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熊彼特没有为第五章写“读者指南”。
这一章讨论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利弊得失。
首先，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用途，就是农业、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这四种用途都是互相依存的，每一种对其他三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批发贸易又可分为国内贸易（包括内地贸易和沿海贸易）、对外贸易和贩运贸易。
资本的作用有二：一是推动本国生产性劳动，二是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以这两种作用为纲，斯密逐一分析了资本各种用途在这两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结论是，农业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商业。
投资的自然顺序是农业、制造业、商业。
但是投资人考虑的，不是对社会的这两种贡献，而是利润的大小。农业虽然是对社会贡献最大，利润却比较小，因此对农业的投资远远没有达到它所能吸收的程度，其中由于各国政策上的原因，将在第三第四两编讨论。
所有的资本虽然都只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但是同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从而对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随资本的用途不同而大有差异。
资本可以做四种用途：第一，用来购买社会每年使用和消费的天然产物；第二，用来制造和准备这些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第三，将天然产物和制成品从丰富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将两种产品分成小小的部分，在适应于想要得到的人的随时需求。第一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从事土地、矿藏和渔业的改良和开发的人的资本；第二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制造厂主的资本；第三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批发商的资本；第四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零售商的资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的资本使用方法是不能归于这四类的。
这四种资本使用方法，每一种对其他三种的存在和扩大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的一般福利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非使用资本来使天然产物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否则任何制造业和商业都不能存在。
除非使用资本来制造需要先做大量准备才适于使用和消费的天然产物，否则这部分天然产物就不会被生产出来，因为不可能对它有需求；如果它是自然生长的，不经过制造也不会有任何价值，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
除非使用资本来将天然产物或制成品从丰富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否则除了当地消费所必需的以外，就不会生产更多。批发商的资本使一个地方的剩余产品交换另一个地方的剩余产品，从而鼓励勤劳，并增加两地的享用。
除非使用资本来将一定部分的天然产物或制成品分成许多小小的部分，以适应于想要得到它们的人的随时需求，否则每一个人便不得不将所需货物大批买进。例如，如果没有屠户这种行业，每一个人便不得不同时买进一整头牛或一整只羊。这对富人一般是不方便的，对穷人就更不方便。如果一个贫穷的工人不得不一次购买一个月或六个月的食物，他就不得不把一大部分本来用做资本的资财，即用于生产工具或店铺家具上可以为他提供收入的资财，转用做直接消费而不为他提供收入的资财。对这样一个人来说，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在他需要时一天一天地，甚至一小时一小时地购买食物。这样他就能将几乎全部资财用做资本。他因此可以使工作得到更大的价值，所得利润足以抵消零售商因要得到利润而将货物价格略为提高的数目而有余。某些政论家对店主和商人怀抱的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零售商的增多，虽然会彼此造成伤害，却不会对公众造成伤害，不必对他们课税，或限制他们的人数。例如，能在某一城市售出的杂货数量，是受到该市及其四周的需求限制的。因此，能在杂货业使用的资本不会超过足以购买这种数量的杂货所需要的。如果这一资本在两个杂货商中间分开，比起操在一个人手中来，会使两者的售价更为低廉；如果在20个杂货商中分开，他们的竞争就会更大，他们联合起来抬高价格的机会就会越小。他们的竞争或许会使一些人破产，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以听凭他们自己去处理。这既不可能伤害消费者，也不可能伤害生产者；相反，这比起全部商业操在一两个人手中来，一定会使零售商贱卖贵买。他们中间有些人或许有时会诱使顾主购买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可是这种弊害太不重要了，不值得公众注意，更不必用限制他们人数的办法去加以防止。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不是因为酒店太多，致使普通人民有酗酒的特性，而是因为由其他原因引起的酗酒特性，才使得酒店林立。
把资本按上述四种方法之一使用的人，本身就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如果使用得当就会固定和体现在劳动对象或要售卖的商品上面，在它的价格上一般至少会增加他们自己的维持费和消费的东西的价值。农场主、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全都是从前二者所生产、后二者所买卖的货物的价格中得来的。可是，在每种用途中使用的等量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彼此非常不同，从而对所属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在比例上完全不同。
