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最初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资源，这一资源总是由这种劳动的直接产品或用这种直接产品从他国换来的产品构成的。
因此，一国国民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应的好坏，依这种直接产品或用它换来的产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如何而定。
但是，在每个国家，这个比例必然是由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国民劳动在一般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人数比例。不论任何一国的土壤、气候或国土大小如何，在此种具体情况下，该国每年供应的丰富或欠缺，必然是依这两种情况而定的。
这种供应的丰富或欠缺，依存于前一种情况也似乎比依存于后一种情况较多。在从事渔猎的野蛮国家，每一个能工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力图尽可能地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家庭或部落中那些过老、过幼或过于孱弱以致不能从事渔猎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可是，这种国家穷得太可怜了，以致仅仅是由于贫穷，常常落到了、或者至少是自认为落到了这种地步：有时不得不直接摧毁自己的幼儿、老人或长期患病的人，有时则任凭他们饿死或由野兽吞噬。相反，在文明和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很大数量的人虽然根本不劳动，其中许多人却比绝大多数从事工作的人消费高出十倍、常常是百倍的劳动产品；然而，社会整个劳动的产品的数量是如此巨大，以致所有的人常常都能得到丰富的供应，一个工人，即使是最低级最贫穷的工人，只要他勤劳节俭，也能享受比任何一个野蛮人可能得到的更大份额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这种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社会不同阶级和不同状况的人们中间自然分配的顺序，是本书第一编的主题。
不论任何国家劳动在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的实际状况如何，在这种状况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该国每年供应的丰富或欠缺，必然依存于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数的比例。以下将要看到，有用的和生产性的劳动者的人数，在到处都是同用来推动他们工作的资本的数量及其运用的具体方式成比例的。因此，第二编讨论资本的性质，它的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依它的不同运用方式所推动的劳动的不同数量。
在劳动运作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和判断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在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中遵循了非常不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对它的产品的数额巨大并不全都是同样有利的。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其他国家的政策则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很少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平等地不偏不倚地对待每一种产业。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的政策有比较利于工艺、制造业和商业，即城市的产业，而不利于农业这种农村的产业。采用并确立这种政策的情况，在第三编予以说明。
虽然这些不同的计划首先或许是由于某些阶级的人们的私人利益和偏见而采用的，丝毫没有考虑到或预见到它们对社会一般福利的后果，然而它们却引起了各种非常不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有些特别强调在城市中进行的产业的重要性，其他的则特别强调在农村中进行的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有学问的人的意见，而且影响了君主和国家的公共行为。我力图在第四编尽可能详尽而明确地说明这些理论，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效果。
前四编的目的，在于说明是什么构成了广大人民的收入，或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那些资源的性质。第五编也是最后一编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编，我力图表明：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支出是什么，哪些支出应由整个社会的一般纳税来支付，哪些支出应由社会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些成员的纳税来支付；第二，对整个社会课税以供应为整个社会所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每一种方法的主要利弊如何；第三，促使几乎所有现代政府将此种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以发行公债的理由和原因，以及这种公债对实际财富、即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