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内政大臣约瑟夫·查柏林先生鼓动同僚，为帝国的这个大日子欢庆，这个庆祝将遍及全英。
琴·李基小姐年方二十四岁。即使并不十分专业的摄影人士，也都为她出众的美貌喝彩，只是黑白相片显不出她美丽的颜色：深金色的头发、绿褐色的眸子、细致的白皮肤，以及灵动的笑容。
她最大的天赋在于音乐：她有极好的次高音嗓子，先在玦士丹修习，后来又到佛罗伦萨进修。琴·李基来自于一个古老的苏格兰家庭，她的祖先可追溯到十三世纪的马利斯·戴莱吉；罗布·罗埃·麦桂格也是她的祖先之一（不论是她的家族，或柯南·道尔的家族，似乎都无法避免罗曼史）。她虽然身材十分纤弱（细巧，小手小脚），但她自幼就受骑术训练，是个有经验的女骑士。
她与父母一起住在黑石南的教会领地，父亲是个富有的苏格兰人，有很严格的宗教观。由她成年后这些年来看，我们不难感受到，她富于同情心，感情极其丰沛，而且非常诗意；她纤细的颈项挺立于蕾丝花边的衣服之中，而双眼则明确的显示出她的个性（甚至在照片中，我们都可以读出她双眼中的表情）。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相识的；不过这个日子，不论琴·李基或柯南·道尔都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五日，是他三十八岁生日的前几个月。他们一见钟情，而且一直热恋着。他在七十一岁时写给她的信，读起来像个才结婚一个月的男人所写的。
然而当时，这事看起来既无助又无望。
柯南·道尔不是个木雕的圣人，任何一个知道他生平的人都可以看出此点。他暴躁、固执，常有错误的想法，而且不易原谅别人对他的伤害。可是，
由于他特殊的背景、青少年期的教育和信仰，我们几乎可以预期他会怎么做。
他情不自禁的爱上了琴，她也一样。但事情必须及早制止。
他已经和一位他深深喜爱并尊敬的女士结了婚，而且她是个病人，她完全仰仗于他。一次又一次的，他告诉自己不能伤害桃薏；而他也从来没有伤害过她。
他倒没敢心存侥幸。一般人处于这种状况之下，都会为自己找出理由来和桃薏离婚，或者干脆私通。任何一个平常的女人（在许多地方，琴·李基是他的女性伙伴）绝对会不再见他，或也一起私通。但他们两人都没这么做。“我与魔鬼斗争，”他叫道，“而我赢了。”这情形持续了整整十年。
他曾愤怒的说这对她不公平；可是她只是摇了摇头，说她不在乎。
一八九七年后的几年之内，只有一个人了解他们，那就是他的母亲。他向母亲说出了一切。这位矮小的老妇立刻表示支持他，而当她见过琴之后，支持之心愈发的坚定。不只这样，母亲偶尔还邀请琴到乡下小住，这种时候，他与琴的兄弟史都华便趁机一起去探望她们。
这个深金色头发的纤细女孩完全迷住了洛蒂和小玛莉·路薏丝。“我希望，”我们发现一八九八年圣诞节时洛蒂曾写信给她，“下次我们再见面时，你会记得，所有我的朋友都叫我洛蒂，我讨厌我喜欢的人叫我‘道尔小姐’。
那天我就想告诉你这一点，可是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有一件事深深的刺伤了柯南·道尔的心。虽然先说这样的事情并不好，但是，在这里应该先提一下，这可清楚的说明他当时的心境。
事情发生在一九○○年夏末，当时他因为其他原因而精神压力极重。他常到上议院打板球，琴则在那里看他打球。威利·洪能看见他们在一起，很显然大大的不以为然。
那天傍晚，为了不让威利或康妮（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有所误解，柯南·道尔去了他们肯辛顿的家，他们家中有个小儿子阿瑟·奥斯卡。他把康妮叫到楼上，把事情源源本本的解释清楚，强调他和李基小姐的关系纯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且他们会一直维持这种关系。康妮似乎能理解，她同意第二天在上议院与琴一起午餐。洪能把眼见的细节都告诉了康妮，但他似乎也能
理解。
“阿瑟，”洪能说，“我毫无问题支持你与其他女子交往。”
但是，才一夜，事情变了。到底是威利改变了康妮，或康妮改变了威利，真相并不清楚。但是，第二天早晨，柯南·道尔接到了一封康妮的电报，说她牙痛必须去看牙医，无法赴午餐约会。了解到这只是一个借口，她哥哥匆匆赶到肯辛顿，康妮不在那儿；她丈夫说她已上床睡了。洪能不停的踱着步，偶尔开口，完全像律师分析一个案子。
