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入驻成都
通过时间隧道回头去看抗战前夕的成都，这座西南重镇还真是古色古香。
1935年2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成立四川省政府，7月6日后省政府衙门陆续从重庆迁成都。1935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场暴雨后，天气凉爽。时近黄昏，一行车队从东门外的牛市口缓缓开进成都。车到了天福街，眼前是护城河，已可看见东门古城墙……
一个身着戎装，身材高大、面色微黄的高级将领从黑色轿车里下来，他就是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四川省主席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和他同车的是他的心腹谋士、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
邓汉祥（1888~1979），字鸣阶，贵州盘县人，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一等参谋，1915年初，随袁世凯派到四川督理军务的陈宧到成都，任将军府中将副官长。1924年还曾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院秘书长。
刘湘下车，跺跺脚，对身边头戴博士帽、身着黑色长绸衫的邓汉祥说：“从重庆坐车，路上颠簸了两天，总算到成都了……鸣阶，我们不坐汽车，走进城吧！”
邓汉祥高兴地说：“好，好，甫公说得甚是。我们走进城去，既可了解省城街市风情变化，又可舒展下身子！”
两人缓步而行，卫士们紧随其后。
当年成都不大，府河上的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刘湘手抚桥上石栏杆远眺。对成都很熟悉的邓汉祥说：“这东门大桥是百姓俗称，实名 ‘长春桥’ ，又叫 ‘濯锦桥’ 。在光绪癸未年修补时还挖出块宋碑，看来为宋代所修建无疑！”
只见清流中，东门外大码头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柳树青青。刘湘遥望远处跨金水河合江处的“大安桥”和雕栏画廊的安顺桥，微叹一声说道：“成都好美啊，十多万户，四十多万人。20多年来，我在成都周围打了好多次仗，在这座城里头杀进又杀出，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安逸过……”
“甫公，你如今是堂堂省主席了嘛！今后军政都由甫公主宰，川省各路诸侯也不会再胡乱混战了！”
刘湘等人过了桥，到城墙下。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进了东门城门洞，东大街闹市顿入眼帘。邓汉祥对刘湘说：“据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官府统计，成都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科甲巷更狭得可怜，仅数尺宽，两三个胖子并肩走也麻烦！民国后，街道才多了几条，东大街也宽了一些。记得大清末年时，这条名震巴蜀、富丽无比的东大街，可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呢……哈哈，但那时也不过宽约三四丈罢了！”
东大街两旁人家屋檐都与阶齐，下雨时行人可以檐下避雨，晚上又可摆“夜市”。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栉比鳞次，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夺目，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缸内水草飘曳，鲫鱼、鲤鱼在里面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古旧……
身后张副官惊讶问：“甫公，怎么街上还喂鱼哟？”
刘湘笑道：“喂啥子鱼啊？那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
邓汉祥接着说：“从乾隆四十九年起经过几次大火灾后，这条街就防患未然……张副官，你没看见街边隔不多远就摆着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那是前清丁葆桢丁制台命商铺制备的，此风至今犹存！”
为防火，街两边建筑处处有高耸的风火墙，造型典雅、多彩多姿。路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来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活之事，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
