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全德》杂志的读者当然还不知道死亡已逼近福尔摩斯，轻歌剧《珍·安妮》于一八九三年五月在塞佛剧院上演，这出戏却失败了。
“这出歌剧，”一位剧评者，在他二十六行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尽量真诚但避免中伤的写道，著作者剽窃了音乐，“这出歌剧是眼睛的一大享受。穿着迷人宽袍子的美丽女孩、穿着高尔夫球装的美丽女孩、穿着笔挺枪骑兵制服的英勇士兵、划着船的大学生，以及其他多彩多姿的人物布置，集合成一个美丽的画面。不管其他人对《珍·安妮》或称之为《优良行为之奖赏》的评价为何，该剧的经理人实在值得给予赞美。”
另一个剧评人则措辞比较圆滑的予以重击，此人自称为“游荡者”：
“在作品完成时，”他写道，“通常会有一些评论出现，不过，这些评论不见得都是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声音响起。”
巴瑞及柯南·道尔的情绪落入低潮，不过他们试着相互鼓舞，最后也成功克服了。
“我不喜欢像这样的失败，因为，”后者说道，他忆起从前他带艾玛·威顿去看《耐心》时的情景，“你觉得有人支持着你，可是你令他失望了。不管如何，事情就是这样。”
他并没有说（除了对母亲），这次的失败，其实他并没多大责任，因为他只写了一小部分；不过他说，如果此剧成功，他也会同样的分享荣耀。可是，他能写舞台剧吗？目前，似乎《滑铁卢》的前途也不甚乐观。欧文在亚里士多德讲堂的剧团，在演出了《亨利八世》、《李尔王》及桂冠诗人但尼森的《贝克特》之后，结束了辉煌的一季，出发美国做巡回演出，一直要到来年春天才
回来。虽然如此，除了秋季就要展开的英国巡回演讲外，他还有一大堆有兴趣的事得做。
由于他的声名已大大远播，他的朋友也因此增加了一大堆。政治团体在发现这里有个道尔家族的代表之后，想把他推上政坛，他总设法躲避他们，因为这些事令他厌烦无比。这类的名声虚衔他根本不在乎。当时，当然往后亦然，相较于此种争论谁比谁更有资格参加某个餐会，或者参与这些聚会的那些繁复仪式，实在有太多事有意思多了。除了礼貌上非接受不可，他会答应受邀，否则他宁可拒绝。他宁可与《闲人》杂志的副编辑，火爆脾气的罗伯·巴尔争论生命与文学（巴尔本人也准备以一位叫尤琴·凡蒙的侦探为中心写半喜剧侦探小说）。巴尔会坐在诺雾草地上的藤椅中，而他的主人则练着高尔夫球，把球打向一个桶子，免得击中房子。
“他是个高尔夫醉汉，”巴尔说，“准起来的时候，他有办法把球打进桶里，一打不准起来，通常就有玻璃破了。”或者：
“要访问你很简单，”巴尔大声说道，他的胡子和表链都因之颤动。“我只要记住我自己对某件事情的想法，然后写下相反的意见，那就是你的了。你对鲁雅·金伯林的看法是什么？”
“一个杰出的短篇小说作者。”
但是，柯南·道尔第二次到黄杨岭去拜访乔治·麦芮迪士时，发现这并不是麦芮迪士对金伯林的看法。这个双腿不稳的小个老人，再次以午餐招待他的景仰者。麦芮迪士苛刻的说，金伯林的文字不够精练。在对一些包括已故的但尼森以及威尔斯王子等名人说了一堆贬诽的话之后，麦芮迪士想请教他的访客，有关他一部一直没完成的旧小说开头几章之意见，小说取名《不可思议的婚姻》，不知他的访客可愿听他念个几章？
他们爬上陡峭的小径，到麦芮迪士写作的夏屋，在那里可以眺望舍瑞草岗。柯南·道尔走在前面，他的主人跟在后面。在那个崎岖难行的小径上，麦芮迪士滑倒了。他的客人知道此老令人讨厌的傲气，他太了解麦芮迪士了，这老小子对所有劝他坐轮椅的忠告一概嗤之以鼻，如果你伸手扶他起来，他会觉得是莫大的侮辱。因此，他假装没看到，没事般继续前行，直到
麦芮迪士慢慢赶上来。这是一种出自内心的真正礼貌表现，而柯南·道尔并没拿它当什么事。
夏天，康丝坦·道尔小姐与恩勒斯特·威廉·洪能先生结婚了。他有点怀疑这对新婚夫妇要怎样过活，因为威利的收入并不好。但是当母亲为他们担心时，他安慰道，“康妮会有我给她的津贴。”八月，桃薏陪着他到瑞士洛桑做一次演讲，主题是“小说作为文学的一部分”。秋天，当柯南·道尔医生及夫人展开英国的巡回演讲时，他们及所有家人似乎都平安顺当。
