大利各共和国似乎开始举债。热那亚和威尼斯是仅有的两个留下来的可以称为有独立存在的国家，均由于举债而受到削弱。西班牙似乎从意大利各共和国学到了举债，而（它的赋税或许不及意大利各共和国的赋税那样明智）相对于它的天然实力而言，它受到了更大程度的削弱。西班牙的债务有长远的历史。它在16世纪末已经债台高筑，距英格兰欠一个先令大约有100年。法国虽拥有一切自然资料，也在同一种沉重负担下变得衰弱无力。荷兰共和国也像热那亚和威尼斯一样，由于债务而变得同样衰弱。一种给每一个国家带来衰弱或毁灭的做法，难道在大不列颠就能单独证明是完全无害的吗？
可以说，这些国家所建立的课税制度不及英格兰的课税制度。我相信是这样。但是必须记住，当最明智的政府竭尽了所有适当的课税对象时，在紧急需要的场合下，也采用不适当的课税对象。聪明的荷兰共和国在有些场合不得不课征一些赋税，它们和西班牙的大部分赋税一样不方便。在公共收入的债务负担得到很大的解除以前如果开始另一次战争，在进行中变得和上次战争一样耗费巨大，由于不可抗拒的必要性，可能使不列颠的课税制度变得和荷兰的甚至和西班牙的一样具有压迫性。由于我国现行课税制度的恩赐，我国产业迄今受到的拘束很小，即使在最费钱的战争中，个人的节约和良好行为似乎能够通过节约和积累，弥补由于政府的浪费和奢侈在社会总资本中所造成的一切破坏。在上次战争――大不列颠曾经从事的最费钱的战争结束时，它的农业也和战前一样繁荣，它的制造业和战前一样众多和一样的充分发达，它的商业和战前一样广泛。可见，支持所有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必定和战前相等。自从和平以来，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良，房屋租金在全国每一个城市和村庄均有上升，这就证明了人民的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大部分旧税、特别是货物税和关税的主要部门每年收入的不断增长，同样证明了消费的增长，从而也证明了生产的增长，只有生产的增长才能支持消费的增长。大不列颠似乎很容易地支持了一种在半个世纪以前没有人相信它能支持的负担。可是，让我们不要因此就仓促地得出结论，认为它能够支持任何的负担。甚至也不要过于相信，它能没有巨大困难地支持比已经加在它身上的略为重一些负担。
当国债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我相信很少有它能得到公正的和彻底的清偿的实例。公共收入的解放如果还有实现的可能，那也总是由破产去造成的；有时由坦白承认的破产，但总是由实际的破产，虽然常常是用一种伪装的支付。
提高铸币面额是最常采用的手段，将实际的国家破产用伪装支付的表象掩盖起来。例如，用议会法律或国王命令，宣布一枚6便士铸币的面额为1先令，20枚6便士铸币等于1英镑，按旧面额借入20先令或将近4盎司白银的人，在新面额下，他只需偿还20枚6便士的铸币，或不到2盎司白银。大约12800万镑的国债，大约等于大不列颠有基金的和没有基金的全部债务的本金，这样就可以用大约6400万镑的现时货币去偿还。这诚然只是一种伪装的偿还，国家债权人实际上每镑应收的款项被骗去了10先令。灾难也会扩大到国家债权人以外，每一个私人的债权人也会遭到相应的损失，而这对国家债权人并无任何好处，在大多数场合只有一个巨大的额外损失。诚然，如果国家债权人一般对其他人也有很多欠债，他可以用国家付给他的铸币去偿付自己的债权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由国债所受的损失。但在大多数国家，国家债权人大部分都是富人，他们对其余的同胞来说是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因此，这种伪装的偿还在大多数场合不是减轻而是加重国家债权人的损失；伪装的偿还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而是把灾难推广到很大数量的其他无辜人民身上。它造成了私人财产的一般的和最有害的毁灭；在大多数场合使懒惰的和浪费的债务人靠牺牲勤劳的和节俭的债权人而致富，将大部分的国家资本从可能增加和改善它的人手中转移到可能会浪费和毁灭它的人手中。当国家必须宣布自己破产时，也像私人必须这样做的时候一样，公平的、公开的和坦白承认的破产总是对债务人损害名誉最小、对债权人害处最小的方法。为了掩饰真实破产的耻辱，采取这种极容易看破同时又是极端有害的欺骗手法，对国家荣誉肯定是最笨的保护策略。