刘湘走到下东大街，停下步子说：“我记得这里原来有座牌楼嘛！横额写的是‘既丽且崇’四个金晃晃的大字。”
邓汉祥说：“甫公说得对！那是根据汉朝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的文字来的。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啥子‘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坊……甫公，你看街右那座‘府城隍庙’，如今更热闹了！”
刘湘朝城隍庙内望去，只见里面有酒馆、汤圆、面店、杂货铺、算命卜卦、杂耍跑滩……。闹哄哄的。他笑道：“三教九流、抓拿骗吃的人都跑到城隍庙头，恐怕反把阎王、小鬼都要吓掉魂了！”
身后张副官和卫士们呵呵大笑，齐声说：“甫公说得好巴适哟！”
他们走到城守东大街，邓汉祥说：“此处明代为都司、提学道署所在地，到前清时为守护省城的‘城守游击署’ ，所以这街叫城守东大街。甫公，你看街南那家‘香风味饭店’，腌卤最负盛名，‘荣盛豆花饭店’听说也很有名气……”
刘湘望着“城守游击署”的破房子，皱眉说：“你看那啥子游击署，房子偏偏倒倒的，破烂不堪……今后要整治一下！”（本书作者注：抗战时城守游击署旧屋成为四川省图书馆，至今旧址犹存）。
再走几步，刘湘站在十字街头，指着右边一条热闹街市说：“这就是杨森1924年当省督军搞‘新政’时的得意之作，他修的春熙路了！”他又往左边那条街一指，说：“那是走马街，你看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张副官问：“请问邓秘书长，咋个叫走马街哟？”
邓汉祥答道：“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前清时候，全川各地有多少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啊！”
邓汉祥捻须又微笑说：“清朝垮杆，1912年3月11日，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 1914年改为省巡按公署，1916年又改为省长公署。1919年4月‘防区制’形成后，先后坐镇成都的啥省长、督军、督办、总司令等，走马灯样频频换人……办公地点大都在督院街！”
刘湘重临故地，也很感慨：“是啊，只说这10多年来，1921年是刘存厚，1922年5月后是刘成勋，1924年后是杨森，1928年11月后是我幺爸刘文辉……先后都在那条督院街组织省政府督川。江山依旧，物是人非啊！”
东大街、春熙路几里长的大街上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整齐干净；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
他们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邓汉祥手指两旁街楼说：“甫公，你看这东大街好热闹！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是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为本市西药业之最早！盐市口南端，街口原为鱼市所在。盐市口，是全城大盐市……”
刘湘说：“我当小娃娃时候，就听说东大街的‘夜市’最有名了，说从宋朝时候这条街就有‘夜市’习俗，成都人称为‘赶东大街’。我爸每次到成都做米生意回大邑安仁镇家头，都要夸东大街的‘夜市’闹热得很，说每天夜里大街上屋檐下，挂灯笼、点火烛，摆满地摊摊吆喝叫卖……一直到打二更三更后才收市！”
邓汉祥频频点头：“我1915年随陈宧到成都时，这里交通还很落后，除闪悠悠的‘滑竿’、轿子外，就是马车了……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粪骚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1924年后，杨森当省督军，才不准马车在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通行……”
不时有黄包车从大街上经过。还可见到太太、小姐巍巍然高坐包车上，仆人、丫环紧跟车屁股后奔跑……
刘湘说：“如今街上鸡公车、马车、滑竿都少见了，黄包车倒比以前多了！”
邓汉祥笑着说：“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在包家巷成立省甲种工业学校，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所以又叫东洋车………有钱人家以有私人‘包车’为荣。那些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是‘公用’黄包车夫，这倒和重庆一样。甫公，你听那一路叮叮当当之声，倒构成一幅闹市繁华图。十里长街，简直就是芙蓉城的《清明上河图》啊！”