“在我看来，”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事，“你太重视这关系是否是柏拉图式，我看不出有任何不同。不同在哪里呢？”
他的大舅子瞪着他。“完全不同，”他吼道，“不同在于无罪或有罪。”
说完他离开了那屋子，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怒气。
在现代人的眼中，他的态度或许可以理解，也或许不被理解。现代的评论家可能会说，他错了，洪能是对的。可是柯南·道尔不是个现代人，他是在传统教育下成长的，他的观点必须遵循侠义的规范，而这件事正是这样；诚如他所说的，那是神圣的。他又说，他并不为自己的如此作为骄傲；但至少在这般艰难的情况下，他已尽力而为。洪能的态度最令他恼怒的是，柯南·道尔认为，如果你是个朋友，不论对错，你都该全力支持我。
“我什么时候不忠于我家庭中任何一个人了？”他叹道。“我以前求他们帮我什么吗？”事实上的确如此。他始终支持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就算不是金钱方面，只要有人需要援手，第一个找上的总是他。
然而，与魔鬼的斗争是赢了，不论这有多令人激赏，却也得付出代价：使人精神崩溃。从他遇见琴·李基开始，缓慢但不可避免的，我们看到他开始改变了。他的肩膀挺直，眼光凝聚，胡子高傲的翘出。这些年来，他外表的个性变得如玄武岩般坚硬不屈，因为他处于无人了解的沉重精神压力之下，除了他母亲。
不论如何，先让我们回到一八九七年，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的庆祝号角。
在那个多尘的夏天，伦敦成了帝国群集的中心：来自印度的皇家卫队、包了头巾的锡克教徒、来自加拿大的长枪队、来自新南威尔士的、来自角岛与纳塔尔
的、来自奈及耳及黄金海岸的、来自西印度军团的黑人、塞浦路斯的警察、北波尼欧的土著宪兵。七十八岁的维多利亚女王，戴着太阳眼镜，坐在敞篷车中，看着游行队伍经过。
六月二十五日，二千多名各色人种、不同制服的军队，聚集在恰斯军营，由踏着快步的鼓笛卫队引导，在街道行进，街道上排满了去亚里士多德剧院观看柯南·道尔《滑铁卢》一剧的欢闹人群。今年出版了他有名的小说《杜拉可拉》的布然·史道克，紧张的陪同殖民地首相和印度王子进入包厢。他说，人们对《滑铁卢》一剧，以“无比的狂热”来接受。
六月二十六日，威尔斯王子在史必斯凯得检阅皇家大舰队，四列的战舰排列成三十哩的长度，引发了人们的激情。它们是海中无法被征服的帝王；大英帝国权力巅峰的象征。
“没有东西能侵害我们——绝对没有！”一个记得当时情形的人讥讽的说道。一股重建帝国的新热潮掀起了，而同时，西梭·罗德和林德·史达·詹姆森医生（詹姆森医生是个烟不离手的懒散之人）正重新整顿南非的前途。在英国，主战论正盛行。南非的布尔人究竟认为他们是什么东西？居然在一年前因为詹姆森医生进犯特兰斯瓦尔而逮捕了他。不错，在伦敦，詹姆森医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但是街上的人们认为他是英雄。晚宴时，首相索尔兹伯里爵士碰到了詹姆森的顾问——有名的女王顾问卡森，首相居然对他说：“我真希望你把詹姆森医生也带来了。”
柯南·道尔脑中想着琴，眼看着他的国家走向战争。他说詹姆森的进犯纯粹是件愚蠢的行为，可是，他与西梭·罗德一样热爱着这个帝国。他认为，问题是那些反对保罗·库格的主战论者，虽然有很好的主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盲目的呐喊。
有一段时间，因为想到琴，他不能集中精神工作。“我在看勒南的东西，让我自己静下心来，”他说。“这个，再加上高尔夫和板球，应该能使我身心都走上正轨。”
自从前一年秋天起，他进行了不少场演说。他把新维格邦俱乐部的人迷住了，那个俱乐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著名文人，从韩福瑞·华德太太到极年轻
的小说家威尔斯。他在慈善集会上朗读，被“皇家会社”俱乐部选为文学负责人，成为爱尔兰文学会年会的主持人。他说爱尔兰文学能维持高水平，萨克森的私商比塞尔特高地人的贡献多，这点颇令他的听众吃惊。
