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青蛙
——[中国]萧红
一
楼上的声音从窗洞飘落下来了。
“让我们都来看吧，秦铮又回来了，又是同平野一道……”
秋雨过后，天色变作深蓝，静悄的那边就是校园的林丛。校园像幅画似的，绘着小堆小堆的黄花；地平线以上，是些散散乱乱的枝柯，在晚风里取暖；拥挤着的树叶上，跳跃着金光。
秦铮提篮里的青蛙，跳到地面，平野在阳光里笑着，惊惧的肩头缩动着，把青蛙装进篮里。
裙襟被折卷一下，秦铮坐在水池旁愉快着，她的眼睛向平野羞涩地笑，别离使她羞涩了。
平野和她的肩头相依，但只是坐着，他躲避着热情似的坐着。一种初会的喜悦常常是变做悲哀的箭，连贯地穿了两个心颗，水珠在树叶上闪起金光滚动着，风来了，水珠落了。也和水珠一样，秦铮的眼泪落了，落到平野的衣襟上、手上、唇上，这情人的泪，水银似的在平野的灵魂里滚转。
平野觉得自己的生命这算是第一次有意义。
“不要哭啊，小妹妹……”
楼上的声响震着玻璃窗时，秦铮扭动她的肩头，但不看上去，她知道这又是她的妹妹秦华在作怪。
提篮里的青蛙要去寻水，粗糙地呼吸着。
秦铮从来爱玩小孩子的事，从乡间回来特地带回两个青蛙，现在青蛙是放在水池里了。
晚天染着紫色红色的颜料，各自划分着，划分得不清晰了，越加模糊下去。
“这次我到乡下去，受罪极了，猩红热，虎列拉，……各样的传染病都有。只有传染病，没有医生，患病者只有死。——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也真希望死了。因为你，我死的希望破碎了。你不是常说吗？想要死的人，那是自私，或是个人主义的变态。”
平野吻了她手一下，并且问：
“那里工作怎样？”
平野又像恢复了自己似的，人像又涌上他的心来，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在喊口号了。他们的声音低下来，暗下来，和苍茫的暮色一样，苍茫下去。
南楼宿舍睡在夜里了，北楼也睡在夜里，久别的情绪苍白着，不可顿挫地强硬起来，纠缠起来。
踱荡着他们的热情似的，穿着林丛踱荡，踏着月光踱荡，秦铮是愉快着，讲了一些流水似的话，别离不再压紧她了。她轻松在跳着舞步，可是平野的心情正相反，他徘徊着，他作窘，平野为了她的青春所激动。
关于这个，秦铮是忽略了，她永不知道她的青春可能激动了别人，在一个少女这是一件平常的事。
平野引她到树丛的深处，他颤栗地走着，激动地走着，同时秦铮也不会觉察这个。两个影子，深藏在树丛里了。
南楼的影子倒在水池里，太空镶着无数的星座，秋夜静得和水晶似的透明。
从树丛颤巍着那里走出来了，秦铮的头发毛散了，衣裙不整齐了，怕羞的背影走上楼梯去。
平野站在月光中的池旁，目送她。每次他送秦铮回宿舍时，她都是倒踏着梯级向他微笑着，缓缓地走进去。现在，秦铮没有回头，她为新的体验淹没了。
平野的心思平静下来，满足同时而倦怠地转向北楼去。
青蛙叫了，要吵破这个秘密似的叫了。
二
这是一个回忆，完全是一个梦中的回忆。
平野醒转来了，铁窗外石壁的顶端，模糊着苍白的星座。深壑的院宇，永恒地刮着阴惨的风，住在这里的人，有的是单身房，有的是群居，有的在等候宣告死刑，也有些是在挨混刑期。
等候大刑的人，他们终夜不能睡着，他们吼叫出不是人的声音来，但是他们腿上的铁锁和手上的木枷并不因为吼号而脱落，依然严紧地在枷锁着。五个人中的两个人是瘫落在墙角里，不喊叫也不挣脱，使你看到，你可以联想起那是两个年老的胡匪被死恐吓住了？但，他们不是，那两张面孔，并不苍白；手足安然的，并不颤索。
提着枪打着裹腿的人，整夜是在看守着这五个人，这是为了某种事体。提枪的人，总是不间断地在袖口间探望自己的手表，就像希望着天快亮起来似的。但，天亮起来又有什么事体要发生呢？这个事件，看守人和被看守人都像明白似的。被看守人嚎叫着，他们不能滚转，提枪的人在那里踱来踱去。
其中的一个向着那两个永不知嚎叫的人说：
“怎么你们的不是行抢，只为了几张碎纸在身上就……”
说话的被那个提着枪的绞断了话声，但是他现在一点都不知惧怕什么叫枪，他大骂了一阵，没有法治他。提枪的那个人仍然是走来走去，一面看他袖口间的表。
平野，他是个永久要住在这里的一个犯人，因为法律判断他是这样。
因为三年前的那天晚间，他同秦铮在校园里谈一些关于乡间和工作的事，第二天，秦铮的父亲处死刑了，第三天，秦铮被捕了。接着就是平野。
现在秦铮和平野是住在同一个铁包的院里，现在已三年了。放在水池里两个青蛙变作了一群小青蛙，在校园里仍是叫着。
在三年之中，他们总是追随三年前的旧梦，平野醒转来了。醒来他寻觅不见秦铮，他又闭起眼睛，窗子铁栏外，有不转动的白色的月轮，外面嚷着这样的声音，平野听到了：“又是五个：两个政治犯，三个强盗犯，被提出去。”过了一刻，车轮的声音轧过了，渐远了。
愚妇人
——[中国]许地山
从深山伸出一条蜿蜒的路，窄而且崎岖。一个樵夫在那里走着，一面唱：
鸧鹒，鸧鹒，来年莫再鸣！
鸧鹒一鸣草又生。
草木青青不过一百数十日，
到头来，又是樵夫担上薪。
鸧鹒，鸧鹒，来年莫再鸣！
鸧鹒一鸣虫又生。
百虫生来不过一百数十日，
到头来，又要纷纷扑红灯。
鸧鹒，鸧鹒，来年莫再鸣！
……
他唱时，软和的晚烟已随他底脚步把那小路封起来了，他还要往下唱，猛然看见一个健壮的老妇人坐在溪涧边，对着流水哭泣。
“你是谁？有什么难过的事？说出来，也许我能帮助你。”
“我么？唉！我……不必问了。”
樵夫心里以为她一定是个要寻短见底人，急急把担卸下，进前几步，想法子安慰她。他说：“妇人，你有什么难处，请说给我听，或者我能帮助你。天色不早了，独自一人在山中是很危险的。”
妇人说：“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难过。自从我父母死后，我就住在这树林里。我底亲戚和同伴都叫我做石女。”她说到这里，眼泪就融下来了。往下她底话语就支离得怪难明白。过一会，她才慢慢说：“我……我到这两天才知道石女底意思。”
“知道自己名字底意思，更应当喜欢，为何倒反悲伤起来？”
“我每年看见树林里底果木开花，结实；把种子种在地里，又生出新果木来。我看见我底亲戚、同伴们不上二年就有一个孩子抱在她们怀里。我想我也要像这样——不上二年就可以抱一个孩子在怀里。我心里这样说，这样盼望，到如今，六十年了！我不明白，才打听一下。呀，这一打听，叫我多么难过！我没有抱孩子底希望了，……然而，我就不能像果木，比不上果木么？”
“哈，哈，哈！”樵夫大笑了，他说：“这正是你底幸运哪！抱孩子底人，比你难过得多，你为何不往下再向她们打听一下呢？我告诉你，不曾怀过胎底妇人是有福的。”
一个路旁素不相识底人所说底话，哪里能够把六十年底希望——迷梦——立时揭破呢？到现在，她底哭声，在樵夫耳边，还可以约略地听见。
幽默的自我独白
——[美国]普·戴伊
都二十多年了，它一直潜伏在我的身体内，我似乎都有些将它遗忘了。大家都说就是这种病。
不过大家管这种病叫幽默，而这个名字我比较喜欢。
大伙“合资”买了礼物送给董事长，祝贺他的五十大寿。我们一窝蜂似的挤进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成为了致辞人，而且这致辞耗费了我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
每个人都非常喜欢我的发言。其中充满双关语、警句和插科打诨，每次都博得满堂喝彩，尽管我们的五金店是绝对坚固的，但我肯定在欢呼中，它震动了一下。
董事长高兴坏了，同事们也因此而开心异常。
从那天上午九点半起，大伙就都管我叫幽默家。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同事们将我说得越来越厉害。他们一个接一个跑来对我说：老兄，你真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以前那些演说家也没你那么优秀。