零售商的资本补偿了他从而购货的批发商的资本，连同后一资本的利润，使批发商能继续营业。零售商自己是他自己的资本所直接雇用的惟一的生产性劳动者。他的利润包含了零售资本的使用对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全部价值。
批发商的资本补偿了他所从而购买天然产物和制造品的农场主和制造厂主的资本，连同他们的利润，从而使他们能继续经营各自的行业。主要是由于这种服务，批发商对支持社会生产性劳动和增加社会年产物价值做出了间接的贡献。他的资本还雇用了将他的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海员和搬运工，在这些货物的价格上增加的价值，不仅有他的利润，还有他们的工资。这就是他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全部生产性劳动，和对年产物所直接增加的全部价值。它在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零售商资本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制造厂主的资本有一部分用做固定资本，投在他的生产工具上，补偿了他从而购买这些工具的某些其他工匠的资本，连同它的利润。他的一部分流动资本用来购买原料，补偿了他所从而购买的农场主和采矿人的资本，连同他们的利润。但大部分的流动资本总是每年或在更短得多的时期内在他所雇用的工人中分配。这种资本在原料的价值上所增加的，是工人们的工资以及工厂主在工资、原料和生产工具上所使用的全部资本的利润。因此，比起在批发商手中的同量资本来，它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更大得多，它在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上所增加的价值要大得多。
同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没有比农场主的更大。他的生产性劳动者不仅有他的劳动雇工，还有他的劳动牲畜。在农业中，大自然也和人一道劳动，虽然大自然的劳动不费分文，它的产物却具有价值，就像最费钱的工人的产物一样。农业的最重要的作用，与其说是增加大自然的生殖力（虽然也使这种生殖力有所增加），不如说是指引大自然的生殖力，使之生产于人类最有利的植物。一块荆棘丛生的土地，常常也和耕种得最好的葡萄园和谷地一样，生产大量的植物。种植和耕作常常不是促进而是调节大自然的活跃的生产力，在人类劳动之后，大部分的工作总是要留给大自然去做。可见，在农业中使用的劳动者和役畜所再生产的价值，不仅像制造业中的工人那样，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价值，或是等于雇用他们的资本，连同资本所有人的利润，而且是一个更大得多的价值。除了农场主的资本及其利润以外，他们还经常再生产出地主的地租。地租可以看做是地主借给农场主使用的自然力的产物。地租的大小，依想象的自然力的大小而定，换言之，依想象的土地的自然生殖力或改进的生殖力的大小而定。在扣除或补偿可以认为是人类工作的一切东西以后，剩下来的就是大自然的工作。大自然在整个产品中很少低于1/4，常常占1/3以上。用在制造业中的等量生产性劳动，很少能造成这么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大自然不起作用，人做了一切，再生产必然同起作用的生产因素力量的大小成比例。所以在农业中使用的资本不仅比在制造业中使用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更大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能在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上，在它的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上增加更大的价值。在能够使用资本的一切方法中，农业投资是对社会最有利的。
任何社会在农业和零售业中使用的资本，一定总是留在本社会内。它们的使用几乎总是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地点，在农场，在零售商的店铺。它们一般也必定属于本社会的居民，虽然有例外。
反之，批发商的资本似乎没有必要固定在任何一个地点，它可以从一处流往另一处，依能否贱买或贵卖而定。
制造商的资本无疑地必须留在进行制造的地点，但究竟应在何处，也没有确定的必要。它常常可以离原料生产地或制成品消费地很远。里昂就离为它的制造品供给原料的地方和消费它的制造品的地方很远。西西里的时髦人物穿着其他国家制造的绸缎，其原料却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产物。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大不列颠制造，随后又有一部分呢绒送回西班牙。
任何社会用资本来出口剩余产品的批发商究竟是本国居民还是外国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是外国人，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自然要比他是本国人时少，但也只少他一个人；本国的年产物的价值也比较少，但也只少这一个人的利润。但他所雇用的海员和搬运工仍然可以是他自己国家的人、本国的人或第三国的人，就像他是本国人一样。外国人的资本也和本国的人的资本一样，能用本国的剩余产品去交换一些国内需要的东西，因而使这些剩余产品具有价值。它同样有效地补偿了剩余产品生产者的资本，同样有效地使这些生产者能继续自己的营业；批发商资本的主要贡献，是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增加本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商的资本应当留在国内。这样它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必然较大，它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必然较大。但是，尽管它不留在国内，也仍然可能对国家非常有用。就每年从波罗的海岸进口的亚麻和大麻进行加工的英国制造商，他的资本肯定对这些生产国非常有用。这种原料是生产国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每年用来交换一些本国需要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不久也会停止生产。出口商补偿了生产者的资本，从而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而不列颠的制造商又补偿了出口商的资本。