“塞尔特人，”他继续说道，“是最保守的一种人。他们的思想守旧，他们的美德与缺点就跟他们史前的祖先一样。他们在爱尔兰的生活是永无歇止的辛劳，他们的灵魂比任何人都充满着火热、同情与幽默，他们在山边做着他们的梦，在冬天的炉火边编织着他们的故事。给他们文化，给他们我们听说的天主教大学，爱尔兰的塞尔特人会把他们的勒南或皮尔·洛蒂斯送去伦敦，而不列颠的塞尔特人会把他们送去巴黎。”
一八九七年八月，他与霍尔·凯因起了一场尖锐的冲突。
就在霍尔·凯因的小说《基督徒》即将出版之前，柯南·道尔在阿瑟俱乐部翻看报纸和杂志，对一件进行已有段时日的事十分愤怒。于是，他坐下来，写了下面这段极其凶猛的文字，寄到《每日报道》。
“当吉卜林写出像《赞美诗》那样的诗歌时，他并没有对大众说出他对它的感想，或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当巴瑞先生写出像《玛格丽特·欧吉薇》那样美好的作品时，也没有在出版前就做长篇的访问或广告。好的文学作品，会以诗歌或故事吸引明察秋毫的读者，而普通的广告商会把它的优点介绍给大众。
作为一个文学人，我恳求霍尔·凯因先生，以同样的方式……“霍尔·凯因先生的书还没有出现——当它出来时，我祝它各方面都成功——可是，我认为，每拿起一份报纸，就看到凯因先生自己对他刚刚完成的艰巨工作加以评论，而且对不同句子的细节，或克服的种种困难加以叙述；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这不是很有尊严的作为。这些事该由他人来说，如果自己说出来，实在有点可笑而且无礼。霍尔先生每一本成功的作品，都是用这种方式先自我预报。”
尤其是这一段，那更是左右开弓。“在每一种高等的行业——法律、医药、军队、文学——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律：一个大家都遵守的君子成规，尤其是每一行业的领导人物。这对年轻的作者会有什么样的坏影响啊！”
当然，这样的看法在今天并不流行，我们把这些全改变了。现今的年轻
作者，如果知道能增加他新书的销路，会把鼻子涂成蓝色，颈上挂一块新书的广告牌，走进常春藤餐馆。他仰靠的不是专业，而是哗众以取宠。可是，柯南·道尔讨厌自我标榜是十分明显的；正如他所说的，他认为那可笑又无礼。
虽然，有人轻声在说，萧伯纳绝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但他同时代大部分的人却都这么认为。他还威胁《史全德》，如果他们替任何还未出版的作品宣扬，他将取消他的连载。
接下来与霍尔·凯因的书信来往，大部分是私下进行的。那些书信显示，爱尔兰人的鲁莽暴躁与曼克岛人的油滑一样糟糕。有关自我宣传一事，霍尔·凯因委屈的抗议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对于《基督徒》一书的事，他宣称那完全是不正确的。《每日新闻》的访谈和《书人》的报道，他也完全不知情：事实上，这和他希望的做法以及合约上的规定完全南辕北辙。
这些说法似乎很真实，但是仍有人窃窃私语，哪有人答应接受采访却在合约上规定采访结果不会被刊登出来。柯南·道尔永远不会忘记这点。至少，十月末他搬进新居时，这事仍在他心中。
屋子命名为“林荫”，因为它的红瓦山形屋顶、高而开敞的大门被一大片树林所围绕。由屋子大门到屋后的公路，有一条坡度极陡的石子路相通。房子和前面的草地网球场则望向一幅有如德国童话故事中原始山谷的景致。除了“轻骑兵”外，他又买了一匹栗棕色的驼马；桃薏要到乡野树林里或石南林闲逛时，这两匹马也可用来拉那辆四轮有篷的马车，为此，他还雇了一个名叫何顿的马车夫。
可是，搬进这房子并非没有麻烦。“林荫”的大厅一扇大窗上，每一个窗格都镶着不同的纹章。在那些不同颜色的纹章中，出于无法解释的疏忽，他居然忘了母亲家族的纹章。
通常他要是做错什么事，总错得明明白白。他们母子俩站在窗前，突然同时醒悟到是什么东西被遗漏了，母亲当时的感觉及言语，最好还是别在这里描述。她剑拔弩张的愤怒，在他答应福里家族的纹章会立刻安装到主楼梯顶上的窗户时才平静下来。不过，在“林荫”，这是四年来首次他可以在自己的书房写作。而，就在这里，远比一般人认定的时间早多了，他决定要让
福尔摩斯重生。