我认为我应该为他们保持这种幽默感。公司要求别人对生意上的事和日常的话题只要能说个明白也就可以了，对我则要求很严。他们希望我对陶器也说些笑话，甚至对着窗户或别的什么也要这么做。我是店里的副会计。要是我拿出一页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通滑稽的评论，或者无法对损益表进行幽默攻击，那店员们一定会非常失望。
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我变成当地的一个“人物”。我们的城市小得很，所以不消多久，便满城皆知。当地的报纸上常常引用我的话，这使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幸好我确实拥有真才实学，可以应付突如其来的种种问题。我在实践中培养并促进这份才能，而其本质却是与人为善，只是嘻嘻哈哈的小打小闹。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露出微笑，而当我们碰面时我已经成竹在胸，能让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我属于早婚，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不用说，房子不太大，家具不豪华，但过得还算不错。在五金行业当一名会计，薪水很有限，当然没有供我挥霍的多余的钱财。
我最近又有几个创意，放着怪可惜的，因此寄给刊登这类文字的杂志。当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还成了投稿的常客。
有一家编辑社给我寄来几封信，他建议我投寄一栏篇幅的幽默文章，并且暗示说，我将有机会在报纸上拥有自己的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以后，他又提出，要我与这个专栏签订一个合同，为期一年，稿酬当然是十分丰厚。
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我的妻子——路易莎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而欢喜不已。当天晚餐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名牌葡萄酒。也许是我改变生活的时刻到了。我同路易莎非常认真地讨论了这件事，最后我决定离开那家五金店，将玩幽默当做我真正的事业去发展。
第二天，我便向公司提出辞职。我的同事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我在会上的讲话诙谐幽默，报纸立即全文刊登，又一笔丰厚的稿酬到手了。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看看钟。
“哎呀，晚了！”我喊道，急急忙忙穿衣裳。路易莎提醒我说，昨天我已离开了那家五金店。我现在是专职幽默家。
早餐后，妻子给我展示了我未曾目睹的未知空间。乖乖！房间里摆着我的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一个写作人所需的其他用品，桌上还有日历、词典及一小袋巧克力，因为吃甜食会给我增加灵感。真是了不得！
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墙纸上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者伊斯兰式的——也许只是些不规则四边形。看着看着，我正要准备幽默。
一个声音使我一惊——那是路易莎的声音。
“你要是不太忙的话，亲爱的，”她说，“我是说，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我瞧瞧表，可不，现在已是中午了。我只好去吃午饭。
“你得慢慢来。”路易莎说，“不管是歌德，还是拿破仑都曾经说过，脑力劳动一天五小时就足够了。下午也许我们应该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我确实有点累了。”我承认。因此我们就去逛树林。
随着一天天地过去，我的稿子写得越来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一篇又一篇地写出来了，而且质量我都满意。
成功是必然的。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取得轰动效应，评论界里一些有名人物也对此大加称赞。我又向其他出版社投稿，也获得了同样的效果。
我越来越发现，我天生该做这行：我能将一个可笑的意见写成一则两行的笑话，挣得一块钱。重新组装并用新的词语又能挣几块钱。你再把那料子翻个个儿，用韵脚镶上边儿，它又成了一首诙谐的应酬诗，总之，只要我稍加改动同样的东西会千变万化，而且你永远不会在意，那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家里的一切都随积蓄的增多而焕然一新。从此，我成了城里比较有地位的公民，以往的伙计生涯一去不复返了。
半年后，我出了些问题，讥讽和笑料不再能随随便便地脱口而出，有时甚至会费我很大的劲。我发现自己必须常常倾听朋友们的谈话，从而积累些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我瞧着墙纸，咬着铅笔，一坐几个小时，但效果并没有以前那么好。
慢慢地，我成了朋友中最不受欢迎的人。似乎我和他们呆在一起总是别有用心的，要是有一句机灵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一种俏皮的说法从他们嘴里掉下来，我就会像猎犬一样跳过去接住。甚至会当面或背后用小本子详细记录，以备不时之需。
我举止的异常似乎已经不是个秘密了。从前我给他们提供欢乐和消遣，现在我掠夺他们。我现在的言语不想再博得他们一笑，因为我的思想被禁锢起来了。他们也不再等待我的笑话了。
我就像那条忧郁的列那狐，习惯赞美乌鸦的歌喉，而仅仅是为了吃肉。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开始躲避我。微笑离我越来越遥远，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
只要我呆在那里，不论什么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事物，都难免受到我的掠夺，甚至在教堂里做礼拜，我也不会放松自己的大脑与手中的水笔。
当牧师哼出长韵律的颂诗《荣耀颂》，我立即跟着哼哼：“荣耀颂——大成功——讲格律——喜相逢。”
各种各样的话语一经我大脑筛选，其中的营养已为我所用。
我身在教堂，心却不在，我想到的是关于女高音、男高音和低音互相忌妒的一则古老的笑话，希望能够成为一篇新的作品。
我的战场蔓延到了家里。妻子原是个十足的女性，坦率、任性、富有同情心。她曾给过我许多帮助，她的想法向来是快乐的源泉。现在，为了资料，为了我的事业，我不再关心她的谈话，而只抓住其中的词语。