可是，几乎所有的国家，古代的和现代的，当落到有这种必要时，在某些场合场都玩弄了这种欺骗手段。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时，将阿斯（As）――他们用来计算所有其他货币价值的铸币或面额――从包含12盎司铜减到只包含2盎司铜，也就是说，他们用2盎司铜来表示过去总是代表12盎司铜价值的货币面额。这样，共和国就能用它过去的实际所欠债务的1/6的钱来偿还它的巨额公债。我们在现时会设想，这样突然和这样巨大的破产，必然会引起一场激烈的群众喧闹。然而它似乎没有引起任何的喧闹。规定此事的法律也像所有其他有关铸币的法律一样，是由一个护民官提出并由人民议会通过的，并且或许是一项非常受欢迎的法律。在罗马，也像在所有其他的古代共和国一样，穷人经常对富人和贵人负债，这些人为了在每年的选举中得到穷人的选票，常常以过度的利息给他们贷款，这些债从来没有偿还，不久就积累成一笔巨大的数额，数额太大了，债务人无力偿还，也没有任何其他人能替他们偿还。债务人畏惧非常严厉的处罚，不得不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报酬下，去投债权人所推荐的人的票。尽管有所有的禁止贿赂和收买的法律，候选人的慷慨布施，连同偶尔由元老院命令分配的谷物，在罗马共和国后期还是比较贫穷的公民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为了使自己摆脱对债权人的这种屈服，较穷的公民不断要求完全取消债务，或通过他们所称的“新铜表法”，即只偿还积欠债务的一定部分就算还清全部债务的法律。将所有铸币的价值降到它原来价值的1/6，使他们能以所欠的1/6偿还全部债务，等于是最有利的新铜表法。为了满足人民，富人和贵人在几种不同的场合不得不同意取消债务和引进新铜表法的法律；他们部分地是为了同一理由被诱使去同意这项法律，部分地也是为了使国家收入摆脱债务，以便恢复政府的元气，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政府的主要领导者。用这种办法，一项12800万镑的债务会立即减为21333333镑6先令8便士。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阿斯的价值进一步降低，首先，从含铜2盎司降至1盎司；后来，从1盎司降至0.5盎司；即是说降到原来价值的1/24罗马的三次贬值如果合并成一次计算，那么像我国现币12800万镑的债务，就可以立即减为5333333镑6先令8便士。即使是大不列颠的巨额债务也可以这样立即还清。
我相信，用这种办法，所有国家的铸币已逐渐降到越来越低于其原来的价值，同一面额的铸币逐渐包含了越来越少的白银数量。
为了同一目的，各国有时在它们的铸币标准中搀假，即是说，在其中搀杂了大量的合金。例如，每重1镑的我国银币，按现行标准只能搀入合金18英钱，却搀入8盎司合金，那么，1英镑或20先令这样的搀假货币就只等于我国现行货币的6先令8便士。我国现行货币6先令8便士中包含的白银量，这样就被提高为接近1英镑的面值。货币标准的搀假和法国人所说的铸币面额的增加或直接提高具有相同的效果。
铸币面额的增加或直接提高常常是公开的和坦白承认的行为，按其性质来说也不得不是这样。用这种办法，重量和体积较小的铸币现在使用从前用来称呼重量和体积较大的铸币的名称。反之，标准搀假的行为，则一般是秘密进行的。用这种办法，铸币厂发行和从前同一面额的铸币，尽量使它的重量、体积和外貌与从前的价值较大的铸币相同。当法王约翰为偿还债务面对他的铸币搀假时，所有铸币厂的官吏均宣誓保守秘密。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公正的。但是简单的提高面额是公开的违反正义的行为，而搀假则是阴险欺诈的违反正义的行为。因此，后者一经发现（它决不可能长期不被发现），总是会比前者激起更大的愤怒。大大提高面额的铸币很少恢复原来的重量，但在最大的搀假以后，铸币总是能恢复它原来的纯度。从来没有看到过，人民的义愤还能用其他的办法去平息。
在亨利八世统治末期和爱德华六世统治初期，英格兰铸币不但面额有提高，而且标准也有搀假。在詹姆斯六世的幼年时期，苏格兰也有这种欺诈的事情。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偶尔也这样做。
