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举贤不避亲,这一点也颇有古贤之风。圣历元年(698)八月,武则天命宰相各推荐一人为尚书郎。狄仁杰举荐了他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事以来颇为称职,武则天十分高兴地说:“卿的这个举动可以与祁奚相匹美!”又,《唐会要》卷53《杂录》记此事在圣历三年,今不取。这个典故出自《左传》,说晋国中军尉祁奚年老请求辞职,晋君问他谁可继任其职。祁奚推荐了解狐,这是他的仇人,将要任命时,解狐却亡故了。于是晋君又请他另举荐一人,回答说祁午可以胜任此职。祁午是他的儿子,晋君遂任命祁午为中军尉,后来证明祁奚的荐举并非出于私心,祁午的确是该职的很好人选。人们称祁奚举其仇不沽名钓誉,举其子不畏惧闲言,能识才举贤。武则天将狄仁杰与古人祁奚相比,是对他的最好赞誉。
《资治通鉴》卷207载:“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狄仁杰举荐的人才所能知道姓名的除以上数人外,还有窦怀贞、袁恕己等人,其余已不可考知了。
狄仁杰所推荐的人大都是与自己志同道合者,以上数人除窦怀贞外,无一不是后来的政变策划者,是他们实现了狄仁杰匡复唐室的遗愿,也使他们自己彪名青史。
桓彦范,润州曲阿(江苏丹阳)人。他的祖父桓法嗣曾任雍王府咨议参军、弘文馆学士。桓彦范是以门荫补右翊卫,从而走上仕途的。据说他“少放诞,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凡具有这种风习的士人多负气重义,较少有普通儒者那种优柔寡断的习性,一般都敢做敢为。《旧唐书·桓彦范传》说他“慷慨俊爽”,也正是说的这一点。狄仁杰看重与赏识桓彦范,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政治才干和高深的学问见识,仅仅也是这一点。圣历初,桓彦范任司卫寺主簿,狄仁杰对他“特相礼异”,并说:“足下才识如是,必能自致远大。”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桓彦范果然没有被狄仁杰看错,在以后的任官生涯中直言敢谏,正气凛然,与张昌宗等内宠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长安四年(704),张昌宗与术士李弘泰勾结,妄言己有天子之分。御史中丞宋奏请把张昌宗下狱,追究其罪,武则天不许。桓彦范时任司刑少卿,也上疏坚决要求把张昌宗下狱治罪,指出:“昌宗无德无才,谬承恩宠,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昌宗谋逆罪大,自取其咎,并非陛下借故而诛。“此而可舍,谁其可刑?”武则天以张昌宗已经自行奏闻为由,不纳其奏。宋认为张昌宗是迫于舆论,不得已而奏闻,且谋反大逆,不容自首免罪。武则天无奈只好命张昌宗赴御史台受审,还未审毕武则天就遣使宣敕特赦了张昌宗。尽管此次没有将张昌宗治罪,但也沉重地打击了这些势利小人的气焰。
宰相李峤、崔玄等奏请,将以往被周兴、丘神、来俊臣等酷吏诬陷破家的人,全部予以昭雪平反。武则天不理。桓彦范见状遂把李崔等人的奏请内容作了一些修改,请求将文明元年(684)以来的罪人,除徐敬业、李贞、李冲等及其他谋逆大罪的魁首以外,全部昭雪。前后十次上表,言辞激切,终于使武则天接受这个请求。使一大批冤案错案得到平反。桓彦范修正李、崔等人的表疏内容,是他政治上成熟、灵活的表现,这样就使武则天比较容易接受。武则天这次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尽管还不彻底,实际上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让她给李贞、李冲等人平反那就等于彻底否定了武周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因而是不可能的。武则天的这次行动尽管是被动的,但是也表明了她对自己的政策已经做了根本的修正,是她想和平地把政权过渡给李唐子孙的一个信号,即为这种和平过渡营造一种和缓的政治气氛。可惜的是,时间已经不允许她等到那一天了。