我发现这样做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对于我的引诱和激励，她丝毫不加防范。
我就让它在冷冰冰的、极其寻常的铅印的篇页上与公众见面。
我现在成了以写作为业的犹大，一边吻她，一边背叛她。为了几枚银元我利用了她对我的信任，无情地将她出卖给报社，然后公之于众。
对于妻子，我总是那么自私，残忍得像伏在羔羊身边的狼，连她在睡梦中发出的呢喃软语都侧耳谛听，希望能换得几板银元。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
当妻子已被剥夺殆尽时，我的一双儿女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盖伊和维奥拉的幼稚而奇怪的思想和语言又为我增添了灵感与财富。我为这种幽默找到现成的销路，给一家杂志的固定专栏《童趣》长期供稿。我开始用一天大部分发时间将他们留在身边。当他们玩耍的时候，我会藏在沙发后面或门背后，或者爬在院子里的矮树丛里，静静地聆听。此时，我的工作方法已具备了一切“坏”的特征。
我一点灵感也没有，而报社正在催稿，我就藏在院子里一堆落叶下面，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到这里来玩。我怎么也不相信盖伊会知道我藏身的地方，而且他们还用火攻，烧了我的衣服和我对他们的邪恶思想。
很快，我也失去了孩子们的信任。有时候，当我像个孤独的盗尸鬼那样窥视他们的时候，我会听见他们窃窃私语：“爸爸来了。”接着就开始了同我的游击战，难道我无法改变这一切吗？
至少我挣的钱仍很多。存折里的存款也在增加。
同样，我损失得也不少。我不大清楚当流浪汉是怎样的滋味，不过我和他也相差不远了。我没有朋友，没有娱乐，没有生活的享受，就连家庭的温暖也感受不到了。我变成一只蜜蜂，从生活的最美丽的花朵里吸出的是不洁的蜜，为了不被我攻击，人们像躲避灾难一样躲着我。
有一天，有个人带着愉快而友好的微笑同我打招呼，我兴奋极了，因为好久没这样过了。那是我路过彼得·赫夫尔鲍尔开的殡仪馆，彼得站在门口同我亲热打招呼。我本能地停住了，同时走了进去。
天气又湿又潮，前面屋子太冷了，我们走进后间，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来了一个顾客，彼得让我独自呆一会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环顾这屋子，屋里有一排排花梨木骨灰盒、黑色的棺罩、棺架、装饰灵车的羽毛、葬礼用的旗幡，总之丧葬该有的东西都一应俱全。这里的气氛让人极为平静、有条不紊，我的头脑变得异常冷静。濒临生命的边缘，无论是谁都会在这里走一遭的。
当我进入里面，生前的一切苦恼与不快全离我而去。我根本不想从那些阴沉而庄严的丧葬用品中探求什么幽默。我觉得自己非常舒服而且全身放松，好久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了。一刻钟以前我还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而此时，我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哲学家，我找到一个躲开幽默的避难所，不必绞尽脑汁去讽刺挖苦，不必不顾尊严地去偷去抢，以至于使讨厌我的人躲避我。
我还不大了解彼得。他回来以后我让他先讲，就怕他的谈吐破坏气氛，成为甜蜜的挽歌般的合唱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出乎我的意料，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我快活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的谈吐平淡至极。平淡得就连死海也无法相比。没有一丁点儿火花或智慧的闪光损坏他的言语。从他嘴巴里流出来的尽是俯拾即是的陈词滥调，好像他从来不知道笑是什么意义。我不禁为之一震，原来他根本不明白微笑是什么。而我开始喜欢这个人了。
每个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来到彼得那里，在他的后屋里盘桓。这让我可以充分的放松。我从此早早起床，急急忙忙做完我的工作，希望这种放松更加充分更加完美。只有在他这里，我才能摆脱从周遭事物中吸取幽默成分的习惯。其实从彼得这里是无从下手的，只好作罢。
我的精神与信心一天天地恢复过来。看来我在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休息。如今我在街上碰到一两个老朋友，或者投以一笑，或者说一句令人愉快的话，都会轻而易举地达到以往的效果。而这种待遇也给予了我的家庭。
我不再拼命工作，而是开始热爱假期。我开始减少我的工作量。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是负担和痛苦。我常常坐在桌前吹口哨，然而丝毫不影响效果。殡仪馆是我每天必去之处，这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
我的秘密行动使妻子起了疑心。
我是想把这种事作为我永久的秘密：女人不理解这种事，可怜的姑娘！她还是不知道的好。
有一天，我带回家一只银质的棺材把手做镇纸，还有一片毛茸茸的灵车的饰羽用来在纸上掸灰。
我喜欢看到这两种东西放在桌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感到视觉上的暂时放松。可是路易莎发现了它们，她快要昏过去了。我只好安慰她，随便乱说了点理由。不过我从她的眼里看出她的疑虑并没有消除，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用这东西。
那天，彼得·赫夫尔鲍尔认真地和我谈了件事，我吃惊极了。他以一贯通情达理而又平平常常的态度让我看他的账簿，看来他的生意非常红火。他想找一个有钱的人合伙当股东，他宁愿找我入股而不找他认识的任何人。当然，我给了他一大笔钱，从此这馆里的工作我也有了一份。
回家的心情是愉悦的，当然也夹杂着一点点疑虑。我不敢将此事告诉妻子，但我仍禁不住偷乐。不必再写那些幽默的东西了，重新来享受生活的苹果，这次不是把苹果榨得稀烂，也许只要几滴苹果汁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了。
晚饭，我收到了几封来信。有几封是退稿。自从我第一次去到彼得那里时，我的稿子就一直被退回。最近我倒是一气呵成地写出笑话和文章，写得极其流利。从此也就没了自己的写作作风。
我打开了第一家杂志社的信。这家周刊给我每周的文章开的支票是我家生活的主要支柱。来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
如你所悉，我们一年的合同本月即将到期，而且暂时不会与您签订第二份合同，请您谅解。你的幽默风格曾使我刊大部分读者感到愉快，对此我们表示感谢。不过最近两个月，相信您也发现，您稿子的质量大不如前了。
你的早期作品呈现出自然流畅的诙谐与风趣，近来的则显得构思枯涩、雕琢过甚、缺少说服力，相信这都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请停止来稿，为此再一次表示歉意。
编者谨启
我将这封信递给妻子，她看后显得非常沮丧。
“真是太过分了！”她气得直叫。“他们一定又找到新的摇钱树了。其实你只需花过去的一半时间替他们写。”接着，我猜想路易莎想到不再有支票寄来了，便哀叹道：“难道又要回到以前的日子吗？”