收入剩余或支付和平建制的年度费用以后所剩的资金如此之少，而想要大不列颠的国家收入能完全摆脱债务或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似乎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要不是国家收入有巨大的增长，或是国家支出有同样巨大的减少，这种摆脱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更平等的土地税、更平等的房租税，以及像上一章所提到的对现行关税和货物税制度的改革，或许可以在不增加大部分人民负担而只是使负担的分配更平等地落在全体人民身上的条件下增加国家收入。可是，最乐观的设计师也不能希望，任何收入的增加能使人合理地期望国家收入在平时可以完全摆脱债务甚至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或在下一次战争中阻止或补偿国债的进一步积累。
将不列颠的课税制度推广到帝国的所有地区，不论其居民为不列颠人或欧洲人，可以期望使收入大大增加。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根据不列颠宪法的原则，必须在不列颠议会中，或者在不列颠帝国的总议会中使所有这些不同地区有公平的平等的代表权，每个地区的代表名额和它的赋税收入保持的比例，和大不列颠的代表各额与向大不列颠课征的赋税收入保持的比例相同。许多有势力的个人的私人利益，以及人民大众的牢不可破的偏见，的确在现时似乎是对这么重大的变革的非常难于克服、或许是完全不可能克服的障碍。然而，假定不去考虑这种统一究竟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在这样一部理论性的著作中，或许还是可以考虑一下，不列颠的课税制度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帝国的所有地区，如果这样施行以后可以得到多大的收入，以及这种普遍统一怎样会影响帝国各地区的幸福和繁荣。这种推测最坏的也不过是被看做一种新的乌托邦，肯定不是那么有趣，但也不比旧乌托邦更加无用，更加虚幻。
土地税、印花税和各种关税与货物税构成不列颠赋税的四个主要部门。
爱尔兰肯定能，我国的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比大不列颠更能缴纳土地税。在地主不缴纳什一税或济贫税的地方，比起地主必须缴纳这两种税的地方来，地主肯定更有能力缴纳土地税。什一税，在不征收代金而必须以实物缴纳的地方，会比实际为每镑5先令的土地税更多地减少地主的地租。这种什一税在大多数场合达到土地的真实地租或在完全付清农场主的资本连同他的合理利润以后的地租的1/4以上。如果将所有的代金和移交俗人的教会收入除去以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教会什一税估计在600万镑或700万镑以上。如果在大不列颠或北爱尔兰不征什一税，地主就能缴纳额外的600万镑或700万镑的土地税，其负担不比现在大部分人的负担更重。美洲不纳什一税，因此完全能缴纳土地税。诚然，美洲和西印度的土地一般不是佃出，也不是租与农场主的。因此，这种土地不能按照地租簿去估税。但在威廉和玛利第4年，大不列颠的土地也不是按照任何地租簿估税，而是按照一种非常宽松和不准确的方法去估征的。美洲的土地可以按相同的方式去估征，或按准确测量的结果做出公正的评价，像最近在米兰公国以及在奥地利、普鲁士和萨的尼亚各国所做的那样。
印花税在所有法律诉讼形式和不动产与动产转移契约相同或大体相同的国家，显然可以不加更改地推行。
大不列颠的关税法推广到爱尔兰和各殖民地，只要伴有――从正义说应当伴有――贸易自由的扩大，对两者含有最大程度的好处。现在压制爱尔兰贸易的一切招人怨恨的限制，美洲的列举商品和非列举商品的区别，均会完全终止。菲尼斯特雷角以北的各个国家会对美洲的一切产物开放自己的市场，就像该海角以南各国现在对美洲的一些产物开放自己的市场一样。由于关税法的这种划一，不列颠帝国所有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也会像现时大不列颠沿海贸易一样自由。这样，不列颠帝国就会在自己的领土以内为它所属地区的一切产物提供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市场这么扩大起来，不久就会给爱尔兰和各殖民地补偿因关税增加而可能受到的损失。