桓彦范任司刑少卿期间,执法严明,公正无私,他曾对亲属说:“我今执掌刑罚之权,人命所系,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凡有奏议,如果遇到武则天诘责,“则辞色无惧,争之愈厉。”所以桓彦范在当时声誉颇高。桓彦范任左台中丞时,曾与右台中丞袁恕己共同举荐太子詹事府司直阳峤为御史。宰相杨再思说如果阳峤本人不愿担任这个官职怎么办?桓彦范认为选择合适的人选充任官职,不一定非要符合本人的意愿,凡挑三捡四者,尤其要坚决制止,只有这样才能够整顿吏治,使有才者得以任用,躁进者得以抑制。遂使阳峤得以充任右台侍御史。司马光认为桓彦范的这个见解深合为政之要,便把此事郑重地写进了《资治通鉴》。
桓彦范的母亲也是一位颇有见识的老人。桓彦范在发动政变前夕,当一切都布置好以后,担心万一失败将牵连到老母,于是便把此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其母说:“忠孝不能两全,先国后家才是为臣正道。”桓彦范深受感动,更加激发了他以身许国的豪气。
敬晖,绛州太平(山西新绛北)人。他是通过明经科考试而进入仕途。圣历元年(698),任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刺史。当时河北正遭受突厥侵扰,诸州均忙于征集民夫修城,敬晖到任后,下令罢役放民回去营田,故战后诸州缺粮,惟卫州百姓安稳没有流亡。“由是人吏咸歌咏之。”狄仁杰正是通过此事,认识到敬晖是有胆有识的难得人才,于是推荐到朝中任夏官侍郎。
敬晖后又出任太州(治今陕西华县)刺史。大足元年(701)任洛州长史。武则天出幸长安,任命他为洛阳副留守,由于精明强干,得到武则天的嘉奖,并赐物百段。敬晖敢作敢为,神龙元年(705),任右羽林将军,掌握禁军,是发动政变的主谋。
袁恕己,沧州东光(河北东光)人。也是狄仁杰推荐的人才之一。由于袁恕己早年的事迹史籍记载较少,也没有说明狄仁杰因何而赏识此人。长安中,袁恕己任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中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中宗复位之初,袁恕己担心中宗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不能励精图治,见将作少匠杨务廉以工于精巧制作而得信任,遂对中宗说:“杨务廉位居九卿,不闻忠言嘉谋,营造宫室,务为奢华,如不贬斥,何以昭示圣德?”于是将杨务廉贬为陵州(治今四川仁寿)刺史。从袁恕己的这一举动看,他的见识确有过人之处。可见狄仁杰推荐他也决不是没有根据,一定是在发现了他确有才干后,才向武则天推荐的。
关于政变的五个主谋之一的崔玄,是否也是狄仁杰举荐的人才?还不好论定。根据记载,政变当天,崔玄等带兵攻入迎仙宫,直接闯入武则天所居的长生殿,当时武则天曾对崔玄说:“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从这些话看,崔玄似乎是武则天自己提拔的官员,与狄仁杰并无关系。但是有关这段历史其他许多史书都认为政变的5个主谋皆出于狄仁杰门下《繁演录》卷11引《庐陵王传》云:“五公咸出门下。”唐人冯宿在他所撰的《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中也有“策潜授,五王奋起”等语。既如此,那么武则天以上所说又如何解释呢?其实,武则天以上所说也是事出有因的。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当时任天官侍郎的崔玄突然改任为文昌左丞。原因是他生性介直,从不主动请谒上司,又拒绝别人对他的请谒,引起执政者的不满,遂把他从这个重要职位上调开。天官乃吏部的改称,掌官员的选授,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本司长官,权任颇重。未满月余,武则天又召见崔玄,对他说:“自卿调任以来,选司颇有不法之事发生,听说天官的不少令史甚至设宴庆贺卿的离去,说明他们正想借此机会营私舞弊,今日朕要恢复卿的旧职。”又,令史为流外吏职,天官共置80员。武则天不仅恢复了他的旧职,还赐予杂彩70段以示鼓励。长安三年,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次年,迁凤阁侍郎,仍为宰相。武则天上面的话就是指这些事。然而这些事都是狄仁杰死后发生的,并不能排除狄仁杰生前对崔玄的赏识与提拔。
