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和要点
财富增长问题一直是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和重点。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的书名就直截了当地标明了这一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李嘉图虽以收入分配问题为其经济分析的中心，但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资本积累和增值，只是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当是资本积累和发展生产的最大障碍，所以才将其经济分析的重点置于分配关系之上。马尔萨斯也将财富增长问题看得高于一切，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而且同李嘉图的意图相一致。通观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他著述，可以看出他固然很关注价值论和分配论这些基本理论，然而经济增长问题才是他研究的重点和落脚点。然而，在如何发展资本积累和增加的财富问题上，马尔萨斯的见解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却大不相同。亚当·斯密首先强调劳动分工的巨大作用，他认为扩大和深化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主要途径；其次是扩大资本积累并且将其主要用于生产性劳动领域，与此同时他要求压缩非生产性劳动的比重。李嘉图主张采取措施降低土地地租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便在劳动工资相对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使资本利润不致下降，以保障资本积累和生产发展。马尔萨斯认为，着眼于扩大和增进生产要素作用的这些观点是对的，但是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对增进财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刺激。马尔萨斯强调增加和扩大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才是增进财富的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刺激，为此他详细分析了实行有利于增进消费的地产分割、发展国内外贸易以及扩大非生产性消费等措施的作用。在论及扩大非生产性消费必要性时，马尔萨斯批评了萨伊关于“生产总能为自己创造需求”的观点（即后来所谓的“萨伊定理”），一反李嘉图等人否认一般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的观点，他明确地承认这种可能性，这也构成了马尔萨斯财富增长论的一大特点。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学说实际上是对英法古典经济学财富增长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虽然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支流甚至被视为异端，但其合理内涵终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认可，这就是它得以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直接先驱的原因。
21世纪初世界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各国政府采取的旨在扩大需求的补救措施，再次证实了强调需求学说确有其科学与合理的一面。苏联和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对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学说予以全盘否定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然，马尔萨斯主张扩大非生产消费，尤其是寄生性消费的观点理应受到批判，但也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走向否认需求和消费之积极作用的极端。
问题的提出
马尔萨斯不无正确地指出，影响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因”无疑应当包括政治和道德领域的原因，比如政治组织、法律制度以及道德风尚和教育，等等，但他说他不打算对这些原因加以全面探讨，而是“主要只限于（研究）财富增加的直接近因，不管它们是起源于政治和道德方面，还是起源于更直接、更特殊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其他方面”况许多国家在财产权的保障方面，在人民的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方面，没有多大差别，在自然潜力方面也差不多相等，但它们在财富增长方面却大相径庭；更有甚者，生产能力强大的国家却比较贫穷，而生产能力较小的国家反而比较富裕，这究竟是为什么？
基本思路