一个国家，也像个人一样，可能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同时改良和耕种它的所有土地，制造和准备它的所有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把天然产物或制造品的剩余部分运往远方的市场，以交换本国所需要的东西。大不列颠许多地区的居民就没有足够的资本，去改良和耕种他们的全部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就是因为缺乏资本去在本国制造，大部分不得不经历在极其恶劣的道路上长途运输，去在约克郡制造。大不列颠有许多小小的制造业城市，居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将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运往有需求能消费的远方城市。如果他们中间还有批发商的话，那也只是住在大商业城市的富商的代理人。
当任何一国的资本不足以同时投入这三种用途时，如果将大部分用在农业上，它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将是比较大的，它所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将是比较大的。除了农业之外，投入制造业的资本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是最大的，所增加的年产物的价值也是最大的。投入出口商业的资本在这三者中效果最小。
诚然，没有足够资本充作三种用途的国家，其富裕程度尚未达到自然所允许的水平。试图用不充足的资本去同时从事三种事业，肯定不是获得充足资本的最捷途径，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一国的所有个人的资本，就像每一个人的资本一样，是有它的限度的，只能用来达到某种目的。一国所有个人资本的增加，也像每一个人的资本增加一样，只有靠他们的不断积累，不断地增加他们从自己的收入中节余下来的部分。因此，当资本使用在能为全国所有居民提供最大收入的用途上时，资本的增加也可能最快，因其能促使作出最大的节余。但国内所有居民收入的大小，必然同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成比例。
我国美洲殖民地迅速走向富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把几乎所有的资本都用在农业上。它们除了一些粗糙的家庭工业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这些工业是伴随农业进步必然产生的，常常是每一个私人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工作。美洲的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都由住在大不列颠的商人的资本来经营。即使在某些地区的特别是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零售货物的商店和货仓，有许多也属于住在母国的商人，为一个社会的零售业不是由本地居民的资本经营的少数实例提供了一个例证。假若美洲居民联合起来，或用其他任何激烈办法，停止欧洲制造品进口，自行垄断这种制造业，将一大部分资本用在这方面，结果只会阻止而不会加速年产物价值的增加，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国家趋向真实富强的进步。如果他们同样试图垄断全部出口业，情形就会更加是这样。
的确，人类繁荣的进程似乎很少能维持这样长久，以使任何大国能获得足够的资本，去做所有这三种用途；除非我们或许相信有关中国、古代埃及和古代印度斯坦的财富和耕种的奇异报道。根据所有的记载，这三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即使是它们，也主要是以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优越而著称。它们的对外贸易并不发达。古代埃及人有畏惧海洋的迷信；印度人中间也流行类似的迷信；中国人在对外贸易方面从来就不出色。所有这三国的大部分剩余产品似乎总是由外国人出口，他们用发现在各该国有需求的东西去交换，常常是白银和黄金。
这样，任何一国的同一资本，依其用在农业、制造业和批发业上的比例不同，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有大有小，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有大有小。一部分资本依其用在不同种类的批发业上，差别也非常大。
所有的批发业，所有大批购入以供大批再售出的事业，可分为三种：国内贸易，对外消费贸易和贩运贸易。国内贸易是在同一国家一个地区购入本国劳动产品，在另一个地区售出。它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对外消费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贩运贸易是从事各外国之间的商业，或将一个外国的剩余产品运往另一个外国。
投在购买本国一地的产品而在本国另一地出售的资本，每次运作就能补偿在农业或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资本，从而使之能继续运用。当这项资本从商人住地送出一定价值的商品时，一般带回至少是同等价值的其他商品。当两者都是本国劳动产物时，它自然每次操作补偿了两种不同的用来支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它们能继续支持。将苏格兰的制造品送往伦敦、又将英格兰的谷物和制造品带回爱丁堡的资本，每一次运作，自然是补偿了在大不列颠的农业或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不列颠资本。
用来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的资本，当用本国劳动产物进行购买时，每次操作也补偿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但只有一个资本是用来支持本国劳动的。将不列颠货物送往葡萄牙、又将葡萄牙货物带回大不列颠的资本，每次操作只补偿了一个不列颠资本。所补偿的另一个资本是葡萄牙资本。所以，即使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也像国内贸易的回收一样迅速，它所给予本国产业或生产性劳动的鼓励也只有一半。