货物税是不列颠课税制度中惟一需要根据它适用于帝国不同地区的情况而在一些方面加以修正的赋税。它在适用于爱尔兰时可能不需要做任何修正；爱尔兰的生产和消费与大不列颠的生产和消费性质完全相同。在它应用于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时，由于它们的生产和消费与大不列颠的完全不同，所以必须做出某些修正，就像它应用于英格兰的苹果酒和啤酒的消费时一样。
例如一种称为啤酒的发酵饮料是由糖蜜（melasses）制成的，它和我国的啤酒完全不同；它构成美洲人民普通饮料的一大部分。这种饮料只能保存几天，不像我们的啤酒那样能在大酿造厂制造和贮存待售，所以每个私人家庭必须自行酿造来供自己使用，就像烹调自己的食物那样。但是让每一个私人家庭接受税收人员的使人讨厌的访问和调查，就像我们对麦酒店老板和以贩卖为目的的酿造商那样，那是和自由完全相违背的。如果为了平等认为必须对这种饮料课税的话，可以对它的制作原料课税，或是在原料的制造地点课征；如果商业的情况使得不适于课征这样一种货物税，那就在它输入殖民地以供消费时课税。除了不列颠议会对糖蜜输入美洲时课征的每加仑1便士的税以外，在它用其他殖民地的船只输入马萨诸塞湾时还课征一种地方税，每豪格海8便士；另有一种地方税，在从北部各殖民地输入南卡罗来纳时，每加仑课税5便士。如果这些方法都不方便，可以对每个家庭消费这种饮料课税，或是根据家庭人数，如像英格兰对私人家庭课征麦芽税那样；或是根据这家人的年龄和性别，像在荷兰课征的几种不同的税那样；要不然就像马修？德克尔爵士所提议的在英格兰应当对消费品课征的所有各税那样征收。已经指出过，他的这种课税方式，当应用于迅速消费的物品时，不是很方便的方式。可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不妨采用。
食糖、甜酒和烟草在到处都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已变成几乎是普遍的消费物品，因而是极适宜的课税对象。假如和殖民地的合并能够实现，对这些商品的课税可以在它们离开制造商或种植人的手以前课征；如果这种课税方式不适合这些人的情况，他们可以将货物先存放在制造地或以后可能运往的帝国所有港口的公共仓库中，由所有人和税收人员共同管理；在将其交给消费者、交给国内消费零售商、或交给出口商时，再行课税。当提供出口时，一概免税，但须提出适当的担保，保证商品真正输出帝国以外。这些或许是在和殖民地合并以后对现行的不列颠课税制度必须做出重大修改的主要商品。
这样将课税制度推广到帝国的所有不同地区可以带来多少收入，无疑是完全不可能比较准确地确定的。用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颠不到800万人口中每年课征的收入在1000万镑以上。爱尔兰有200多万人口，根据呈送美洲议会的报告，美洲12个同盟州有300多万人口。可是，这种报告可能有些夸大，或是为了鼓励他们自己的人民，或是为了恫吓这个国家的人民，因此我们假定我国北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的人口加在一起不超过300万人，或者说整个不列颠帝国在欧洲和美洲的居民不超过1300万人。如果说这种课税制度在不到800万居民中能征集到1000万镑以上的收入，那么，它在1300万居民中就应当能征集到1625万镑以上的收入。从这项收入（假如这种制度能带来这项收入的话）中，应扣除通常在爱尔兰和各殖民地课征用来支付他们各自的文官政府费用的收入。爱尔兰民事和军事建制的费用，连同公债利息，以1775年3月截止的两年平均，约为每年75万镑。根据一项有关美洲和西印度主要殖民地收入的非常准确的计算，在这次骚乱开始以前，每年为141800镑。可是在这项计算中，马里兰、北卡罗来纳以及我国最近在大陆和各岛取得的领地的收入都没有计算在内，其差额或许为3万或4万镑。因此，为了取得整数，让我们假定为支持爱尔兰和各殖民地的文官政府所必要的收入可能达100万镑。因此，还剩下1525万镑可以用来支付帝国的一般开支和偿还公债。如果说从大不列颠现在的收入能在平时节省100万镑用来偿还公债，那么从这种改进的收入就可以节省出625万镑来做这种用途。这样一笔巨大的偿债基金还可因前一年偿还公债而不支付利息可以每年有所增加，并且可能按这种方式增加得十分迅速，在几年之内就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从而完全恢复帝国的已经消沉和日趋虚弱的活力。同时人民可以解除一些最沉重的赋税负担，如对生活必需品和制造原料的课税。这样劳动穷人会生活得好一些，以较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并能将自己的货物以较廉的价格运往市场。他们货物的低廉会增加对这种货物的需求，从而会增加对生产这种货物的劳动的需求。对劳动需求的增加会增加劳动贫民的人数，改善他们的状况。他们的消费会增加，随之从对他们所消费的物品仍然课征的赋税所产生的收入也会增加。