而我却欢乐地跳着波尔卡舞。路易莎以一副呆呆的神情盯着我，以为我疯了。孩子们倒希望我这样，因为他们跟在我后面狂奔，欢快地随着我的步子狂舞，说实话，我现在很开心。
“今天夜里我们上戏院！”我喊道，“对，就这样，然后大家到王宫餐厅去狂吃一顿。伦普蒂——迪得尔——迪——迪——迪——登！”
于是我宣布了我的新事业和将来可观的收入，我过去写的笑话可以丢进麻袋付之一炬了，对于这种被炒的事情，我无丝毫心疼。
妻子回来盘算着，证明了我此举的正确，她无法提出反对理由，除了几点温和的意见。我当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新旅程，例如彼得·赫夫尔鲍尔的小小的后屋——哦，不，现在是赫夫尔鲍尔公司了。
总而言之，我做着殡仪馆的生意却能成天笑呵呵，这在我们的城镇里绝找不出第二个来。我的笑话又一次名噪一时，广为引用。我又能从妻子的知心话里取得快乐，而不夹杂一点生意经。当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腿旁游戏，散播珍贵的孩子气的幽默时，我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和他们追打嬉闹，而不会心存任何想法。
生意从未清淡过。我记账并照看店铺，彼得管外勤。他认为我主内也许最好不过了，因为我那特有的幽默会起很大的作用。
一个官员的死
——[俄国]契诃夫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同样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凡·德密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正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用望远镜看戏剧《哥纳维勒的钟》。他凝神瞧着，觉得幸福极了。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他的眼睛眯缝着，他的呼吸止住了……他从眼睛上拿掉望远镜，两只手挡住了鼻子，于是……“阿嚏！”事情再明白不过了，他打喷嚏了。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也算不上是多么出格的事情。乡下人固然打喷嚏，巡官也一样打喷嚏。就连枢密顾问官有时候也要打喷嚏。只要是人都会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并没有因此而手忙脚乱，他拿手绢擦了擦脸，而且像有礼貌的人那样，往四下里看一看：他的喷嚏究竟搅扰别人没有。也就是这一看使他紧张起来了。他看见坐在他前面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在拿手套使劲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口中似乎还在念叨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那个小老头是卜里兹查洛夫，一位在交通部任要职的将军。
“他会不会发难呢！”切尔维亚科夫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里的，不过那也还是难为情。还是先说声对不起吧！”
切尔维亚科夫咳了一声，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近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请相信，这只是意外。”
“不要紧，不要紧……”
“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
“唉，别把那事情放在心上！看戏吧！”
切尔维亚科夫非常尴尬，傻头傻脑地微笑着开始看戏。他看啊看，根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戏上。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休息时间，他走到卜里兹查洛夫跟前，在他旁边转了几圈，压下自己的胆怯，走上前说道：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出于无意……”
“唉，够啦……我已经忘了，你可不可以也忘记呢！”将军说，他的眉毛使劲地皱了一下。
“已经忘了，可是他的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怀疑地瞧着将军，暗想，“而且他不愿意说话。我必须向他再次解释，说明我完全无意……说明打喷嚏是自然的法则，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有意唾他了。这太重要了，这关系着部与部之间的团结……。”
回家以后，切尔维亚科夫就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他妻子。他觉得他妻子或许会有点好的主意。她先是有点惊吓，可是等到听明白卜里兹查洛夫是在“别的”部里任职以后，也就恢复了平常心态。
“不过呢，你也还是去赔个不是的好，”她说，“礼多人不怪嘛！”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挺古怪……一句好话也没说。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戏，压根儿没看我一眼。”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将自己全身上下收拾得整整齐齐，去卜里兹查洛夫家里解释……他一走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见那儿有很多来请示事情的人，而将军在他们中间忙得不亦乐乎。将军忙过一阵后，抬起眼睛来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要是您记得的话，大人，昨天在戏院里，”庶务员开口讲起来，“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喷了您……请原……”
“真是胡闹……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对另一个请示事情的人说。
“连话都不愿意与我多讲！”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惨白了，“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我一定得镇定……我要跟他说明白才行……”
等到将军跟最后一个人谈完话，正要走进内室去时，切尔维亚科夫又走过去跟在他后面，喋喋不休地说道：
“大人！要是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现在已经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懊悔了！”
“……那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请您务必相信才好！”