当然，这位省府邓秘书长不一定晓得：这些躬腰拉车汗流浃背的车夫，都是交押金、托人情，好不容易才在车行老板处租到车的。抗战前夕的30年代，被成都人称为“怪物”文人的刘师亮有首《哀黄包车夫歌》，鲜活地描述了黄包车夫受尽滥兵歪人之辱的情景：
“黄包车，快些走，先生今天会朋友。先到新化街前(注：娼妓街)去玩耍，再到望江楼上吃花酒。转来顺到过九眼桥，毛家公馆推牌九。问问路，二十里，铜钱一串就足矣！争多争少欲为何？ 你把先生瞧不起。先生不是普通人，立刻就要医治你！车夫争钱大无耻，骂声车夫你该死！不去当兵来拉车，给你几个嘴巴子。打得车夫无言答，垂头丧气面如死。不见军警干涉坐车人，只见车夫两泪汪汪流不止……呜呼呜呼吾同胞，‘革命区域’有如此！”
刘师亮说的是，此时四川已属“国民政府”管辖，成都也是“革命区域”了，然得势的军阀旗号虽变，穷人仍然受苦。
刘湘、邓汉祥等人看见街上不时还有自行车出现，全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洋货。“邓禄普”商标是白胡子老头，被人称为“老人头”。“三枪”商标是三支洋枪架在一起。刹车要脚板反起蹬，称为“回链刹”……
张副官在身后说：“甫公，成都的‘洋马’（注：解放前自行车被称为“洋马”）比重庆多！我听说每辆要银元150 元左右，一般人哪买得起啊？连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都俏得很，四川‘展言子’的俗话叫‘骑了又漆，漆了又骑’！”
说得刘湘笑了。邓汉祥说：“甫公，你看青石桥与西东大街拐角处的‘马裕隆’商铺，从1907年开业，就是省城最早、最大的洋货商店！”
刘湘看那家商铺招牌上大书“马裕隆专售各国通商货品”。邓汉祥说：“‘洋马’算啥子？1926年，上海马裕隆总店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大型摩托车，千辛万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老板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跌跌撞撞能开动了！那年我到成都，就见东大街上摩托车轰隆轰隆、烟雾滚滚，连野狗也追随其后怪叫呢……街两边青年后生艳羡无比，妙龄女郎秋波频送，站在东大街上齐喊‘啊哟，打屁车又开来了！’甫公，你说有趣不？”
刘湘呵呵大笑：“鸣阶，硬是有趣！”
邓汉祥说：“不久，‘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到一部‘奥斯汀’小轿车。店主两父子大起胆子学开车，结果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了人，赔偿几十个大银元才完事。”
刘湘说：“我晓得这件事！这辆车子被我幺爸刘文辉二十四军的旅长、‘花花太岁’石肇武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这个石肇武带两个漂亮婆娘，从他宽巷子的石公馆直奔东大街，横冲直撞，在春熙路凤祥银楼前，把一个讨口子撞死了。这石肇武马不停蹄仍乱冲，又把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得稀巴烂！”
刘湘说的这个石肇武，在1933年刘湘和他幺爸刘文辉为争当四川霸主而展开的混战中在邛崃被刘湘部捕杀，脑壳送到成都少城公园高悬示众。
邓汉祥说：“是啊，所以甫公后来杀了‘花花太岁’，省城市民都骂‘活该’，都称颂甫公为民除害！甫公如今统一了四川，省府入驻成都，川省此后励精图治，一定面貌全新！”
刘湘被说得很高兴：“走，到督院街省政府去！”
1935年9月1日，45岁的川军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正式在督院街本部办公，宣誓就任省主席……
刘湘和夫人“刘甫婆”
距成都近百里的川西平原上，有个丰饶秀美的古镇——安仁镇。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五日，刘湘就出生在此。他祖父名公敬，字玉麟，是个武举人。父亲文刚，字鉴堂，绰号刘刚子，经营谷米生意。他家有水田40余亩，另还和刘文彩、刘全山两户合营水碾一座。
据刘姓族谱记载：刘氏原籍安徽徽州，清朝初年移民到安仁镇开基的始祖名叫刘应良。刘应良的独生子刘朝怀与安仁乡民胡荣贵的独生女成亲，入赘胡家，生子刘芳伯。传五代之后，刘家子孙繁荣昌盛，当地人就把刘家聚居的“胡子墩”改名为“刘子墩”。传到第九代刘文辉和第十代刘湘叔侄时，盛极一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显赫的刘氏家族。