马尔萨斯这样提出问题是合乎道理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他所指出的上述情况还存在，也还值得注意和研究。然而，马尔萨斯这样说，是为了将问题引向他预先设计的轨道，即从对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方面而不是从供给和生产方面来说明生产发展或财富增长的原因。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再发生动乱，它的产品也没有常常遭受破坏，而它的财富在一定时期后和它的生产能力却不成比例，那么，这种财富的不足就一定是由于对不断生产缺乏适当的刺激。”马尔萨斯的这种观点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路大不相同，后者强调生产供给，认为市场需求不成问题，只要生产出来产品，就不愁卖不出去，这就是所谓“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供给总能为自己创造需求。马尔萨斯现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强调生产和供给，而是强调消费和需求（有效需求）对增长财富的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虽然马尔萨斯这种思路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支流观点，但不排除在其他历史条件下它会上升为主流。关键在于历史条件的变迁和现实生活的需要，难怪凯恩斯将马尔萨斯视为他自己以需求管理为特征的新学说的先驱。所不同者，凯恩斯经济学旨在为深陷危机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寻求出路，而马尔萨斯则是为了探讨对财富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手段，其中包括为寄生阶级消费必要性的论证。
刺激生产的三大要素并非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刺激依据这种思路，马尔萨斯进一步将研究聚焦到“使财富不断创造、不断增长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刺激是什么？”的问题上。马尔萨斯懂得影响财富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刺激”，而应当是他所谓的生产能力与分配制度的适当结合，特别是只消费不生产阶级的存在，后者被视为克服生产过剩危机的最重要手段。然而，在最终得出这种结论之前，马尔萨斯逐一排除了一系列其他当时公认的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或刺激，在他看来这些原因或刺激固然都有其一定的作用，但都不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刺激”，因为这些因素都只是涉及生产和供给，而与消费和需求无关，只有能够直接促进需求和消费的因素才是他认可的刺激。马尔萨斯排除的第一个原因是单纯的人口增长。马尔萨斯承认人口不断增加是需求不断增加的一个有力而必要的因素（这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但他强调说：“单单人口的增加，或者更正确地说，单单人口对有限的生活资料的压力，不能构成财富不断增长的有限刺激。”
出，人口数量的增加不一定就是有效需求量的增加。如果一个人自己占有的东西不为别人所需要，他想要占有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欲望不管怎样强烈，他的这种欲望就不能对生产起任何作用；一无所有劳动者对产品有没有需求，就看占有产品的别人对他的劳动有没有需求；还有，如果产品价值没有剩余，就不会有对生产劳动的需求；如果人口在不需要增加劳动时增加了，反而会加剧失业的风险，等等。总之，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加只有在增加有效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刺激生产，“单单人口不能产生对财富的有效需求”。马尔萨斯排除的第二个原因是单纯的资本积累。他承认，没有资本的不断增长，就不可能有财富的长期和持续的增加。然而，他强调说，资本积累并不总是意味着生产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如果没有有效需求这个条件，不断的资本积累反而会导致生产过剩危机。与否认一般生产过剩危机的萨伊定理不同，他承认一般过剩的可能性。为此他对萨伊定理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这种学说有一些基本的错误。“首先，他们把商品看作仿佛是许许多多其相互关系应加以比较的数学数字或算学符号，而不是必须与消费者的人数和欲望联系起来看的消费品”，人数和欲望与其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并不能直接联系起来，所以不能排除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一般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他们的另一个基本错误是，他们不考虑人类天性中像懒惰或贪图安逸这种非常普遍的和重要的因素的影响”情况会使需求减少而不是增加，结果仍然是使生产过剩不可避免。“这些学者的第三种很严重的错误……在于认为积累能够保证需求；或者说，目的在于节约的那些人所雇佣的工人的消费会造成一种足以促使产品不断增长的有效需求”。或者说，他们认为储蓄总会等于或者转化为投资，从而增加消费需求，无论是生产性需求还是消费性需求。马尔萨斯则指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事实上，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两者并不能总是相等；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则资本继续积累只能造成一般生产过剩。这些就是马尔萨斯批判“萨伊定理”的主要论据，我们当然可以说他的“动机不纯”（为其非生产性消费合理性学说寻找理论依据，为社会寄生性消费辩护），但据此而将这种批判全盘否定，也不是一种恰当的看法。至少他指出的下面一点确是事实：“商品绝不是都和商品相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相交换的。”这个事实意味着买与卖在许多时候不可能直接相等，从而为生产过剩埋下了伏笔。