我们没必要在此强调，从一八九三年底起，他如何被这个贝克街幽灵所追逐、嗾使、烦扰、包围。在美国演讲时，人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关于福尔摩斯。在埃及，土耳其总督政府把这名侦探的业迹翻译成阿拉伯文，印制成警方的教科书。他死亡的那段故事有名到不必重述，不过在此得举出一位布兰克女士的话语：“福尔摩斯死去那一刻，我的心整个碎了；我真是喜欢他《早餐桌边的独裁者》这一本书。”
柯南·道尔现在年事渐长，但他仍不甚喜欢这家伙，但已不至于一提到他名字就陡生厌恶之感。大众仍要福尔摩斯？好极了，他狞笑的转着念头：把福尔摩斯搬上舞台，保准轰动；他的新房子花了他一大笔钱；而他又很想得到一个能写全幕剧作家的赞誉。一八九七年快结束时，他完成了《福尔摩斯》一剧，寄给毕尔邦·崔。
皇家剧院出名的演员经理——名气仅次于欧文，非常喜欢此剧，但希望他能把主角重写，变成是毕尔邦·崔，而不是福尔摩斯。作者再度迟疑了。
“我很怀疑，”他在一八九八年初写道，“是否该把福尔摩斯搬上舞台——这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较差的作品，从而阻碍了较好的作品受到注意——可是，重写的福尔摩斯与我原本的福尔摩斯不同了，我毫不感到难过的把它放回抽屉。我敢说这就是它的终结，而且是个很好的结束。”可是，它被他的经纪人拯救过来了，后者知道纽约的查理士·佛罗门急欲读它，于是就把它寄给了佛罗门。
他在埃及改编詹姆士·潘恩小说而成的剧本《一半》还是没出版。而给予柯南·道尔第一次机会上《康岗》杂志的编辑詹姆士·潘恩已年近七十，而且病危。他那手在早年曾使人讨厌或好笑的难以辨认的字迹，是由于风湿性关节炎所造成的；这个病使他的手看起来几乎不像人手。
“死亡是件可怕的事——可怕！”潘恩向他的老学生吼叫着；可是五分钟之后，他又会为了一个笑话而发出尖利的笑声。潘恩永远都看不到《一半》上舞台了。他于一八九八年三月去世，他曾把自己想象的葬礼描述成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冬天的时候，柯南·道尔为自己做了件小事。他把他的诗全数收进一本响叮当的叙事诗集之中——《行动之歌》，这些诗句触及他内心最深埋的思绪，甚至他在写自我分析的《私室》时所不愿面对的最深忧思。他长久才能见一次面的琴·李基的倩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心房。
就像她想分享他的兴趣那样，他也想要分享她的兴趣，甚至她不在身边也一样。琴花很多时间在猎场上；而他，一个从来没有打过猎的人，需要一些勇气，才能鼓起打猎的热忱。一个男人为爱所做出的举动，常常是非常可笑的。
譬如，琴在音乐上有很高的天分；而他，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无法给予他这方面的赞赏。可是，决心要尽力分享她的兴趣，他居然跑去学五弦琴。
“一年前，”在与《踏上曼德里之路》纠缠了两个小时之后，他写道，“我绝对想不到我自己会做这种事。”
一八九八年春天，就在前去意大利访问前夕，他完成了三篇短篇小说。这是《史全德》上的新连载——《围炉故事》，它们分别为《猎甲虫的故事》、《戴着手表的人》，以及《失踪的特别列车》。福尔摩斯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但在第三个故事中已隐约可见。编辑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篇叙述一列火车突然在两个车站之间像肥皂泡泡般消失的《特别列车》，其实是他最好的神秘小说（与侦探小说有别）。
但总有不相干的事，真的是不相干，分走他的心力。以下是他一个礼拜典型的时间表，从星期三开始：“明天我要参加一个亨利·汤普生八行诗的餐会；星期五我要与纽金·罗宾森共餐；下星期一，我们要在作者俱乐部招待伦敦主教；星期四，我与皇家会社共餐。至少我不会死于饥饿。”在“林荫”的一本绿色访客留名簿中，每个周末填满了访客的签名。八月底，写过许多作品的《警察与犯罪故事》一书作者阿瑟·葛雷佛士少校，邀请他去沙士柏瑞平原参观军队演习。
在沙士柏瑞平原的红制服金肩章之间，他看了一场模拟战争。他只是个平民，在“林荫”常常练习射击。但有一事很令他困惑。