然后，他的生命，遭到了悲痛的打击。
不论控制这世界的力量是什么，在厄运降临之前，似乎很少没有征兆的。
失败总是一个接一个，打击也是一个接一个。第一个征兆是一八九三年十月初，他父亲去世了。
不错，在孩童时代，他并不十分喜爱查理士·道尔，可是懂事以后，他开始了解自己以前所认定的怠惰与懦弱其背后的真相，而且，他变得万分崇敬挂在他书房墙上那些出于天才之手的画。他的愿望（他最近常提到！）是，有一天能收集齐他父亲所有的作品，到伦敦展出。实际上，他的去世并不出乎意料，但是，它来临了：一个结束，彻彻底底、无可挽回的结束。查理士·道尔不论活着或死去，一直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就这样，肉体终归于尘土。
稍后不久，他回到诺雾，桃薏开始抱怨身体一边疼痛，而且有点咳嗽。他不认为有什么严重，但还是请了附近的道顿医生来看。柯南·道尔在诺雾的大厅中等待，看着面容严肃的医生由卧室下楼来，告诉他诊断的结果，他日后亲笔记下当时晴天霹雳之感。
桃薏得了肺病，照她一向的健康情形来看，痊愈的希望十分渺茫。当时这种病被视为耗竭速度极快的病症，医生预计她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你当然会想再听听别的医生的意见是吧？”道顿医生问。
“如果你不介意，是的。道格拉斯·包威尔爵士怎样？”
“我正想介绍此人。”
肺病先是侵袭了艾玛·威顿，对此，他还有模糊的记忆，现在又是桃薏，她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实在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日子。在专科医生来访过
后，他写信给母亲，信里所述，最能表达他当时的心境。
“恐怕，”他说，“我们必须同意如此的诊断。星期六，我请了道格拉斯·包威尔来此，他证实了诊断无误。另一方面，他认为有纤维肌瘤在病根之处生长的征兆，这使另一边的肺扩大以补充它的功能。他似乎认为这个病已隐藏有年，没有被察觉到；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以前病情一直很轻。”
他本能的反应是要与病魔抗争，他不会向这令人不能忍受的审判投降。
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他与桃薏必须立刻到圣摩立兹去，或达伏斯，那边的天气对她比较有帮助。如果她冬天在瑞士能平安度过，那春天他们就到埃及试试。至于诺雾的房子可以留下，也可以卖掉；他本人要与桃薏一起，工作可以带着。
“我们必须接受命运，不过我们抱着希望，也许一切会平安撑过去。桃薏在天气好的时候仍可出门，而且并没有怎么瘦下来。”然后，他清楚透露出心绪的混乱和困惑：“再见了，母亲，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康妮的婚礼、父亲的去世，以及桃薏的病，所有这些，真有点让人应接不暇。”
虽然包威尔和道顿一开始都觉得圣摩立兹比较好，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去达伏斯，在达伏斯高耸的阿尔卑斯山山谷之中，所有的风都被山峰阻挡下来，阳光又充足，桃薏的生命也许得以延长。十一月末，洛蒂和两个孩子跟着他们一起住进达伏斯的克尔豪斯旅社。桃薏本人十分愉悦，也不抱怨，这反倒让她的丈夫因自己低落的情绪而有些惭愧。
由于离开了英格兰，十二月末福尔摩斯在《史全德》连载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听到人们对这组小说贪婪的喧闹声。不过，不必怀疑，他依旧不喜欢他这个十分出名的书中人物。在这里，他的现实生活中正面临着一场悲剧，而那些或愤怒、或抗议、或谩骂的信却如雪片飞来；在伦敦，正正常常的城市人，上班的时候帽上戴着黑纱，以悼念福尔摩斯之死。