将军一脸的无奈，摆了摆手。
“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他说完，就走进去，很快就把门关上了。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就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呀！他是将军，可是他竟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愿意再对这个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可不想再见这个讨厌的人了，当然，我得给他写信继续说明那天的事情。”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想着，走回家去。他给将军的信没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好。他只好第二天再亲自去解释。
“昨天我来打扰大人，”面对将军无奈的眼神，他又喃喃地说，“可不是照您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开玩笑。我原是来赔罪的，因为我在打喷嚏的时候喷了您一身唾沫星子……那怎么可能是一种玩笑呢？我哪儿敢开玩笑？要是我们沾染了开玩笑的习气，那可就会……失去……对人的尊敬了……”
“滚出去！”将军忽然大叫一声，看来将军真的气坏了。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呆如木鸡。
“现在！”将军顿着脚又喊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的心像灌了铅一样。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一路磨磨蹭蹭地走着……他呆滞地走到家里，没有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死了。
青蛙旅行记
——[俄国]弗·米·迦尔洵
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只健壮的青蛙。它歇在一个泥塘里，每日过着与普通蛙一样的日子——捉蚊子和小虫。到了春天，它就和伙伴们一块儿呱呱地大声叫着。它的一生也许就会这样平淡地度过，——当然啦，假若鹳不把它吃了的话。不料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天，青蛙蹲在一截露出水面的树桩上，任凭温温细雨打在身上。“啊，潮湿的天气多好啊！”它想，“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湿湿的牛毛细雨轻轻抚摸它的背部，它感到那么美妙，那么舒服，时不时地呻吟几声。不过幸好它还记得：眼下已经入秋，蛙的叫声也应该守规律的——要叫得等到春天，如果它现在叫唤，那便有损自己青蛙的尊严。所以它赶紧把嘴闭紧，继续感受美妙的细雨。
空中传来了一阵阵飞禽的声音。是一种野鸭，它们飞来的时候，翅膀劈开空气，声音就像是吹着破旧的口哨。“咐，淋，淋，咐。”每当这种野鸭成群结队地在你头上高高飞过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在空中频繁响起。鸭子飞得很高，蛙必须要很仔细地看。这一次野鸭子划了一个很大的半圆，轻轻地落下来，呆在离蛙不远的地方。
“呷，呷！”一只野鸭叫道，“路还远着哩，得找点东西填饱肚子。”
青蛙赶快藏在了水草里。虽说它也知道，野鸭是吞不下像它这样又大又肥的青蛙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适当的保护总不会有错的。随后，它经再三考虑，还是决定把它那个长着一对鼓泡眼的脑袋探出水面：它似乎对这些野鸭的去向非常感兴趣。
“呷，呷！”另一只野鸭叫道，“天越来越冷啦！快回南方去！快回南方去！”
而且这得到了全体野鸭的响应。
“诸位鸭太太们！鸭先生们！”青蛙壮了壮胆说，“为什么要长途跋涉去南方？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跟我说说吗？”
野鸭一下子围了上来。开头它们倒真想吃了它。但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青蛙太大了，它们的喉咙太小了。于是，所有的野鸭拍打着翅膀，齐声叫起来：
“南方可好啦，那地方现在也暖洋洋的！那儿的泥塘又可爱又暖和。那的食物应有尽有，真是棒极了！”
它们嚷嚷不休地夸着南方种种的好。青蛙好不容易才说服大家不要作声，并请其中的一只野鸭——在它看来，这只野鸭颇具领导气质——介绍一下南方是怎么回事。等那只野鸭讲完了南方的情况，青蛙的心里早已飞向了南方，而且它又补充问了一句对它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那儿真有许多小虫和蚊子吗？”
“你一辈子也吃不尽！”一只野鸭回答说。
“呱呱”青蛙叫了一声，但又急忙转过头来，瞧瞧近处有没有它的伙伴，惟恐它们听见了会斥责它不该在秋天里鸣叫。因为这个消息实在太令它兴奋了。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上路！”
“这就怪了！”一只野鸭惊叫道：“你不会飞，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呢！”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青蛙问道。
“快了，快了！”野鸭都叫了起来，“呷呷！呷呷！这样的破天气！回南方去！回南方去！”
“请允许我考虑五分钟，”青蛙说道，“我要去南方，而且一定不会拖累你们。”
青蛙很快地潜入水底，一头扎进烂泥浆，把整个身子埋在里面，看来这是它一贯的思考方式。五分钟过去了，野鸭已经准备起飞，突然，青蛙从刚才歇着的那根细枝旁的水里探出头来，“办法总会有的。”青蛙说，“请你们中间的两位各自叼住一根树枝的两头，我呢，在当中咬住它。这样我就可以和你们一起飞了。只要你们不呷呷叫，我也不呱呱叫，那么就一定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
这只青蛙虽说不算很重，可是带着它飞上几里，还得不出声，野鸭们似乎有些为难。但青蛙的想法的确独特，于是它们一致同意把它带上。它们决定两个钟头换一次班，因为正像一则谜语所说，野鸭有那么多，再加上那么多，再加上一半的那么多，再加上四分之一的那么多，而只有一只青蛙。所以，每只野鸭的工作量并不是很大。它们找了一根很好的结实的树枝，两只野鸭各自叼住它的一头，青蛙则咬着树枝吊在当中。旅行开始了，它们带着青蛙飞得那么高，这使青蛙兴奋极了。
开始，两只野鸭飞得不齐，老是扯动树枝，可怜的青蛙只得在空中晃荡，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它拼命咬紧牙关，免得从空中跌落。不过，这种状况很快就使青蛙习以为常了。它甚至开始关心周围的风景了。虽说这些景物它也很难看清，因为它既然吊在细树枝上，只能看到后面的和稍稍偏上的东西。但它毕竟经历了其他伙伴没有见过的世面，这使它的虚荣心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真是聪明！”它暗自思忖。