而且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很少像国内贸易的回收那样迅速。国内贸易的回收一般在年终以前就可实现，有时是一年实现三四次。对外消费贸易的回收很少能在年终以前实现，有时要等两三年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国内贸易中使用的资本有时能运作12次，即送出又收回12次，而对外消费贸易只能运作一次。所以，如果两个资本相等，一个能比另一个给予劳动的鼓励和支持多达24倍。
供本国消费用的外国货物，有时不是用本国劳动产品而是用一些外国货物去购买。但外国货物必定是直接用本国劳动产品或是用这种产品购来的货物去购买的；除非是在战争和征服的场合，否则除了用本国产品去直接交换或用本国产品交换两三次得来的货物去交换，就得不到外国货物。所以，用于这种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在各个方面也同直接用于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一样，只是最后的回收在时间上可能还要远些，因为它必须依存于两三次对外贸易的回收。如果里加的亚麻和大麻用弗吉尼亚的烟草去购买，而弗吉尼亚的烟草又是用不列颠的制造品购来的，商人要想运用同一资本去再购相同数量的不列颠制造品，就得等待两次不同的对外贸易的回收。如果弗吉尼亚的烟草不是用不列颠的制造品购来的，而是用由不列颠制造品购入的牙买加的食糖和甜酒购买的，他就必须等待三次外贸的回收。如果这两三次外贸是由两三个商人进行的，第二个购买第一个人进口的货物，第三个人购买第二个人进口的货物，以便将其再出口，每个商人获得自己资本的回收的确要比较快些；但在贸易中使用的全部资本的最后回收还是和从前一样慢。在这种迂回贸易中使用的全部资本是属于一个商人还是分属两三个商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对各个商人可能有所不同。用一定价值的不列颠制造品去交换一定数量的亚麻和大麻，比起制造品和亚麻与大麻直接互相交换来，需要有三倍的相同资本。因此，用于这种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的全部资本对国家生产性劳动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比用于同一种直接贸易的等量资本一般要小些。
不管用什么外国商品去购买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在贸易的本质上，在给予进行贸易国家的生产性劳动的鼓励和支持上，不可能造成什么本质的区别。例如，如果它们是用巴西的黄金或秘鲁的白银去购买的，这种金银也像弗吉尼亚的烟草一样，必然是用本国劳动的产品购买的，或是用本国劳动产品交换来的东西购买的。因此，就国内生产性劳动而论，用金银进行的对外消费贸易，其全部有利之处和不便之处也和其他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完全一样，其补偿资本的快慢，也和直接用来支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相同。不过它似乎比任何其他的同等迂回外贸具有一个优点。这些金属由于体积小、价值大，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运输比任何其他等值外国货物不那么昂贵。运费较低，保险费也不更大，此外，在运输途中也比较不容易受到损坏。因此，用金银做中介，比起用其他外国货物做中介来，常常可以用较小量的本国劳动产物去交换等量的外国产品。因此，用这种方式，比起用其他方式来，本国的需求常常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供给，所费也比较少。这种贸易由于不断输出金银，是否会使国家贫困，我将在下面详细考察。
任何一国用于贩运贸易的那部分资本，被完全从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中抽出来，去支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虽然它每次操作能补偿两个不同的资本，却没有一个是属于本国的。荷兰商人用来将波兰谷物运往葡萄牙，又将葡萄牙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波兰的资本，每次操作能补偿两个资本，但没有一个是用来支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的，一个用来支持波兰的，另一个用来支持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只有利润才经常回到荷兰，它必然构成这种贸易对荷兰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额。诚然，当一国的贩运贸易是由该国自己的船舶和水手来进行时，其中用来支付运费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在该国一定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中分配的，推动了这种劳动。几乎所有进行大量贩运贸易的国家，事实上都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这种贸易本身或许也是因此得名，这种国家的人民就是其他国家的搬运夫。可是，这种贸易的性质并不是非如此不可。例如，一个荷兰商人可以使用他的资本来经营波兰与葡萄牙之间的商业，不是用荷兰的船只，而是用不列颠的船只。可以假定，他在某些场合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贩运贸易被认为对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特别有利，它的国防和安全依存于海员和船舶的数量。但同等资本在对外消费贸易中、甚至在国内贸易中（当其由沿海船只进行时），可以雇用和贩运贸易一样多的海员和船舶。任何特定资本雇用的海员和船舶数目，不依存于贸易的性质，而是部分地依存货物的体积与价值的比例，部分地依存于两个口岸之间的距离；主要是依存于前一种情况。例如，纽卡斯尔对伦敦的煤炭贸易，使用的船只比英格兰的全部贩运贸易使用的都要多，虽然两个港口相距不远。因此，特别鼓励任何一国将比自然会有的更大份额的资本用于贩运贸易的力量，并不总是必然增加该国的船舶。
