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对中美人权斗争的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美人权斗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中美人权斗争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美国的人权外交完全是服从于它的全球战略的。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由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中美早期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就在人权问题上有过摩擦。到了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苏联在世界上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苏联的威胁。在这个时候，美国虽然反共，但为了联合中国对付主要的敌人———苏联，并没有在人权问题上给中国找麻烦，而是尽可能地回避这个问题，尽管那时候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权状况最差的时期。正如1990 年5 月邓小平在会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时所说，讲到人权问题，1972 年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中国仍处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中，连我本人的人权也说不上，为什么那时美国不讲人权问题。可见，美国提不提人权问题，完全是根据美国全球战略的实际需要。
中美建交后，直到1989 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之前，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虽然逐渐突出起来，但这时美国人权外交的主要矛头仍然是针对苏联的，因此，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还没有对两国关系造成太大的危害。
1989 年，发生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三件大事：一是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二是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三是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举行会晤，为“彻底结束冷战”而努力。这些事件表明，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开始动摇，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凸现出来。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在全球推行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把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就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障碍。1991 年12 月12 日，克林顿在美国一所大学发表的题为《美国安全的新契约》的讲话中就说过，冷战时期，中国是抗衡苏联的砝码，但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认输，再打中国牌已毫无意义。我们应当运用我们的外交和经济手段，使走向民主化的国家获得实际的帮助，使拒绝民主化的国家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1989 年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便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对中国加强人权攻势。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分不开的。
尽管如此，但国际形势的某些局部变化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至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共召开了13 次会议。有3 次没有在会议上搞反华提案就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一次是1990 年夏，发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事件，美国为了使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不投票反对对伊拉克动用武力的授权，因而没有在1991 年第47 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另一次是1998 年联合国第54 届人权会议。一方面，由于美国的盟国———欧盟宣布，在该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不仅欧盟集体而且所有的成员国将既不提出也不联署针对中国的提案，美国比较孤立。另一方面，克林顿准备当年6 月访华，为了给克林顿访华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1998 年3 月，美国正式宣布将不支持每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的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由于美国态度的改变，中美两国避免了在联合国1998 年第54 届人权会议上的对抗。人们以为，美国从此就不会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反对中国的议案了。但后来的事实是，美国仍然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搞针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还有一次是2002 年第58 届人权会，由于美国不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不可能提出任何议案，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愿提出反华议案。因此，在这一年的人权会上，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上避免了一场冲突。
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缓和了对中国的攻击，但仍在这个问题上敲打中国。就在“9 ·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在上海参加APEC 会议时，还对江泽民说：不要借反恐迫害少数民族。可见，美国不会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善罢甘休。
今后，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有时和缓一些，有时激烈一些。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二）中美人权斗争的基本态势是美国进攻，中国防御，并在防御中反击。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不断地对我挥舞人权大棒。美国总是以“人权法官”的姿态，以教训人的口气居高临下地与中国讲话，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论是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多边关系上，美国都要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干涉我国内政。在中美政府之间的人员交往中，美国方面总是在人权问题上责难中国，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美国国会经常通过一些反华的决议，恶化两国关系；美国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都要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美国为通过反华提案费尽了心机；美国从冷战思维出发，总是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动辄制裁，施加压力。这些都说明，美国是人权其名，霸权其实。
对美国的进攻，中国不得不进行反击。当美国国务院在人权报告中攻击我国的人权状况时，我国或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批驳美国人权报告对中国的指责，表明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或召开专家座谈会，对美国的人权报告进行评论和剖析；或组织专门文章予以批驳，以澄清事实真相，并揭露美国的人权状况。当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时，我国代表充分运用答辩权批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陈词滥调，团结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连连取得胜利。当美国政府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时，我国坚决顶住美国的压力，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此外，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发表多篇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向世人介绍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成就，阐明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基本看法和主张。
中国在对美国人权攻势的反击中澄清了事实真相，阐明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观点、主张，同时也揭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人权的欺骗性、虚伪性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世人看清了美国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险恶用心。
（三）对抗与对话并存，逐渐走向以对话为主。
中国主张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反对搞对抗。中国认为，人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受多种条件的制约。由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历史背景、发展水平不同，当今世界各国对人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所采取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看法是正常的。在人权问题上，只有开展对话，加强交流，才能缩小分歧，消除误解，这是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的正确途径。不能以人权为借口对他国施加压力和干涉他国内政。无论是在与美国的直接交往中，还是在多边关系中，中国都主张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而不应该采取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在中美关系由于人权问题而出现困难的时刻，中国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中国的这种主张显然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的这种主张也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但是美国不是这种态度。它们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有些制裁至今还没有解除；它们曾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压迫中国按美国的人权标准行事；它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反对，执意搞对抗等等。这当然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严重影响两国关系，也无益于人权事业的发展。
尽管如此，自从1989 年以后，中美之间虽然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日趋激烈，但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1989 年，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一系列制裁后不久，美国总统就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两次秘密访华。此后，两国高层接触不断增加。
中美人权对话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美人权对话机制，即美国有关方面的官员主要是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同中国有关方面的官员专门就人权方面的问题举行对话。另一种是中美双方高层人员在交往中涉及到人权问题而进行的对话。对话在中美元首和首脑的交往中，在部长级和副部长级的交往中都在进行。
人权对话意在于通过和缓的方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讨论、来解决两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分歧和问题。对话并不等于美国放弃人权外交，不等于没有斗争。对话的气氛有时紧张一些，有时缓和一些。
1990 年12 月，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希夫特来北京同中国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公安部等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在有关“政治犯”、中国的宗教政策和计划生育等问题上，双方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美方呼吁中国释放“政治犯”，并提出一份包括150 名犯人的名单。中方表示，人权问题属于一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1991 年11 月，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双方同意建立一个由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在人权问题上接触的机制。由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向台湾出售F-16 战机，中国中断了两国的人权对话。1993 年10 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长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会晤时同意恢复中断了一年的人权对话。随后，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沙特克访问中国，同中国安全部、外交部和司法部的官员就人权问题举行了会谈，尽管双方分歧很大，但仍商定定期举行会谈。随后，江泽民与克林顿在西雅图会晤，讨论了人权问题，但双方分歧仍然很大。1994 年10 月，中国外长钱其琛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会谈，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人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同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后来，由于美国坚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策划反华提案，中美人权对话中断了。1997 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人权问题上曾发生争论。联合公报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重要分歧。但双方就人权对话还是达成了共识。中美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尽管两国未能解决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但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通过在政府和非政府级别的对话讨论这一问题。两国同意就非政府人权论坛的结构和作用进行讨论。”这是中美关于人权对话的最高指导性文件。1998 年6 月，克林顿访华，双方恢复正式的人权对话机制。1999年1 月11 日至12 日，根据中美两国元首互访时就人权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与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华盛顿举行了中美政府间人权对话。双方就人权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看法，增进了相互了解。双方都认为，中美两国由于国情不同，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是正常的，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对话才是处理和解决分歧的正确途径。双方都表达了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的愿望。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了表示抗议，我国中断了与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2001 年“9 ·11”事件发生后，中美之间又恢复了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机制。同年10 月9 日至11 日，中美政府间人权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与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分别率团出席了对话。在对话中，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共同关心的人权问题广泛地交换了看法。对话是在坦诚、务实和建设性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同意继续就人权问题举行对话和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