在堆积如山的白色信件下，他再度坐下来工作。他写《史达克·蒙罗信件》时，心中只有一个方向：没有“故事”，大部分是自传。这是一部探讨像他在南海区时那样，一个年轻医生的思想、希望、感情，以及最重要的宗教疑问的书。
不容置疑的，这本书包括了一些他所写过的最好的喜剧场景。幽默常常是压抑的发泄，他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只要可能——大笑了。他的老伙伴博德医生，以柯林沃斯的名字在书中出现，从头到尾都在大吼大叫。年轻的史达克·蒙罗医生了解，或至少试着去了解，某些人为宇宙之善而工作。然而，全书阴郁不去；最后——有些版本有些结局，有些没有——史达克·蒙罗与他的妻子，一起死于火车意外事件。
“我不能确定它的价值何在，”他写道，“如果不能算成文学作品，至少是宗教的感应。”他把书稿寄给杰姆，杰姆把它放上《闲人》连载，就像杰姆用过一些他的医学故事那样。后来这些小说很快收进一本叫《红台灯耳语》的书中。
就如他所说过的，不去理会所有的阴霾，“我有一切都会转好的希望。”
于是，他乐天的个性到了一八九四年初，升得更高了。桃薏好很多，每位医生都这么认为。“我认为再过一个冬天，”他大声宣称，“可能就会让她完全痊愈了。”
他并不真的这么相信，他这么说，是要使自己、也使侯金斯太太恢复信心。在此同时，她也真的好多了，只要小心注意，也许她还能活很多年，这是他们所能期望最多的了。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不只帮助了桃薏，也使他开朗起来，帮助他振奋精神。“史达克·蒙罗结束之后，”一月底时他写道，“我要使生活疯狂一下——踩着挪威的滑雪屐，整天滑雪。”
事实上，是柯南·道尔把滑雪这项运动介绍到瑞士。“你们现在还不会重视这项运动，”他告诉那些带着礼貌但怀疑的笑容的旅馆客人，“可是到时候看着好了，会有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到瑞士来滑雪度假，一定会的。”后来，他也在《史全德》杂志上说了同样的话。同时，他由挪威进口了几副雪屐。
无事的村民，以及旅馆走廊上的客人，看着他在山坡上翻转、回旋、摆腿。他曾经抱怨，雪屐是地球上最不能信任、最善变的长条木板。“一个太在乎自尊的人，上一节滑雪课，对他心理上必定有好影响。”村中两个好运动的布兰格兄弟，是瑞士葛林森省唯一试过滑雪的人，他们协助他，并为他喝彩。
三月底，他决定让人知道，滑雪可以做到由一个被雪隔绝的村落到另一个
村落。除了布兰格兄弟之外，没有人试过这样的事。他们三个人打算由达伏斯到阿罗莎去，经由费卡通道，全程大约十二英里出头，高度约九千英尺。他们三人全是新手，很有可能会出意外死去，而事实上，这也几乎发生了。
他们在清晨四点半出发，“紫色的天空有一弯薄月，以及那些只有在热带或阿尔卑斯山的高处能见到的星星。”七点半，太阳探出山尖，阳光反射在白雪上，几乎使他们无法视物，那时，他们正在松软的雪上曲折跋涉。有段地方，他们必须在六十度的斜坡上滑行，只要稍一失足，就会摔下一千呎深的山壑之中。就是在那里，稀薄的空气在他们耳边呼啸，但挨过这段险路，他们就可以畅快滑行了，“几乎像飞行一样”，下到山谷的另一边。然后，阿罗莎像玩具般的旅馆，在枞木林中远远一端出现了。
即使这样，前面的行程仍有急速降坡，随时可能跌断颈骨。到阿罗莎这最后一段路，形态有点像悬崖，只是陡峭的程度没有那么厉害罢了。布兰格兄弟把他们的雪屐绑一起，像雪橇一样，蹲滑急冲而下，却一个翻滚倒地，令阿罗莎的居民都拿着观剧用的望远镜，等在那里为他们欢呼。柯南·道尔的“雪橇”由他屁股底下滑掉了，令他动弹不得。可是，太多人在观望了，于是他两腿一伸，干脆以裤子当雪橇，如此完成最后这段斜坡。
“我的裁缝告诉我，”他说，“哈里斯的粗呢是穿不破的。这仅仅是个理论，通不过科学的考验。因为，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我只有紧抵着墙时，才是我唯一开心的时候。”饶是如此，他们在阿罗莎的旅馆住房登记时，由开心的陶士比布兰格代表办理。在姓名栏内，布兰格写下“柯南·道尔”，在职业栏下，他填的是“运动员”，柯南·道尔很少有过比这个更令他骄傲的赞美。