因此，任何一国在国内贸易中使用的资本，比起在对外消费贸易中使用的等量资本来，一般支持和鼓励的生产性劳动数量较大。所增加的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较多，而后者又比在贩运贸易中使用的等量资本在这两方面好处都较大。每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就实力依存于财富而言），必定总是和它的年产物成比例的，总是同税收最后从而支付的基金成比例的。因此，它不应偏爱或特别鼓励对外消费贸易和贩运贸易。它不应强迫，也不应诱使资本的较大份额进入这两种渠道，应听其自然地自行流入这两者。
但是，如果这三种不同的贸易部门的每一种都是顺应事物的趋势，自然发展起来，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或压制，那么，它们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当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产物超过了本国的需求时，剩余部分必须送往国外，交换一些本国所需要的东西。没有这种输出，本国的一部分生产性劳动必然会停止，而年产物的价值也必然会减少。大不列颠的土地和劳动所生产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一般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它们的剩余部分必须送往国外，以交换本国需要的东西。只是由于有了这种输出，剩余产品才能获得足以补偿生产时所费劳动和支出的价值。大海沿岸以及所有通航河道两岸之所以成为对产业有利的位置，也只是因为它们便于这种剩余产品的运输和交换在本地更需要的货物。
当用本国产品的剩余部分交换得来的外国货物也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时，其剩余部分必须再次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更为需要的东西。用不列颠产业的部分剩余产品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购来的烟草，每年达96000大桶。但是大不列颠的需求，或许不超过14000大桶。因此，如果剩下的82000大桶不能送往国外，交换本国更加需要的东西，烟草的进口必然立即停止，随之大不列颠居民的生产性劳动也会停止，他们现在从事制造的货物，就是用来交换这82000大桶烟草的。这些货物是大不列颠土地和劳动产物的一部分，在国内没有市场，如果剥夺了它们在国外的市场，就只得停止生产。可见，最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在某些场合，对于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也像最直接的对外消费贸易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当一国资本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致不能全都用来供应本国消费、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时，其剩余部分自然会流入贩运贸易，用来为其他国家履行相同的职责。贩运贸易是巨大国民财富的自然结果和象征，但似乎不是它的自然原因。倾向于重视它并予以特别鼓励的政治家们，似乎错把结果和象征当成了原因。荷兰，相对于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而言，是欧洲最富的国家，因此，它在欧洲的贩运贸易中占的份额最大。英格兰或许是欧洲的第二富国，也被认为在欧洲贩运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虽然普通所称的英格兰贩运贸易常常或许只不过是迂回的对外消费贸易。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将东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货物送往欧洲各个市场的贸易。这些货物一般或是用不列颠产业的产物直接购来的，或是用这种货物所交换的东西去购来的，这种贸易最后购回的货物一般在大不列颠使用或消费。用不列颠船只在地中海沿岸港口之间进行的贸易，由不列颠商人在印度各港口之间进行的同一种贸易，才是大不列颠的真正贩运贸易的主要部门。
在国内贸易中所能运用的资本的大小，自然受到国内各个遥远地区剩余产品价值的限制，这些地区要求相互交换自己的产物。在对外消费贸易中所能运用的资本的大小，受到整个国家剩余产品价值以及能用它来购买的东西的价值的限制。在贩运贸易中所能运用的资本的大小，受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剩余产品的价值的限制；因此，它所能运用的资本和其他两种贸易比较，可以说是无限的，能吸收最大的资本。
对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考虑，是决定任何资本所有人将资本运用在农业、制造业、批发贸易或零售贸易的某一具体部门的惟一动机。资本投入这些不同用途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的不同，以及所增加的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的不同，从来不是资本所有人所考虑的。因此，在农业是所有职业中最有利可图的国家，在耕作和改良是获取巨大财富的最捷途径的国家，个人的资本自然会以最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式去运用。可是，农业的利润在欧洲任何地区都不比其他资本用途更加优越。诚然，在欧洲每一个角落的计划家，近几年来曾以耕种和改良土地所得的最辉煌的利润记录，使公众感到兴趣。无需对他们的计算进行特别讨论。一种非常简单的观察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些计算的结果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每天看到，从短短一生的贸易和制造业生涯中，常常有人以微薄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起家，成为最富有的人物。在本世纪中，在整个欧洲，在同一时间却没有看到有一个用微薄资本经营农业起家的人。然而，在欧洲的所有大国中，许多良好的土地依然没有得到耕种，已耕的大部分土地也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改良的程度。因此，农业几乎在到处都可以吸收比已经投入的更大得多的资本。在欧洲的政策中，是什么情况，使在城市进行的行业比在乡村进行的行业占有这么大的优势，使私人常常发现，进行最遥远的亚洲和美洲贩运贸易，比在本地改良和耕种最肥沃的土地更为有利，我将力图在以下两编详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