马尔萨斯是批判萨伊定理的第一人。这种批判后来为凯恩斯所继承。马克思对萨伊定理的批判则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马尔萨斯排除的第三种因素是土地肥力。他认为虽然肥沃的土地往往能立即提供最大的自然潜力，但土地肥力不一定能对财富的不断增长提供充分刺激，关键仍然在于是否存在对土地产品的有效需求。有需求则土地不肥沃也会雇佣大量劳动和运用资本从而提供大量产品，没有需求或需求不足，则即使土地肥沃也不一定就能刺激生产大发展，因而才会出现土地肥沃而国家贫穷，或者反过来土地贫瘠而国家富裕的情形。他引述西班牙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进一步证明这个论点：“第一，实际存在的维持劳动的能力可以远远超过维持劳动的意愿；第二，用于生产食物的时间愈少，用于刺激制造便利品和奢侈品的时间并不一定就愈多；第三，土地肥沃的国家的财富不足，可能多半是由于需求的缺乏而不是由于资本的缺乏。总之，一般说来，单单土地肥沃不足以刺激财富的不断地增长。”马尔萨斯又根据爱尔兰的情况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地主们雇佣劳动的能力往往比雇佣劳动的愿望大得多；劳动者之需用很小一部分时间来生产食物时，不一定就会用较大一部分时间来取得便利品和奢侈品；土地肥沃的国家的财富不足，可能更多的是由于需求的缺乏，而不是由于资本的缺乏。因此，一般地说，单单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充分地刺激财富的不断增长。”马尔萨斯排除的第四个因素是“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他认为这个因素与土地肥力一样，其作用都是能为生产提供便利，提高生产率，但如果市场需求不能随之扩大，则它们的这种作用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关于机器的作用，他说：“我们的推论总是：机器的增加会导致财富和价值的增加。但是，仍然必须承认，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能不能取得显著的利益，还决定于所生产的商品的市场能不能扩大以及对消费的刺激是不是增加。如果市场不扩大，消费不增加，机器的利益就会大大地减少。”
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在于适当的收入分配和消费。马尔萨斯接着说，“为了使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似乎必须还有其他的因素。这就是不受阻碍地对全部产品的有效需求。看来最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是一种能使全部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断增加的产品分配方式，并使这种产品能适应消费者的欲望。”
马尔萨斯所谓产品分配方式，不是指收入分配方式，而是指商品配置的方式，即能使商品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适当分配或配置，以便更好地适应甚至创造需求，从而增加商品交换价值的方式。为此，马尔萨斯反复强调交通设施改进（包括水路和陆路交通）的效果：“我相信，一个国家，由于交通设备的改进而造成的商品分配的改善，一定会增加全部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也就是说，马尔萨斯认为，为了维持商品价值的增加，必须有一种有效的产品分配制度，并且消费品和消费者的人数、欲望以及能力之间，或者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必须维持一种适当的比例。基于产品分配方式对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增加价值的重要性，马尔萨斯甚至说：“产品数量的增加，主要决定于生产能力，而产品价值的增加决定于分配方式。”这种说法是其有效需求学说的延续。
增加有效需求的手段
从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增加财富和价值的观点出发，马尔萨斯接着论述了“增加总产品交换价值的手段”，或是所谓“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这些手段或因素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地产的分割”。他以美国殖民地为例，强调土地自由分割的好处在于有利于人口增长，增加生产，增进贸易，等等。他对法国试行地产细分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只能导致所有者缺乏资力，从而无力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恶果。他认为废除英国长子继承法不是明智之举，“因为那会引起很大程度的土地再分割，因而不利于国家的财富，并且不符合于最高的利益，就是保护人民使其免受暴君政治或群众暴动的侵害。”马尔萨斯的这些主张与一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无二致，它反映了一般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第二，国内外贸易。前已指出，马尔萨斯认为国内贸易的好处在于促使产品分配作更有利于增进有效需求的配置，从而增加产品交换价值：“一切国内贸易会直接增加全国产品的数量和价值”；现在他强调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国外贸易，就是说：“促使个人从事国外贸易的动机，和造成同一国家内各地区之间货物交换的动机完全一样，就是为了要增加或维持当地产品的市场价格；个人从国外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的增加，或者由于从事国外贸易而避免了资本假如在国内运用一定会发生的利润的减少，都必须视为本国产品价值的相对增加。”