一对野鸭带着青蛙在前头飞，跟在后面的野鸭子们一边飞，一边吵吵闹闹地夸着青蛙聪明。
“真是一只聪明的青蛙，”它们说，“从未想到过它会这么聪明。”
青蛙简直忍不住要谢谢它们。但是它提醒自己：只要一张嘴，自己就会送了自己的命。就这样，青蛙晃荡了整整一天，因为带它的野鸭灵巧地交接树枝，全在飞行中换班。这么高难的动作可把我们的主角吓坏了。这确实需要点勇气，而青蛙是有勇气的。傍晚时分，大伙儿落在一个泥塘里，只有一个晚上的休息时间，第二天一早，它们又上路了。不过，这一次旅行家为了更好地观赏沿途风光，在咬树枝的时候，顺带把姿势也摆正了。野鸭在收割庄稼的田地上空、在树叶变黄了的林子上空、在堆满了粮垛的村庄上空飞过，到处都有辛勤劳动的农民。人们瞧着这群野鸭，发现其中有点异样，都用手指指点点的。青蛙多么希望飞得离地面近一些，好将自己的绝顶聪明展示给人们。等下一回休息时，青蛙说：
“飞低一点儿吧，我感到有些头晕。”
野鸭照蛙的话去做了。第二天，它们飞得很低，这一回，人们的议论声可以被清楚地听见了。
“瞧！瞧！”一个村子里的孩子们叫道，野鸭子带着一只青蛙！
青蛙听到这喊声，心里像开了一朵野百合。
“瞧瞧！”另一个村子的大人叫道：“这真是百年难得一见！”
“他们不会认为是这些野鸭想到这些主意的吧？！”青蛙想道。
“瞧！瞧！”又一个村子里的人们叫道，“真是桩怪事！这个主意一定是哪一只聪明的野鸭想出来的。”
骄傲的青蛙忘记危险，张大嘴巴叫喊：
“是我！我！”
接着便是个漂亮的自由落体。野鸭都呷呷地大叫起来，鸭子试图在半空托住青蛙，但没有托住。青蛙张开四腿儿，急速地朝地面栽去。青蛙并没有从它刚才叫喊的地方笔直掉到那条硬梆梆的路上，而是掉在离那里很远的一处地方，这对它来说算是万幸，因为落点是个很厚很厚的烂泥塘。
就连这种时候，青蛙还是没忘记“提醒”大家：
“是我！是我想出来的！”
但没有谁去听，泥塘里的那些青蛙被这突如其来的扑通声吓坏了，没有一个来迎接这位新人。当它们重又露出水面的时候，都好奇地看着这个大吵大嚷的家伙。
从此，青蛙就吹起了牛，说它一辈子如何费尽心机，终于发明了一种崭新的、不同寻常的办法——让野鸭带上它四处旅行；说它如何弄到了供它驱使的野鸭，而这些野鸭对它是惟命是从；说它如何游览了美丽的南方，那是个天堂，食物供应充足，一辈子也吃不完。
“路过这里时看到了你们，我想不探望自己的同类一下是讲不过去的。”青蛙说，“我要在你们这儿待到春天，然后，野鸭会来接我走的。”
现在，野鸭已经到了南方，它们并没有把青蛙的失踪当回事，只当是少了个累赘。
大操大办的婚礼
——[前苏联]济斯金德
在我眼前的这个女人年纪并不轻，那身装扮以我的水平无法恰当的形容。她满面春风地闯进我的房间，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阿列克谢·帕雷奇，我要做新娘了！就在明天！”
“恭喜恭喜，衷心恭喜你！”面对人家这样的好事，我通常是这两句好话。
“谢谢！谢谢！你是我的知己，我们认识那么久了，我想您一定能赏光的……”她娇声媚气地说道。
“当然，当然。”我点了点头。虽然我明天想做的事情很多，而应邀的则是我们俩——我和我那辆久经风雨的“莫斯科人”小轿车。说实话，她大概对我的车比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
“那么……12点在婚礼宫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休息。晚上在‘小铃铛’餐厅举行喜宴。二楼乙厅……”
“要不要喝点什么？”我客气地说。
“我倒很想，不过今天我实在是太忙了。”准新娘说着，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跟你说，婚礼规模很大！大得惊人，为那‘小铃铛’就得花一千二百卢布！”
“多少？”
“一千二百卢布！”准新娘有些感慨，“有90位客人！每人一份小吃，每人一份烤羊肉或烤鸡，这还不算，吃了冰淇淋，还得喝汽水。我希望那天，客人们会收紧肚子才好！”
“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摇了摇头。
“有什么办法呢，还好我有钱。早先我第一次出嫁时，婚礼哪有像现在这么办的，向来是以简简单单为主调。第二次也是这样。如今办婚礼都得大操大办！结婚礼服，长头纱，出租汽车，都要精心修饰一番，就像它们也要结婚似的。”
“一点没错！”
“你知道吗？我不得不这样做？藏拉奇卡·科兹洛图罗娃结婚时，有60个客人……我总得弄得比她强吧！我可不能给比下去！顺便告诉您，她也要来的！她可不能错过这重要的时刻。让她开开眼，瞧瞧别人是怎样结婚的。”
“你们最好登记一套合资住房。”
“用不着！我丈夫已购置了一套很棒的住房，工厂出了一半的钱。”
“家具呢？”
“那也不成问题。我们说好了，由厂工会给他一个电冰箱，我出一部电视机。我丈夫的同事凑份子送张沙发床，我的女友们送台落地灯。家具是绝对不缺的！”她突然压低嗓门：“老实说，我们就连婚礼也想花国家的钱，可是又不符合一些标准，别种方式的婚礼现在又没有。所以，钱还得花一些，再心疼也得花呀！”这位精明的女士又一次感慨起来。
“是啊，你们搞这么大的排场……”
“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啊！您知道斯捷潘可夫夫妇吗？喜事办得倒是简单朴素……结果呢？背后遭很多人骂。而洛博格列伊金两口子的婚礼却让全市的人至今记忆犹新，被人们当成范例。”
“可是我听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是啊！而且结婚所欠的债至今还没还有清，但起码疯狂了一次呀！可我，您可别跟人说，要给每个客人送一份纪念品：郁金香绢花。一卢布一枝。您可以想象——会使大家惊喜若狂！可至今的人都这么做！”
几分钟后，这位预备新娘决定离——开了。
“那么，请您一定光临！”她微笑着说，并着重提了一下，“您是开您那辆‘莫斯科人’到婚礼宫吧？”简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她最后添上一句：“我丈夫的父母和我的理发师要跟您一块儿去。”我仍保持自己的微笑。
“好吧！”我答应了。
“噢，还有最后一点！我完全把它忘了，请带上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卢布。”
“送礼吗？”
“以防万一啊……万一钱不够，如果您不帮我，我真不知道要谁帮忙才好！”
“好吧！”我答应着，赶紧将她送到了门外。
预演
——[前苏联]顿巴泽
我和他是老同学并且是老同桌、老战友。上学时常常上课淘气，不听讲课，而考试后我们又一起参加补考。
那已是十五年前了。十五年前分别后，都各自忙碌着，从未碰过一次面。今天，我终于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四层楼——他的住所。
不知他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激动地按了一下电铃。
“不怕烂掉你的臭爪子，可恶的东西！震得整个房子嗡嗡响。你难道到死才能改变那种可恶的行为吗？”里面传出一阵叫骂。我脸腾地一下红了，连忙把手塞进口袋。前来开门的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女孩，个子矮矮的，脸上长满雀斑。
“努格扎尔·阿马纳季泽在这儿住吗？”
“你说的是我爸爸呀！”