一八九四年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也写了不少东西。首先，是一本叫《寄生》的书。然后，由于灵感突发，他创造了一个温暖人心的角色——除了后来的挑战者教授，还有谁能和这位叫杰拉德的骑兵相比呢？——但我们必须等柯南·道尔完成了有关杰拉德的第一组系列小说之后，才好来讨论这个骑兵。
四月，桃薏觉得自己状况很好，求他允许她回英国一趟。诺雾的房子还在他们名下，由侯金斯太太照管。她的欧洲专科医生哈格医生认为，如果只去几天就回瑞士，桃薏应该可以成行。桃薏的情况进步很多，因此她丈夫可以考
虑一个许久之前的计划。一位美国的歌剧团经理庞德少校邀请他到美国巡回演讲，朗读一些他自己的作品，行程是从十月初到圣诞节之前。到美国去访问的事令他很兴奋，如果桃薏这边他走得开——
“你当然能。”他忠心的妹妹洛蒂坚持，而桃薏也马上同意，唯一的条件是他得回来过圣诞。“不管怎样，”洛蒂又说，“你是不可能带着她去的。”
“不，不可能。有一半的时间，我想，”他不太开心的记起他在英国巡回时的情形，“我会花在寒风凛凛的车站里，而那时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
“可是，那你带谁去呢？你一定得带个人去。英尼斯怎样？”
这主意不坏。英尼斯现在是皇家炮兵少尉，腰杆挺直，满脸胡子，他该是个好游伴。柯南·道尔那个夏天在欧洲大陆与诺雾之间跑来跑去，同时，还有一个好消息。亨利·欧文在由美国巡回演出回来之后，正要结束在亚里士多德剧院《浮士德》的夏季演出；秋天，他打算演出柯南·道尔《滑铁卢》中葛里格莱·布鲁斯特上等兵一角。
“你知道，”布然·史道克私下对他说，“我们的困难是如何安排进一个正好一个钟头长的戏。‘总管’，”——指欧文，“计划演你的滑铁卢老兵，与《钟》两剧一起演。我想他演老布鲁斯特会棒呆了。我们计划九月底左右试演，地点可能是布里斯托。”
作者（在他美国的行程业已排定之后）无法出席首演。不管怎样，这使他戏剧的野心又再度狂热起来。在诺雾，他立刻开始为欧文及爱伦·泰瑞写一出全礼服的四幕剧，并且把妹夫威利·洪能拉进来合作。
他沉湎于拿破仑时代与英国摄政王时代的所有知识。由于他计划写一部以摄政王时代为背景的小说——那个有过度矫饰衣装、有花花公子、有大马车路、有拳击台的多彩多姿年代——他决定所有这些材料，都应该纳入他往后的剧本和小说之中。用亨利·欧文来扮演一个摄政王时代的人——高举的单片眼镜、单膝前屈的姿态、浆硬的衣领上瘦长的脸——所有这位演员有名的独特格调，可以把那个角色变成着魔的布鲁麦尔。这个人应该成为拳击台的监护人。
这样，如果一切顺利，按计划推进，那亚里士多德剧院的舞台上，便有些漂亮的拳赛准时上演了。
可是美国的巡回演讲不能等。当诺都斯契-洛亦德公司的邮轮“易北号”
在九月底离开南罕普顿港口时，他只完成了全剧中的一幕。柯南·道尔戴着顶小帽子，胡子被风刮起，与腰杆挺直的英尼斯一起站船舷边，邮轮在汽笛声中驶出空茫的南罕普顿水域。
登上船后，他跟英尼斯两人都感觉到德国人的敌意。在与船长共进晚餐时，餐厅挂满了德国与美国国旗，却没有一面英国国旗，他们的愤怒沸腾起来，找了张纸画了一面英国国旗，插在所有旗子最上头。不过，他与所有的乘客都交上了朋友，“在墨西哥湾流的鲤鱼群中”给洪能写了信。他迫不及待地在旅程中展开既定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声音响起，“我想您是柯南·道尔医生吧？”那是在纽约拥挤的码头上。于是，兴奋繁忙的旅程正式开始了。
纽约，虽然还不是一个满是摩天大楼的大城，但在英国人的眼中，它已是高楼栉比鳞次，一个艰苦、但已是水管、电话、电灯充斥的现代城市了。它的天空、浮云，以及天际线的线条色彩，就如同在实体镜中所见的那般真实。由宾夕法尼亚州界边的新泽西城，坐上号称全世界最豪华的火车，只需二十四小时，就可飞驰芝加哥；你可以欣赏快速掠过车窗的风景，也可以享受一下豪华的瞭望车远眺天际。柯南·道尔的经理人庞德少校，是个大脑袋瓜、戴副大眼镜、蓄着扇形胡子的人，他热情的拥抱这位新来的客人。