呢？马尔萨斯说：“无论在国外或国内贸易中，常常被认为一切交易行为的基础的一项简单而明显的原理是：用比较不需要的东西交换比较需要的东西，从而使价值增加。”也就是说，有利的贸易不仅能增加产品的数量，而且能增加其价值量。马尔萨斯的观点与李嘉图大相径庭。后者基于劳动价值论，认为国外贸易虽然可以增加输入国内的产品的数量，但是不能增加产品的价值，因为交换是等价的，而且这个等价就是指双方产品中包含着相等的劳动量，而劳动量是决定产品价值的唯一原因。马尔萨斯显然完全不能同意李嘉图的这种价值论和贸易论。他的价值论绝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如前所说）市场供求论。基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产品价值（市场价格）这一根本立场，马尔萨斯断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贸易，只要能够做到以自己比较不需要的东西交换来自己比较需要的东西，则交换的结果必定是产品数量和价值都得到了增加。马尔萨斯的这些分析显然又是其有效需求观点的引申和应用。第三，“雇用人手为私人服务，或者维持一部分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消费者”。他们的作用在于维持和创造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和价值。在这些非生产性消费者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为了使社会上的上、中等阶级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成为有效起见，从事贱役的仆人是绝对必要的”。此外，在马尔萨斯笔下还包括政治家、军人、法官与律师、医生以及牧师等。马尔萨斯论证说，资本家虽然具有进行非生产消费的能力，但是不具有这种意愿，他们的使命或目的是节约消费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赚得更多利润。另一方面，工人倒是具有非生产消费的愿望，但他们没有这种能力。结果是随着生产扩大和财富积累，社会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无法被资本家和工人完全消费掉，久而久之就会酿成一般生产过剩危机，对资本家和工人以及整个社会造成损害。因此，非常需要有那么一种阶级和成员，他们的职责就是只消费而不生产，从而肩负起消除生产过剩危机的历史重任。马尔萨斯说，幸好，“自然规律已经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闲逸或私人服务做好准备。假使没有适当数目的个人接受这种恩赐，那么，不仅一项本来可以获得的幸福会失之交臂，而且社会其余的人无疑地也将因这种克己行为而受到损害。”这就是马尔萨斯为非生产性消费必要性所作的论证！它显然特别强调地反映了地主等寄生阶级的愿望，虽然在马尔萨斯论述中没有忘记提到政治家、军人、医生和牧师。
总评
在评价马尔萨斯的财富增长理论时，指出马尔萨斯的这个理论有为寄生阶级必要性进行辩护的特点并加以批判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这并非该财富增长论的全部内容。在增加有效需求的措施方面，除了提出上述地产分割和国内外贸易等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以外，他还提出了贯穿其增长理论始终的强调有效需求的观点和措施。这是马尔萨斯不同于当时主流古典经济学（以李嘉图经济学为代表）的地方，后者一味强调供给，完全信奉萨伊定理，无视需求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应该被看做马尔萨斯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该贡献的意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凸现出来，甚至被视为异端，但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重大危机的新历史条件下，才终于显示出该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讲，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虽然生不逢时，然而却成就了其先驱者的地位。多年来在苏联和中国经济学界流行一种论断，说马尔萨斯关于有效需求的思想是对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相关学说的剽窃。然而，通过对他们两人著作和观点的对比便不难发现，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他们都坚持消费和积累应该保持平衡的观点，这是他们观点的相同点；然而他们的理论背景各不相同、理论立场截然有异，价值论基础和分配理论各有千秋，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也大异其趣，仅凭英国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1820年初版）比法国人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晚一年问世，便断定前者是对后者的剽窃，未必失之公允。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书早在1818年即已完成，推迟到1820年出版是出版商的建议；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据此断定西斯蒙第剽窃了马尔萨斯的观点。马尔萨斯本人曾如实地和明确地指出过他对西斯蒙第著作的异议，读来会有助于了解两人思想的区别：“关于消费和需求方面，西斯蒙第先生的某些原理，我是同意的。但是我认为他对于一切消费和需求的增加所依赖的国民收入的形成的那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他所表示的对机器的忧虑，我也绝对不能同意；他主张政府有必要经常进行干涉，使私人和阶级不致受竞争的影响，这一点我更加不能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