“哦，太好了，你好小姑娘，我是绍塔叔叔，我和你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
“噢，您请进来吧……玛穆卡！有人来找爸爸了。”女孩朝里边喊了一声，领我进了屋子。
从里面冲出一个大约六岁的小男孩，浑身是墨水污迹。
“你的爸爸妈妈呢？”
“不在。不过，他们也快回来了。”
“你们在做什么呢？”我问。
“我们在玩‘爸爸和妈妈游戏’。我当爸爸，姆济姬当妈妈，”玛穆卡对我说。
“那好吧，你们继续玩吧，我不妨碍你们。”我悠闲地抽起了雪茄。“不知道努格扎尔过得怎么样，”我寻思着。“生活的舒心与否，人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
我被孩子们尖利的喊叫声吓了一跳。
“喂，孩子他妈！今天吃什么？我可是饿坏了！”玛穆卡问道，显然是模仿某个人的腔调。
“吃个屁！我还想问你呢，我用什么做饭？什么也没有！”
“你的嘴可真厉害！骂起人来活像个卖货的娘儿们！”
“你担什么心！在饭馆一坐，就能吃个酒足饭饱……让我们怎么过？”
我有些受不了了。
“说你昨晚干什么去了？说！”姆济姬握着两个小拳头，叉腰站着。
“这个是私人的问题，你用不着过问！”
“什么？这叫什么话？好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的风流韵事吗？真让人恶心！”
“神经病？！”
“我受够了！够了！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孩子和我走！”
“那可不行，要走，你自己走！”
“你想都不用想！”
“把儿子给我留下！”
“不行，我就要带儿子走！”姆济姬高声叫道。
“你听着：把儿子留下！否则，别怪我……”玛穆卡抱起枕头，一下子砸在姆济姬身上。
“好哇，你竟然动手打我？！畜生！”姆济姬抡起洋娃娃，朝弟弟狠狠回敬过去。两个人你来我往，活像一对吵架夫妇的进行式。
我急忙把她们拉开。
“孩子，你们真不知道害羞。你们都玩的什么呀？！”
“放开我，尼娜！”姆济姬突然朝我喊道。“你们永远不会了解这个混蛋畜性！我可是受够他了，没法跟他过下去了，我已经在他身上浪费了我的生命，可恶的东西！你们瞧，我已经这样憔悴了。”姆济姬用纤细的指头戳了戳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
“别听这个疯婆乱讲！”玛穆卡冲我说。
“立刻停止！”我实在控制不住地向他们大吼了一声。这一次倒挺灵验的。我喘过一口气，勒令两个孩子向我发誓，保证往后不再扮演他们的爸爸妈妈，然后我立即离开了那个“剧院”。
“看来，我的朋友的生活很热闹，也很精彩！”我想，现在朋友根本不需要我的拜访。
在路途中
——[前苏联]拉斯
我从未来过这座城市。出了旅馆大门，我随便叫住一个人。
“请问去市场怎么走？”
“三十卢布。”
“什么？三十卢布？干嘛？”
“您不是问路吗？”
“您不明白，我步行……”
“四十卢布，我就告诉您。”
“真有意思！这么快就长了十卢布？”
“我说，十卢布买我的帮助，你只赚不赔。我们站着，而它在通货膨胀。”
“怎么能这样计算呢？”
“五十卢布，我就告诉您！”
“呸，您是个无赖！”
“再加一百卢布，道德损失费，您总共付一百九十卢布。”
面对这种家伙，我一时束手无策，于是掏出手帕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这块手帕是哪儿买的？”那人大声说道。
“七十卢布，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
“那好，二十卢布，我就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您真会做生意！”
“侮辱人格，赔偿两百卢布！”
“侮辱人格？！那怎么能算侮辱人格呢？”
“那好，一百卢布，恭维费！”
“好吧。现在来结一下账，”此人取出计算器，“您应当支付我一百九十卢布，我也付您一百九十卢布！那么您给五十卢布吧！我总不能白算一气吧！使用计算器也得收钱。这很费电的。”
我刚想付钱，但此人突然问道：
“请稍等，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五十卢布，”我立刻说道。
“好，我们清账，您说。”
“我是作家。”
“请您牢牢记下我们所说的一切，写成文章，给我一半稿费。这是我的名片，不许隐瞒稿费收入。要知道我是有律师的。”
此人鞠躬告辞。
我有些无力地靠在排水管上。
“您怎么啦？身体不舒服？”从后面听到了一种体贴入微的声音。
“我所回答的问题，每个必须付一百卢布。我在去市场的路途上……”
勃鲁阿戴总统
——[法国]吉·塞斯勃隆
艾米尔·勃鲁阿戴在政府机关工作，他本来可以有很好的前程，但是因为他的脾气，他的不懂克制和收敛的性格，阻碍了他的发展，使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和难以相处的人。像他这样一个爱发号施令、性格暴躁，胆大而有见识的人，能够拥有现在的职位，全都依赖于他仅有的优点，那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做事一向很守时，这是他唯一值得人们称赞的地方。他每天起床上班吃饭，吸烟，甚至洗手等等，都是严格遵照他自己的时间规律进行，一成不变，就连睡觉的时间也都是固定的。他总是从晚间9点睡到早上7点，一旦缺了5分钟的觉，无论如何，要在当天补回来，要不然，他就会一天不自在，甚至会神智不清。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后半生里只有两个日子值得提一下了：一个是他退休的日子，一个就是他死的日子。其他的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准时而行”的。
终于有一天，勃鲁阿戴的生活有了戏剧性的转变。那天晚上，几个顺路来看望他的朋友把他拉出去，先到戏院，后到夜总会，在外边玩个通宵。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是在家里，而时间却刚好是第二天早上的7点。他面临一个无情的窘境：要么睡上一天觉，要么照常上班工作。这两个选择让他很为难，因为无论哪一个，都与他的习惯相背离，他很难决定自己究竟要选择哪一个，该如何去做。在不知不觉中，还是他的身体替他找到了唯一对他合适的办法：他不知不觉地睡了，但他刚躺下一会就起来，收拾好一切上班去了。艾米尔·勃鲁阿戴变成了梦游者。人不一定非要闭着眼睡觉，许多梦游病人就是睁开眼睛的，这也正是艾米尔·勃鲁阿戴的情况。从那天开始，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夜里，他是一个清醒的正常的人，而在白天，他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梦游者，不过，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如果事情就如此发展，也许勃鲁阿戴的人生不会有什么重大变化，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因为他的梦想、他的筹划、他的愤怒统统浸沉在这白天的酣睡之中；他的一切缺点：自负、暴躁、自大和才智却全都在夜晚展现。在白天，他完全是个沉默寡言、谦卑顺从、唯唯诺诺的样子，因为他完全是个夜游的人。因此，他的生活也因为他的这一变化而改变。