刘湘，又名元勋，字甫澄，是刘文刚的长子，自幼惯于劳作，读书之余经常帮助老父推车运送谷米。
别看安仁镇当年很偏僻，民国期间却出了不少川军将领。本地人都传说刘家“祖坟上硬是栽了弯弯树，葬在白虎穴”，是块“风水宝地”！当年你要是走到大邑县，到处都见得到算命瞎子、风水先生口水四溅地在说“谶语”：“刘备五虎大将之一赵子龙的坟就埋在大邑县静惠山，所以这里出武将”，“你们没见刘甫澄大人当军长的二十一军，刘文辉大人当军长的二十四军，他叔侄两爷子的番号，恰与纸牌中的‘丁丁’、‘二红’相合，而‘丁二红’就是纸牌中的皇帝嘛！所以，二刘联合则可问鼎中原，黄袍在身坐龙廷，硬是比蒋委员长还厉害呢！”
人们将信将疑，把出了两个省主席、四个军长的安仁乡视为“圣地”。直到1969年本书作者当知青，下乡处离安仁镇不远，还经常听见有句顺口溜：“四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就是说：刘家当过军长的就有刘湘、刘文辉（刘湘的幺爸）、刘元瑭（刘文辉的胞侄）、刘元（刘文辉的胞侄）。至于当过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的，简直就多如牛毛！
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关系，官也当得最大（省主席）。刘湘的父亲同刘文辉是嫡堂弟兄。刘文辉弟兄6人，刘文辉最幼，及其显赫后，四川人也多跟着刘湘戏称他为“刘幺爸”。
解放后“名闻全国”的要算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刘文彩在安仁镇的公馆被建成为“地主庄园”，装鸦片烟的地屋也被设计成“水牢”……全国来的参观队伍络绎不绝，每天“忆苦思甜”、泪飞如雨，“打倒”的口号响彻云霄。公馆内的《收租院》泥塑还漂洋过海办到了外国。
其实在解放前，刘文彩的名气和他的幺弟刘文辉、侄儿刘湘相比，差得天远！
且说刘湘幼年读私塾，1904年考入大邑县立高等小学堂。1906年，陆军弁目队招生，不满17岁的刘湘投笔从戎，背着父亲跑到雅安应考，被录取，次年4月入四川陆军讲习所，1908年旧历正月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夏毕业。
刘湘性情含蓄，少露锋芒，对同学则虚心求教。他每天只晓得埋头上课，从不过问政治。他喜唱军歌，集体游戏时，常被推为领唱。因他下眼皮有疾久治不愈，同人说话眼睛爱半睁半闭，总像瞌睡没睡醒似的，同学多戏呼他为“刘瞎子”。他跑腿打杂很勤快，又热心公务。队官喜欢吃鳝鱼，他去代为剐剖，弄得满手是血，队官对他大生好感……
刘湘块头长得大，相貌看似憨厚老实，少言寡语不为人注意，冬天还常流清鼻涕……同学中谁也没料到这个有些“瓜眉瓜眼”的同学，日后竟会在四川独领风骚！只有同学刘炳勋（字佛澄）的父亲，一个清朝八旗军队驻防成都的官员，他慧眼识英雄，对刘湘甚为赏识，特嘱炳勋与之深交，还常予以钱财资助。后来刘佛澄一直追随刘湘，官至旅长及机关枪司令等。
外国观察家也认为刘湘“显得极为平淡无奇，甚至萎靡不振”。有两个英国人曾向他们的政府报告：“尽管刘湘看起来脾气甚好而且通情达理，但是既无性格，又无才气……”
但外国人也有眼光敏锐的！英国的托勒1921年就说：“刘湘给人的印象并不是才华出众，在交谈中显得反应迟钝……但他的那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叫人永远难忘。他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刘湘1909年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凭他四川人形容他“装猫吃象”的大智若愚和英勇善战，一二十年间连连高升：由排长、连长、团长、师长直至军长、省主席……
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四川老百姓脑壳上虽然少了“猪尾巴”辫子，但仍没过几天太平日子。1919年4月“防区制”正式形成后，兵如土匪，川内各派军阀抢地割据，占山为王，每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四川活像争王称霸的大戏台！
1928年7月，蒋介石派人来川，拉拢利用刘文辉、刘湘控制四川。9月，刘湘（二十一军）、邓锡侯（二十八军）、刘文辉（二十四军）、田颂尧（二十九军）四个川军军长在资中县召开联合会议，讨价还价很久，商定组织省政府，并达成协议，由刘湘任裁军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任省主席，邓锡侯和田颂尧分任财政厅长和民政厅长。
1929年1月，刘文辉、刘湘两叔侄联合，击败杨森的二十军，四川成为“二刘”的天下。
刘湘19岁时与本县苏场一个姓周的农村女子结婚，岳父大人务农兼做裁缝。
