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述礼
在祖国西北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大发展的进程中，继宁夏“第一号工程”——宁东煤炭化工能源基地建成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煤炭化工能源基地，这就是自治区又一个重点工程、吴忠市“第一号工程”——太阳山移民开发区。
宁夏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包括盐池、同心、红寺堡三县区交界的广大山区。太阳山，原名炭山，因此地自古以来，盛产煤炭，故名炭山，又名炭烟山、炭窑山。吴忠市太阳山具体位置在宁夏同心县韦州以北、红寺堡以东、盐池县惠安堡以西，在同心县韦州最东北与惠安堡交界的韦州境内，太阳山最高峰的海拔为2443米。
宁夏吴忠市太阳山地区不但矿产资源丰富，而且太阳山文化圈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人杰地灵，历朝历代，英雄人物辈出，其中就包括了一位明朝的历史名人，他就是被父皇明太祖朱元璋册封为亲王、藩国宁夏的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皇子庆王朱。庆王朱也称庆靖王朱，他由南京到封地庆阳，然后到宁夏同心县的韦州城，他的庆王府就建在在韦州城，并在韦州居住了9年，再后来迁居银川。
庆靖王朱在宁夏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名人，他对明代宁夏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他历经明太祖洪武、明惠帝建文、明成祖永乐、明仁宗洪熙、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统六朝，封藩47年，在宁夏生活前后45个春秋，逝世以后，埋葬在宁夏同心县韦州明王陵。
在自治区和吴忠市党委政府领导下，吴忠市太阳山工委、管委会于2007年5月16日，召开了“太阳山地区历史地理和文化学术研讨会”，笔者根据古代历史资料考证和研究，并汲取了近期专家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特为这个研讨会撰写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叙述和评价这位宁夏的、也是太阳山文化圈的历史名人，在宁夏度过的一生（包括在韦州居住9年、后迁往银川居住了36年。作为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1958～2008年）的一份献礼；同时也纪念大明庆靖王朱诞生730周年（1378～2008年）和逝世670周年（1438～2008年）。
一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又名兴宗，字国瑞，是大明王朝的建立者，豪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1352年，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统治。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定都南京，年号洪武，同年，攻占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的统治。以后统一了全国。明太祖在位期间，废丞相，设六部，并在各地设置卫所军事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他还曾奖励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提高农业技术，推动了农业济济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有作为的帝王。明太祖朱元璋先后有26个皇子，朱是他的第十六皇子。
朱（zhān）（1378～1438年），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皇子，号凝真、凝真子，明洪武戊午年，即十一年（1378年）正月初九日（1378年2月6日），出生于明朝最初的都城应天府（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母亲是朱元璋的妃子皇贵人余氏。洪武二十四年辛未（1391年）四月十三日册封为庆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先到封地庆阳，以饷未敷，同年，令驻庆阳北古韦州城，就延安、绥、宁租赋。洪武三十四年（建文三年）辛巳（1401年）就藩宁夏，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初三日病逝于宁夏（今银川市），享年61岁，享藩47年。因为他死了以后，被明英宗谥曰“靖”，故史称“庆靖王”。
二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为了防范功臣们作乱篡位，确定了“以同姓治异姓”的封皇子皇孙为藩王的基本国策。为巩固朱家王朝，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又实行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矛盾的政策，分封诸皇子为王，用他们“屏藩王室”。为什么朱元璋要实行分封制度呢？第一，为了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第二，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夺皇位。
朱元璋共有26子，除长子朱标封为太子，另一子出生不久即死外，先后3次分封24子为王，又分封1个重孙为王，共有25王，出镇全国各地。且各有领地、各拥军队。明太祖认为用自己的儿子当屏藩，可以保卫在中央的皇帝，让功臣们不敢轻举妄动。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夏四月十三日，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就封其10个皇子为亲王。他们中就有14岁的第十六皇子朱，他被封为庆王，又称庆靖王，同时封王的有权宁王、岷王、谷王、松韩王、模唐王、楹安王、唐王、栋郢王、伊王，他们的后代世袭王位。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五月戊戌，按照明太阻的御诏，刚刚被封为庆王的，14岁的朱，便与汉王、卫王、谷王、宁王、岷王六王，练兵于临清，“训练军士，各置护卫”，“庆王宁夏护卫”，“各王所过处所，军民官不必进见，随侍将士务其约束，勿使扰民，违者罪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父皇明太祖朱元璋患病，“召庆王”“来朝”至南京，当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关于朱册封为庆王《明史》记载说：庆王朱“洪武二十四年封。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宁夏。以饷未敷，令驻庆阳北古韦州城，就延安、绥、宁租赋。”
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万9000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所谓“下天子一等”，意思就等于说，明代的亲王的地位，包括他们穿的服饰、所乘的车、外出时候所用的旗帜，和他们的王府建筑规格等，都只比皇帝低一等。亲王嫡长子，年及10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10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为了使诸王发挥应有的作用，朱元璋规定各王府均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共三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庆王朱也有自己的中护卫，其中有护卫甲士5600人，庆王王府仪卫司，有校尉1120人，内使长史司，有甲军50人，工正所，有匠作360人，群牧所，有专为王府搞畜牧业的牧养官军1120人，加上其他王府各类官员、甲军、侍从、差役以及乐工27户等，军队总数约10000人。
明太祖朱元璋册封自己的第十六皇子朱为“庆王”的时候，也按明制钦赐金铸王印一枚，上书“庆王之宝”四个大字。同时，御赐金册。
庆王朱有正王妃孙氏、次妃汤氏（在孙氏去世以后扶为正妃）。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册（封）指挥孙继达女为庆王（朱）妃”，但正王妃孙氏并没有给庆王生养王子，而是在正王妃孙氏永乐八年（1410年）五月病逝以后，次王妃汤氏于永乐十年（1412年）为庆王朱生养了朱秩，成为嫡长子，后来又被封为世子，正统四年（1439）袭封庆王，在位31年，于成化五年（1469年）薨。谥号康王。子怀王邃袭封。
为什么朱封王被封为“庆王”？这“庆”字，就是指古代的庆州，明朝时的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朱元璋在平定了天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确保朱明王朝的江山千秋万代，于是大封诸皇子到各地为王，镇守一方。根据《明史·朱传》（《明史》第一百一十七《诸王传》）中记载，在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月十三日，朱元璋封其第十六子，时年14岁朱为庆王，又称庆靖王，16岁到封地，封地应该是庆阳。朱的八世孙朱永斋在《重刻宁夏志序》中写道：“予始祖靖王（即指庆靖王朱），初封弘化。”查弘化即弘化郡，秦朝为北地郡，隋朝为庆州、弘州、弘化郡，据此，朱应该是“初封弘化（庆阳）”，《续文献通考》（卷二〇八封建三）也记载：洪武皇帝第十六子朱“时封庆阳，故国名‘庆’”，这条记载再次证明了，明太祖朱元璋最先封朱为藩王的时候是封在庆阳，因此，称朱为“庆王”。
庆王朱封王以后是不是到过庆阳？是不是曾经在庆阳居住过？他在庆阳居住的具体情况如何？不见史书记载，宁夏区内学者一般都认为，庆王朱封在庆阳，但是，他根本没有到过庆阳。然而，我查《明实录·宣宗章皇帝（宣德）实录》卷十记载，朱本人提供了完全明确的肯定的证据，他自己说他是由庆阳“徙居”韦州，然后再由韦州“移居”到宁夏（今银川市）的。请看《明实录》的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甲午，庆王奏：‘洪武中，自庆阳徙居韦州，洪武三十四年十二月，复令移居宁夏。宁夏卑湿，土碱水咸，请仍居韦州。’”朱说他自己“自庆阳徙居韦州”，这说明庆王是先在庆阳居住，然后由庆阳迁徙到韦州，后来再迁移到宁夏（今银川市）的。如果没有去过庆阳并在庆阳居住过，那怎么会“自庆阳徙居韦州”？答案是十分明确的，朱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4岁的时候，封庆王，享藩47年。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6岁的朱，“受命西来”，是走的三部曲、三站地。第一步、第一站：由南京先到他的封地庆阳；第二步、第二站：由庆阳迁徙到韦州，“居之九年”；第三步、第三站：由韦州迁移到宁夏（今银川市），居之36年，在宁夏总共45年。
因为史料没有具体记载朱在庆阳的情况，我们无法得知朱在庆阳居住的具体时间，但《明史·朱传》记载朱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5岁，“受命西来”先到庆阳居住，然后，在同年，“令住庆阳北古韦州城”，据此推断，朱在庆阳居住的时间不会太久，最多几个月、几十天，或许是几天，但总之，朱是由南京先到封地庆阳，在庆阳居住过，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
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十六子朱为庆王，令住庆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诏庆王朱由庆阳就藩宁夏，当时，朱本应移驻封地宁夏镇城（今宁夏银川市），但因当时宁夏粮饷不足，明太祖命朱驻韦州。于是，朱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韦州城建造庆王宫府，入住韦州。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又在韦州置宁夏群牧千户所，也称韦州群牧千户所，隶属宁夏卫，有官兵1120名，专为庆王府司牧养羊、马之业，管理庆王府在宁夏各地牧场。后庆王府迁往宁夏镇城，庆王每年春居韦州，秋返镇城，韦州王府成为庆王的避暑行宫。庆王于正统三年（1438年）病逝，翌年安葬在同心韦州的罗山。以后，皇帝亲封的9世亲王和庆藩分封的诸王及嫔妃等70多人先后安葬在此，形成了“明庆王陵”。
《明史·朱传》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就藩宁夏。以饷未敷，令驻庆阳北古韦州城，就延安、绥、宁租赋。二十八年诏王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三十年始建邸。”《明实录》（卷二二四）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癸亥，诏……庆王之国。初，命……庆王都宁夏……”“宁夏以粮饷未敷，命庆王且驻庆阳北古韦州城，以就延安、绥德租赋。”前面已经引过《明实录》中庆王自己向宣德皇帝上奏时候说，他自己“洪武中，自庆阳徙居韦州”。明朝王世贞的《皇明盛事述》记载：“庆靖王旃，国韦州移宁夏。”这就是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诏庆王朱由庆阳就藩宁夏，当时，朱本应移驻封地宁夏镇城（今宁夏银川），但是，由于当时宁夏地近边外，是一个新设立卫所的地区，因粮饷供应不上，难以保障亲王的安全和承受王府庞大的经济负担，就命庆王且改驻在宁夏镇以南庆阳北古韦州城（今宁夏同心韦州镇）。就近由延安、绥德的租赋供给，并授权庆王管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负责镇守塞上疆土。
朱本人在《宁夏志》（十一属城）中亲自写道：“韦州城周回三里余，居蠡山之东二十余里，未审筑自何代名亦未详。宋张舜民有诗曰：‘青铜峡里韦州路。’故相传为韦州，土坚好，城垣尚完如新。洪武癸酉（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予受命西来，居之九年。地土高凉，人少病疾，地宜畜牧。辛巳（建文三年，1403年）冬，予来宁夏（今银川市）。”
明朝皇家规定，凡是亲王，“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婚至国”。所以，朱就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4岁封为亲王以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他16岁便来到封国宁夏驻韦州。《明实录》（二三五卷）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二月丁卯，册指挥孙继达女为庆王（朱）妃”。在韦州城建造庆王宫府，“洪武初，置中护卫，扈从庆王”。“护卫一千七百人屯田”。《大明会典》（卷三八户部二五廪禄）载：“庆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于是，庆王在韦州成婚并居住长达9年的时间（1393～1401年）。到洪武三十四年（建文三年）（1401年）迁往宁夏镇城（今银川市）。以后，庆王每年只是春居韦州，秋返镇城，韦州王府成了庆王的避暑行宫。