“医生，”他极为庄重的说道，“这会成为一件大事。在往西行之前，我们先让你在西五十七街的凯芬瑞浸信会教堂试一下。”
十月十日晚上，教堂里挤满了他的崇拜者。他们不只是要来听他演说，更是要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像平常那样心不在焉的穿着衣服，他在临上台前把领带夹掉了，差点松垮着领带、领子翘到耳边邋遢的走上台去。庞德少校为他弄整齐。至于担任介绍工作的则是米尔顿·莱特·梅比，梅比还特地画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福尔摩斯死在雷清贝瀑布下的画。最后紧张的作者才站了起来正式开始。在“阅读与追忆”这场谈话结束后，听众热烈鼓掌欢呼的原因，可以由报纸的报道中推知一二。
“此人一开口说话，”纽约《世界报》写道，“要是福尔摩斯一定会说他
是个‘好人’；一个慷慨的人；因为他的语调和谐、真诚、而亲切；他是个谦冲的人，因为他贬抑自己；而且他身上唯一的饰物是他的领带夹，以及固定表链的横扣。”
等一等。如果有人诧异的问道，难道评论者期盼他戴个翡翠马蹄别针，或者挂满了钻石的表链吗？我们得记住，那个年代是注重珠宝装饰的，其他一些英国的演讲者总是穿着缀以稀奇古怪饰物的服装出现。
“他没有用任何演说家的耍人招术，”《世界报》继续报道，“手势很少，也没夸张的动作。除了偶尔，当他说话或念书时，为了配合角色的情绪，会有一个无心的动作。”
“譬如，有人怀疑，”纽约《论坛报》天真的说道，“他会用不列颠语，或另一种英国方言说话。道尔医生在一出现时就把这谜团解开了。他愉悦的声音，以及特有的腔调，混合了苏格兰、不列颠，以及美国语。”
而这也是我们所乐于听见的。
一八九○年代的美国，没有比那种花花公子型的人物更令人嫌恶或愚蠢的。不论是本地或来自英国的人，都穿高领衣服，戴单片眼镜，挂在嘴上是某种极刻意、极乔装作态的圈内语言，同时态度十分傲慢，这一切都被认为源于英国，事实上也是这样。不过，这里的人并不知道，这种人在英国另有称谓，在英国本地也常被拿来取笑。美国人发现，柯南·道尔是个率真的演说者，有着爱尔兰人的脾气、爱尔兰人热诚好客的天性，他绝对不能算高傲自大。因此，美国人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员。
至于柯南自己这边，由许多谈论美国的著作中，他对许多美国古怪的事物已见怪不怪。就像美国人对英国人有一种固定的观念一样，英国人对美国人也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他们爱高声自吹自擂，一半的时间用来谈论自己的收入，另一半时间则嚼烟草、吐烟草汁。事实上，痰盂在英国人的眼中，就如同单片眼镜在美国人的眼中一样。美国的痰盂，正如同英国的花花公子型人物一样，在各自的社会中是绝对存在的。因此，根据数学演算原理类推，我们可以知道，在美国亦有少数人是有教养的、行为举止合于礼仪的。
柯南·道尔——马不停蹄的中西部之旅，包括芝加哥、印第安那波里斯、
辛辛那提，然后经多里多、底特律，回到密瓦基及芝加哥——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发现了所有我期望看到的好事情，”他在一封开头是“在旅途中”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而那些旅游者所说的恶事，全是谎言，全是胡说八道。
女人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迷人；小孩子聪明漂亮，虽然有被稍微宠坏的倾向。
这整个民族看来，不只是最富裕，而且是我见过个性最稳定、最宽容，而且最有希望的民族。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问题。而我怀疑，英国对他们的作为极少赋予必要的关注。”
他在给他朋友约翰·罗宾森爵士的信中，甚至特别强调：
