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传奇小说获得重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比较完备的艺术形式和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优秀作品。唐代又是民间神灵崇拜十分兴盛的一个时代，这种崇拜构成了唐代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往往实有其人，有出身来历，以生动的、逼真的文学形象而出现。这类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些作品原本是流传于民间的奇闻异事，后来经文人们整理并记录下来；另一种是在民间神灵崇拜故事的启发下，利用这些素材由文人再创作出的传奇小说作品。有关狄仁杰的传奇小说即属前一种情况，以他的事迹为题材的完全意义的文学创作，那还是明清时期的事情。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唐代民间广泛流传狄仁杰奇闻异事的真实反映。由于狄仁杰为官清正，爱民如子，赈济灾荒，减免赋税，发展生产，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且不畏鬼神，焚毁淫祠，反对弊俗害人，他的这些行为都深为广大人民所敬仰，当流传着的他的事迹和当时的民俗文化相融合时，便产生了有关他的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从流传下来的有关狄仁杰的传奇看，大体上可分为四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反映他任地方官时，为百姓爱戴与敬仰之事。第二类情况，反映的是他不畏鬼神、焚毁淫祠等事。第三类是有关宿命论题材的故事。第四类是有关狄仁杰后世子孙的传奇故事。现分别将这些作品介绍如下：
王仁裕的《玉堂闲话》载：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则天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
这是一个背景完全真实的传奇故事，狄仁杰任魏州刺史、魏州人为其修建生祠，这座祠堂位于魏州城南，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唐制，每月朔（初一）望（十五日）要举行大朝会，凡九品以上在京文武职事官都要入宫朝参，狄仁杰作为朝廷重臣自然不能例外。故事说每月首（初一）祭奠时，狄仁杰面带醉色，被武则天发现，从时间上看两者是相吻合的，说明故事的创作者是熟悉朝廷制度的，这都是文人整理加工的结果。故事的主要情节神异色彩颇浓，在今天看来不可相信，在当时人来看却是真实可信的。这个故事是对狄仁杰不凡政绩的赞颂，反映了广大百姓对这位治世贤臣的怀念之情。
有关狄仁杰的传奇作品最多的还是反映他不畏鬼神，反对淫祠陋俗的故事，尽管情节各不相同，背景颇有差异，但它们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却是完全一致。下面试举几例：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仁）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仁）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居之不疑。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仁）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明教：明，光明正大；教，即命令。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面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至此。”言讫不见。明日，（仁杰）令发之，果如是言是言：此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
这也是一篇背景真实的故事。狄仁杰在武则天统治初期，从度支郎中任上被派往宁州任刺史。在这里他安抚诸族，约束官吏，革除积弊，发展生产，当地百姓立碑镌文，以颂其德。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反映的实际是古代的丧葬习俗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葬地的选择，唐人认为墓葬之地选择得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后世子孙的祸福安危，因而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当时已经有了专门为人们相地脉、看风水、定墓向的所谓葬师，高官贵人之家有丧葬之事时，往往也请葬师选择墓地。宁州官舍作祟的鬼魂，因葬地不当，被树根所穿，自然不得安宁，闹得官舍也成为凶宅。关于凶宅的观念，早在唐以前就已产生了，在唐代更加普及，这一点从《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大量有关凶宅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证实。这种观念不仅中国有，世界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在中国有关凶宅的说法非常多，除了鬼魂神灵引起的外，宅址不当，门向不对，修建无方，不讲禁忌等，都可能形成凶宅。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毫无道理，在当时却有它存在的特殊理由和合理性，并为人们虔诚地信奉和顺从，说到底这些都是历史时期民俗生活的表现，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这个故事对狄仁杰不畏鬼神的形象给予了十分生动的刻画，着重强调了邪不压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现实官场中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狄仁杰的赞颂。这个故事出自《广异记》，撰者戴孚为肃宗、代宗时期人，这时距狄仁杰去世已七八十年时间，他不畏鬼神，焚毁淫祠的事迹也已为天下人所熟知，因此这个故事以他为主人公也就不难理解了。
