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江苏吴县香山人，生卒无考，生活在开元、天宝年间。据宋人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记载：“杨惠之不知何处人，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由此可知他应为吴道子的同时代人，而且画艺颇精。但“道子声光独显，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奋，专肆塑作”。
尽管杨惠之弃画专塑了，但他的绘画功底也为从事雕塑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时人称“道子画，惠之塑，得僧繇神笔路”。认为杨塑“艰夺僧繇画相，乃与道子争衡”。他成功地把张僧繇的绘画风格运用到雕塑方面，“为天下第一”，当时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之说。杨惠之被誉为“塑圣”，与“画圣”吴道子并驾齐驱，饮誉天下。
《五代名画补遗》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惠之曾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像，像成之，惠之亲手装染，遂于市会中面墙而置，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也。”连塑像的背面都如此传神，可见杨惠之的技艺有多高超。
杨惠之是位多产的雕塑巨匠，他创作的雕像在数量、质量及种类等方面都是惊人的。仅从画史记载来看，其作品就有长安长乐乡北太华观玉皇尊像，临潼骊山福严寺山水壁塑，凤翔天柱寺维摩像，汴州安业寺（后改大相国寺）净土院大殿佛像及枝条千佛像，东经藏院殿后三门二神像及当殿维摩像，洛阳广爱寺三门上五百罗汉像及山亭院楞伽山，洛阳北邙山老君像以及昆山慧聚寺毗沙门天王和侍女像等多种。
他还创制了“塑壁”的新形式，即在墙壁上塑出云水、岩岛、树石，吴县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塑像相传为杨惠之的杰作。杨惠之的雕塑也融合了这一特色，“惠之之塑抑合相术，故为古今绝技。”
所谓九尊罗汉，实际上是以“壁塑”形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其背景是突兀的山岩，卷舒的云气，翻滚的浪花，有些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圆浮雕。而一个个罗汉则居于洞中。山石的造型有些夸张变异，上大下小，甚至有些像云彩。而人物的塑造，大致以写实为原则。种种凡俗人物一经他的塑刻点化，立时化身为姿态各异的低眉菩萨与怒目金刚。人物神情、姿态、肌理、衣饰等作品细节也十分精到。杨惠之所发扬的“壁塑”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一部分。他也无愧于“塑圣”的美誉。
我国是世界上有名的产玉国之一。由于玉具有温润细腻的质地，莹洁美丽的色泽，因而受到人们的珍爱。我国古代有重玉的风尚，历代王公贵族视玉为神秘、高贵之物，将佩玉、戴玉作为显示自己财富、权位的标志，并以君子德行比附于它。玉还被广泛用于朝聘、祭祀礼仪、丧葬等活动中。古代玉器既反映出不同时代和阶段的社会意识、生活习俗，同时也折射出中华艺术精华的灿烂。
1976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玉制的璜、珠坠等佩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器雕刻品。也就是说，在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创造了闻名于世的中国玉雕。
到了商周两代，玉器制作更趋兴盛。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时，“得旧宝石万四予”。可见商代制玉发达的程度。春秋战国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玉雕在艺术上出现了新的格调，风格改三代严谨凝滞为灵巧多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处于大动乱年代，加之瓷器的兴起，玉雕生产少有发展。到了明清，又是我国玉雕的繁荣时期。
“中国玉雕之乡”河南省镇平县，其地生产、加工玉器的历史可以上溯4000余年。自伏牛山深处流出的一脉水，在此汇成一湾，水之湄，屋舍俨然，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便开始了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制作玉器的历史。
镇平现在是中国最大的玉雕生产加工集散地，“村村都有机器响，家家一片琢玉声”。镇平出产的南阳玉又称“独山玉”或“独玉”，是玉雕的原材料，它以绿、白、绛紫色为主，各色浸染交错，“多色交辉”。
扬州是我国玉器的主要产区，琢玉工艺源远流长。在江淮东部龙虬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玉璜、玉管等物，扬州汉代墓葬亦出土不少玉器，品类繁多，造型优美，且已采用透雕、阴线刻和浅浮雕手法。唐代的扬州玉器工艺又达到新高峰，宋代扬州玉雕出现了镂雕和练条技艺，为后来特色技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玉石质地坚硬缜密，硬度为摩氏4度至8度，手工雕琢技术较为复杂，其工艺特点是琢磨，即“琢玉”与“碾玉”。扬州玉雕使用的玉料有新疆的白玉、青玉、碧玉，辽宁的岫玉、玛瑙、黄玉，江苏的水晶，湖北的绿苗、松耳石，广东的南方玉及巴西的玉石，缅甸的翡翠，阿富汗的青金，加拿大的碧玉和日本的珊瑚等；其制作工艺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保持着扬州传统的地方文化特色，将阴线刻、深浅浮雕、立体圆雕和镂空雕等多种技法融为一体，形成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的特点，具有秀丽典雅、玲珑剔透的艺术风格。历代扬州玉雕分别保留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征，如西汉的《白玉蝉》以和阗玉雕成，采用“汉八雕”的手法，线条凝练挺拔，推磨极见功夫；清代的《大禹治水》多种手法并用，属于稀世珍品，它以新疆青白玉为材料，高224厘米，前后雕琢6年，用工15万个，耗费白银15000余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