“老天！当我看见所有这些有英国名字和英国口音的人们，想到他们漂离我们有多远，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在派奥广场的每一根灯柱上吊死一个政客。
我们必须和这些人合作，否则他们会使我们黯然失色。我们这里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太过头了，我们必须自我调整。”
“漂离我们”，在那一刻，实在是很正确的名词。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与老帝国之间彼此的恶感，一再出现于言词之中。而且，一如惯常，在国际运动比赛场合中更形加剧。前一年，汤瑞凡爵士的轻艇“凡克瑞二世号”，在美国杯竞赛中败给美国的“佛吉兰号”；而今年，“佛吉兰号”在英国的水域被击败数次。双方都有尖锐的评论出现。柯南·道尔感觉其中充满着敌意的相互咆哮叫阵意味。在底特律的一个欢宴中，酒酣耳热之际，一位发言人攻击了大英帝国，他回答时刻意设法化解了这敌意。
“你们美国人，现在生活在你们自己的围墙之中，并不真正了解外面的真实世界。可是，现在你们的土地上，已渐渐装满了人，你们以后会不得不与其他国家来往。这种情形发生时，只会有一个国家能完全了解你们行事的方法与渴望，而这个国家就是你们现在一再喜欢辱骂的母国。
“她是个帝国，而你们很快也会成为一个帝国；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彼此双方才会了解，而且届时你们也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你们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在一八九四年的拼花玻璃与水晶吊灯下，这些话会有它听起来那么勉强
吗？同一时间，平淡无奇的英国发生了一件对这位旅人十分重要的事。欧文在布里斯托的王子剧院《滑铁卢》一剧中现身，这是他最成功的演剧之一。
有太多的报纸派人前往布里斯托采访，致使火车必须提供专车载运这些剧评人。今天，一列挤满了剧评人的火车或许会让人有趣的想到信管和火药。
但是，这显示了人们对于欧文的新角色和柯南·道尔的剧本有多大的兴趣。布然·史道克在舞台边兴奋的跳跃，一边记载着观众的反应，一边计算剧终时总共谢了几次幕。
“在我心中，”他写道，“作为一出临时决定、匆匆完成的戏，《滑铁卢》可谓完美，而欧文的表演更是戏剧史上的最高潮。它似乎感动了每个人，尤其当垂死的老兵由椅中弹起，向他老军团的团长致敬时，整个剧院不约而同爆出一阵狂热的掌声。”
电缆带着这些掌声的回响横越大西洋。而在芝加哥的作者，更高兴的听到《时代先锋报》的老板描述《滑铁卢》首映招待会的情况，此人特别去了布里斯托观看此剧。而且，在芝加哥，他还认识了诗人尤琴·费德，他们的友谊后来一直持续。
许多年来，尤琴·费德一直鼓吹反对廉价盗版书籍的印行。身为福尔摩斯的仰慕者，他特别对柯南·道尔的著作被盗版而提出过抗议。当他在朋莫旅馆见到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时，这位消瘦秃头的顽皮诗人严肃的拿出一本盗版粗劣的《四个人的签名》要柯南·道尔签名。后者对这个玩笑十分慎重，在他的签名后面，他写了以下的句子，这令费德很高兴：
凶残的海盗偷了我的小帆船
把它锁在他邪恶的棚围。
我的老天，走在我的船尾，
我看见他踢了我的主桅！
再度回到纽约，他在岱里剧院早晨的朗读，吸引了比之前更多的人，在整个东部巡回的半途中，他又受邀到莲花俱乐部晚餐。旅程进行至此，他已感
到有些眩晕了。摇晃的火车、过热的旅馆，以及除了已排定的演讲会外，早、中、晚非正式的演说，还有过多的应酬，在在使他筋疲力竭。“医生，如果我们不能使客人醉到无法分辨银元与圆锯，我们就没做对事情。”或者，“我相信你不介意到我们的小会社来讲几句话，是吗？只要十五分钟就好。”
他喜爱新英格兰。秋天的林烟、火红和棕色的落叶、玉米秆架成的小屋，这些都替原野、街道和房舍增添了美丽，就像他在家乡看到的那样，也为他带来了感情上的联系。