崔玄,博陵安平(河北安平)人。少年时勤学上进,深为其叔父秘书少监崔行功所器重。唐高宗龙朔中(661—663),明经及第,授高陵(陕西高陵)主簿,累迁库部员外郎。崔玄的母亲卢氏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人,她常告诫崔玄要为官清廉,她说:“我曾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时,有人说他生活贫乏,这是好消息;如果听说财货充盈,衣马轻肥,此是恶消息。’我常重此言。我看到亲表中仕宦者,多以钱物孝敬其父母,父母只知喜悦,竟不问钱物从何而来?如果是俸禄余资,当然是好事;如是非理所得,此与盗贼有何区别?纵然无大错,难道不愧于心?希望你修身洁己,勿负我心意。”据说崔玄极为孝顺,遵奉其母教诲,为官清谨。大约出于这个原因,崔玄仕途比较顺利,历任天官郎中、凤阁舍人。
在酷吏肆虐、罗织严密之时,崔玄竟然安然无恙,平安地度过了这一险恶阶段。究其原因,竟有一些神异色彩。据载,在这一时期朝官中名望稍隆者,上朝时都要与妻子告别,不知能否再相见。崔玄的老母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危,便让崔玄去请教名僧万回,以问吉凶。崔玄不敢违背母命,就把万回请到家中。万回到后,其母卢氏对他非常恭敬,并施舍了银匙一双,万回接过后,下阶将此物抛到堂屋顶上,掉头而去。一家人都以为不祥,惶惶不安。次日,命人上屋去取银匙,在屋顶发现书一卷,取下一观,竟是谶纬之书,赶紧命人将其焚毁。数日后,忽然来了一批胥吏,到崔玄家中搜寻图谶之类的物品,结果空手而归,他家由此得以免遭迫害。“时酷吏多令盗夜埋蛊遗谶于人家,经月,告密籍之。”崔玄由于万回的帮助,避免了灭族之祸。此事虽然有些神异怪诞的色彩,但却是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反映。大概崔玄为官清正,声誉甚好,又安然地度过了那段特殊而又疯狂的岁月,所以人们才把这样的故事加在了他的身上。
崔玄尽管被武则天提升为宰相,但他并不和二张、诸武往来,桓彦范、宋等劾奏张昌宗谋图不轨时,崔玄也屡次进言,请求将张昌宗交法司治罪。他的弟弟崔升当时任司刑少卿,甚至请求把张昌宗治以大辟(死刑)之罪。崔氏兄弟的这些行为得到了当时舆论的好评。武则天病重期间,只有二张在宫中侍奉,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武则天病情稍有好转,崔玄便进谏说:“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在陛下身旁侍奉汤药。宫禁要地,异姓之人不宜出入。”武则天说:“深领卿的厚意。”但不愿有所改变。这是她晚年的一贯态度,当朝士奏请的事情不符合她的心愿,但又确实有理不便驳斥时,往往就采取这种敷衍的办法,有时甚至还给一些赏赐,实际却不予采纳。然而这一次却是她最后一次对朝臣的敷衍了。数日后便爆发了政变,推翻了她的帝位。假如武则天接受了崔玄的进谏,驱逐二张,让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入宫侍奉,这样就使张柬之等失去发动政变的借口,同时也无法借重太子的力量和影响,投鼠忌器,政变将无法举行,至少不会在神龙元年(705)正月发动。武则天敷衍朝士,使崔玄等一批官员觉得她无法救药,遂投身反对她统治的行列中去,敷衍的结果反倒害了她自己,这也是她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