对一八九八年的柯南·道尔来说，除了武力强弱之外，战争有一个超于一切的最高决定性因素。每一个普通部队，都配备一组马克沁重机枪队，可是马
克沁重机枪很重，而且常常故障，在用了九十秒之后，冷却箱中的水会到达沸点；它似乎是种“靠运气的武器”。这所谓的最高决定性因素是李麦佛十连发自动来复枪，它把每名士兵都变成了机关枪。在这次演习中，他看到所有的部队都不找寻掩蔽。他们的长官或指挥官并没加以指责，所有的士兵都像活靶那样排列着，互相射击。
火光渐渐消失之后，他向一位军官提出这个问题，但该军官肯定的答复，这么做并不因为有所疏失。
“可是，假如在真的战役中，敌人有掩蔽，而我们没有，这怎么行？”
“先生，”他的同伴回答，“请原谅我这么说，谈掩蔽根本就是多余的。
攻击队伍的目的是占领某个设定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点，就不能怕有某种程度的损失。”
身为一个平民，这位观战者没再多说什么。对他而言，这像十八世纪中叶的战争方式。可是，很显然的，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是辉煌胜利的一年。在那次演习，他认识并结交了指挥官战地老统帅乌斯理爵士；当消息自埃及苏丹抵达时，他们正谈论着宗教。苏丹战役结束了。吉辛勒将军击溃了埃及土耳其政府军，打开了通往卡顿之路。
秋天，在“林荫”，柯南·道尔想着——并使他微笑起来——一个主意，这使他从十月到十二月之间，摒弃了所有其他的兴趣。他新书的主题将使读者吃惊；他无法制止，也不想制止。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读者与他看法一致。甚至连书名都会冒犯他们的成见而不被喜欢；不过，同样的，他只能希望不会如此。书名是《二重唱》，又叫《偶尔的合唱》。
《二重唱》是讲一对平凡的郊区夫妻——毛蒂·沙碧及法兰克·克劳士，他们相爱、结婚，除了每天日常生活的琐事之外，没有碰过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并不是像《史达克·蒙罗》那类的传记小说，大部分的事情是那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小事；而其中一些绝对没在他自身发生过。之所以想写这个题材是源自于他当时的心境：《二重唱》是一个梦想的世界，其中的幽默，和往常一样，并非出自作者一己的异想天开；这对年轻夫妇的对话好笑，是因为它们乃彻彻底底，或甚至有些令人心痛的全撷取自真实的生活之中。
譬如，在其中题名《自由》的一章，毛蒂与法兰克曾经决定，他们之间没有秘密。当毛蒂问他，在遇到她之前，他有没有爱过其他女人，法兰克只得老老实实承认。在如此节骨眼上被女性的手腕一逼，他无力抵抗承认曾经爱过的女人多达四十个。他以高尚的话语，向她讲述了一课所谓男人的天性；可是，正如作者指出的，女人对一般性的事一点都不感兴趣。“她们都比我好吗？”“谁？”“那四十个女人。”
私下，法兰克当然十分开心，他感觉自己像条雀跃不已的狗。他发誓他再也不会看其他女人一眼。事实上，下面的对话发生时，他十分自得。
“而你，毛蒂，你会跟我一样坦白吗？”
“会的，亲爱的，我会。我觉得在你信任我之后，我也有责任对你坦白，我也有过一段过去。”
“你！”
“也许你宁可我只字不提。提起这些旧事有什么好处可言呢？”
“不，我宁可你对我说。”
“你不会受伤？”
“噢，不——绝对不会。”
“你可以相信我说的，法兰克，如果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告诉她丈夫，在她遇见他之前，见到男人时毫不动情，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毛蒂，你曾经爱过别人！”
“我不否认，我曾经对几个男人有过兴趣——深感兴趣。”
“几个！”
“那是在我碰到你之前，亲爱的。我并没有对不起你。”
“你曾经爱过几个男人。”
“对他们大部分的感觉只是表面的。爱分很多种，而且程度不同。”
“老天！毛蒂，有过多少个男人使你有这种感觉？”
不必任何描述，甚至没必要使用形容词表现对话的语调，这专业的写作者
都知道。法兰克竭力维持平静，并表现得完全不生气，强迫毛蒂说出她对几个男人深感兴趣的细节。
“不，不，说下去！然后呢？”
“呃，你感兴趣到一个地步，接下来便是真实的交往过程了。”