“昨天，”他写道，“我参观了奥立佛·温岱·荷马的墓，放了一个大花圈在坟上——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作者协会’。在一座漂亮的墓园里，躺着荷马、罗厄尔、朗费罗、钱宁、布鲁克、阿格西、派克曼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曾是新英格兰人，而他们的灵魂也许还是老英格兰人。他在欧本山墓园伫立良久，就像以前曾有一次在麦考莱墓前那样。
佛蒙特州的柏莱特波诺，鲁雅·吉卜林与他的美国太太就住在这里。吉卜林六年前写了一篇有关芝加哥的文字，尽情痛骂（其中也提到痰盂），美国人惹上他时，他没柯南·道尔那样好讲话，他会狠狠的在美国人头上拔几根毛以为报复，这对他有抚平情绪的作用。柯南·道尔觉得这些争执毫无意义，遂去信向他抗议。吉卜林倒是好脾气的接受了，并邀他到佛蒙特州去玩。
他从没见过吉卜林，但是他在诺雾的时候，与吉卜林的妻舅乌考特·柏利斯帝熟识。坐在火车上，他想起有一次在家中请柏利斯帝吃饭时，妹妹康妮所说的话，他忍不住哈哈的笑出声来。
“好好玩！”康妮睁大了眼睛说，“柏利斯帝先生与吉卜林先生合写一本书，他们的方式是一人写一句。”她哥哥没有点破，那是柏利斯帝编造来逗善良的康妮。
吉卜林矮而瘦，但毛发浓密，他的颈子与胡子向前翘出，眼睛在小小的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非常保护自己的隐私，不愿被人打扰，连村民都不晓得他是何方神圣。他是个好主人，他妻子亦然。他们在形似诺亚方舟的这幢颇有名的屋子里，热诚招待他们这位客人，柯南·道尔拍了他们房子的照片。他看出这次访问会有机会运动一下，于是带了一袋高尔夫球杆，这把所有村民给吓了
一跳，他们完全搞不懂医生要怎么用这些器材。
说吉卜林从来不喜欢高尔夫，应该是很可靠的推论；没有一个真正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人，会像是他在《外科医生的屋子》里那样，如此塑造书中第一人称“我”这个角色。他的客人，虽然并不精于高尔夫，却在结了霜的草地上好好给他上了一课，村民则围在旁边惊异的看着他们两人。吉卜林朗诵了他新完成的作品——《麦格安德鲁赞美诗》，就像这位大师的许多作品一样，爱情通过结构极其优美平衡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淋漓而真实。分手时，他们成了好朋友。柯南·道尔后来在给洪能的信中，重复了一句他当时说的话：
“看在老天分儿上，”他恳切的要求，“我们就别再提痰盂的事了。”
他订于十二月八日回英国。庞德少校大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饱含着金钱的激情，恳求他再留一段时间。“如果不是他答应了病中的妻子回家过圣诞节，”庞德少校后来伤痛的写道，“他可以在这里待完这一季，那他便可以带一笔不小的财富回去。”虽然这位少校认为他并不像一般演说名家那样能言善道，“但他有着某种特质，能使所有遇见他的人都对他着迷。如果他肯再回来一百天，我会给他比任何我知道的英国人还多的钱。”
这位好经理人不能讲出更赞美的话了。
就在他离开纽约前夕，他得到罗伯·路易士·史蒂文生在萨摩亚群岛去世的消息。虽然他从没见过史蒂文生，这消息之于他仍是个人的一大损失。史蒂文生，长久以来，他一直倾慕他的作品，他景仰他；他们彼此书信来往已有多年。如今这位英勇的病人走了，突西塔拉再也没有故事可讲了。病人，是的，就像桃薏。
再一次，船的汽笛响起。“伊枢瑞亚号”驶离耸立的自由女神。在兴奋刺激之后，他感到筋疲力竭与莫名的沮丧。不过，他先在伦敦，后来又在达伏斯得知，桃薏的健康继续进步中。过了年之后，再次来到在阿尔卑斯的高山中，他静下心来，以一种新的热情，开发一个永远令人愉快的角色。
简短的说，就是骑兵杰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