为什么说“册（封）指挥孙继达女为庆王（朱）妃”？指挥是什么官职？庆王正妃孙氏之父孙继达，明初将领，常州人，远祖先世可以追溯到吴越时军事家孙武。曾祖父孙文虎，为南宋末年浙东安抚使，元末朱元璋起兵时，文虎之孙嗣祖、兴祖，曾孙继通、继达随同征战。兴祖、继达，战功卓著。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以后，孙兴祖升任指挥使，孙继达升任总制，子孙遂入籍常州。孙继达为迁常州孙氏一世祖，后镇守滁州，远戍海南，远征陕甘，出任凉州卫指挥使。“指挥使”是明朝一个卫的军队总指挥，卫的军队将领，“指挥使”又简称“指挥”，孙继达担任过凉州卫指挥，所以，可以说是“指挥孙继达”，因而有“册（封）指挥孙继达女为庆王（朱）妃”。其第三子孙泰随父征战，升任北平都指挥使，战死于怀来战役中。孙氏的后代中，明朝孙慎行为孙继达第八世孙，孙慎行（1565～1636年）为明代著名政治家，崇祯年间被尊为十大贤臣之一，任编修、左庶子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等职，著有《慎独义》百篇，深研理学，讲学于东林书院，名重一时。擅长书法。
指挥孙继达之女孙氏，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被洪武皇帝册封为庆王朱的正妃以后，陪伴庆王朱在韦州居住了9年，后来，迁到宁夏（今银川市），又继续陪伴庆王朱5年，永乐八年（1410年）五月病逝。永乐皇帝得知孙氏去世的消息以后，命皇太子遣官赴韦州赐祭孙氏，同时命有司为孙氏治丧。庆王朱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庆王本人对孙氏之死，非常悲痛，庆王朱与正妃孙氏夫妻生活，从韦州到银川，长达17年，夫妻感情深厚，虽然孙氏没有生养王子，只生育了几个女儿，并且都早夭折，没有授封，但是，庆王朱对孙氏特别重视。所以，在孙氏于永乐八年（1410年）去世以后，把她埋葬在韦州庆王陵园，朱在自己写的《宁夏志》中还特别撰写了一个条目：卷上“（二三）陵墓……故正妃孙氏坟，在韦州西北十余里。”以示庆王永远的纪念。孙氏生于哪一年？史书没有记载，但她是1394年和庆王完婚，如果和庆王年龄差不多的话，庆王朱永乐八年（1410年）为32岁，那么，孙氏去世的时候，应该也在30到32岁之间。
朱在《宁夏志》中记载，韦州城“地土高凉，人少病疾，”又“地宜畜牧”。朱在韦州建立庆王府宫殿，建筑规模宏伟，王府南门上建有拥翠楼，王宫内有许多楼、堂、馆、亭，都是雕梁画栋。《嘉靖宁夏新志》载：“庆王府宫殿洪武中起建。后虽徙宁夏，宫殿尚存，本府委内官守之。”韦州庆王府内庆王朱还建有地宫。关于庆王朱造地宫的目的和用途，明朝人有两种不同看法，为“避暑”或为“警备”。《嘉靖宁夏新志》指出：“地宫在王府内。靖王所建，以避暑者。《新志》载‘韦州新附，不忘警备，故有此设。’实误云。”庆王朱在韦州城郊外建有东湖和鸳鸯湖，朱的《宁夏志·山川》中自己写道：“东湖，在韦州东一里余；鸳鸯湖，居东湖之北三里。二湖皆予作者。”“二湖皆予作者”，在这里庆王朱明确地告诉人们，韦州东湖和鸳鸯湖都是庆王朱亲自兴建。韦州城西二十余里又有“层峦叠嶂，苍翠如染”的罗山，这湖光山色，“地土高凉，人少病疾，地宜畜牧”的韦州，让庆王朱“居之九年”仍恋恋不舍。
明代朱元璋第十六子朱庆王府所建地的韦州，历史上曾称为威州，北宗咸平年间为西夏地，西夏李元昊改为韦州。《明史》地理三下载：“韦州守御千户所（在宁夏）卫东南。弘治十年以故韦州置。西有大蠡山。南有小蠡山。东有东湖。”清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韦州千户所（在宁夏）镇东南二百六十里。西夏置韦州于此，又为静寨军。元废。明弘治十年，以地多寇冲，增置韦州千户所。所城周二里有奇。今废。蠡山，在所西。层峦苍翠，其峰如蠡。有泉，名曰富泉。其东又有小蠡山，亦曰螺山。寇入尝驻牧于此。《志》云：蠡山，在宁夏卫南二百六十里。是也。东湖，所东三十里。湖北三里，又有鸳鸯湖，互相萦注。所境田畴，多藉以灌溉。”
庆靖王朱的《宁夏志·山川》中也更详细地介绍了蠡山和小蠡山的地理形势：“蠡山，在韦（州）城西二十余里，层峦叠嶂，苍翠如染，以其峰如蠡也故谓之蠡山焉。此予府长史刘名之也。山之旧名竟不知为何名也。四旁皆平地，屹然独立，势甚雄竦。本多松、槐、桦、榆、白杨；草则黄精秦。”《嘉靖宁夏新志》也记载：“蠡山，在（韦州）城西二十余里，峰峦葱翠，草木茂盛。旧不知何名。洪武中，庆府长史刘以其形似名之。”
韦州大罗山方圆100多平方公里，最高峰海拔2600多米。大罗山形如一个扣在地上的贝壳，四周缓缓上升，山峰陡然突起。古时候称“贝”为“蠡”，故大罗山又称“大蠡山”。在同心韦州一带的贫瘠荒漠中实属一景。山上野生动植物成群，有300多种植物，成片笔直的青海云杉和枝叶繁茂的桦木、山杨、油松、柳榆，满山遍野。大罗山还是药用植物的王国；有黄芪、柴胡、玉竹、地黄、大苁蓉、秦艽等60余种中药材。明庆王朱在此山修建王宫“拥翠楼”。庆王朱后来还选中了这一风水宝地，作为他的陵园地。他的子孙也相继在这里建造陵墓。
撰修《嘉靖宁夏新志》的陕西按察司佥事、宁夏督储孟赞美韦州罗山的诗为后人喜欢，评价更高，诗云：“骏马逆风嘶，山中云雾凄。千盘登绝峤，百转出深。草覆流泉暗，萝繁细路迷。故乡山更好，何不觅幽栖。”
据资料介绍，罗山有植物169属275种，仅药用植物就有200多种。而且少有灭绝。是这里出露的30多处泉眼，日出水量930吨的泉水滋润着植物枝繁叶茂，是植物的茁壮生长孕育了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由南京诏都宁夏而来的明庆王朱留恋于罗山一带，造宫殿修城池习武围猎，镇守边关，及至于把墓地也安寝于罗山东坡之下，是有其真正意义上的风水之说了。朱在咏韦州诗中写道：“三月东湖景始饶，水光山色远相招，鱼冲雨急牵浮藻，莺逐颠风过逝桥……”诗中的水、山、风、莺，近写韦州远及罗山。据说那时罗山一带降雨量是现在的两倍以上，水草丰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宁夏地区唯一的避暑胜地。明代诗人刘牧的《蠡山叠翠》诗咏：蠡山雨洗高嵯峨，群峰叠翠攒青蠡，我来信马上山去，马上观看频呤哦。……故而，明庆王即使是在移都银川之后，也要在每年七月到这一带避暑赏景。
罗山十几个大小不等的泉眼，终年源源不断向外流水，是韦州古八景中最为秀美的景色。其中位于罗山脚下的韦州暖泉，依赖于大自然的天赐恩惠，造就了山清水秀、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夏天，这里芦草青青，碧波荡漾；冬天，这里水雾弥漫，好似人间仙境。
有人说，整个罗山东麓，远看酷似一尊面东而坐的巨佛，山上有一座寺庙——云青寺，位于罗山东麓山腰，选址绝佳，这云青寺正好就在罗山巨佛的中心点（山腰间），这是一种“佛心怀古寺，古寺藏佛心”的绝妙境界，从而使人们不难理解庆王朱为何要将整个庆府小朝以及后来又将祖辈坟墓策择于此地的良苦用心。在巨佛的“两腿”正档处，至今还淙淙流淌着一眼甘甜清澈的泉水。云青寺有内有一块石碑，上写该庙建于公元900年（宋朝），距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宋朝时候称为“三圣殿”。到明朝的时候，据明代碑文记载，因为“雨阳祷之辄有应”，据此，朱元璋之皇第十六子庆靖王朱将“三圣殿”庙之名改为“云青寺”。
同心地方资料记载，韦州有个康济寺塔，康济寺塔是历史古迹。塔高42米，是一座8角13层密檐式砖塔，塔身第1层较高，2层以上檐与檐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最高一层里面放置着一个佛龛。塔顶为八面桃形攒尖式刹顶。塔南面有高1.95米的券门，进入塔室，里面有八角空心木板楼梯，可以登梯上顶。塔四周悬挂风铃，风吹铃动，叮当作响。塔的后面有两座石碑，记载着该塔的来历。康济寺塔始建于西夏，坐落在大罗山东麓的韦州乡。公元1391年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儿子朱受封以后，到韦州当庆王，看到西夏古城里的康济寺，孤零零地竖在那儿，大殿柱廊全没有了，只剩下一些碎砖烂瓦和长满青苔的遗址，就捐资兴修了一座大殿——千佛殿。后来，这个寺的和尚，发起化缘募捐，重修培身，两殿两廊，修整得金碧辉煌。历经几代，在9级塔上又增高4级。
我看到《同心县志》收录的《钦赐康济寺碑记》，考该碑记文内容似为庆靖王之子二世庆王朱秩所作，碑记撰写于成化元年（1465年）。朱秩当时55岁。朱秩在《钦赐康济寺碑记》中记载：“永乐壬寅（永乐二十年，1422年），先考（古人称先考一般指父亲，这里应该指的就是他的父王庆靖王朱）命工兴盖，始一殿，名口佛殿（似为千佛殿）。”
我还看到有的资料说，韦州的清真大寺是由朱的父皇明太祖朱元璋赐图修建：发表于1979年12月9日《宁夏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宁夏清真寺考略》的文章中写道：“韦州清真大寺，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的匾额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寺碑。据当地居民传说，元末由南京、苏州迁来一百余户回回人，居住在韦州城南，以屯田放牧为业。这部分回回人占当时韦州城人口的三分之一。初时，这部分回回人只有一平顶寺，规模不大。至明朝初年，韦州城内的回回人已发展到三百余户。这样，原来的平顶小寺就不能满足需要。当地回族居民准备筹建大寺，于是公推苏、金、海三位教坊头目分别到北京、南京、西安、新疆等地募集银两万余两，建造韦州清真大寺。伊斯兰教建筑本有严格的制度，传到我国后，中国化了。相传韦州清真大寺是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所赐之图建造的，并且还得到当时著名回族将领常遇春、胡大海的资助。明代开国功臣有不少是回族人。洪武年间，朱元璋特令回回太师尔某为翰林院编修，专任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明太祖、成祖、武宗都表示尊重回回人的信仰，并且敕建清真寺。因此，韦州清真大寺明初由朱元璋赐图修建的传说，未尝不可信。韦州清真大寺，结构精湛，规模宏大。根据考证，寺的大殿和山门可能是明代所建，清代又重修并增建了‘邦克楼’（宣礼塔）。由于建筑结构精密，1920年大地震，韦州清真寺是宁夏唯一保留下来的清真寺。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了。”
民间还有传说：原来韦州清真大寺建筑是汉家风格，因为它曾经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封第十六子朱为庆王时的王府。朱的王府迁宁夏以后，将韦州王府送给当地回族做清真寺的。
四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分封诸皇子到全国各地为藩王，并掌管诸卫的军务，军队一面守卫边防，一面实行屯田，宁夏屯卫也是这样。朱元璋曾夸过海口说，实行军屯：“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他十分称道明代军屯。
《明史·朱传》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诏（庆）王理庆阳、宁夏、延安、绥德诸卫军务。”也就是说，1395年，洪武皇帝就又令17岁的朱统领管辖范围包括今宁夏、陕西、甘肃三省区广大地区的宁夏、延安、绥德、庆阳诸卫的军务，四卫军队，总数应该有几十万人，最初都受朱统率。
史料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宁夏就有驻军20413人。《嘉靖宁夏新志》说明代宁夏有驻军7万，到嘉靖时候也还有33000人。而《罗山怀古》一文中也写道：“有明一代，仅宁夏驻军就达7万余人，面积并不大的平原就有156个军屯堡寨，脚下这片辽阔的封地上曾经走出了许多声威赫赫的大明戍将。精忠报国，义胆忠肝的王越；跨贺兰，越长城，深入漠地追击残元酋首的大都督沐英。军政大权在撑的朱，自然心中有一番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万里边夷朝帝阙，一方冠盖接咸秦。’地处残元势力威胁的宁夏，是明朝防范鞑鞑的军事前沿，为国守境，保卫一方安宁更是他无可推卸的责任。‘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他需要的并不是这豪言壮语，能镇守宁夏一方安宁，就已经是自己这位身处远方的臣子对皇帝的最大孝心。踏上宁夏这片土地，他的心就被这片壮美的土地所征服，黄河呈现给这位皇子的并不是秦淮河阴柔的气质，它用壮阔大美的气蕴将水天一线的雄浑、长河落日的大气定格在这片大地上，叫他顿生了一股豪气，心中也产生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他在宁夏藩王任内，训练军队，“督筑长城、加固屯堡、兴修水利、创设儒学，在宁夏这片土地上文武并举，将一位儒将治理边疆的才情发挥到了极致”。
明代宁夏镇到底有多少军队，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嘉靖宁夏新志》资料说，成化以前，宁夏“尚有三万三千有奇”，“今仅一万四千三百余耳。”嘉靖十九年宁夏巡抚、都御史杨守礼上疏，宁夏本镇等卫所，原额官军五万六千一百五十九员名，实有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一员名。关于宁夏镇所辖兵马原额情况，据隆庆三年（1569年）霍冀《九边图说》载：“本镇原额马步官军七万一千六百九十三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三万七千八百三十七员名。原额马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匹。”
太祖皇帝诏庆靖王朱“理”宁夏等四卫军务，这就意味着庆靖王朱统帅的四卫军队，应该是几十万大军，他一方面要督筑长城、加固屯堡，巩固边防，另一方面还要实行军垦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
永乐初年，宁夏四卫积存粮料302100余石，而官军月支8600石，足供近三年之用。宣德以后，屯粮的作用越来越小，军饷支出主要靠户部库银支给。嘉靖年间，梁材指出：“军饷不敷，一切仰给有司；有司不敷，近又仰给内帑；内帑不敷，将来何所仰给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屯粮还是有某些作用。宁夏军屯也开始于洪武年间。永乐初年，宁夏四卫马步旗军共有20413人，下屯军士有14184人，屯地共8337顷有奇，积存粮料共有302100余石。当时天下屯田积谷以宁夏为最，宁夏总兵官何福曾受到朝廷的嘉奖。
朱在《宁夏志》专门有“屯田”一节，其中写道：“国朝自洪武初，则立军卫屯田，以省民间轮运之艰。”“洪武间，设宁夏左、右、中屯卫，专职屯田。”庆王府的护卫军也专门屯田，朱写道：“护卫一千七百人屯田。”明朝王弘《灵州》一诗中盛赞宁夏屯田曰：“千里屯田广馈粮。”朱在诗中也曾经写道他自己“有数书房，万钟禄，万丘田”。《嘉靖宁夏新志》载，宁夏五卫军队总计人，屯田总计约11827顷，其中，宁夏卫：军队53307人，马2382匹，屯田3370.8顷；左屯卫：5600人，马2230匹，屯田2991.41顷。
关于明代九边和西北军屯的发展，国内史学界近来有两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位是中国著名长城专家、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长城之子”董耀会教授，他的主要论文是《明长城九边军屯设置与管理》（收入《董耀会长城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另一位是古代经济史学家、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女博士马雪芹教授，她的代表作是《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为了读者便于了解，下面，我将两位专家两篇论著研究成果中，有关明代宁夏军屯的发展，摘要综述：
明代为了发展经济，巩固边防，在北方沿边地区组织军队开展屯田活动，农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它以前的任何朝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代军屯加速了边疆的开发，尤以九边为重。庆靖王朱所“理”之宁夏卫，就包括在九边之内。