然而，从这种课税制度产生的收入可能并不能按照纳税人数的比例而立即有所增加。对于帝国的那些因此而在赋税负担上比前些年所习惯的有所加重的省份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给予巨大的宽容，而且即使在到处都尽可能严格地课征相同的赋税，也不会在到处提供和人数成比例的收入。在一个穷国，对课征关税和货物税的商品的消费很小；在居民稀少的国家走私的机会非常大。在苏格兰的下层阶级人民中麦芽饮料的消费非常小；按照居民人数和税率（麦芽税率在苏格兰由于假定的质量差别而有所不同）的比例来说，麦芽、啤酒和麦酒税带来的收入比在英格兰少。在货物税的这些特殊部门，我认为在苏格兰不会比在英格兰有更多的走私机会。对蒸馏的课税，以及大部分的关税，相对于两国的居民人数来说，在苏格兰产生的收入比在英格兰少，这不仅是因为课税商品的消费较小，也是由于走私的方便要大得多。在爱尔兰，下层阶级人民比在苏格兰更穷，国内许多地区几乎同样是居民稀少。因此在爱尔兰，课税商品的消费按人数比例来说可能比在苏格兰更少，而走私的便利则差不多相同。在美洲和西印度，即使是最低阶层的白人也比英格兰相同阶级的人状况较好，他们对自己通常爱好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或许要大得多。诚然，构成大陆南部和西印度殖民地居民大多数的黑人，由于处于奴隶状态，状况比苏格兰或爱尔兰最穷的人还要差。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设想，他们比英格兰的下层人民吃得更坏，所消费的轻税物品更少。为了使他们工作得好，他们主人的利益是要使他们吃得好，要好好照料他们，就像这样的对待他的役畜是合乎他的利益一样。因此黑人几乎在到处都和白人工人一样，有甜酒和糖蜜或针枞的配给；即使对这些东西课征轻税，这种配给或许也不会取消。可见，对课税商品的消费，按居民人数的比例计算，在美洲和西印度或许也和在不列颠帝国的任何地区一样大。走私的机会诚然会要大得多；美洲，按国土面积的比例来说，居民比苏格兰或爱尔兰要稀少得多。但是，如果现在由对麦芽和麦芽饮料所课征的各种税的收入改由只对麦芽课税来筹集，在部门的货物税这一最重要的走私机会就会完全杜绝。如果关税不是对几乎所有进口货物课征，而只是对少数几种最通用和消费最多的货物课征，如果关税也按照货物税法那样去课征，那么走私的机会虽然不能完全杜绝，也会大大减少。由于这两种显然是非常简单和非常容易的改革，从关税和货物税得到的收入，按消费的比例计算，在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或许也和现时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样大。
诚然，有人说，美洲人没有金币或银币；美洲的内部贸易用一种纸币来进行，他们偶尔得到的金银全都送往大不列颠，来交换他们从我们获得的商品。又说，没有金银币就不可能纳税。我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所有的一切金银。怎么可能从他们取得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呢？
美洲现在缺乏金银币并不是由于该国贫穷的结果，即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民没有能力购买这些金属。在一个工资比英格兰要高得多而食物的价格则比英格兰要低得多的国家，大部分的人民肯定会有资力购买更大数量的金银，如果他们必须或便于这样做的话。因此，这种金属的稀少一定是他们自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结果。
金银币之所以必要或方便，是为了进行国内贸易或对外贸易。