后来刘湘发迹后，深以夫人无名为憾。贴心“师爷”甘典夔给她取了个“玉书”的芳名，故又称为“刘周玉书”。刘湘被人称为“甫公”，妻以夫贵，夫为公，夫人岂有不称“婆”之理？四川话中“甫”、“虎”同音，刘周玉书有点横蛮泼辣，有母老虎之威，于是就被刘湘部下喊成了“刘甫婆”，她的真实姓名倒逐渐隐去了……
刘甫婆嫁到刘家后起早摸黑，吃苦耐劳、节俭度日，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当刘湘去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养公婆，还把绩麻纺花凑起来的钱，两百文、三百文地带给刘湘打零用。刘湘当了大官，她还是爱穿件旧蓝布衫，脑壳后头蓄着四川农村妇女常见的俗称“大粑粑”的发髻，农家本色未改。她还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像有些官太太那样描眉画凤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呼奴使婢。这些，都令人不得不翘大拇指夸赞。
曾在刘湘幕府当过女“参议官”的秦德君老人摆过“刘甫婆”许多有趣的龙门阵：
“刘甫婆”比刘湘还大几岁，十分泼辣。刘湘有个参谋长郭昌明，40岁才安家，和一位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初上任时，郭参谋长带着年轻妻子专程到刘湘家拜见刘湘夫人。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郭夫人上前问：“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拉扯拉扯衣襟，冷冷问道：“你看看，我像个军长夫人吗？”然后又尖酸地反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婆娘？”
原来，在刘湘幕府里，凡是出现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概叫人家是“小婆娘”，弄得那些年轻的夫人、太太们都不愿上她家的门……郭夫人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啥子把她叫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到他家的客厅里议事，“刘甫婆”最喜欢偷听。这些官员们有时趁刘湘不在，故意你一言、我一语编造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常怒不可遏闯进客厅，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砸得稀巴烂。要是此时刘湘进来碰上了，就会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尽管“刘甫婆”满脸是眼泪，但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她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主动退位。可是夫人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她身边有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哼哈二将，都是她的亲戚，管理着枪支、弹药，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练得结结实实的……因此，刘湘始终拿他这位夫人没有办法。
“刘甫婆”当上四川“头号夫人”后，农家妇女朴实勤劳之风未改，很被人称赞，所以她曾担任四川省“新生活运动总会”地方分会的会长。许多人都说：“刘甫婆堪当此任，有资格！”
但“刘甫婆”也难改农村最追求当“土老肥”的习气。最引起众议的：是说她贪财，买田买地不少。据说买得太多了，嫌写契约麻烦，就印了很多空白契约，买时填上一张就了事……
“刘甫婆”购田买地可能还不算凶的。川军二十三军军长刘存厚和他的3个师长，每人在郫县都买有3000亩良田；下面很多旅长、团长，也都在郫县购置田地100亩以上……刘湘老家大邑，军人户数只占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却占有大邑县百分之六十六的田地，全县每户军人的田地平均有三千亩之多！最大的一户拥有的田地达三万亩之巨……
难怪一个中国记者1932年就这样写过：“刘湘是以军纪严格知名的，但是他的部属在所驻的防区里却为所欲为……这些四川的王爷生活豪华、妻妾成群，大多拥有堂皇的住宅，购置沃土良田……”
“刘甫婆”把刘湘管得紧，刘湘也算得是洁身自好，终其生不赌不嫖不抽鸦片，更不敢讨小老婆，在生活大多风流腐化的川军将领中，确算既少见又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