董耀会教授的论文指出：“为了防备蒙元残余势力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侵扰，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绵亘万里的边防线上，先后设置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固原、延绥、宁夏、甘肃九个重镇，也叫九边。”其中就有庆王就藩的宁夏。“广大屯田军士，在辽阔的九边地区开荒种田，且耕且守，不仅巩固了北国边防，而且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永垂青史的贡献。洪武、永乐年间，军屯土地的数量不下于六七十万顷。”（唐景绅：《论明代军屯的性质和作用》，《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中国古代史论文辑刊。）
按上述记载，明代的九边中，宁夏是九边之八。但关于明代的九边，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九边。其中用榆林代替了延绥，而宁夏为九边之七。
董耀会教授指出：“综观洪武、永乐时期的九边军屯，朝廷采取多种方法，扩大军屯兵员，就连王府卫军也参加军屯，使北方九镇军屯迅速发展，取得相当成效。根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底的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军队官兵1214923人，其中军士为1198434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后，军队在180万人以上。永乐二年（1404年），陈瑛说：‘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若全国民户与军户为五与一之比，以每户出一军计算，全国军队当在200万人以上。其中以十分之三守城，十分之七屯种的比例推算，那么全国屯军当在140万以上。若有180万军队，那么屯田军士大约有126万人。军屯分地以40亩计算，军屯耕地有50万顷。永乐时期，军队确实增加到200万人，屯军应有140万人，屯军耕地达到56万顷以上。屯田分布全国各省，以九边为最。”
“从九镇之首的东北的辽东，到西北的甘肃九镇之尾的甘肃大兴军屯。驻守在边镇防元南下的上百万军队亦戍亦耕，且战且农，实行‘屯田以给军饷’的自给政策，做到‘强兵足食’，使蒙元残余势力不敢南犯。在广阔万里北国边疆，几十万的屯田大军，垦辟出近千万亩的土地，这对边区的开发，对边区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很大的贡献。明代军屯的作用，当然不仅限于上述内容，明代军屯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效果之好，影响之广，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马雪芹教授文章中指出：“宁夏地区为边境之地，居民稀少，明代时候，主要人口来源为卫所戍边将士。所以宁夏的农业开发是以军事屯田为主。随着政局的稳定，宁夏的农业开垦被提上议事日程。宁夏的屯田开始于洪武初年，洪武六年（1373年），太仆丞梁也先帖木儿上言，说宁夏土壤肥沃，地势平坦，宜召集流亡进行耕种，得到朝廷的赞同。于是，洪武九年（1376年），设立宁夏卫，‘徙五方之人实之’，以开屯田。宁夏卫设立之初，洪武十二年（1379），先以河州卫指挥宁正兼领宁夏卫事，宁正遂‘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灌田，开屯数万顷’。使军能粮食得以自给。以后又陆续增置前卫、中卫、左屯卫、右屯卫等四卫，与宁夏卫合称五卫，五卫中宁夏卫及左、中、右三卫专职屯田，前卫则以六分屯田，四分戍守。”
马雪芹教授指出：“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又派何福总镇宁夏。”辅佐庆靖王朱，“兼理屯田。何福到任后，‘宣布德意，招徕远人’，置驿屯田积谷，以为长久之计。何福的这些举措，一年后即见成效，永乐三年（1405年），成祖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皆总兵何福勤于用心所致’，故对何福特加‘赐敕褒美’”。永乐年间，“宁夏驻军共有20413人，其中屯军有14184人，下屯的军士约占70%，总的方面大体一致；边地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军屯土地8337顷”。
从永乐到嘉靖，近一百年间，宁夏先后有右都御史张蓥，巡抚、都御史王殉，宁夏总兵官周尚文和右都御史贾应春四人，引黄河之水，修浚渠道，灌溉屯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马雪芹教授指出：“永乐以后，宁夏地区的屯田又有较大发展。成化三年（1467年），右都御史张蓥巡视宁夏，曾导黄河之水，灌溉灵州屯田七百余顷。弘治八年（1495年），宁夏巡抚、都御史王殉，又请发卒于灵州金积山河口开渠屯田，调发军民进行耕种，得到孝宗的同意。”“（嘉靖）九年（1530年），周尚文为宁夏总兵官，亦曾在此‘浚渠开屯，军民利之’。据不完全统计，只嘉靖十九年（1540年），宁夏五卫的屯田已达1.38万余顷，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右都御史贾应春又在花马池一带开屯田两万余顷，边人赖之。如果连秦纺在固原一带所得的十多万顷土地计算在内，则明代宁夏屯田可达13万多顷，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嘉靖九年（1530）的统计，甘肃、延绥、宁夏三镇的屯粮收入分别占该镇军饷总支出的31%、15%、44%。”我们看到宁夏占44%，居三镇屯粮收入占各军饷总支比例之首。
马雪芹教授还写道：“除军士屯田外，明代宁青甘地区的民垦土地也为数不少，据史籍记载到嘉靖年间，灵州千户所管辖下的瓦渠等地有四里之民，垦田395.75顷。”
里是村的意思，这四里即瓦渠、早元、板桥、苜蓿四个村，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古灵州城被黄河发大水淹没以后，明朝政府在古灵州原地建立的，均在今宁夏吴忠市，明代是村，现在是乡。
由于宁夏实行了屯田，农业生产发展，粮食储藏丰富，董耀会教授指出：“永乐初年，宁夏四卫积存粮料302100余石，而官军月支8600石，足供近三年之用。”
明代屯田发展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有许多弊病。明代后期，屯田因各方面的原因，遭到破坏。在大明弘治年间出任兵部尚书的马文升曾经说过：“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藉无存。”结果屯地“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明经世文编》）。董耀会教授指出：“各级官屯官员，下自百户、千户，上至指挥、镇守太监、总兵等官，无不役使屯军。为他们耕种庄田，修私第，乃至烧造砖瓦，作商贩，贩私盐，不一而足。其中主要是役军种地。”“宁夏总兵官史昭、左参将丁信私役官军，动以千百计，广置庄田，各二十余所。这些霸占大量屯田的武职官员都是暴发的大地主，为他们役使的屯军，实际上成为他们私人田庄的农奴，但又要支应各种官差。”《明宣宗实录》卷76，宣德六年二月壬子载：曾经两镇宁夏的“宁阳侯陈懋……又私役军种田三千余顷，夺民水利，岁收之粟，召商粟收籴中盐”。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9卷07第四节中指出：“都督刘广，史昭等六人，共计占田六百余顷。”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灵州瓦渠等四里之民，才垦地395.75顷，史昭他们6个人便霸占屯田600多顷。
明代因屯田开垦引起的土壤沙化情况是很多的。马雪芹教授指出：以宁夏地区的铁柱泉城为例。铁柱泉城始建于明代中叶，因当地有铁柱泉而得名。建城前的铁柱泉地区，水量丰富，水味甘甜，“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周围“幅员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当时主持陕西屯政的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尚书刘天和看到这块水草丰美、土壤肥沃、幅员辽阔之地，心里非常高兴，随即下令在这里驻军建城。新建成的铁柱泉城“环四里许，高四寻有奇，厚亦如之。城以卫泉，泉以卫隍，工图永坚”，然后又“置兵千五，兼募以守之……因地之利而利，则给以耕之”，很快使这片多年未被开垦的草原上出现了“草莱辟，禾黍蕃，又可以作牧而庶孽畜”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昔日之草原风光完全被农耕景观所替代。但由于当时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加之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限制，樵采和放牧的过度，屯田又实行轮荒制，终于使这片美丽的大草原变成了一片荒漠。不唯铁柱泉城人去城空，城门城墙均被积沙所湮塞，就连当年“饮万骑弗涸”的铁柱泉也踪迹渺无，湮没于荒漠之中，以至后来“铁柱泉”之名再无人提起，代之以“河东沙区”的称号。
军屯的广泛开展，使长城内外的大量荒地得到垦辟，垦复抛荒土地和开种成熟的荒田，这是屯军的劳动在发展明代生产上的伟大贡献。但是，屯田的土地质量参差不齐，有好有坏，而政府却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收取租赋，屯田军士只有逃亡，宁夏也不例外。
马雪芹教授指出：“宁夏靖虏卫，屯田的土地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属可耕之地，有的则贫瘠不毛，有的干脆就是沙碛，但征收租赋时不加区别，一概以每顷粮六石、草九束，地亩钱每亩一钱为率，结果能完成的仅有1/10，包赔者4/10，完全无力交纳逃亡者十分之五六，该卫原有卫军2300名，不长时间就剩下1516名。”
董耀会教授也指出了宁夏屯军不得不逃亡的情况：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在《清理宁夏屯田疏》中说：“查得该镇屯田五十亩为一分，纳粮六石，草九束，地亩银五分。修渠采草，每年工料合用银三两有奇。各边屯粮莫有重于此者。其间地力有厚薄，水利有远近，难以一概取齐；而因丁派田，常有不均之叹。……移丘换段，水冲沙压，间岁有之。逃亡事故，那移增减，随地有之。每地一亩，该粮一斗二升。虽丰年尤不免包赔之患，况遇霜雹及蝗蝻乎？汉唐二渠，百世赖之。然地势悬殊，亦有非灌溉之所能尽达者。若黄河泛溢，尽为湖荡，而催科之严，包赔之苦，力不能胜，其势必驰之流移而后已。”又说：“（屯田）军士物故者常不下数百名。其他疲于奔命、骨立而归、仅存残喘者，犹十之三四。及至挑选补伍，悉于屯丁内坐名抽拔。遂令屯籍消耗，日甚一日。既有赔粮之苦，复被抽军之害。凡可以挈家长往为旦夕苟安计，孰不挺身而他向乎？”
有关宁夏屯田军士的沉重负担和艰难生活，再引《田父叹》为证。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右佥都御史王崇古巡抚宁夏。他触景生情，作了一首《田父叹》：“驱马历夏郊，秋阳正皓皓。……时和霜落迟，九月熟晚稻。方忻岁事丰，悠悠感穹昊。日暮济河梁，夹河泣父老。指顾沿河屯，一望涨行潦。河西田埂没，青苗变水藻。河东垦沙田，夏旱黍半槁。二麦幸登场，秋淫闻伤涝。隔陇异丰歉，比邻共忧悄。公家急刍饷，输粮戒不早。有子三四人，诸孙咸少小。长男戍蓟门，二子守边堡。胡虏时凭陵，生死安自保。幼男方长成，屯田供兄嫂。老夫粮车，诸妇刈秋草。不愿衣食饶，惟愿免苦栲。俗忌多生男，男多生烦恼。堂下千里隔，民瘼难具道。予志在安攘，听之伤怀抱。丰岁已百艰，凶年转饿殍。……”从诗中所写的情况看，宁夏屯军只有逃亡，才是唯一的活路。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宁夏总兵官都督史昭奏：“庆阳卫定边营署都指挥佥事张通，因追田谷草，肆为贪虐，致军士五百余逃窜”。正统十年（1445年），敕陕西按……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军士也因丈量屯田，造成大乱。
五
大明王朝重视畜牧业的经营，朝廷设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蕃育署饲养种禽，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张维慎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撰文指出：“明代宁夏的畜牧业，从经营方式上可分为官办监苑畜牧业、军卫畜牧业、藩王畜牧业、民间畜牧业4种。军卫畜牧业和民间畜牧业在宁夏南、北皆有分布，而官办监苑畜牧业和藩王畜牧业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且呈犬牙交错的状态。宁夏镇的畜牧业是以军事卫所畜牧业为主，民间畜牧业为辅。而宁夏南部的畜牧业，在明前期是以藩王畜牧业和官办监苑畜牧业为主，民间畜牧业为辅；至明后期，则以藩王畜牧业为主，民间畜牧业部分替代了官办监苑畜牧业的位置。”畜牧业乃是宁夏最有特色的产业，其中，庆靖王朱经营的牧场特别重要。
明朝对于西北边疆屯田放牧十分重视，朱被分封到宁夏以后，王府设在韦州，1394年又在韦州置宁夏群牧千户所，也称韦州群牧千户所，隶属宁夏卫，有官兵1120名，专为庆王府司牧养羊、马之业，管理庆王府在宁夏各地牧场。从今太阳山开发区的盐池山区到韦州的罗山、以及红寺堡、香山、牛首山等广阔的山区，几乎全都划归给庆靖王做牧场，朱本人也曾经指出：“国朝之牧苑，在宁夏界者二：‘清平苑，在三山儿东；万安苑，在大盐池南’。‘三山儿在韦州城以东，三峰列如指。’”位置在今韦州镇东盐池县西。吴忠礼先生考证，三山儿似即今之盐池县大井子乡的大马鞍山，三个山峰形似马鞍。
今惠安堡古代还是有名的盐池。《嘉庆灵州志迹》记载：“温池废县……属灵州。县侧有盐池，五代时废。今惠安堡，北至州（指灵州）一百八十里，产盐。”废温池县后，原来的温池县城便被直呼为“盐池”或“小盐池”。
到了明代，小盐池更受重视。明代有许多诗人赋诗作词以称赞这里的盐池。如明代掌管宁夏藩王（朱）府内事务长史周澄的描写今惠安堡一地盐湖的《盐池》一诗，对“盐”地赞誉更高，曰：“凝华兼积润，一望夕阳中。素影摇银海，寒光炫碧空。调和偏有味，生产自无穷。若使移江南，黄金价可同。”这些诗篇，道出了盐在古代的重要地位。
因盐之重要，官方自然要在产盐的地方设立管理机构。明代，盐池（即指今老盐池）隶属灵州，为灵州盐池千户所，并且是交通驿站，故又称盐池驿。灵州在盐池千户所设灵州盐课司、巡检司等盐业管理机构。那时的盐池城虽临近盐湖，但毕竟离盐湖还有十几里路程，不在盐湖边上，总有管理之不便。于是官方就将这些机构设于今惠安堡这个紧靠盐湖边的地方。明嘉靖六年（1527年），宁夏都御史翟鹏向朝廷上奏，在此筑一城，这个城堡就是惠安堡城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黄嘉善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黄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巡抚宁夏。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黄嘉善主持将灵州守御千户所属惠安堡以砖石固之。
惠安堡、韦州、下马关一带是明朝分封亲王的牧场，这里水草丰盛，牲畜繁多，牛羊成群，风调雨顺，风景优美，是朱习武围猎的绝佳去处，也是宁夏中部一块得天独厚的避暑胜地。明庆王朱的王府中护卫官军在鸣沙州屯田587顷，红柳沟与七星渠之间的养马湾为庆王府养马场，现残存有拴马墩遗迹。