每个国家的国内贸易，在本书第二编已经指出，至少在和平时期，可以用纸币来进行，达到和用金银币差不多相同的便利程度。美洲人总是能运用比他们所能得到的更大的资本去改良土地并从而得到利润，所以尽可能节省用于金银这样昂贵的商业工具上的支出，而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金属的那一部分剩余产物用来购买生产工具、衣服原料、各种家庭用具以及为建筑和扩大他们的开垦耕作所必要的五金器具，即是说，不用来购买死的资本，而用来购买活的和生产的资本，于他们更为方便。各殖民政府发现，供应人民以一定数量的纸币，使之完全足以进行国内贸易，一般较此略为多一些，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有些这样的政府，特别是宾夕法尼亚政府，以利息百分之若干将纸币贷予人民。从而取得一项收入。其他的政府，如马萨诸塞湾政府，在特别紧急的场合，用这种纸币来支付公共费用，以后在对殖民地方便的时候，根据它逐渐落价的情况以贬低的价值将其赎回。1747年，该殖民地即以其所发行的纸币1/10的款项偿还它的大部分公债。对殖民者的方便是，能在他们的国内贸易中节省用于金银币的支出；对殖民政府的方便是，能提供一种媒介物，尽管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却可以节省这种开支。纸币过多必将会将金银驱逐出国内交易，其理由和它在苏格兰将金银驱逐出大部分的国内交易一样；在两国，不是贫穷，而是人民的企业和计划精神，他们想要将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本用作活的和生产的资本，使得纸币这样过多。
在各殖民地和大不列颠进行的外部贸易中，金银币或多或少被使用，与其必要性的大小完全成比例。在没有必要使用这些金属的地方，它们很少出现。在它们有必要存在的地方，通常可以找到它们。
在大不列颠和盛产烟草的各殖民地之间的商业中，不列颠货物通常以相当长期的信用赊予各殖民地，然后按照一定的价格以烟草支付。对殖民者来说，烟草支付比用金银币支付较为方便。对任何商人来说，用自己所经营的货物去支付他的往来客户卖给他的货物，比用货币更方便。这种商人不必要将他的资本的一部分保持不用，作为现金去应付不时的需要。他可以随时在他的店铺或仓库中保持更大数量的货物，在更大的范围内做生意。但是对一个商人的所有往来客户来说，接受他所经营的货物来作为自己卖给他的货物的支付，不一定都常常感到便利。不过和弗吉尼亚与马里兰做生意的不列颠商人恰好是这样一批往来客户，他们感到接受烟草来作为他们售给这些殖民地货物的支付比接受金银币更方便。他们期望从出售烟草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从支付的金银币不能得到利润。因此，金银币在不列颠和烟草殖民地的商业中很少出现。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在自己的国外商业中也和在国内商业中一样不需要有这些金属。因此，他们所有的金银币比任何其他美洲殖民地都要少。可是，它们被看作和任何相邻的殖民地一样繁荣，因而也一样富有。
在北部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新英格兰的四州等地，他们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自己货物的价值不等于他们从大不列颠进口供自己使用或贩往其他殖民地的货物的价值。因此，必须用金银币来向母国支付贸易差额，他们一般都能找到这项金银。
在盛产食糖的各殖民地，每年出口到大不列颠的食糖的价值比从那里进口的所有货物的大得多。如果每年送往母国的食糖和甜酒都必须对这些殖民地做出支付，大不列颠就会不得不送出与差额相等的大量货币，而对西印度的贸易在某一种政治家看来就是极端不利的。但食糖种植园的许多主要主人恰好都住在大不列颠。他们的地租是用他们地产的产物即食糖和甜酒付给他们的。西印度商人在这些殖民地购买的食糖和甜酒的价值，不等于他们每年在这些殖民地出售的货物的价值。因此，这个差额必须用银币去付给殖民地，而这种金银也是常常能够找到的。
