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流失国宝中，地位最重要、知名度最高的、流失过程也最为痛心的熏当数“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音同刮）。
这一开篇也许太过直白，甚至无遮无拦。但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述最深厚的感情与最复杂的内涵。因为这是一组华夏子孙耳熟能详的千古杰作，表现的是六位唐王朝的特殊“开国元勋”，它们忠勇迅捷的形象尽管未上“凌烟阁”，却被技艺高超的雕师定格在石头上，永伴唐太宗；“昭陵六骏”的故事——
不是传说胜似传说
唐太宗和文德皇后的合葬陵——昭陵，位于陕西礼泉县。早在建陵过程中，唐太宗为了纪念白蹄乌、特勒骠、什伐赤、青骓、拳毛騧和飒露紫这六匹跟随他南征北战、忠心耿耿的骏马，特下诏：“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而命阎立本画图形，其兄阎立德雕刻成一组长171—176厘米，宽204—207厘米的石灰岩高浮雕巨制，欧阳询书写太宗亲笔的赞诗并由名家雕刻于各石像右上角。完工后立于昭陵玄武门东西庑（音同五，意为堂下周围的廊屋）中。一组“昭陵六骏”，群英齐集，各展身手，实可谓风云际会，初唐岁月的勃勃气象跃然其上。
六座骏马石刻的技巧粗犷不失细腻，形体饱满，线条明快，结构严谨，与以前近于线刻的薄浮雕相比更具雕塑韵味。六骏动态各异，但基本可以归纳为动（飞奔）、静（伫立）和静中之动（欲行）三种。若论动，首推《白蹄乌》，太宗题诗“依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的《白蹄乌》作飞奔状，灵动矫健富于生活气息；《什伐赤》名中的“什伐”取自波斯语“马”，曾载太宗与窦建德战于虎牢关，尽管其四蹄腾空，飞奔状尤甚于《白蹄乌》，那种勇但不莽的特点还是被表现得恰到好处。《青骓》在战斗中亦曾连中五箭，其飞奔状略显含蓄，太宗诗赞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看着这三匹飞奔状的骏马，思绪似乎回到隋末那烽火连天的战场，看着它们风驰电掣，载着太宗冲锋陷阵，为大唐的统一昌盛立下彪炳功勋，赢得生前身后名。
《特勒骠》与《拳毛騧》作“欲行”姿态。特勒骠是李世民与宋金刚作战的乘骑，雕像作闲庭信步状，对应太宗题诗：“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拳毛騧》则更为生动，显得从容大度，临危不惧。这也许真是它的性格。在太宗与刘黑闼作战时，拳毛騧曾身中九箭，力战而死。太宗诗赞：“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戟，氛埃廓清。”《拳毛騧》的镇定自若既有异于秦汉的朴拙，又不同于魏晋的仙逸，这是一种从容、一种成熟、一种自信，离开初唐的特定文化土壤，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气势。
《飒露紫》是唯一作伫立状的雕像。作者构思独到，描绘了在一场受降王世充的战斗中，飒露紫胸前中箭，大将丘行恭为它拔去箭矢的一瞬间。丘行恭那种似乎下定决心要将箭一举拔出，但又为战马的痛苦担心的心理活动惟妙惟肖。飒露紫则坚强站立，静静忍受痛苦，令观者肃然起敬。尽管与《拉奥孔》所表现的痛苦感有东西文化之别，但是伟大与崇高的心灵内涵是相通的。所以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评述《拉奥孔》的一段话，也可以用来描述《飒露紫》：“他的苦楚打动我们的心灵深处，但是也促使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像这位伟大人物那样受得住苦楚。”战马身躯雄奇，四肢遒劲有力、结实的肌肉完美无瑕，不愧太宗赞语：“紫燕腾跃，骨腾神骏，气警三川，威凌八阵。”阎立德的高超技法也令人惊叹，战马身上的鞍辔表现得硬朗无比，丘行恭身上的战袍则质感柔软，人的全神贯注，马的稳健从容，这一切都栩栩如生，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个感人瞬间凝固下来，让所有的观者都产生一种由衷的感动、一种身临其境的冲动。这种骏马石刻中的至高艺术境界，至今仍难以逾越。
只是——
六骏已去其二
即使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混乱中都保存完好的“昭陵六骏”，却在民国初年横遭毒手。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的记载，《飒露紫》和《拳毛騧》在1914年被打碎盗运国外。另四块在打碎准备偷运的时候被有正义感的民众截住，未能运走，现存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关于盗窃石刻的元凶，则主要指向袁世凯任命的陕西都督陆建章和陈树藩，以及袁世凯之子等人。但是具体过程仍存众多不明朗之处。