宁夏中卫县香山也是庆靖王朱的牧场，朱常去香山。山上有一座古庙，叫做苏武庙，从苏武庙的石桥下来，往西一拐，又有一座桥，桥长约3丈多，站在古桥上往上一看，天上白云缭绕，低头往下直看，便是百丈深渊，沟底下的羊群好像一个个白点。当地有个关于苏武庙的传说：传说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派苏武出使匈奴，与匈奴讲和。苏武一行人，骑马乘车由国都出发，日行夜宿，艰苦跋涉，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甘肃的天水，然后又从天水穿越六盘山向西行到了宁夏中卫香山的寺口子，寺口子在汉朝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关口。苏武到了寺口子以后，恰遇大雨，雨下了整整40天，黄河水涨，道路冲毁，苏武一行人无法前去，就在这里住了下来。那时，寺口子西侧还没有庙，苏武就发誓说：“我回朝之后，非要在这里修两座庙不可。”到达匈奴的地域，单于把苏武扣做人质，苏武坚贞不屈，在北海放羊19年，始终未投降变节。后来从原路逃回汉朝，途中渡过黄河，跑到寺口子山上。匈奴发现苏武逃跑，就派人马追捕，匈奴军队渡过了黄河追逐苏武，苏武被山挡住去路，眼看就要被匈奴追上了。这时玉皇大帝在长霏殿升殿，听巨灵大仙讲了此事，就命巨灵大仙下凡救苏武。巨灵下来站在山头上吹了一口气，一个3丈多长的桥出现在苏武的眼前，苏武往桥上一跳赶忙过了桥。而匈奴军队赶到时，待要过桥的时候，桥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苏武跑到了大山上，正愁无处藏身，巨灵大仙又吹了一口气，马上就在苏武面前和那个人坐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庙，苏武他们两个人也变成了两座神像，等匈奴搭好桥来到庙里找时，前前后后找遍，除了两尊神像，没见苏武影子，就返回沙漠去了。从此，中卫县香山的寺口子那座庙和那座桥就一直保留下来。传说归传说，汉武帝派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单于拘禁19年之久，后来匈奴单于向汉王朝多次请求和亲，未成。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匈奴单于又向汉朝表示和亲，为了表示和亲的诚意，始元六年（前81年）匈奴释放了苏武。到了明朝，朱一次到香山察看牧场，看到苏武庙年久失修，他敬佩苏武的高尚品德，就重修苏武庙。
六
据当地资料记载，牛首山位于吴忠市青铜峡市的峡口镇南，距市区约50公里。主脉南北走向，南陡北缓，中间平坦，面积440平方公里，有武英峰和文华峰两座主峰，海拔分别为1781.5米和1677米，两峰相距500米，中间有狭窄的山脊相连，因有“双峰插云”之势，望之如“牛首犄角”，故得名“牛首山”。主峰三面临崖，一面临水，视野开阔，吴忠大地，尽收眼底。牛首山寺庙群是宁夏佛教圣地，早在西夏时期，就已是宁夏主要佛教区域，山上分布大小寺庙近40座，有著名的大西天、小西天、金宝塔等多处古刹，历史年代久远，香火旺盛。从《宁夏府志》《朔方道志》等志书记载中看，牛首山寺庙梵宫古刹林立、霞飞云掩，神奇壮观，历史上流传着佛祖释迦牟尼曾显身说法，留下一部《大乘经》，故可与四大佛教名山媲美。根据《旧唐书》和明朝管律撰《牛首山碑记》所述，从小西天寺留存“敬德重修”石碑分析推论，至少应为唐贞观之前所建，很可能是南北朝遗物。
据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重建三圣寺碑记》记载：“牛首乃西夏名山古刹故址也，自汉唐宋以来，盖多历年所于兹矣。”清光绪年间《重修滴水寺碑记》说是“创建于唐代贞观，重修于明代万历”。吉祥寺碑文记载：“自汉、唐宋以来，历代修筑。”西夏以前的牛首山寺庙没有文字记载，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一书中说，“牛首山寺创建于汉唐”。从以上记载得知，牛首山寺庙的历史相当久远了。
说起牛首山西寺庙群，首先要谈牛首寺。它历史悠久，名扬八方。在现存的明清碑文中，都认为牛首寺是西夏古刹。明万历年间，广武游击石栋重修佛阁的碑记标题是《重修西夏牛首山寺佛阁记》。清初湖广提督、广武人俞益谟重修牛首山正顶说法台的碑记称“牛首山为西夏名胜”。《重建三圣寺碑记》载：“牛首乃西夏名山古刹故址也……”
明代的牛首寺规模相当宏大，建有12座佛殿，2座宝塔。后来佛殿发展到20多座。牛首山也是朱的牧场范围，他也曾经上山，牛首寺内就还有明太祖朱元璋的16子朱铸造的一尊铁牛。当时住寺的人相当多，山下黄河岸边种寺田400余亩，南面山顶上的大寺坪也是由牛首寺耕种。
朱铸造一尊铁牛的故事，民间传说中也有说朱封泉水池为金牛池，并铸造了金牛，修建了金牛寺：在牛首山卧佛殿下面，就是“金牛池”，实际是一个山泉。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庆靖王朱带着众多随从到牛首山游玩，远远看见一头金牛在池边饮水，待他们来到池边时，只见它突然跳入池中，不见踪影。他们等了好半天也不见金牛再次浮出水面。此时朱一伙人走得人困马乏，干渴难忍，便到池边喝水。那池水清澈洁净，甘甜适口，喝了凉爽怡神。尽管池小而人马众多，却任凭怎么猛喝，池水也不见下降。官兵们甚是惊讶，庆靖王也深感诧异，便向池水深深作了三个揖。顿时，池中浪花翻滚，从水里冒出金光闪闪的一头金牛，向庆靖王点了点头，“哞”一声长鸣，复又沉入水中，于是水平波静，再也看不见金牛现身了。在场的人都称此池为神池，庆靖王朱随即封这个泉水池为“金牛池”，并按记忆中金牛的形象，让匠师用铜铸造了一头金牛，运到金牛池旁边放，又在池边盖了一座金牛寺，让人们拜谒以示纪念。清代中卫知县黄恩锡曾在诗中说“池留幻迹金牛隐”，说的就是这件事。朱被尊为中卫的城隍神。现在金牛寺已不复存在，但不足一米见方的金牛池水却依然清凌甘洌。
不过，关于牛首寺铸造铁牛，民间还有另外一个与牛首山之名来历相关的传说：古时候，青铜峡里有一条凶恶的蛟龙，经常兴妖作怪，它把腰一躬，河水就暴涨并掀起几丈高的恶浪，接着百姓的良田庄稼和房屋牛羊全被淹没。为了制服恶龙，人们捐资铸造了一个大铁牛，重达108600千克，放到了黄河东岸，人们逢年过节经常烧香膜拜。久而久之，铁牛通了人性，而且力大无比，只要恶龙作怪，大铁牛就入水打斗，有时直打得天昏地暗、恶浪翻空，终于打败了恶龙，可大铁牛的一只角也断了小半截。为了防止恶龙再来作怪，大铁牛就卧在岸边守望，后来铁牛化成了一座山，人们叫它“牛守山”。从远处看，山的两座高峰像是大铁牛的两只犄角，为了纪念大铁牛的功劳，人们就改叫“牛守山”为“牛首山”了。
七
朱明王朝建立，初袭元制，宁夏府、州、县三级建制没有变化。但是，由于败退到大漠的残元复辟势力不断南下内犯，北边不靖，宁夏首当其冲，成为御敌巨防要区，列为明朝北国防线的“九边重镇”之一。洪武五年（1372年），宁夏官府和人民曾一度内徙而“空其城”。九年（1376年）设立宁夏卫。明廷在宁夏实行军政合一的地方管理形式，不设府县，只设军卫，是一种特殊的举措，时银川称为宁夏镇城。建文间（1399～1402年）朝廷委派挂“征西将军印”的总兵镇守，同城亦驻宁夏巡抚。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封皇十六子朱为“庆王”，负责镇守宁夏边镇，庆王府和各郡王府都建在镇城。宁夏地区在管理方面比较特殊：宁夏虽非省级布政使司衙门驻地（省会），但又派巡抚、总兵和亲王同镇，显然享有准省级的待遇。所以在地方行政上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如六盘山地区的州县），而在军事上则又归陕西都指挥使司节制（如北部黄灌区的卫所屯守地方），是一种二元体制。时宁夏设有宁夏卫和宁夏前卫、中卫、后卫以及宁夏左屯、右屯、中屯七卫。除宁夏中卫和后卫外，其余五卫均驻镇城。各军卫再通过下辖各所对军事战守和屯垦任务进行具体实施。在宁夏是全民皆兵，三成军事，七成农耕，防守与屯垦范围相当于今宁夏北部的黄灌区和盐池、同心一带。
庆靖王朱在其所作登宁夏（今银川市）望春楼题为《避暑》的诗作中写道：“地连紫塞三千里，水映朱栏十二层。”这是他对当时银川市庆王府楼、堂、馆、所、榭、亭、湖、园建设生动精彩的描述。
建文三年（1401年），庆王奉命迁王府于宁夏，负责庆阳、宁夏、延安、绥德等地军务，直接管理中护卫。庆王府建于宁夏镇城南薰门内（今银川市中山南街西），萧墙高4.33米，周长1.5公里，内有王宫、东宫、西宫、承运殿及逸乐园、宜秋楼等。设仪卫司、长史司、工正所、典膳所、典仪所、广济仓等机构。徙国宁夏以后，一面在城内大规模营建宫殿，一面迁徙五方之人以充实人口。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银川平原出现兴旺景象，工商贸易空前繁荣。
朱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为庆王，封地在宁夏。朱先是在韦州建王府，在韦州住了9年之后，又把王府迁到宁夏府，也就到了今天的银川市。朱在银川的王府就建在当时宁夏镇城的南薰门之内，即今天银川中山南街一带。
明太祖还给庆王朱置中护卫，护卫旗军计5600名，此外还有校尉1120名、甲军50名、工匠360名、乐工27名。庆王府内设仪卫司，承奉司内有典宝、内典膳、典服、门官等官，内使长史司（左右长史），以及典宝所、纪膳所、良医所、审理所、工正所、典膳所、典仪所、奉祠所、广济库、广济仓、丽春院等。
在宁夏军卫建制完善，屯垦经济发展和边塞大局稳固以后，于建文三年（1401年），朝廷命亲王迁往宁夏镇城，暂时以宁夏卫衙署作为临时王府。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派内官太监杨，工部主事刘谦、王恪和钦天监阴阳刘俊卿到宁夏，共同负责筹备建造新王府事宜。但是庆王当时思亲求返内地心切，阻止了建造王府工程。当南迁要求被朝廷一次次拒绝以后，他才对王府陆续进行扩建，使这座新王府成为当时塞上壮观宏伟的建筑群。
八
朱14岁封庆王，享藩47年，在藩国宁夏居住45年，先后经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成化六朝，总结朱在宁夏的45年，大致可以分为前三朝和后三朝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前三朝时期：是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时期，从洪武二十六年朱16岁到永乐朝末46岁左右的31年时间，这一时期的总的特点是，大明太祖封第十六皇子朱为庆王，来到西北塞上的宁夏，先住韦州9年，后移居宁夏（今银川市），刚刚封王当然喜悦，年纪又轻，皇帝也善待庆王，所以，庆王心态比较好，对王事如军务、屯田、发展畜牧业等，都能兢兢业业，应该说是有一番作为的时期，庆王的生活是比较愉快的。但第二个时期，后三朝洪熙、宣德、正统三朝，都是后辈当皇帝，后期宁夏边事又紧张，加上有人告状，皇帝对庆王行动限制更严，也不那么尊重，甚至是冷淡，就不像前期那样了，庆王的日子不好过。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逝世，按他的遗诏，先于朱元璋而死的太子朱标之子、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即位，是为大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建文帝。建文帝登基后三个月，即开始削藩，但成果不大，反而引起燕王反抗。
朱棣（1360～1424年）即明成祖，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曾居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晋王朱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即惠帝朱允当时尚年幼，眼见拥有重兵的各地藩王们，不听他的话，所以明惠帝身边的几个大臣如黄子澄等，遂劝惠帝要“削藩”，惠帝听从他们的意见实行削藩，并且削去了周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的藩王封号，对其他诸王包括庆靖王朱加以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建文帝命庆靖王朱迁居宁夏城（今宁夏银川市）。建文帝削藩这件事情立刻引来当时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的反抗，燕王朱棣首先起兵，打出的名号是“清君侧”。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四年（1402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即历史上的明成祖。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年）。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推翻明惠帝朱允后称帝，即明成祖，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后，对包括庆王在内的周、楚等21个兄弟亲王表示善意，而年轻的庆王朱对朝廷发生的变故，对二皇兄朱棣夺取皇侄儿建文帝的皇位，自己称帝，也迅速采取了积极承认的态度。据《明实录》等史料载，在明成祖在位期间，有一连串关于皇兄永乐皇帝朱棣经常给予朱赐宴、赏赐，而皇弟庆王多次赴京朝觐皇兄成祖的记载，他们之间频繁友好往来。
但是，朱棣究竟是大明皇帝、专制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防止其他藩王效仿他的手段，威胁他的权力，一上台就把父亲原定的“以同姓治异姓”（封皇子皇孙为藩王）的基本国策，改变为“以异姓治同姓”，对各地封藩之王“防闲过峻，法令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行”。这就是说，明成祖对亲王越来越管得严，一般就在城里不许出城，甚连出城省墓，也要请示批准之后才许成行。他还把贴身太监分别派到全国各地对宗室和镇守文武大员进行监督。宁夏也不例外，据张嘉模《太监宅题名碑》记载，自永乐初至嘉靖甲申三年（1524年）的121年间，“受命夏镇”、镇守宁夏的太监，也就是来监视庆王的太监总计有16人之多，张嘉模认为他们中“政绩可称”者是鲁安、海寿、王清、简、张弼和张嘉模“亲见”的李昕等六人。他认为像李昕这样的人还能“安静忠实，收敛亲从，雅素淡泊”，但并不是都这样，因此，张嘉模发出“熟谓中贵中无尽臣职者呼？但无几耳！”也就是说，“受命夏镇”监视庆王的太监没有几个是好的。永乐初，明成祖朱棣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与此同时，明成祖虽然善待朱，但是为了巩固皇权，他也对庆靖王朱等王的权力进行限制，让朱只许在宁夏镇城居住，不得任意离开。朝廷派内官太监杨，负责为庆王筹备建造新王府事宜，太监杨是明成祖非常重用的内官，曾经被派修建五台山寺庙佛塔，此人应该也是来监视庆王的，所以庆王朱此时的处境也大不如以往，权力被削夺，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自由被限制，仅仅只是个摆设而已。永乐年间，因为“宁夏低卑潮湿，水土不适”，而“韦州地土高凉，人少疾病”。庆靖王朱再三请求，想再去韦州王府居住，《明史·朱传》记载：“王好学有文，忠孝出天性。成祖善之，令岁一至韦州度夏。”也就是说，明成祖没有批准朱的请求，只准许朱每年到韦州避暑一次。韦州山清水秀，气候凉爽，原来的王宫成为庆王行宫，是避暑的好地方。朱长于诗文，工草书，学问宏深，好古博雅，原先在韦州和以后在宁夏（今银川市）居住时，都写下了不少诗词文章。
1426年，朱瞻基即位，是为明代第五代皇帝明宣宗，年号为宣德（1426～1436年）。已经在宁夏（今银川市）居住了25年的庆靖王朱，回不了江南，却仍然念念不忘那干燥、清凉、风景秀丽如江南水乡的韦州，还是想再到韦州王府去住。这有六首咏韦州的诗词为证。
明宣宗朱瞻基刚刚即位的头一年，庆王就向宣宗再次提出，把庆王府迁回韦州、长期在韦州居住的要求，但是，刚刚即位的明宣宗非常尊敬地、客气地婉言拒绝了庆王朱的请求，《明实录》记载说：“洪熙元年（1425年）十月甲午，庆王奏：‘洪武中自庆阳徙居韦州，洪武三十四年十二月复令移居宁夏。宁夏卑湿，土碱水咸，请仍居韦州。’上覆书曰：‘承喻欲移韦州，非敢违盛意。但嗣位之初，国家之事一尊皇祖之旧，不敢辄有逾越。叔祖且仍居宁夏而往来韦州，庶免人言。’”朱瞻基小心翼翼地回复，婉言相拒，他说不是我敢违背你的“盛意”，只是因为这是皇祖定的规矩，他本人刚刚即位不久，不敢稍有“逾越”，请他还是仍然居住在宁夏，而可以往来韦州，避免别人说闲话。
《明史·朱传》也记载：“宣德初，（庆靖王朱）言宁夏卑湿，水泉恶，乞仍居韦（州）。（宣宗）不许，令岁一往来，如成祖时。”这就是说，庆靖王朱以今银川市地卑湿，水泉恶，也就是地潮湿，水泉苦，想要返回韦州，但是再一次被朝廷拒绝，还是没有得到明宣宗的许可，仍然，让他像明成祖时候一样，每年可以去韦州避暑一回。
九
宁夏在明朝初年编了一本志书，作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六皇子朱，当时在宁夏任庆王，庆王朱到宁夏以后写了—本《宁夏志》，因为撰写于宣德年间，称为《宣德宁夏志》，这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部方志，然而，这部志书在宁夏和中国国内已经失传将近有400年，鲜为人知。