各殖民地偿付大不列颠货款的困难和不规则性，根本不和它们各自所欠数额的大小成比例。一般说来，北部各殖民地的支付比烟草殖民地更有规则，虽然它们一般用货币支付相当大的贸易差额，而后者则不支付差额，或只支付较小的差额。从各食糖殖民地获得支付的困难，与其说是同各自所欠数额的大小成比例，不如说是或多或少同它们各自的未耕地的数量成比例；即是说，同种植人所受到的贸易过度的引诱大小成比例，即是否超过他们资本许可的范围而去开垦和种植过多的荒地。从牙买加这个大岛――这里现在仍有许多未开垦的土地――所得的货款，因为这个缘故，比从较小的岛屿如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圣克里斯托弗所得的货款通常更不规则，后者这许多年来已完全开垦，因此给耕植人提供的投机机会较少。新近取得的格林纳达、多巴哥、圣文森特和多米尼加为这种投机开辟了新的园地；从这些岛屿获得的货款近来也和从牙买加大岛获得的货款一样不规则和不确定。
因此，就大部分殖民地来说，现在金银币的稀少，并不是由于贫困。它们对活的生产的资本的巨大需求，使它们拥有尽可能少的死资本较为方便，使它们因此满足于一种比金银较为低廉的虽然是不那么合宜的商业工具。它们因此能将那种金银的价值变成生产工具、变成衣服原料、变成家庭用具、变成为建筑和扩大开垦与耕作所必要的铁器。在那些没有金银币就不能进行交易的业务部门，它们总是能找到必要数量的金银币；如果它们常常不能找到的话，它们的失败一般不是它们的必然贫困造成的，而是它们的不必要的和过度的企业造成的。并不是因为它们穷所以它们的支付是不规则的和不确定的，而是因为它们太急于要变成过度的富所以才是那样。虽然殖民地赋税收入的超过支付它们自己的民事和军事建制费用的部分全都以金银币汇往大不列颠，殖民地还是有充足的资力购买必要数量的金银。在这种场合，它们诚然不得不将现在用来购买活的生产的资本的一部分剩余产物用来购买死资本。在进行国内交易时它们不得不使用一种昂贵的而不是低廉的商业工具，购买这种昂贵工具的费用可能会稍稍抑制他们在改良土地的过度进取中的活力和热情。可是，可能不必要将美洲收入的任何部分用金银汇出。可以用对大不列颠商人或公司开出汇票并由他们承兑的方法汇款，先将美洲剩余产物的一部分委托给他们，他们在收到货物以后，就会用与其价值相等的货币向财政部交纳美洲的收入；全部业务的进行常常不必由美洲输出1盎司金银。
爱尔兰和美洲对大不列颠公债的清偿做出贡献，是不违背公道的。这种公债是由于支持由革命所建立的政府而欠下的；由于这个政府，爱尔兰的新教徒现在不仅在自己国内享有全部权威，而且享有在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宗教方面的每一种安全；由于这个政府，美洲的一些殖民地得到了他们现在的特许状，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宪法；美洲的所有殖民地享有从来不曾享有过的自由、安全和财产。这种公债的借入不仅是为了保卫大不列颠，而且也是为了保卫帝国的所有不同地区；尤其是最近战争借入的巨大债款，以及这次战争以前借入的一大部分债款，可以说本来都是为了保卫美洲。
在和大不列颠合并以后，爱尔兰除了贸易自由之外，还会得到其他更重要的好处，足以抵偿可能因合并而使税负加重而有余。同英格兰合并以后，苏格兰的中层和下层阶级的人民完全摆脱了过去总是压迫他们的贵族政治的权力。同大不列颠合并以后，爱尔兰所有阶级的人民也会获得从一种更具压迫性的贵族政治的同样完全的解放；这种贵族政治不像苏格兰的那样是建立在出身和财富的天然的和可尊敬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所有差别中最可恶的一种即宗教和政治偏见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差别比任何其他差别更能激起压迫者的粗暴无礼和被压迫者的憎恨和愤怒，普通使得同一国家的居民比不同国家的居民更加彼此敌对。不和大不列颠合并，爱尔兰居民不可能在许多世纪中认为自己是同一国家的人民。
在美洲各殖民地从来没有流行过压迫性的贵族政治。然而，即使是它们，从幸福和安定来说，也会从和大不列颠合并获益很大。这至少会使它们摆脱那种仇恨的和恶毒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是和小民主国不可分离的，常常使它们人民的感情分袭，并扰乱它们政府（在形式上是接近民主的）的安定。在和大不列颠完全脱离时――除非用这种合并去防止，否则似乎很可能会发生――这种党派斗争会变得比以前十倍地恶毒。在现今的骚乱开始以前，母国的强制力量约束这种党派斗争，使之不致爆发成为比残忍和侮辱更坏的事情。如果那种强制力量被完全取消，党派斗争或许不久就会爆发成公开的暴力行为和流血。