《广异记》还记述了一个有关狄仁杰的故事，全文如下：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敕牒：唐代皇帝命令的一种，是尚书省根据制书精神而制定成的政令。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侍御，云被焚舍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云：“侍御方须台辅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
这个故事描写的是垂拱四年（688）狄仁杰奉命南下江南巡察，焚毁大批淫祠时的一次经历，因此故事说此事发生在高宗时是不对的，应在武则天时期。当时狄仁杰的官职是江南巡抚大使，而不是监察御史，地位比监察御史高得多。《广异记》的撰者戴孚是科举出身，对本朝制度和历史不会不熟悉，他之所以仍然这样记述，是因为这不过是奇闻异事，并非信史，不必着意加以纠正。
还有一则故事说：
唐代州西十余里，有大槐，震雷所击，中裂数丈，雷公夹于树间，吼如霆震。时狄仁杰为都督，宾从往观，欲至其所，众皆披靡，无敢进者。仁杰单骑劲进劲进，迫而问之迫。乃云：“树有乖龙，所由令我逐之，落势不堪，为树所夹。若相救者，当厚报德。”仁杰命锯匠破树，方得出。其后吉凶先报命。
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查狄仁杰生平，并未见到他在这里任都督的记载，大约因为他是河东（山西）人，又以不畏鬼神而著称于世，故当时的人们遂将这个故事加在了他的头上。风雨雷电之神都是我国古代人民最崇拜的自然神，唐人也不例外，但他们对雷公（神）似乎更为青睐，也更加敬畏，除了他的自然属性外，唐人认为雷公嫉恶如仇，富有正义感，能够惩戒恶人或不孝之人，这些品格都是人们敬畏雷公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唐代小说中有大量的雷公击毙恶人、奸人的故事，对于跋扈的藩镇也不放过，《宣室志》就记载了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谋图不轨，兴建宫室，被雷震击倾圮，“了无遗烬”，李师道最终难逃诛戮而死的命运的故事。由于当时人赋予了雷公这些品格，所以雷公在人们看来自然是正义之神，是所谓正神、好神。这样的神遇难需要有人去救，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充任这个角色？奸佞之人显然不行，必须是为人刚正、嫉恶如仇、具有和雷公相似品格且有较高的声誉的人，这样才能和雷公这样的正义之神般配。又由于雷公性格刚烈，为人们所敬畏，所以承担这个角色者又必须胆略过人，不畏神灵，狄仁杰正好具有这两个条件，所以故事的创制者便选中了他。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古代的人们在创造文化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状况，同时也可以看出狄仁杰在唐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人们对他的敬仰之情。
唐人吕道生的《定命录》记载了狄仁杰的一则故事，宿命论色彩颇为浓厚，为了全面地反映狄仁杰在唐代传奇中的形象，还是将其全文录之如下：
唐狄仁杰之贬也，路经汴州，欲留半日医疾，开封县令霍献可追逐当日出界。狄公甚衔之。及回为宰相，霍已为郎中，狄欲中伤之而未果。则天命择御史中丞，凡两度承旨，皆忘。后则天又问之，狄公卒对卒对，无以应命，惟记得霍献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后狄公谓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荐公，乃知命也，岂由于人耶？”
霍献可与狄仁杰结怨，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狄仁杰为官刚正，不与武氏诸王为伍，深为诸武所忌，霍献可投靠武承嗣，自然对狄仁杰不会客气。长寿元年（692）狄仁杰受酷吏陷害，从宰相位上被贬为彭泽县令，当时霍献可已任御史，受武承嗣指使上殿叩首苦争，要求一定将狄仁杰处死，没有得逞。所以两人关系如同水火，且霍献可为人鄙劣，生性残暴，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酷吏之一，杀人无数，这样的人狄仁杰如何会推荐他任要职？何况御史中丞是执法之官，权任颇重，狄仁杰推荐他任此要职，岂非为虎添翼？以狄仁杰的性格宁肯忤旨，也不会做此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之事。狄仁杰一生两次担任宰相，第一次在天授二年（691），次年被贬，这期间霍献可任殿中侍御史。第二次拜相在神功元年（697），这时霍献可已经是御史中丞了。故霍献可任此官与狄仁杰无关，很可能是武承嗣等人从中推荐的结果，《定命录》的记述并不可信。
宿命论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并非产生于唐代，但是在唐代流行更为广泛。《定命录》所收故事全都是宣扬这种观念的，原书共10卷，已佚，后由吕道生辑补为3卷，仅《太平广记》就收录该书故事62则，对后世影响不小。《定命录》宣扬人生历程中所遇的一切都是命运所注定的，非人力可以改变的，即使像狄仁杰与霍献可这对政敌，当命中注定霍献可要当御史中丞时，狄仁杰尽管高居相位，位高权重，也无法阻止，甚至还要充当促成此事的推荐者。因此，这种观念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
唐代传奇中关于狄仁杰后世子孙活动情况的记述，见之于康骈的《剧谈录》，篇幅较长，情节曲折、生动，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全文如下：