宁夏社科院原副院长、宁夏地方史志专家吴忠礼研究员是《宣德宁夏志》的专家。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分封其十六子朱为宁夏庆王。在朱主持下编纂了《宣德宁夏志》二卷。这是宁夏史志的珍宝，是第一部宁夏志。由于此后兵燹频繁，这批板刻《宣德宁夏志》及其印书，在宁夏本地和国内久已流散失传，现仅日本国会图书馆保存一本，是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庆靖王朱的九世孙、十代庆王朱帅（号永斋）的重刊本。宁夏社科院原副院长、宁夏地方史志专家吴忠礼研究员听人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有一本我国明朝最早的北方方志古书。此书名为《宁夏志》，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所著，记述了西北元末明初的许多在史料中看不到的事情，对研究地方史志的人来说，属于新发现的珍贵资料。吴忠礼先通过宁夏社会科学院向日本国会图书馆发正式公函，后又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发函，没有回音。恰巧，日本著名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教授1984年4月到宁夏考察，在接待过程中，吴忠礼试探着问西田教授能否帮忙，没想到西田回国后，通过自己在学术上的威望，不久就把这本明代志书从国会图书馆复印了出来并寄到了吴忠礼手中。这本古志共38500字，吴忠礼结合中国国内的史料研究了5年，纠正书中多处各类差错，对书中各种研究成果和新发现予以注释，199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宁夏志笺证》一书，该书近30万字。此书与《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都获得自治区社科和修志成果评选专著一等奖。
宁夏历史上首部地方志庆靖王朱撰写的《宁夏志》，由吴忠礼研究员5年潜心研究作出20多万字笺证，连同3万多字的正文，总计近30万字，书名《宁夏志笺证》，正式出版，人们终于得以了解这部方志。
朱撰写的《宁夏志》全书38500字，分上、下两卷，卷首有庆靖王朱的九世孙、十代庆王朱帅（号永斋），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重刊《宁夏志》而亲撰的序文，朱永斋序文中写道：“宁夏，故唐怀远镇也。”“朔方要地，捍御孔艰。”“予始祖靖王，初封弘化巳已而移宁夏。睹兹胜概，乃旁稽博采，凡典籍中事隶宁夏者，编集为志。”“予今舞象，搜捃宗器。”“遂付，以永其传。”朱永斋序文中还特别对其先始祖庆靖王朱撰写《宁夏志》的精神给予充分的夸耀和肯定：“我靖祖以帝室胄子，孜孜勤学，寒暑不辍且忘其王公轩勉之贵，躬为韦布操之士，亦难矣哉！”
朱撰写的《宁夏志》作为宁夏第一部方志，成为明、清乃至民国和解放后宁夏编撰地方志的范本和基础。
朱的《宁夏志》文字虽然只有不到4万字，但其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全面论述和评价，当另有专论。
这里我想着重评述其“卷上（十一）属城”：“灵州。”他经历、记载了与吴忠市有直接关系的、灵州故城被黄河水灾湮没，从而第一个揭开了灵州故城城址之谜。
宁夏古代历史上的首府城市，古代宁夏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灵州，始建于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距今已经有近2200年的历史。
关于灵州的建置沿革的历史，朱的《宁夏志》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给了一个系统详细精辟的阐述，《宁夏志》写道：“灵州，唐为大都督府。古为戎、狄地，秦属北地郡，二汉、魏、晋因之。元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古律镇河渚上，旧是赫连果园地至明帝立灵州，初治在河北，后徙治果园所筑城。后周立普乐郡，隋开皇三年（583年）郡废，大业初，州废，立灵武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曰灵州，天宝元年（743年）7曰灵武郡，升为朔方军节度领四县：曰回乐、曰灵武、曰保静、曰怀远，即今宁夏城是也。”这为明清以及后来民国和解放后宁夏地方史志学者，研究宁夏灵州历史沿革，提供了。
但是，朱封庆王来到宁夏的时候，这个灵州城已经不存在了，灵州城被黄河水灾淹没，被迫“城凡三徙”，迁到了今天的灵武市。灵州被湮没的事发生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夏，朱这年只有六岁，还在明朝首都应天府。但是朱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3岁便封为庆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5岁“之国”，就藩宁夏，他来到宁夏，距离灵州淹没，仅仅只有短短的9年，也就是刚刚发生过的大事，朱本人在宁夏亲历了灵州被黄河湮没以后特别是“城凡三徙”的全过程，他是灵州城历史的见证人。朱写道：灵州“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圮。洪武间筑城于故城北十余里。永乐间亦被河水冲圮，今之新城，宣德间陈宁阳海太监奉旨，相度地形，卜沙山西、大河东，西去故城五里余，命平凉卫指挥钟、左屯卫指挥王刚督工筑者。地土高爽，视旧为胜”。朱这段珍贵的记载，以自己的亲历，确证了以下几点：
第一，始建于西汉本居黄河南岸的故灵州城，明朝洪武年间第一次被黄河水灾淹没，他本人亲自到当地看到了尚存的“颓垣遗址”。这里他说“居大河南”，因为自古灵州就是在黄河河洲之上，古代黄河在过青铜峡以后，河水改道，向东北流过去，正好绕灵州的西和北，故早在唐朝就有诗人吕温写到“河绕古灵州”，所以，他说灵州居大河南，实际就是在黄河东面的河洲之上。
第二，故灵州城被黄河水淹没的具体情况是：黄河大水从西南方向冲过来，先把西南角“冲激崩圮”。正因为黄河绕灵州西面和北面面而流，所以，黄河发大水首当其冲的是灵州城西南先被冲塌，导致灵州的淹没。
第三，从洪武到宣德三朝期间，黄河三次发大水把灵州淹没：洪武（十七年）第一次，永乐间第二次，宣德初第三次。虽然《宁夏志》只记载第一、第三次比较明确，记载了淹没后在“故城北十余里”和“故城五里余”筑城，但是在记载完洪武间第一次淹没之后，他还曾经记载说“永乐间亦被河水冲圮”，这应该就是灵州城的第二次淹没，“亦”者《汉语词典》解释为“也、同样”，而且，第一次淹没他使用了“冲激崩圮“，“圮”者，毁坏、倒塌”，第二次他同样使用了“冲圮”，那就是说永乐年间同样被黄河水淹没，只是没有进一步具体记载。三次迁徙之后的灵州城即今天的灵武市，位置在河东平原东部“地土高爽”的地方，此地，“视旧为胜”。
第四，他记录了第一次和第三次灵州迁移的时间、方向和里数，“洪武间”“北十余里”和“宣德初”“西”“五里余”，还有第二次的大致时间“永乐间”，留给后人研究。
第五，朱在《宁夏志》（十三）“寺观”中记载：“兴教寺”在灵州“城西”、“石佛寺”在“古灵州城上”。古人的上指的是北，而兴教寺今天在吴忠城西，石佛寺今天在吴忠东北，都在吴忠市境内，这样，朱就把灵州城的位置锁定在今吴忠市境内。
黄河在明代是一个大闹水灾的时期，仅在明朝初期洪武、永乐、宣德三朝，明史记载黄河水患就有十多次：《明史·河渠志》载：明黄河在洪武“十七年决开封东月堤”，“二十二年，河没仪封”，“二十三年春，决归德州东南凤池口”，“二十四年四月，河水暴溢”，“明年复决阳武（等）十一州县”，“三十年八月决开封，城三面受水”。“永乐三年，河决温县堤四十丈”，“四年修阳武黄河决岸”。“八年伙，河决开封”，“九年七月，河复故道，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十四年决开封州县十四”；“宣德元年霪雨，溢开封州县十”。“三年，以河患，徙灵州千户所於城东”。
以上资料表明，虽然《明史》没有具体记载灵州被黄河水灾三次湮没，但是洪武十七年黄河发大水是有记载的，只不过仅记载了开封，显然在朝廷认为开封比灵州更重要，但洪武十七年黄河发大水是事实。灵州在明代洪武以后三次被黄河水淹没三次迁徙，在《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比较明确了。《嘉靖宁夏新志》中明确记载了灵州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被黄河水淹没的：其中记载道：灵州在“国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以故城为河水崩陷”，“于故城北七里筑城”；“宣德三年，城湮于河水又去旧城东北五里筑之”。只是《宁夏志》记载：灵州“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圮”，而《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灵州被淹没，“唯遗西南一角”，刚好相反，我们认为，后者记载有误，根据黄河当时在灵州的流向，朱亲眼见到的应该是正确的，应以为准。
我们看到，《嘉靖宁夏新志》还有一条记载：灵州在洪武十七年被黄河水淹没以后，“编集原遗土民及他郡工役民夫之忘归者，为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里者村也，就是建立了四个村子，而我们看到这四个村子，现在正是吴忠市西部和西南的四个乡。这也为灵州在今吴忠市境内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特别是明朝巡抚、河东兵备、水利专家、灵州“三贤”之一、灵州“张公堤”的创建者张九德，在其天启二年（1622年）所著《灵州河堤记》（载《灵州志迹》）中，更是明确提出灵州“城凡三徙”，不是两次而是三次被湮，三次迁徙。他具体地说明：“灵州阻河”，“当河之冲”，“洪武甲子（十七年，1384年）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这里，张九德接连使用了三个“河”字，最后他明确指出，古灵州正是因为黄河水灾的原因而“城凡三徙”，也就是灵州城曾经三易城址。从而，对朱的记载作了重要的补充。既然灵州是三次迁徙，那么三迁以前的故城按两次里数加上第二次里数三次里数推断，应该超过二十里，那就是在今吴忠市境内。
古灵州城在今吴忠市境内，这个被宁夏历史学界多年认真研究得出的比较一致的观点，现在又被2003年5月8日吴忠市出土的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所最后确证。该墓志记载，墓主人吕氏夫人是在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七月六日，终于灵州私第”而在同年“其年十月十四日，殡于回乐县东原”。回乐县指的是唐灵州治所所在县，和灵州是一个城，同城而治，朱的《宁夏志》载：“回乐县，按《舆地广记》，在灵州故城内。”这里清楚地说明，吕氏夫人在唐文宗四年，公元830年，死于灵州，葬在灵州城外的东原，而墓葬地在今吴忠市区东部，据此，灵州城当在墓葬的西面，而西面应该就是吴忠市古城，再往西就到黄河边了。从而，确证了西汉设置的古灵州，在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被黄河水湮没以前，城址是在今吴忠市境内的观点。
十
晚年的庆王朱，应该说遇到多起麻烦和伤心之事。
（一）宁夏总兵官史昭上告朱：“将官朝见”、“赐酒迟留”、“遣使往返，不由驿道”、“沮止边务”、“尽占草场”等等“类此非法”之事。宣德和正统皇帝虽然责斥了史昭，甚至以拒虏不力而暂时降了史昭的官职，但是，这几个问题皇帝都提醒朱注意改正，说明史昭上告的是事实，朱不得不接受，但心里自然害怕也气愤。
（二）史昭还竟然拘收庆王朱派往贺兰山烧炭的人，不容烧炭，王府护卫指挥出城牧马回城，又被史昭守门军士鞭打辱之，这种奇耻大辱，作为大明亲王朱，怎么可以忍受。
（三）先后三起进京上告庆王府“调马造甲”准备造反，虽然皇帝没有相信，但对朱精神上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四）朱曾经数次要求回归家乡，而每次都被朝廷以“不违祖训”加以拒绝。
（五）在经历了永乐八年（1410年）五月正王妃孙氏不幸病逝、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朱庶长子静宁郡王秩焘又去世的悲痛，先后失去两个亲人之后，正统元年（1436年）四月，庆王朱的第五王子、庆王府岐山王朱秩炼，又突然去世，年仅21岁，庆王朱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苦对已经年逾花甲的朱，更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庆王终于病倒了。
这时他的内心非常痛苦，加之思念亲人，怀望故土和病魔缠身，情绪非常郁闷，几乎绝望了。如他在《长相思·秋眺》一词中写道：“水悠悠，路悠悠，隐隐遥山天尽头，关河又阻修。古兴州，古灵州，白草黄云都是愁，劝君休倚楼。”《捣练子》又写道：“风阵阵，雨潺潺，五月犹如十月寒，塞上从来偏节令，倦游南客忆乡关。”尤其是从《行香子》一词：“五十之年，华发盈颠，得平安，感谢苍天。无忧无虑，即是神仙。有数厨书，万钟禄，万丘田。光阴似箭，冬冷春暄。尽今生，所事随缘，从他汗筒芳臭流传。但饥时饭，渴时饮，困时眠。”
关于庆王的病，史书没有具体记载，庆王究竟得的什么病，不十分清楚，但我见朱本人在一篇《夏城城隍神应梦记》（见《嘉靖朔方新志》）文中写道：“宣德壬子（宣德七年，1433年），予以摄养乘方，致痼疾复作，气填胃臆，痛楚异常，服药问医，涉旬弗痊。三月十七日丙子，命奉祠马良祷祭于夏城城隍之神。”这段话，我以为可以说明四个问题：第一，“致痼疾复作”，说明庆王应该是在宣德七年之前，就已经得病了。之前什么时候？也可能宣德初，也可能在永乐末。第二，“气填胃臆，痛楚异常，”应该就是他得的病。第三，“服药问医，涉旬弗痊”，说明他看了大夫，但服了一旬，也就是十天的药，也没有好。第四，在求医不见好的情况下，不得已去求城隍神。然而，城隍恐怕也不可能医好他的病。自宣德七年去求城隍神只不过过了五六年，“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大明庆王朱便“以疾薨”。
《明史·朱传》记载：朱在“（正统）三年（应该就是史昭弹劾他的第二年1438年）上书，请徙国避昭。（明）英宗不可，贻书慰谕。”这应该是庆王朱最后一次向皇帝的上书了。《明史·朱传》最后载“其年（正统三年，1438年）薨，子康王秩嗣。”
宁夏同心县韦州发现的《大明庆靖王圹志》载：庆王“太祖高皇帝第十五子也（应为第十六子）。母妃余氏，生于洪武（1378年）戊午正月九日。（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辛未四月十三日，册封庆王。（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五月，之国陕西之韦州。（洪武）三十四年（1401年）辛巳十二月，徙国宁夏。正统三年（1438年）八月初三日以疾薨，享年六十一岁。”圹志是按中国古代习惯算岁数即虚岁，按现在一般常规计算，应该为享年60岁。《圹志》接着给庆王一生和人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赞庆王是“国之至亲，令德孝恭，咸善循礼，事朝庭，始终无间宜其荣盈寿祉，永享贵福。”《圹志》还讲到，在皇上听说庆王有病的时候，立即派遣中官（即太监）带名医良药来看望庆王，但“方就道而讣音至矣。”因此，皇帝“深感悼，辍朝三日，遣使往祭”，赐谥“靖”。所以，史称“庆靖王”。庆王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6朝，享藩47年。去世后的第二年正统四年（1439年）五月十三日，葬在韦州蠡山之原，后来这里就成为明朝宗室庆藩一支的宗陵区。嫡长子朱秩奎继承王位，封为康王。
韦州王陵位于罗山东麓，面积有30多平方千米，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朱木及其子孙们的陵园，当地人称“明王陵”或“明庆王墓”。根据史书记载，葬在这里的有明代皇帝亲封的庆靖王、庆康王、庆怀王、庆庄王、庆恭王、庆定王、庆端王、庆宪王等9世亲王和一位端和世子，以及庆藩王分封的真宁王、安化王、宏农王、丰林王等诸王的陵墓和嫔妃们的陪葬墓。其中庆靖王正妃孙氏，是永乐八年（1410年）最早埋葬在这里的，距今已有590多年。