首先需要了解《飒露紫》和《拳毛騧》现在的收藏机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这一博物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在19世纪末的多次近东、中东远征所获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美国博物馆中科研性质重过收藏性质的一个特殊例子。馆方表示自己的收藏主要分为两大类：考古学部分主要收藏地下出土文物，人类学方面主要收集各地区、各时代的人类所使用的物品并研究人类观念。在具体的收藏品介绍中，馆方的热情和重点主要集中于埃及和近东地区，并以收藏一尊13吨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石雕自诩。在介绍到亚洲部分时，馆方只是语焉不详地表示收藏有中国纪念性雕塑最好的一些作品，没有提到“昭陵六骏”的名字，倒是费了很大笔墨介绍一个慈禧所藏水晶球的失而复得。这一关注重点显然与中国观众大相径庭。我们更希望知道《飒露紫》和《拳毛騧》流失的真相，并掌握全部细节。
1986年，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先生受陕西省文物局和陕西省博物馆指示，赴礼泉县调查“昭陵六骏”的具体流失过程。结合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王世平先生写出了极为详尽的报告《“昭陵六骏”被盗经过调查》。
文初，王先生首先记述了对距昭陵北阙最近的高窑村村民走访的过程。在排除村民口述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甚清晰之处后，王先生基本肯定在1913—1914年石刻被打碎前基本保存完好，至少能保持直立。其后，王先生根据老年村民的回忆重现了当时“盗马”的人数与运输方式。显然，当年盗窃者为了将各重两吨左右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打碎后拉走，使用了4—6辆大车，动用人员数量从十几到上百不等，但王先生认为人数上百一说很值得质疑。
关于主使者，王先生提出五条结论：第一，尽管村民不能肯定盗窃石刻队伍中是否有西方人，但核对1918年出版的《苏庵杂志》卷三“昭陵六骏”条记中关于六骏“复为某洋商所觊觎”之说，王先生认为此说不属空穴来风。第二，村民记述当地县政府人员两次出现在盗窃石刻现场。王先生据此强调：“没有动用军队及武装，正说明盗马一事是经‘当道者’同意、默许的，所以无人敢拦阻。”第三，通过多方面文献对证，王先生大胆提出：“根据新的材料和分析结果，第一次‘盗马’似应发生于1915年，第二次应是1917年。”而不是像之前所说的第一次为1914年。第四，原述陆建章和陈树藩等人盗窃石刻之说不但成立，而且二人上级——军阀张云山似乎也牵涉其中。第五，王先生记录了1978年他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退休教授德克·卜德的交流。卜德认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对盗窃一事不负责任，此活动主要是卢芹斋和县政府官员合伙进行的。当然卜德的观点不能认为是馆方态度，未能彻底洗清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参与“盗马”的嫌疑。
文末，王先生还提出了三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二骏从西安离开至出国前的行踪、牵涉人员及机构，个中关系等。
2.二骏离华后如何到宾州大学博物馆的芽
3.华商与芦（卢、芦二字均有采用）芹斋在盗马一事中的作用芽”
尽管王先生最终给出的结论并不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清晰完整，但还是令我们对绝对真相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关于“昭陵六骏”具体流失过程的追查与探索，我们还将一往无前地继续下去。掌握更多清晰有力的证据，对通过法律手段追讨文物至关重要。这应该是我们对先人的庄严承诺。
查证追讨之路漫漫其修远，《飒露紫》漂泊异乡的痛楚，我们感同身受；《拳毛騧》身上的累累伤痕，观之哽咽难声，撕心裂腑；历史的耻辱感和现实的挫折感令我们不快乐，但也令我们变得更坚强，更加坚定这一信念：暴力只能作用于物质而无法摧折精神，欺诈只可横行一时而不能立足万世。与其自怨自艾，与其捶胸顿足，与其愤懑难语，不如用灵魂去深深感悟——
“昭陵六骏”和它们所代表的
“昭陵六骏”只是石刻，我们却从它们身上看到当年驰骋江山，力战不退的六匹骏马。从六匹骏马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当年勇奋长缨、齐聚九鼎的中原豪杰——李世民、秦叔宝、尉迟敬德、李靖、房玄龄……他们从不视平庸为己命，勇敢追逐富国强民的理想，不为艰难所阻，不为名利所扰，不被流俗左右，不为祖宗之法束缚手脚。他们直面困难但从未曾想放弃；渴望爱戴但从不乞求友谊；尊重强者但从未忘记弱者；梦想和平但绝不回避战争；向往大同但从未丧失自我。由此，他们开创了贞观盛世，一个超越文景之治的大时代。无论“昭陵六骏”还是《历代帝王图》，无论玄奘西行还是李靖大破东突厥，这个大时代造就的所有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历经岁月坎坷，却从未被历史蒙尘，等待能在新时代，借新一代中华英才之手重放光芒。
关于我们，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
时间的大门敞开，千百年后的史官已经在提笔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