唐会昌中，北都晋阳令狄惟谦，仁杰之后，守官清恪，不畏强御。属邑境亢阳，自春徂夏，数百里田，皆耗，祷于晋祠，略无其应。时有郭天师，即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旋归本土。佥曰：“若得天师一至晋祠，则不足忧矣。”惟谦请于主帅，初甚难之，既而敦请，主帅遂亲往迓焉。巫者惟惟，乃具车舆，列盖，惟谦躬为控马。既至祠所，盛设供帐，磬折庭中。翌日，语惟谦曰：“我为尔飞符上界请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诚，三日雨当足矣。”由是四郊士庶云集。期满无徵。又曰：“灾所兴，良由县令无德。我为尔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谦引罪，奉之愈谨。竟无其效，乃骤欲入州。复拜留曰：“天师已为万姓来，更乞至心祈请。”至心祈请：诚心祈求。悖然而詈曰詈：责骂；悖：同勃，悖然，因发怒而变色。“庸琐官人，不知天道，天时未肯下雨，留我将复奚为？”乃谢曰：“非敢更烦天师，俟明相饯耳。”于是宿戒左右宿戒：当晚告诫。“我为巫者所辱，岂可复言为官耶！诘旦有所指挥，汝等咸须相禀。是非好恶，予自当之。”迨晓，时门未开，郭已严饰归骑，而狄酒供设，一无所施。郭乃坐堂中，大恣诃责，惟谦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当须毙在此日，焉敢言归。”叱左右，于神前鞭背二十，投于漂水。祠后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设席焚香，从吏悉皆放还，簪笏立其上。于是阖城骇愕，云邑长杖杀天师。驰走纷纭，观者如堵。时沙石流烁，忽起片云，大如车盖，先覆惟谦立所，四郊云物会之，雷震数声，甘雨大澍，原野无不滂流。士庶数千，自山拥惟谦而下。州将以杀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诚感应，深加叹异，表列其事。诏书褒异云：“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忠臣，睹兹天厉，将瘅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情同剪爪油云：油然作云”典故的缩略。《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赵岐注：“油然，兴云之貌。”。遂使旱风潜息，甘泽旋流。昊天犹监克诚，予意岂忘褒善。特颁朱绂，俾耀铜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绩。更昭殊绩。乃赐钱五十万。
唐人对巫术、方士之类还是比较相信的，连皇帝也不例外，《旧唐书·德宗纪》记载了贞元十五年（799）四月，德宗令巫师施法术祈雨。狄惟谦尽管为官清正廉明，也不能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当他看到旱情严重时，先是到晋祠祷告，无效，又听说郭天师巫术灵验，便亲赴节度使处敦请，经再三请求，节度使才同意出面请天师赴晋祠祈雨。接着又写狄惟谦如何虔诚，如何殷勤。当第一次祈雨失败后，他竟引罪自咎，“奉之愈谨。”直到女巫祈雨彻底失败后，并急于溜之大吉时，狄惟谦才完全醒悟，决心将骗人的女巫置之死地。作品在前面花如此之多的笔墨渲染狄惟谦如何虔诚地求雨，一方面是表现狄惟谦忧民之所忧的良吏形象，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对后面处死女巫行动的铺垫作用，使整个故事显得更加起伏跌宕。狄惟谦虽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巫术，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旦发现上当受骗时，能够很快地觉悟，并立即采取断然措施。这则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巫术的不可靠、不灵验，歌颂了狄惟谦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同时又对狄仁杰进行了赞扬，故事的首句就点明了狄惟谦是狄仁杰之后，在最后又利用皇帝的诏书再次提到狄惟谦是“忠臣华胄，睹兹天厉，将瘅下民”云云，是说狄惟谦继承其祖关心民生之风，因而才能采取断然措施，在表彰狄惟谦的同时又对狄仁杰进行了赞颂。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看，这则故事有两点意义值得注意。其一是从故事的主要内容看，显然是受了战国时西门豹“治邺”故事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皇帝褒奖狄惟谦的诏书中，就明确地将他的这次行动与西门豹的业绩进行了类比，“类投巫于邺县”一句即指此。皇帝诏书的本意是将狄惟谦与古贤西门豹相提并论，意在赞扬狄惟谦，却无意间指出了这则故事的文化渊源。平心而论，西门豹所遇的是土巫，无政治背景，西门豹又是当地最高长官，他处死巫师不冒任何风险。而狄惟谦这次却不同了，他面对的女巫有皇帝赐予的天师称号，又有在朝中拥有很大权势的宦官的支持，在地方上有节度使的支持，故狄惟谦此举风险很大，没有一定的胆略是不敢有所举动的。其二，这则故事与原始的“牺牲”观念有关。上引皇帝诏书中提到“剪爪”的典故，是指上古时代，商汤求雨时曾剪（斩截）甲爪亲祷于桑林的故事。诏书把狄惟谦鞭挞女巫并投于水中比喻为商汤剪爪，实际上也就是承认把女巫充作了供奉上天的牺牲。表明唐人以巫术求雨的活动，与上古神话传说有渊源上的潜通，使我们感受到古代民俗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它同传奇文学难以分割的因缘关系。
通过以上介绍，可以明显地看出唐代传奇中的狄仁杰形象与社会生活中的狄仁杰并不相悖，由于文学手法的运用，使狄仁杰的性格更加鲜明，形象更为完美。这是唐人在尊重人物原型基础上，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其敬仰的名人进行的文学再创作。尽管这些创作还是初步的，没有摆脱异事奇闻记事形式的影响，但必定为后世尤其是明清时期以狄仁杰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开创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