根据当地群众讲，最早在地面上留存的“墓疙瘩”有72座，但到1984年6月同心县文物普查时，只有34座了。1988年自治区将之列为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几乎全部遭到盗掘。1967年，韦州周新庄村为了用砖，派人将村西南的一座墓拆毁。当宁夏博物馆闻讯派人赶到时，墓室内早已空空，只剩下“大明庆靖王圹志”一盒。墓志方形有盖，盖和志都是边长各60厘米，高30厘米。志盖正中阴文楷书竖镌“大明庆靖王墓”6个字，四周边栏有宽5厘米线刻云龙纹饰。志文18行22个字，简要记述了朱生平及“令德孝恭，乐善循理”等功德。墓室内用磨光的青灰色大条砖砌筑，白灰构缝，十分精细严密，墓室门向东开（逝者头枕罗山，脚蹬青龙山），墓室分前后两进，后室两侧各有一配室。墓室全长约14米，宽约13米，高6米，券顶。墓门装有两扇石门，各室之间原本都装有门，墓室建筑非常宽敞。
十一
为庆王世子之后，在庆王在世时候，没起什么风波。但是，在庆靖王朱去世以后到一年，世子朱秩还没有继承王位，世子朱秩的世子之位，便开始遭到真宁王秩序荧的挑战，甚至还要和世子朱秩“分财”。
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进京朝觐明成祖，带着汤氏，明成祖授汤氏为庆王“次妃之名”，也就是继孙氏之后庆王朱的第二个正式的妻子。封建社会制度下，嫡妻，如庆王妃，所生之子女称为嫡子、嫡女，嫡子是“庶子”的对称。胡培翠《仪礼正义》卷二十一有：“嫡对庶言，嫡妻所生为嫡子。”妾所生之子女称为庶子、庶女。嫡子的地位要高于庶子，嫡子中最长者为嫡长子，嫡长子往往享有优先继承爵位和财产的权利。庆王朱的嫡妻的长子，不管其年龄大小，即成为嫡长子，汤氏被明成祖册封为次妃，即被明成祖认为是妃，其子就是嫡子，这样，就确立了汤氏所生的长子朱秩成为庆王的嫡长子，他可以封为世子，他可以继承庆王王位，尽管他不是庆王正妃孙氏所生，尽管他不是诸子中年龄最长者。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庆王朱又领着已经被封为次妃的汤氏和诸子进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甲午，庆王朱在京期间，明成祖打破明制惯例，甚至可以说是违制，在庆王嫡长子朱秩并不是正妃孙氏所生，而且也不到规定封王的年龄的时候，便“封庆王嫡长子秩为庆世子”。庆世子秩后来在正统三年庆王朱逝世以后，正统四年袭庆王位。
庆王朱有六子，朱秩虽然年龄排为第四子，但明成祖已经把他封为世子，那就算是嫡长子、老大了，其他诸子再往下排二、三、四、五。就在封世子的同时，其他诸子也封郡王：庆王第二子（实际是长子）秩荧封为真宁王，第三子（实际是二子）秩焘封为静宁王，第四子秩（实际是五子）封为安化王，第五子秩炼（实际是六子）封为岐山王，并给赐仪仗。
正如上面所说，袭庆王爵位的朱秩不是庆王正妃所生，应该是庶生，按年龄说他是朱的第四子，但因为他母妃汤氏，已经被永乐皇帝册封为庆王次妃，所以，朱秩以嫡长子的身份，被永乐皇帝册封为庆世子。朱秩的世子之位，就受到兄长们的嫉妒和不满。这样，在庆王朱去世以后，先是真宁王朱秩荧和安化王朱秩先后都提出要与世子朱秩这个兄弟分家，他们要从庆王府搬出去，“出外另居”，以示对于第四弟成为世子的抗议。于是，在正统四年（1439年），皇帝令庆世子朱秩从庆王府岁禄一万石之内，给真宁王和安化王给每年拨给一千石禄米，同时，给他们每个郡王拨给护卫军校尉一百人。庆世子朱秩就决定把指挥孙庸的住宅给真宁郡王，而把曹伦的住宅给安化郡王，他们都不买庆世子朱秩的账。真宁王提出父王在世之时并未说过，要把指挥孙庸的住宅给真宁郡王、安化王又说曹伦的住宅太“狭隘难居”。总之，他们对庆世子都不满意。正统皇帝不得不下书给世子朱秩要求他“兄弟至亲，以友爱敦睦为重，不宜辙因小忿有伤同气之义。世子勉之。”
按实际年龄计算，朱秩荧生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是老大，应该他是年长，朱秩焘是老二，但他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刚刚封为靖宁郡王之后，当年十一月便去世了。朱秩生于永乐十三年（1413年），是老三，而世子朱秩则生于十三年（1415年），排行应该是老四。因此，庆王朱去世不到一年，正统四年（1439年）七月，真宁王朱秩荧就向明代宗景泰皇帝上奏，提出要求取消康王朱秩的庆世子册封，改封他这个庆王长子为庆世子，理由就是按年龄计算，他是长子、长兄，而朱秩是四子、四弟。
真宁王朱秩荧以自己是庆靖王长子，欲夺四弟朱秩的世子封爵，其实主要目的在于将来可以袭庆王位，这样的大事，明英宗自然不敢随便答应，相反，在正统四年（1439年）七月丁未，明英宗皇帝敕书切责了真宁王秩荧：“凡人违背君父之命者不祥。永乐十九年四月初二日，皇曾祖太宗文皇帝隆亲亲之大悉，册秩为庆世子，是日亦封尔为真宁王。”“恩命之颁，历今四朝，人无异言。今尔父薨逝未及周期，尔辙奏求改授庶长子册汝，言若当理，父存之日曷不自陈？顾于父殁后言之何耶？盖汝之心所觊非浅，忘君父之德，蔑忠孝之道，且‘贪利背义，奏欲分财，是皆市井之行’，‘汝继今宜洗心考虑，勉务自新。若再萌非分之图，悔将无及。其慎之？慎之。’”
明英宗在这里只是强调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二日，皇曾祖明太宗文皇帝封朱秩为世子，当天，也封朱秩荧为真宁王，颁布这个敕命到现在已经四朝了，“人无异言”，怎么现在你们父王去世还不到一年，你就要求改授庶长子册封你为世子，如果你有理由，你父王在世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出来？你这不是“忘君父之德，蔑忠孝之道”吗，并没有谈到当年册封为世子，到底对不对。但严厉训斥他“贪利背义，奏欲分财，是皆市井之行”，要求他“洗心考虑，勉务自新。若再萌非分之图，悔将无及。其慎之？慎之”。
朱秩荧的“奏夺封爵”事件，如何评价？
第一，我以为明英宗站在皇帝的立场，有他的一定的道理。但是有失公道。因为，无论你怎么样训斥朱秩荧不忠不孝，甚至是“贪利背义”，你无法改变朱秩荧是庆靖王的长子、朱秩是庆靖王的第四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必须指出的是，庆靖王正妃孙氏没有生子，因此，实际上朱秩和朱秩荧都应该算是庆靖王的庶生子，都不是嫡生子。既然都是庶生，如果平等对待，就应该按年龄大小，长者册封为世子，以后袭庆王位，其他封为郡王。所以，我认为，当年明成祖册封朱秩正如《庆靖王妃汤氏墓志铭》所说是“独异其制”，不符合明朝皇家的祖制，由此，朱秩荧要求让他自己册封为世子，应该是正当的要求。当年明成祖就偏心庆王，没有按规定册封，所以，明英宗的切责自然就欠公道，也缺乏说法力，不能让人信服。
第二，再说，退一万步讲，假如真的朱秩是嫡长子，可是明成祖册封他为世子的时候，他才6岁。而明制规定亲王10岁才可以封世子，因此也不符合规定。
第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朱秩生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册封汤氏为次妃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也就是说，如果按明成祖册封汤氏为次妃，她的儿子就可以算嫡生的话，朱秩出生的时候，汤氏不但不是正妃，也不是次妃，朱秩当然应该就是庶生，又是庆王第四子，怎么也轮不到他封世子。
怎么解释明英宗册封朱秩的道理呢？根子在于明成祖，正是这位明成祖当年“善待庆王”、“遇庆王甚厚，”他甚至违制册封庆王喜爱的汤氏为庆王次妃，然后又破例违制册封了不是正妃的汤氏之子、实际上是庆王第四子的朱秩为庆世子，后来以庆世子而袭庆王王位，这才引起上面所述庆王长子真宁王朱秩荧提出改册封世子的要求。
为什么明成祖要这样做呢？《庆靖王妃汤氏墓志铭》记载非常清楚：汤氏9岁即入庆王府，后来庆王因为汤氏“婵媛”，人长得非常漂亮，庆王特别喜欢，就对汤氏“日益眷注亲幸”。永乐八年（1410年），正妃孙氏去世，庆王便给汤氏“委以内政”，让汤氏主持庆王府应该是正妃才得以主持的“内政”，等于就已经是没有册封的“次妃”。永乐十三年（1415年），汤氏生庆王第四子朱秩。有了庆王的王子，这一下，庆王更对汤氏加倍宠幸。永乐十五年（1417年），庆王觐南京，朝见明成祖的时候，竟然让汤氏跟随一起前往。因为庆王比较老实，他对明成祖即位表示衷心拥护，所以，明成祖“视诸藩遇靖园甚厚”，“特赐冠服者七人，于妃独异其制，因有次妃之号。”也就是对庆王宠幸的汤氏“独异”明朝“其制”，打破惯例、违制册封汤氏“次妃之号”。永乐十九年（1421年），庆王再次去北京，朝见刚刚迁都北京的明成祖，这次又带汤氏同去，而且，汤氏又特意抱着刚刚6岁的庆王的第四子朱秩一起去见明成祖。就是这一次朝见，明成祖封庆王宠幸的汤氏所生庆王的第四子朱秩为庆王世子，成为庆王法定继承人，而封其他王子为郡王，其中首先包括册封长子朱秩荧为真宁王。当时朱秩荧等心里肯定也都不服气，只是没有当场提出。
既然二人都不是正妃孙氏所生，都就是庶生，那按长幼排序，朱秩荧在先，因此，应该说真宁王朱秩荧的要求是合理的，符合明朝皇家制度规定的，只是，封建社会皇帝说了算，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是圣旨，就是法律，没有人敢反抗，要反抗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惩处。
正统四年（1439年）真宁王朱秩荧以庆王长子身份要求明英宗改封庆世子，没有得到批准，反而被训斥，但因为明英宗没有提出可以让人信服的理由，只是说当年没有要求，现在要求是不忠不孝。真宁王朱秩荧等人表面上没有再反抗，但根本没有心服。这就种下了后一个闹事的根子。
成化五年（1469年），二世庆王朱秩去世，谥曰“康”，即庆康王，成化七年，明宪宗册封庆康王长子朱邃壅为第三世庆王。成化十五年（1479年）四月巳酉，庆王朱邃壅又去世，无子。
成化十五年（1479年）五月，应庆康王次妃孟氏上奏要求，明宪宗命庆王朱邃壅兄弟岐阳郡王朱邃暂理庆王王府事。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十八日，朱邃进封为第四世庆王。朱邃是庆靖王朱之孙、庆康王之庶次子。这样又出现一个庶次子袭封为庆王。在这种情况下，真宁郡王朱邃提出，他和朱邃都是庆靖王之孙，而他自己的父亲朱秩荧是庆靖王的长子，现在既然庆王朱邃壅去世无子可继承王位，他自己是正统元年（1441年）出生，而朱邃是正统十三年（1448年）所生，论长幼，他朱邃是长，应该由他来继承。
庆怀王母妃孟氏得知真宁王的要求以后，就上奏皇帝，反驳真宁王朱邃的要求是“紊乱宗派、谋夺封爵”。朝廷礼部认为，当年庆王子朱秩虽然是第4，但是”嫡出“，（其实应该也是”庶出），朱秩荧虽然居长，乃庶出，当年同受封爵，各子承袭已定。正统四年真宁王朱秩荧奏夺封爵，明英宗已经下敕切责，盼真宁王朱邃遵守祖宗定规，永葆禄位。明宪宗下敕，康王传序已定，而真宁王累次奏扰，特罪其府教授，并切责真宁王朱邃，特削其禄米三之一。真宁王朱邃再次奏夺爵位，又没有成功。
十二
在庆靖王朱的6个王子中间，安塞郡王朱秩炅是老六，是最小的一个王子，又是朱最有才华的王子，人称“才子王爷”。他自幼便领略人世悲苦，先是父王朱去世，后是母妃魏氏逝世，十几岁就失去双亲，朝廷又多方限制郡王的王权，不让他进京朝见皇帝，他又是朱六个王子中唯一一个终生没有到过京城的王子，并且，他不得外出宁夏（今银川市）一步，没有自由。在这种逆境之下，安塞郡王专心读书，撰写诗词文章，硕果累累，是六个兄弟中，唯一一个可以同父王朱相比拟的天才王子。
《嘉靖宁夏新志》专辟“宗室文学”条目，其中只记载了两个人，一是“庆靖王”，二就是朱秩炅——“安塞宣靖王”，条目写道“安塞宣靖王，庆靖王第六子，资性秀发，苦于问学。从事几案日久，胸起顽肉。通五经、子、史。爱接宾客，倾怀忘势，至有契合者，留滞书斋，欢洽连旬不释。后宫之色，谈然不为有无，竟乏嗣。薨才四十七，所著有《沧州愚隐录》六卷、《樗斋随笔录》二十卷。
安塞郡王朱秩炅（1427～1473年），号樗斋，庆靖王朱的第六王子，最小的一个王子。母妃魏氏，朱秩炅宣德二年（1427年）丁未，出生于宁夏（今银川市）庆王府。朱秩炅的幼年是非常不幸的，正统三年（1438年）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父王庆靖王朱就不幸逝世。父王庆靖王朱去世以后，由母妃魏氏独自承担起对他进行教育和培养；但是，仅仅过了4年，正统七年（1442年），朱秩炅刚刚15岁，他的母妃魏氏又不幸逝世。
失去了双亲，少年朱秩炅特别悲伤，他多次想去韦州，拜扫父王和母妃之陵，然而，明朝皇帝对亲王、郡王管制越来越严，每次都不允许。一直到景泰六年（1455年），他已经28岁了，他实在想念父王和母妃，就再次向景泰皇帝上奏，要求去韦州祭扫父母坟墓，奏书陈述想念父母之心情，十分感人。《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五六载：“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甲申，庆府安塞王秩炅奏：臣年十一而父薨，十五而母薨，俱殡葬韦州地方，相去三百余里。自归葬之后，不得亲行拜扫，于心歉然。每思父母之恩，心摧肝裂，不能自一。乞暂诣坟所祭扫，少伸悲慕之情。”但是，对这样一个孝子给父母扫墓之请求，景泰皇帝却无情地断然拒绝了。
朱秩炅是宣德二年（1427年）出生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封庆王诸子为世子和郡王的时候，朱秩炅还没有出生。到了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庆靖王去世六年之后，才由明英宗册封庆靖王第的小王子、17岁的朱秩炅为安塞郡王，并按规定给郡王禄米年一千石。安塞郡王王府建在当时的宁夏镇城凝和坊之西（今银川市宁夏宾馆附近）。郡王府中建有一所永春园，园中建有草庐书斋，取名曰“沧州”，这是安塞郡王读书之所。王府之内，湖光山色，景致佳美，幽静若仙境。王府环境虽然很好，但住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并不是那么自由、舒畅。
安塞王朱秩炅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才华横溢的他只有在自己还算幽静的王府“青灯孤影对黄卷”，孜孜不倦，博览群书，专心著述。他特别用功，年年日以继夜，刻苦读书，伏案日久，竟然“胸起顽肉”；爱妃成氏逝世以后，二子也夭折，但他因为专心攻读，甚至对“后宫之色谈然，不为有无”，可见专心到什么程度。结果，他再也没有王子，最后“竟无嗣”，安塞郡王之爵被除。
朱秩炅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他“通五经、子、史”，撰写成《沧州愚隐录》六卷、《樗斋随笔录》，以及诗词多篇。《明史》记载：“安塞王秩炅，靖王季子也，十二而孤，母魏氏诲之。性通敏，过目不忘，善古文。遇缙绅学士，质难辨惑，移日不倦。所著有《随笔》二十卷。”但他的文学作品大多失传，《嘉靖宁夏新志》收录有他的两篇作品：一篇是《灵州社学记》，另一篇是《节义堂记》。
《嘉靖宁夏新志》载《灵州社学记》的来由是：灵州“社学，内有庙，祀夫子。成化三年（1467年），守备张翊建。在新城西。安塞王樗记。”安塞郡王朱秩炅本人在《灵州社学记》中写道，是成化三年（1467年）灵州都指挥合肥张廷辅（即张翊）奉命到灵州，“既至之二年”，应该是成化五年（1469年），在灵州新城之“高爽地”，“亲出廪禄市群材，鸠良工师建正殿。埏埴作素王象，以颜、曾、思、孟配享左右，并图十哲象于壁。后为讲堂。东、西各建斋舍若干楹。东曰‘崇德’，西曰‘广业’。”四月二日开始，七月二十七日落成。才子王爷安塞郡王朱秩炅，生动的文笔记述灵州社学的建筑：“缔构坚致，涂净洁，檐宇飞，黝垩鲜丽。”灵州社学聘请金陵梁时泰为学者师，而梁与安塞王“有从昔之好”，于是求安塞王樗“书兴造始末，刻之于石”。
安塞郡王朱秩炅本人在《灵州社学记》中对灵州都指挥张廷辅给于很高的评价，赞扬他“职在驰马试剑，而能深深化俗之末，则其为人可知矣！”安塞郡王特别谆谆教诲老师和学生：“为师宜慎修诸己，而后成于人。为弟子宜思有以洗涤其习俗，变化其气质，不徒詹詹强聒，从事于记诵之末、辞章之细”。这些观点，我认为，即使今天在教育工作中，仍有其现实意义。
