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必须察人，善于和解。凡能担当大事、追求大胜之人，在大事当前，除了必要的坚持以外，往往会以大局为重，彼此之间不计前嫌，团结一致共谋大事。范仲淹与吕夷简不计前嫌，重归于好，同心协力共同抗击西夏的入侵，让入侵者不敢轻举妄动，使北宋的安全有了保障。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公开撕毁了李德明同宋朝订立的和约。紧接着，元吴又于次年正月上表宋朝，要求宋朝正式承认大夏，企图以此刺激宋王朝统治者，逼使宋朝做出反应。宋朝果然忍受不了这一刺激，于宝元二年（1039年）六月下诏削除元吴的赐姓和官爵，停止同西夏的边境互市，并在边境发布文告，宣布谁能捕杀元吴，即接其定难军节度使。元昊也乘机把宋朝授予的旌节和封号敕诰退还宋朝，公开同宋朝决裂。这一年的十一月，元昊率兵进犯宋朝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宋与西夏的战事正式爆发。
宋与西夏的战争爆发之时，范仲淹在越州知州任上，宋仁宗召其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陕西西安），不久改任陕西都转运使。
适值吕夷简自大名（今河南大名南）复入相。吕夷简自从范仲淹被贬往饶州不久，也被罢去宰相之位，知大名府，这时也被召回朝廷，复任宰相。吕夷简对仁宗说：“范仲淹乃当今贤臣，岂能以旧职用之！”
宋仁宗宣谕范仲淹与吕夷简消除他们之间的不愉快，范仲淹说：“臣前论吕相盖为国事也，于吕相无憾也。”
吕夷简也说：“夷简岂敢以旧事为念也！”
就这样，范仲淹与吕夷简不计较前嫌，重归于好，共同商议抗击西夏事宜。在吕夷简的提拔下，宋仁宗命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
在宋与西夏交兵之初，由于宋朝长期以来推行“守内虚外”的腐朽政策，武备失修，军政腐败，将官怯懦寡谋，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兵器也朽腐不堪，致使宋兵一败涂地，边境屡受侵犯。特别是负责指挥对西夏防御战事的范雍等文官既不懂军事又缺乏谋略，加之朝廷派去担任监军职事的宦官又对军事行动横加干预，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的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战役中，因延州（今陕西延安）主帅范雍指挥失策，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万余宋军损失殆尽，延州城几乎被西夏军队攻破。
三川口战役的惨败使宋朝大为震恐，急忙征调军马粮草人陕增援，并撤换主帅，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一同人陕主持军事。面对延州屡遭敌犯的情形，范仲淹主动请缨，要求驻守延州，获得朝廷的恩准。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身份兼任延州知州。
按照宋朝的规定：守边之兵由将官分领，总管领兵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作战之时，则由官位卑微的将官首先出击。结果，常常被敌人打得大败。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职大小为先后，此取败之道也。”他针对军中论资排辈的弊端，首先进行改革。
范仲淹将延州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队，每队三千人，由六个将官率领，加强训练。作战之时，不按以往的做法出击，而是根据来敌的数量强弱分布军事力量，共同御敌。经过范仲淹的整顿，延州一线战事开始有了转机，士气也逐渐振奋起来。当时，由于西夏的不断进攻，延州周围许多用于防御的堡寨已经废弃，范仲淹为了增强防御能力，根据地形增筑了一系列新的堡寨，并对已废弃的堡寨根据需要进行恢复，使各堡寨之间相互应援，这样一宋，范仲淹主持的延州一线防务日趋稳固。
当西夏人了解到范仲淹在延州的防御部署之后，互相警告说：“如今不能再轻视延州了！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啦！”
范仲淹在延州主持军事时，还非常注意选拔将才。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非常勇敢，临阵之时常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阵中杀进杀出，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还授予他《左氏春秋》，并对狄青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而已。”狄青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努力读书，精通秦汉以后诸将帅的兵法，成了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枢密使，这一切，都与范仲淹的栽培密不可分。
范仲淹守边期间，非常爱惜士卒。相传，范仲淹曾以黄金铸了一个信笺筒，其上饰以七宝，每得朝廷敕诏命书，即贮之筒中。后来，一个跟随范仲淹多年的老卒将其盗去，范仲淹知而不究。到了后来，一个叫袁桷的人题诗范仲淹像，涛云：
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
宽恕可成天下事，任他老卒盗金筒。
对宽厚善良进行了热情的讴歌，从中也可以看出范仲淹爱惜土卒不随意惩罚他们的一般情形。
可见，做人必须善于和解，没有和解，总是盯住“前嫌”，就绝不能开好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