“啊！”
“法兰克，别吼。”
“我吼了吗？别管这个。继续说！你有了真实交往的过程。”
“为什么还要说细节？”
“你必须继续。你已经说了太多，不能停了。我坚持要听到你的真实交往过程。”
凡此种种，直到对话一路下去到所谓的交往经验其实并没暧昧可言为止。
这就是《二重唱》的气氛，即使在最严肃或最感情用事时也一直这样。大众会如何看待，其实是可以预期的。
许多他的仰慕者失望了，他们预期会在搅奶器中发现一具尸体，或者路伯王子在莱斯比领着一队骑兵进攻。这不是他们喜爱的作者平常给他们的。他们很奇怪，到底什么事情不对了。有些更苛刻的评论家，他们钟情于亨利克·艾博生形式的爱情小说，斥责这本书过于感情用事，而且幼稚。当然是感情用事没错，这正是小说的主旨：这就是人性。我们谁敢说，自己从没有（或甚至不止一次）像法兰克·克劳士那样吼叫或激动？
对于《二重唱》，柯南·道尔对它有着对其他书没有过的特殊感情：那是他抽象的爱情颂歌。由于出版者格兰·李查才刚结婚，他认为此书该由格兰·李查来出版。他拒绝了连载权的大笔酬金，因为他相信连载会破坏此书。
书出版之后，有任何朋友或陌生人写给他有关《二重唱》的赞美词句，他都妥为珍藏。这书倒真的有些强大的支持者，柯南·道尔听到史汪明（众里寻他千百度）喜爱此书时，他十分高兴；威尔斯由肯特郡山盖特寄来的信所带给他的兴奋，也不亚于前者。
“我妻子刚刚看完《二重唱》，”威尔斯写道，“我在等她的评断。上星期，我偶尔听到一般对此书的‘斥责’，因此我想，如果我写信告诉你，我们两人都十分喜欢此书，应该不会使你不悦。在我来看，你的形式及风味（或者可称为结构，或品质，或气氛，或随便你要用什么词）都恰到好处。他们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就这么简单；可是那些浑蛋评论者，似乎认为这点最该受到责难。
“过去三年中，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类似的‘平凡’故事上，”威尔斯略带苦涩的继续说，而且还以括号写着“仍持续中”，“所以评论你的书并不算是越界。”
因此，当媒体以不道德为说辞来攻击《二重唱》时，我们不难了解柯南·道尔的心境。只有一段情节例外：小说中，法兰克·克劳士遇到了一个他以前的情人，而当他不愿在一个餐馆的私室中拾回以前的关系时，她威胁要将以前种种告诉他妻子。说此书或任何柯南·道尔的书“不道德”——显然，有五个评论者如此说——似乎有些可笑。
英国的《书人》、美国的《书人》、克劳底斯·克林、一个来自肯特郡的人在《英国周报》上，以及一个无名氏在《小品》上，都以这点攻击这本书。
后来，他发现这五篇评论全来自同一个人之手：罗宾森·尼柯医生，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在《日报》成为第六个无名的评论者。
柯南·道尔的怒斥之声在整个“重整俱乐部”都听得到。他与《每日记事》谈论此事，猛烈攻击这些评论是诽谤，完全打算置人于死地。一般大众，从来没想过一个评论者会以五个不同名字评论同一本书，这令他们大感吃惊。
柯南·道尔打算公开承认，他相信尼柯医生并非某人或某商业力量的打手，但私下他颇怀疑，“幕后操纵集团”，他如此称呼他们。除此之外，罗宾森·尼柯医生和他朋友的答辩，在他看来也软弱无力。
“布劳克先生说，”柯南·道尔咆哮道，“还有其他更坏的作品。很有可能，就像我经常做的一样，请他直接指出来，这对文学界会是件好事。至于我自己作品的质量，不论多可叹，这和他的论点完全不相干。”
就在同时，他完成《二重唱》之前，一八九八年结束了。李基先生夫
妇——琴的父母，送他一个珍珠钻石的领带夹作为圣诞礼物。琴与另外两个女孩现在住在城中的一层楼中，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十二月十八日，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南非布尔警察追逐一个叫爱德格的英国人，想逮捕他，因为他涉嫌攻击另一个人；警察追进了爱德格家里，毫无理由的将他射杀。他们即将进入决定性的一八九九年：这件争执不论结果多渺小且无意义，却在这世界上留下了一个亘久的印记，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