《节义堂记》义文写于成化乙酉元年，（1465年）。我看到在《节义堂记》一文中，安塞郡王朱秩炅本人写道：“《节义堂》者，乡贡进士张冲霄甫昭其母氏懿志而作也。”具体说，宁夏乡贡进士张冲霄为纪念他的母亲，“造长书一首”，即《节义堂》，其中“历叙母氏矢心不渝，勤苦教养，及其刻苦于学，人不及知之之意，约数百言，持之过余，且属笔求之为记。”于是他就写了一篇《节义堂记》。所谓“节义”是指张冲霄的母亲郁氏，17岁嫁给原保定易州知州四川成都人后谪居宁夏的张才富之孙、张景春之子张恕，生有三男，张冲霄是老二，但张恕早逝，“郁固守穷约，义不食他姓，保育其孤惟谨”。就是说郁氏丈夫张恕死后，不改嫁他人，以保证养育三个张恕的遗孤，她“躬造酒、醋，畜鸡、豚”，拿到街市上去卖，卖得的钱，来作为三个孩子的衣食之资，并培养他们读书。成化乙酉元年（1465年），张冲霄“领乡荐”，成化戊子（成化四年，1468年）“将赴春宫”，写下了《节义堂》一文请安塞郡王朱秩炅写记。安塞郡王朱秩炅借郁氏的节义，加以发挥，“节义之在人心者，虽本其所固之礼，然于有天下者，关系为甚大”。认为天下存亡，君臣就要像郁氏一样讲节义，才能保证。
安塞王留下了不少诗词，他的作品内容广泛，意境深邃，文笔优美，寓教于内，都是宁夏古代诗词中难得的好作品。
安塞王朱秩炅处境艰难，只好埋头读书、著述，终于积劳成疾，成化九年（1473年）七月丁酉病逝，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年仅47岁。明宪宗“讣闻，辍朝一日，赐祭葬如制，谥曰‘宣靖’。”安塞王朱秩炅逝世以后，没有被允许安葬于韦州明王陵园，而是被葬于贺兰山沟口内，也就可以去陪伴早逝的王妃成氏了。
为安塞王朱秩炅二子也都夭折，无子嗣，安塞郡王王爵被除。
庆靖王朱在《宁夏志》中，他自己把《临江仙·避暑韦州，行有日矣，喜而赋此》词，列为本人的词，放在“卷下（三十八）词”之中，这是对的，因为朱在世的时候，他先在韦州居住九年，后来去了宁夏镇城（今银川市）居住，皇帝还是允许他每年可以去一次韦州避暑。但是《嘉靖宁夏新志》的“卷七文苑志诗词”中，把《临江仙·避暑韦州，行有日矣，喜而赋此》一首词，却列为安塞王樗斋的作品，这显然是搞错了，因为：第一，庆靖王朱已经把该词列为自己的作品，他自己应该不会搞错；第二，安塞王樗斋11岁丧父，15岁丧母，双亲都埋在韦州，但是安塞王樗斋和他的父王当年的情况不能比，皇帝不仅五次拒绝他进京朝见，而且也拒绝他去韦州祭扫父王母妃的陵墓的要求，换句话说，他根本没有去过韦州，那又怎么能写出去韦州避暑的词？所以，我说《嘉靖宁夏新志》搞错了，应该以庆靖王朱自己的《宁夏志》为准。
十三
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明朝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仅在正德一朝，有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的反叛，十四年（1519年）六月在南昌又爆发宁王朱宸濠举兵的反叛。而宁夏的安化王之叛却引发了震动明朝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专权的大宦官刘瑾被诛杀。
明武宗朱厚照朝重用宦官刘瑾，使刘瑾专权。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谭。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至白银千两，有的高达5000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刘瑾“用侍郎韩福，肆虐湖广，馈银至十余万两”。善行贿者，往往官运亨通，如巡抚刘宇，先后向其行贿数万银两，官位也随之上升至吏部尚书。在当时人们称皇帝为万岁，称刘瑾为千岁。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宦官，人称“八虎”，他们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宦官刘瑾专权，引起朝野怨声载道。
由于明成祖违制先册封庆王妾汤氏为次妃，接着又册封其子为世子，后来袭庆王，两个兄长真宁王秩荧和安化王秩都不满意，他们在朱秩袭王位一开始，便提出分家，要求搬出庆王府另居，同时，真宁王秩荧还向皇帝上奏，要求改封世子，被拒绝。以后，二兄王也再没有闹事。但是，到了庆靖王朱的曾孙、安化王秩的孙子安化王朱，却终于爆发了天大的造反的大事：“之叛”。
“之叛”以“清君侧”清除宦官刘瑾为旗号的。当时，明武宗把朝廷大权都交给宦官刘瑾，刘瑾为了搜刮钱财，于正德五年（1510年）派宦官周东来宁夏丈量屯田，周东按照刘瑾的授意，以50亩为一顷，“又亩敛银为瑾贿，敲扑残酷，戍将卫卒皆愤怨”。而这时的宁夏巡抚都御史安惟学也在宁夏横行霸道，他竟然“数杖辱将士妻，将士衔刺骨”。于是安化王朱发出檄文，列出刘瑾罪状17条，讨伐刘瑾，发兵造反。
朱，大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四世孙、朱元璋第十六子庆靖王朱的曾孙，他的祖父就是庆靖王朱的庶三子、永乐十九年（1421年）被封为安化郡王的朱秩，朱秩永乐十三年（1415年）生，弘治四年（1491年）逝世，享年77岁，是庆王藩族中活的年龄最大的一个“寿星郡王”，而朱的父亲朱邃墁正统十二年（1447年）授镇国将军，却早于父王安化王朱秩，在成化元年（1465年）就已经去世，因此没有袭郡王位，弘治五年（1492年）十月巳酉，安化郡王朱秩之孙、镇国将军朱邃墁之子朱被袭封为安化郡王，其夫人施氏被封为王妃，他的已经逝世的父亲镇国将军朱邃墁因子贵为郡王而被追封为郡王，母杨氏也封为王妃。
《明史》记载安化王朱“性狂诞，相者言其当大贵，巫王九儿教鹦鹉妄言祸福，遂觊望非分”。他是一个迷信、愚蠢、荒诞、野心勃勃的郡王，相面者说见他在“郡王中状貌魁梧”，必当“大贵”，可以当皇帝，他自己也竟然迷信他有“十八年天子分”，于是就产生了非分之想，要利用当朝皇帝朱厚照年轻贪玩不理朝政，宦官刘瑾专权，宁夏巡抚又引起官民怨恨，依靠他拉拢的宁夏都指挥何锦、周昂，指挥丁广，以及儒生孙景文、孟彬、史连等人，要仿效明成祖的榜样，以“清君侧”诛刘瑾为旗号，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必成大事”。
正德五年（1510年）初，宁夏边防有警，参将仇钺、副总兵杨英率军出城防御，宁夏镇城总兵官姜汉命周昂领锐卒60人为牙兵，朱一看时机来到，就对何锦等说：“今朝出于刘瑾，援用奸雄，树党中外，此渝何为者？藉刘瑾遂移祚，置吾属何地？若惟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从此与何锦等逆谋。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五日，安化王朱在王府设宴，邀请抚、镇包括总兵官姜汉、太监李增、邓广等所有军政高官，只有安惟学和周东未到，“酒半，其党何锦等率入，即座上执（姜）汉。汉奋起，怒骂不屈，遂杀之”，李增、邓广同时被杀，朱又命何锦、周昂、丁广率兵杀死宁夏巡抚都御史安惟学、刘瑾派来的大理寺少卿宦官周东、都指挥杨忠等于公署。“遂焚官府，释囚系，撤黄河渡船于西岸以绝渡者”。接着派人招参将仇钺、副总兵杨英，二人“皆佯许之”。杨英率军赴灵州，仇钺回宁夏城，假装有病交出兵权，伺机行动。
造反王爷朱以为大事已成，以皇者自居，强行把皇帝赐给庆王府的仪仗取来自用，甚至逼迫庆王朱台对自己行君臣之礼，封何锦为讨贼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副将军，孙景文为军师，张钦为先锋，魏镇、杨泰等为总兵都护。令军师孙景文作檄文，以17条罪状讨伐刘瑾，并诏告天下诸镇听命于己：“近岁以来，主幼国危，奸官用事舞弄国法，残害忠良，蔽塞言路，无复忌惮，致丧天下之心，几亡神器之重。今阂城官军，共诛守臣之虐民害政者，将首来献余不回避，率三军以诛恶党，以顺人心。特兹晓谕官军人等、贸易、耕种、工艺者，皆如故，其逋负杂徭，尽免之。仍保守疆界，听候调用。各镇军马数目及地理图籍，宜即赉至，敢抗者弗贷。”
宁夏安化王朱叛乱发生以后，朝廷大为震动，立即部署镇压。
陕西总兵官曹雄受命遣指挥黄正驻灵州，檄杨英督灵州兵防黄河。令都指挥韩斌、总兵官侯勋、参将时源各以兵会宁夏。特别任命老臣杨一清为总制讨伐军务，太监张永被破例赐金印统率京兵任总监军。提升宁夏副总兵官杨英为宁夏总兵官，参将仇钺为宁夏副总兵官，灵州守备史镛为游击将军，宣布革除安化王封爵，并削其属籍贯。
新任宁夏总兵官杨英密使苍头密报仇钺为内应，令灵州游击将军史墉浮渡夺河西崖船到河东，焚大、小二坝草。朱害怕，即命何锦率军出城，宁夏城内只留周昂守城。而仇钺称病在家不出战。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二十三日，当周昂得知仇钺病重，即到仇钺家看望，周昂到仇家，被刺身亡。宁夏副总兵官仇钺披挂上马，手提周昂首级，率领亲兵直驰安化王朱王府，擒获朱，击杀孙景文、史连等十余人，又将何锦、丁广、张钦、杨泰等全部被擒获，都押送京师伏诛。仇钺等迎接宁夏总兵官杨英等大军入城。从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五日起兵反叛，到四月二十三日被擒获，朱为18年的天子梦造反，仅仅18天便被平息。造反王爷朱被赐死，诸子弟皆论死。材逃出，削法为僧，住在永宁山中，后被土僧欺凌，告到官府，事情传到京师，安化王府宫人左宝瓶此时在衣局，让其验之，左宝瓶诧异地说：“这是材殿下也！”皇帝：“念其自归，免死，送凤阳高墙安置。”
安化王之乱，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件，特别是该叛乱以诛刘瑾为旗号，虽然叛乱失败被镇压，但是，这次事件却连带除掉了大宦官刘瑾。在宁夏叛乱被平息以后，杨一清、张永进驻宁夏城，在宁夏城产生了“杨一清设计除刘瑾”的千古妙计。杨一清早就受到刘瑾的排挤，非常气恨刘瑾，他利用宦官张永与刘瑾也有矛盾，与之商议计策，除掉刘瑾。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十五日，当张永由宁夏班师“凯旋”回京时，明武宗朱厚照身着戎装，亲率满朝文武，出紫禁城迎接太监张永，并举行“献俘仪式”。晚上，皇帝又专门在内宫设宴慰劳张永，并让太监刘瑾、马永成陪酒。宴酒饮到半夜，张永乘刘瑾退出休息，即按在宁夏杨一清与之所定之除刘之计，把刘瑾对皇帝隐瞒的朱的“讨瑾檄文”呈给皇帝，看到刘瑾17条罪状，武宗朱厚照大怒曰：“瑾负我！”张永奏道：“此不可缓。”武宗皇帝当即下旨查抄刘瑾内外私第，查出大量金银宝物，仅抄出的金银就有：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58.36万两。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据此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另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特别是还查出有违禁之物，伪玺、龙袍玉带、盔甲武器。皇帝骂刘瑾：“奴果反！”于是，明武宗这才把刘瑾判处死刑。
宁夏之乱具有影响全国的历史意义，因为正是这次叛乱，引发了杨一清定计由宦官张永向皇帝密奏造反王爷朱讨刘瑾的17条罪状的檄文，导致专权的大宦官刘瑾被诛杀的结果，扳倒了一个专权的大宦官，对明朝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十四
之叛发生的时候，正是庆王台在位。庆王台是第六世庆王，其父王庆恭王弘治十三年（1500年）去世，直到弘治十六年（1503年），朝廷才让庆恭王庶长子朱台袭王位，七年之后，爆发了安化王朱的叛乱，庆王朱台遭到牵连，也跟着倒霉。
正德皇帝即位，重用宦官，朝廷为宦官“八虎”之首的刘瑾所把持，政治腐败，民怨载道。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发生了“之叛”，庆靖王朱的四世孙，安化王朱造反，发出檄文讨伐刘瑾，朝野震惊。事变被镇压以后，讨变督军太监张永和都御史杨一清向正德皇帝弹劾庆王朱台：“庆王当反叛之时，不能谕诸王并力战守及播告本镇官兵协谋讨贼；顾日往朝贺行君臣之礼，将祖宗所赐宝囊仪仗送与僭用，又倾其所有金银币帛资给乱兵，失诸侯维藩之意，请敕切责警戒及申明禁例，通行天下，以杜交结之弊，防祸乱之萌。”明武宗下诏以庆王“委身从叛”，革庆王朱台中护卫为中屯卫，并革其俸禄三之一。
嘉靖皇帝即位后的三年（1524年），庆王朱台又贿赂太监李昕、总兵官种勋，请他们代奏嘉靖皇帝，恢复他的俸禄，但李昕、种勋没有接受，朱台甚为不快，当时宁夏卫都指挥杨钦等人“获罪于巡抚张璇”，企图借庆王朱台来杀张璇，被李昕、种勋发现，告知张璇，于是，嘉靖三年（1525年）十二月丙辰（1525年1月19日），镇守宁夏都督种勋、都御史张璇向嘉靖皇帝上奏，弹劾庆王朱台图谋不轨：“庆王淫秽黩伦伦，枷仪宾，械职官，擅杀无辜，招致降虏，操练兵马，潜结凶恶包锦、杨钦等十辈，谋不轨。”明世宗感觉到此事关系重大，特别命左副都御史王时中、锦衣卫指挥佥事刘宗武到宁夏调查，王时中本不想去调查，他奏嘉靖皇帝说“臣巡抚宁夏时故与庆王有隙（感情上的裂痕），宜以嫌引避”，但是，皇帝批复“勘十自有公法，何嫌之避？时中已遣，不准辞”。
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因为巡抚都御史张璇等上告朝廷，庆王种种罪过，又见皇帝派人来调查，庆王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一日，率领官属强行夺关驰马出城，打算要到京师向皇帝“自诉”。许多宗室和仪宾都跟随庆王出城，巡抚都御史张璇立即把他们都追了回来，并把庆王关在别馆，上奏皇帝。这时，有朝廷吏部右侍郎温仁和上奏嘉靖皇帝说：“（庆）王荒淫不法之事故有之，然未必图危社稷。”今天把他关闭起来，臣恐庆王因为惧怕而死，这样罪状还没有搞清楚，即有杀王之名，朝廷怎么样向宗师交代？而且，如果万一有人出来为解救庆王而称兵发难，那就是逼迫使反也。他建议嘉靖皇帝宜速亲赐手书安慰庆王，令回王府以待“验问”，并且，仍下敕给官属都要像以往一样，“事（庆王）如故”。嘉靖皇帝接受了温仁和的建议。后来，张璇又上奏，说庆王“恐变不测”，要求逮捕庆王和跟随他的宗室、官属，但皇帝没有同意，仍命庆王居王府，等待“廷臣杂议”。
派太监扶安和都御史王时中等调查，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他们上奏皇帝说：“台他罪有之，无不轨事。”皇帝让廷臣审议，嘉靖四年（1525年）六月，嘉靖皇帝下旨夺庆王台爵，降为庶人，令在本府随住，每年给米300石养瞻，仍降敕戒遇，责令自新。
庆王朱台被废以后，皇帝命他的叔父巩昌王摄王府事。摄庆王府事的巩昌王朱是个既贪得无厌又有野心的人，他主王府之后，便裁庆邸宫妃薪米，取邸中金帛万计。庆王台之子朱之所。朱编造朱台谋逆谣语，让寺人引诱小朱而自立，取而代之。三世庆王庆怀王妃王氏，上奏皇帝告发朱裁减衣食，以致使之不能自存。丰林王朱台瀚，也告发朱渎乱人伦诸罪，告朱“禽兽行”，他竟然“尝淫其已故长子台清妻王氏，生二女”。皇帝派人验实，下旨废摄王府事的朱为庶人，幽之高墙。
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迁朱台去陕西西安，而封其子朱为世子，视府事。以两宫徽号恩恢复朱台冠带，嘉靖三十年（1551年）被废为庶人的六世庆王朱台去世。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二月戊辰，庆世子朱去世，“赐祭葬如郡王”按郡王的规格安葬。朱就成了庆王府中唯一一个没自袭王位的一个世子。朱无嗣袭位，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十月癸卯，明世宗改封朱台的次子、庆世子朱嘉靖十七年（1539年）封为桐乡郡王的朱枋为庆世子，赐管理庆王府事，其妃李氏为庆世子妃，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袭庆王王位。
七世庆王朱枋，是庆靖王朱后世庆王府中一位有资质的王位继承者，他好学乐善，以礼饬诸宗。时世宗赐之敕，为其建坊表彰。宁夏筑边墙，施善出银米助工。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月庚午，庆王朱枋的第一子朱倪被册封为庆世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月壬子，册封兵马指挥李凤之女李氏为庆世子妃。万历二年（1574年）庆王朱枋去世，谥曰“惠”。万历五年（1577年）壬午，册封庆惠王朱枋世子朱倪为庆王，是为第八世庆王，继妃为邵氏。