在所有在一个统一政府之下联合起来的各大国，党派精神在边远省份比在帝国中心较少流行。这些省份和首都的距离、和巨大的党派和野心斗争的主要中心的距离，使它们较少卷入任何斗争党派的观点，使它们成为对所有各派的行为漠不关心的和公正无私的旁观者。党派精神在苏格兰就不像在英格兰那样流行。在合并以后，党派精神在爱尔兰或许就不像在苏格兰那样流行，而各殖民地或许不久就会享受现时在不列颠帝国任何地区前所未有的和谐和团结。诚然，爱尔兰和各殖民地的赋税负担会比现在较重。可是，由于将公共收入勤勉地忠实地用来偿还国债，大部分的赋税不会长期课征，而大不列颠的公共收入不久就可能减到为维持一个不大的和平建制所必要的程度。
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取得，无疑地是属于国王的权利，即属于大不列颠国家和人民的权利，这可能使另一种收入来源比所有上面已经提到的更为丰富。这些国家被认为是更加肥沃、更加广大；按它们的面积比例来说，可能比大不列颠更为富有和更加人口众多。为人从它们获得巨大的收入，不需要在已经充分课税或超过了充分课税程度的国家引进任何新的课税制度。更适当的办法，或许是减轻而不是加重这些不幸国家的负担，不是通过加征新税，而是通过防止大部分已经缴纳的税款被人中饱和滥用，去力图从它们获得收入。
假如大不列颠不可能从任何上述资源来使收入有巨大增长，给它留下的惟一办法是减少它的支出。在征收的方式上，在公共收入的使用方式上，在两方面虽然似乎仍有改善的余地，但大不列颠至少是和它的任何邻国一样节约的。它所维持的为了在平时保卫自己的军事建制，比在财富或力量方面可以和它竞争的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小。因此，这些项目没有一种似乎可以大大减少支出的。在这次骚乱开始以前，大不列颠对各殖民地平时建制的支出都很大，如果不能从它们获得收入的话，这种支出肯定应当完全省去。这种平时的经常支出虽然很大，和我们在战时保卫殖民地的支出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上次战争，完全是为了殖民地而进行的，已经使大不列颠耗费9000万镑，这已经指出过。在1739年的西班牙战争中，以及在由它引起的法国战争中，大不列颠耗费了4000万镑，大部分应当公正地由各殖民地负担。在这两次战争中，大不列颠为殖民地花费的，为前一次战争开始以前国债总数的二倍。如果不是由于这两次战争，那种国债到此时或许已经完全还清，要不是为了殖民地，前一次战争可能不会进行，后一次战争肯定不会进行。由于殖民地被认为是不列颠帝国的省份，才为它们做了这项支出。但是对维持帝国既未贡献收入亦未贡献军力的国家，是不能被看做是帝国省份的。它们可被看做是一种附属物，是帝国的一种壮丽华美的装饰。但是如果帝国不再能应付维持这种装饰的支出，它肯定应当将其放弃；如果它不能筹到与支出成比例的收入，它至少应当量入为出。如果殖民地虽然拒绝向大不列颠纳税却仍被看做是不列颠帝国的省份，它们在未来的防卫可能要使大不列颠负担和过去任何一次战争所负担的同样的支出。大不列颠的统治者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在大西洋西岸拥有一个巨大帝国的想象来使人民感到快乐。可是，这个帝国迄今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它迄今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帝国的计划；不是一个金矿，而只是一个金矿的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耗费了巨额的开支，继续在耗费巨额的开支，如果按迄今为止的方式追求下去，还可能要耗费巨大的开支，不可能带来任何的利益，因为已经指出过，殖民地贸易垄断的结果，对人民大众只是损失而不是利益。现在肯定是时候，我们的统治者要么实现这个他们自己或许还有人民一直沉迷的美梦，要么使自己从这个美梦中清醒过来，并力图使人民也清醒过来。如果计划不能完成，就应当将它放弃。如果不列颠帝国的任何省份不能对维持整个帝国做出贡献，大不列颠就应当使自己免除在战时保卫这些省份、在平时为维持它们的民事或军事建制所做的支出，并力图使自己的未来观点和设计适应于自己真实的平凡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