万历十六年（1588年）第八世庆王朱倪去世，《明史》载“子宪王伸域嗣”，应该就是九世庆王。但《明实录》载“万历十九年二月丙戌，庆府管理府事绥德郡王朱伸域薨”，这就是说，他到死都还只是“庆府管理府事绥德郡王朱伸域”，很明显，并不是庆王，因此有的文章说他袭封王位不详。但我看到《明实录》又有记载：“万历二十年十一月甲子……内知名如庆宪王妃方氏……，”而方氏正是朱伸域妃。因此，我的分析认为，关于九世庆王，我的看法应该以《明实录》为准，朱伸域在世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来得及袭王位，于是说他的死是“庆府管理府事绥德郡王朱伸域薨”，但是皇帝很快就追封其袭庆王位，所以，又有“庆宪王方氏”的记载。那么，庆府管理府事绥德郡王朱伸域追封袭庆王位的时间，大致应该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之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十一月之前的一年多时间之内。
十五
第九世庆王朱伸域，万历十九年（1591年）去世，因其子尚幼，未便请封，以庆王朱伸域的亲弟镇原王朱伸暂行管理庆府事。二十年宁夏又发生了拜之乱，也称刘东叛乱或宁夏之役，这是一次比安化王之乱时间长得多的叛乱。这次叛乱不但影响整个明朝，而且也使庆王府遭到了极大的劫难。
明神宗万历皇帝朝的前期发生了“万历三大征”：第一，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宁夏拜之乱；第二，万历十七年（1589）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播州之乱；第三，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朝鲜战争，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明神宗皇帝用人准确，三大征都大获全胜，但耗费太多人力物力大量钱财，因此，明朝的元气大伤，朝廷财政出现危机，成为导致明朝最后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神宗的三大征，第一征就是宁夏之役，也就是是镇压宁夏拜之乱。宁夏叛乱的首领拜（1526～1592年），原为蒙古族，本是蒙古族小酋长，因与鞑靼部落酋长英台吉不和，得罪了酋长，“父兄皆见杀”，从此结下冤仇，遂率领部众投奔宁夏官军嘉靖中，归附于宁夏守备郑印，年轻的蒙古族小酋长拜骁勇善战，很快便以战功被提升为宁夏巡抚标下把总。万历初年被任命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千余。此后，拜屡立战功，官职不断升迁，由把总升任千总、守备、游击、参将、宁夏总兵标兵。关于拜的民族属性，谈迁的《国榷》中称拜是“黄毛虏”，从而认为拜是黄头发回鹘人，也就是今天的裕固族人。
拜当年投奔宁夏明军，是为了逃命并发誓要报父兄被害之仇，并不是真心投靠，因此，当他在宁夏官职不断高升，认为已经站住脚跟，就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人，多蓄亡命之徒，专制宁夏。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宁夏巡抚梁问孟看到拜势力的增长，非常担忧，就向万历皇帝奏请“加宁夏总兵标兵、参将拜以副总兵衔致仕，许其子承恩袭职”。原本梁问孟的目的是想明升暗降，以副总兵头衔夺其兵权，但是，因为其子承恩可以继承其父的副总兵之职，所以，拜势力不但没有削弱，父子二人势力更大，而且，他们也产生戒心，进而变为叛心。拜父子二人经营宁夏三十年，势力越来越大，家丁千余，多蓄亡命，成为宁夏霸主。
万历十九年（1591年），青海洮河地区报警，火落赤等部族侵犯洮河告急，朝廷派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郑洛率大明军于万历十九年（1591）初冬兵分三路出击西海。经略尚书郑洛调集宁夏明军参加西征，宁夏巡抚党馨命宁夏指挥土文秀率千骑前去支援，此时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宁夏巡抚党馨出于对拜父子的不信任，就千方百计阻止拜前往西征，但拜通过御史周弘和推荐，经略尚书郑洛批准了拜率其子承恩、指挥土文秀、义子云同去参加西征。其间，党馨又调换了家军的战马，目的是使其作战不力。西征返回以后，党馨继续寻找拜的麻烦，他不但不给拜等人叙功，反而鼓动其部下检举拜西征中虚报冒领粮饷等不法行为，因为拜子承恩强娶民女为妾，还鞭责承恩二十军棍，土文秀及拜义子云等也因未得升赏，心怀不平。承恩因被党馨杖责，更加怨愤。凡此等等，都不能不引起拜父子愤恨，决心要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因此西征受阻等事件就成为拜父子反叛的导火线。
万历年间的“宰相之杰”张居正指责宁夏巡抚党馨为“刻而且暴”。宁夏巡抚党馨，是个在宁夏地区专制的官僚，他横行霸道，贪得无厌，正当拜父子愤恨党馨，寻机复仇的时候，党馨却伙同宁夏督储道兵备副使石继芳克扣宁夏驻军是士兵的军饷，三年的过冬的冬衣布花银，只给一年。宁夏是一个寒冷地区，就是夏天也是“早穿皮袄午穿纱”的地方，当时还是冬天，对这样一个横行霸道的宁夏巡抚宁夏的军士愤恨万分。士兵们中出现了以刘东、许朝等人为代表的下级军官领袖人物。刘东，靖虏卫人，宁夏驻军前锋，为人刚直侠义，受到士兵拥护，在他周围集结了宁夏驻军80多名下级军官，准备起事。于是，因欠薪并受巡抚党馨欺凌的宁夏驻军士兵和受到党馨排挤打压正在寻找机会报复的拜父子等两股势力结合到一起，终于爆发了宁夏之乱。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十八日，以刘东为首的宁夏驻军下级军官和士兵起来造反，愤怒的士兵们冲进衙门，“宁夏四营官军、家丁围杀巡抚党馨、副使石继芳，数其侵克残暴二十事，并杀卫官李承恩、供应管陈汉等于市，”“毁公署、据城门”，“放狱囚、毁文卷”。刘东从宁夏准驻军总兵官张维忠手中夺得官印，自任宁夏总兵官，拜让其子承恩、义子云、部将土文秀等参加叛乱，张维忠丢失官印，认为大势已去，无奈自杀身亡。刘东自任总兵，拥立拜为谋主，封承恩、许朝我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云为左右参将，而拜本人竟然以“王子”自称。叛军占领宁夏镇城，攻占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宁夏河西地区47堡全部失落。除了平虏参将萧如薰坚守堡城，宁夏成为造反者的天下。
安化王之乱，18天被平息，宁王之乱，43天被平息，而拜之乱，在经过长达7个月的反复镇压以后，才最后艰难的平息。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十八日，宁夏叛乱开始以后，巡抚党馨被叛乱者杀死，宁夏总兵官张维忠，自杀身亡，很快宁夏大部被叛乱者控制，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唯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朝野大惊，万历皇帝立即再命陕西三边总督、尚书魏学曾挂帅负责征讨，授予魏学曾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三月四日，魏学曾命副总兵李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河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魏学曾实行招抚政策，刘东等要求世守宁夏，没有成功。此后，明朝特调副总兵麻贵驰援，麻贵率苍头军在攻宁夏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麻贵采用火攻宁夏城，遭到叛军强烈阻击。四月到五六月间，朝廷又先后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御史朱正色为巡抚，以甘肃都御史叶梦熊会办宁夏军务，浙江道御史梅国桢为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庚子，镇压叛乱已经4个月，没有效果，皇帝震怒，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庚子，万历皇帝下诏谴责魏学曾：“堂堂天朝，因么么小丑连兵累月未奏荡平，岂不辱国？”七月初，万历皇帝以魏学曾招抚失策，撤职查办，改派叶梦熊为宁夏主帅，也敕赐尚方宝剑，叶主帅决定采用水攻宁夏城。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魏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黄河水灌宁夏镇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获。宁夏拜叛乱在经过7个月艰难镇压之后，终于平息。
在这次宁夏拜叛乱中，庆王府和宁夏镇城官民遭到极大的冲击和震动。
（一）庆宪王妃方氏自尽。当叛军进攻王府时，庆宪王妃方氏藏匿到王府后院窖中，后来，见叛军冲进王府，便自杀身亡，《明实录》多处记载，“王妃方氏匿死庆邸窖中”；“庆宪王妃方氏……蹈刃捐躯，请加旌恤”；“王妃全节，增重天潢”；“庆宪王妃节烈，合理建祠”。
（二）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刘东、许朝、承恩等兵变之后，曾经威胁暂时管理庆府事的镇原王朱伸，让他上奏皇帝，承认刘东等人任宁夏巡抚等官职，措辞非常荒唐，此事上奏之后，《明实录》载，“万历二十年四月……逆贼挟庆府三王求罢兵”；“万历二十年四月丁酉……盖东等胁之，非王意也。”
（三）官军围城以后，叛军又把拜等叛军曾经把王府人员胁迫到“东城土楼乞悬兵”。镇原王伸理府事，曾经谋划袭击叛军，后不成，府中人皆被杀。三世寿阳嗣王倪，拜胁降之，不屈，为所囚。
（四）叛乱期间，叛军向庆王府“勒索金币（帛）、粮食一空”、“帑藏树椟，荡然无余”，庆王府遭到了极大的劫难，只有靠朝廷赈济过日子。叛乱平息以后，万历皇帝“诏告天下及慰问庆府，褒异王妃”，方妃宜建祠旌表，敕赐银一万五千两，分给庆府诸宗人。
（五）这次叛乱更重要的是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更巨大的破坏和损失。无辜百姓死去多少，史料没有记载，不止成千上万，财产损失更无法统计，宁夏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正如后任宁夏巡抚杨应聘所说：“壬辰兵燹，遂举二百年之所经理者，荡然如同草味！”这就是说，明朝200年所经营取得的经济成果，荡然无存了，所以我们说，万历三大征，虽然取得全胜，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明朝的元气大伤，经济衰落，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导致灭亡。
宁夏壬辰叛乱之后，万历二十三年（1575年），庆宪王的长子朱帅锌袭庆王位，是为十世庆王，他死了以后，嫡长子朱倬嗣位，是为十一世庆王。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军破宁夏，朱倬被执。
十六
庆靖王朱，自14岁封王，16岁“受命西来”“之国”，先在庆阳短暂居住，后“自庆阳徙居韦州”，在韦州“居之九年”，再后来，奉命自韦州“移居”宁夏（今银川市），居36年，总计在今宁夏居住了45年之久，逝世以后，又埋葬在宁夏同心县的韦州明王陵。他的后代，世代在宁夏，共十一世庆王，与明王朝相始终。
对于庆靖王朱一生经历的评价，史书上记载的很少。总结朱的一生及其庆府后人，我想提出下面几点初步的认识。
我注意到《明史·朱传》对于朱的评价仅仅只有十个字：“王好学有文，忠孝出天性。”但是，这对于一个封建藩王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这里总结了朱的两个特点，一是作为宗室文学家的朱和作为一生忠于大明朝的亲王朱。《庆王圹志》对于朱的评价基本上和《明史》一致，只是更强调了后一点：“国之至亲，令德孝恭，乐善循礼，祗事朝廷，始终无间。”更强调了他对大明王朝的忠孝“祗事朝廷，始终无间”，这就是说朱一生只做一件事，“祗事朝廷”，这自然是对朱最好的盖棺论定。的确，朱的一生从来都对朝廷忠心耿耿，从无二心。明太祖朱元璋本身就是他的父亲，又是皇帝，他对明太祖绝对忠诚，明成祖即位，他还是衷心拥戴，前后五次进京朝见皇帝，成祖也“善待之”。宣德、正统虽是后辈，他依然效忠如初。他受命理四卫军务，对安定边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朱把一生献给了他的藩国宁夏。
《庆王圹志》说朱“乐善循礼”。的确，朱虽然贵为亲王，在封建社会对老百姓来说，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他的确乐善，也能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在《宜秋楼记》中他要求为官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作人父母，其心之忧也，天灾岁恶，人咸乏食……”在《夏城城隍神应梦记》中，他更借城隍来揭露和批判官场腐败：“今之居官者，贪飨无厌，惟财利是求，于国家钱谷，侵克盗隐数盈钜万，剥削下民，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他警告贪官：“俾之败露，财散身亡，家业陵替，祸及子孙。”
朱毕竟是一个亲王，他实际做的很有限，但也做了一些。朱在位期间，他支持和帮助地方官和军队修河渠，行屯田，发展宁夏农业，大力发展畜牧业，在朝廷需要的时候，他几次进献朝廷上千匹马给官军作战马。他修建王府对银川城市发展有一定作用，也还做一些修庙宇、学堂等善事。
《明史》评庆靖王朱说：“王好学有文。”这个评价突出了朱的最大特点，也是朱一生的最大亮点。《嘉靖宁夏新志》也专门设“宗室文学”条目：“庆靖王……王天性英敏，问学博洽，长于诗文。”“其草书清放驯雅，绝无俗碍，海内传重，视为拱璧。”遗憾的是他的精湛的书法没有留传下来，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他的文学作品著作、文章、诗、词，部分留传下来，特别是他的《宁夏志》是宁夏第一部方志，加上诗词作品，都成为宁夏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值得后人认真研究。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朱所辑《文章类萃》20卷，已经由山东齐鲁书社1997年7月出版发行。
朱晚年从宣德初年开始，受到总兵官史昭的弹劾和庆王府中有人不断进京告状的困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朱并不是一个完人，他作为一个封建藩王，自然有其局限性，肯定有种种错误，史昭向皇帝弹劾的奏章，基本上都是事实，皇帝复书给朱一方面劝他不要过分难过，另一方面，提出了让他改正的具体意见，说明错误是有的，再从皇帝对史昭的态度，虽然也批评他对庆王有所不敬，甚至先降职，但朱去世以后立即官复原职。这也说明史昭没有弹劾错。至于府中人多次告发庆王“点阅军士，造制造兵器，购收天文书”，皇帝每次都给予否定。我想也是，因为封建社会每个皇帝最大的忌讳就是造反，如果有人发现有叛逆之心准备造反，不管是什么人，即便是王宫贵族，甚至是亲儿子亲兄弟，皇帝都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必须是坚决镇压，完全消灭。因此，我认为这些告发的罪状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纵观朱这个人，似乎也不像企图造反的野心家。
至于庆王的后代，我说良莠兼有。大多数后任庆王，也都能遵礼守法，笃诚守边，如七世庆王朱枋好学乐善，曾出王府银米助朝廷修边墙。在拜、刘东的反叛中，许多宗人宁死不屈，如庆宪王妃方氏……蹈刃捐躯，镇原王伸理府事，曾经谋划率宗族袭击叛军，后不成，府中人皆被杀。三世寿阳嗣王倪，拜胁降之，不屈，为所囚。庆王八世孙安塞王樗斋，也是庆王府一个才子王爷，特别是他在平息拜之乱不久，即重刻朱所著《宁夏志》，使之得以留传至今。但是，也有的庆藩宗人，如安化王朱，为人勇猛狂诞，听了看相的人说他大富大贵，巫人的鹦鹉见了他叫“皇帝”，便生出非分之想。明正德五年（1510年），他利用守边将士，以诛宦官刘瑾为名，举兵造反。后兵败被俘，最后赐死。再如巩昌王摄庆王府事。这个巩昌王朱是个既贪得无厌又有野心的人，他主王府之后，便裁庆邸宫妃薪米，取邸中金帛万计。更有甚者，朱还犯“禽兽行”，渎乱人伦诸罪，他竟然“尝淫其已故长子台清妻王氏，生二女”。皇帝派人验实，下旨废摄王府事的朱为庶人，幽之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