他的上司们发现，以前个性很强的勃鲁阿戴竟变得顺从沉默，惟命是从，于是觉得不应使他的职位如此低下，就不断提拔他，晋升他的职位，人们觉得本来就不笨的他竟然是这么的温顺，平和、毫无野心，于是就都去亲近他，拉拢他，并把他树为榜样。首先把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桂冠给了这位梦游者，接着他又得到了骑士荣誉团勋章。对于给予他的奖赏和荣誉，人们觉得非常的诧异，怎么像他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以前竟然没有得到这种荣誉？
因为交易界与官场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尤其是腐败的官场，而勃鲁阿戴因为官场的飞黄腾达，而很快闻名于交易界，成为交易界首屈一指的人士。有人揣度艾米尔·勃鲁阿戴可以出任一个子公司的经理：这只是对他的一个小考验。梦游人当然表示同意。他出席各种董事会，总是谦卑顺从的样子，嘴边挂着微笑。“他样样都好，亲爱的……”那些托拉斯的巨头们这样评价他。他依靠自己平时的温顺平和、毫无野心在交易界的地位日渐升高，在处理各种事务时，更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一伟大优点。由此那些托拉斯老板有意把他引进海运界，他就在那里发迹扬名了。从此即使是搬运工、码头工和随时都会丢掉性命的水手们，一听到勃鲁阿戴经理的名字就会脱帽表示敬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名字也不断的作为公共事务的名称被广泛应用。
托拉斯的巨头们认为，凭勃鲁阿戴的优秀性格，完全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于是勃鲁阿戴就又成了众议员，之后是参议员，再之后又从副议长升为参议院议长，最终，顺理成章的，他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他那副捉摸不定的眼神，梦游者特有的微笑，竟成为《画刊》杂志极好的封面，而且被挂在各学校、各警察局的墙壁上，人们都非常崇拜他。他在公众场合很少演说，即使是演说，内容也十分平谈，这使得有些人大失所望，认为总统不俱备伟大的抱负和野心，而另一些人听了，却十分欣喜，他们认为终于有了一个务实、正直的总统来治理国家了，再说，他又是那么风度翩翩。众所周知，自从费里克斯·富尔总统上台以来，总统的衣服都有些不合时宜了。于是这位勃鲁阿戴总统就被当做出口商品一样看待了。因为这位彬彬有礼而又不善言辞的总统访英之后，法兰西银行从大不列颠政府银行得到了一笔盼望已久的巨额贷款。但由于这笔钱被用于填补亏空了，所以，勃鲁阿戴总统便又被派往美洲进行访问。但就是这一次美洲之行，使事情又重新有了重大变化，使勃鲁阿戴总统的人生又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一切的转变，是勃鲁阿戴自己也始料未及的，而造成转变的正是时差问题，它使勃鲁阿戴弥补了很久以前所欠下的一夜睡眠。他又白天清醒，夜里睡觉了：梦游症到此结束！原来的勃鲁阿戴又重新回到人群中来，他的个性他的脾气，聪明和才智，又统统重现出来。他冲撞、冒犯别人，使别人感到不安。他很快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各处都可以听到关于他的议论，因为他有坏脾气。艾米尔·勃鲁阿戴落入了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一些圈套（只有他被蒙在鼓里）。在以后的总统选举中，他节节败退。他也没有再被选为参议员，又在立法选举中被击败，被撤掉一切官方职务，最终迎来了他后半生值得一提的两个日子之一：他退休了。
一个捕狗者的自白
——[德国]海·伯尔
尽管很难说出口，但我仍不得不承认，我所从事的职业，既使我赖以为生但又常常使我良心不安。我是狗税务局的职员，在城中四处巡查，追捕那些未注册的犬类。我伪装成一个温文尔雅漫步的人，身材矮小而臃肿，嘴里衔着一支价格适中的香烟，穿越着公园和僻静的街道，与所遇到的牵着狗散步的人搭讪聊天，进而了解有关他们的狗的情况，记住他们的姓名、地址，亲切地抚摸着狗脖子，判断它们是否注册。
我几乎认得所有已注册的狗，即使在散步时看见一只被弃在路边的狗，我也能立即想出有关它的注册情况。我的特殊兴趣倾注在那些已怀孕并兴奋地期待着生下未来的缴税者的母狗身上：我监视着，并仔细的记下它们的状况及日期，并窥视着它们，究竟把小狗送往何处，让它们神不知鬼不觉地长大，待到谁也不敢再把它们溺死的时候，便将它们付诸于法律。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狗，所以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心中总是有种愧疚的心理，或许我真的应该换一种职业，来减轻自己的时常出现的义务与爱好两者矛盾的思想斗争，不过，我老实承认，在两者的斗争中，爱好是经常取胜的。因为有些狗我的确不忍申报，对于它们我则是——诚如常言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宽容心理，毕竟我自己养的狗也仍未注册，虽然它不是一条名贵的纯种狗，但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很喜爱它，精心饲养它，只要他们不去想自己所爱护的动物是一个违法存在的小东西就行了。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风险。也许我应该谨慎些为好。但是，因为我工作的缘故，愈加使我确信不疑：法律是永远容许违犯的。我的工作很辛苦。为了完成任务，我不得不经常在荆棘丛中躲藏许久，甚至几个钟头，来等待着某一处所传出的犬吠声，告诉我哪里有可疑的非法的狗。或者，我蹲在残垣断壁的后面，窥探着一只孤狗，判断是不是我的工作范围。然后我筋疲力尽、污垢满身地回到家中，坐在炉旁吸着烟，抚摸着我们的普鲁托的茸毛，而这又使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内疚。
正因为如此，我就更珍惜星期天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起与狗的漫长的散步，因为每逢周日是我们的假日，即使是未注册的狗，也可以随意外出，而不必受到任何监视，而我对在那天所遇见的狗，则完全以一种寻常百姓的心态来对待，丝毫不掺杂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不过，在两次周日的遛狗路上与上司相遇后，我决定换一条路走，虽然他每次总是停下脚步来，跟我妻子和孩子们打招呼，并且抚摩我们的普鲁托的茸毛。可是，普鲁托竟一点也不似往日的温顺，它常常狂吠，意欲冲扑，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往往匆忙告辞，从而引起上司的满腹狐疑，于是他经常注视着我着急出汗的样子。
本来也早就想给我的狗注册，可是我的收入实在是少的可怜，或许我应该换份工作去做。但是我已经50岁了，而且处在我这种年纪的人是不愿再改行了。不管怎么说，我的生活与事业并非都一帆风顺。倘若尚可，我一定会去注册，但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我妻子在无意的闲谈中对我的上司说，这只小动物我们已经养了三年了，它已经是家里的一份子，跟孩子们形影不离——这些事情交错复杂，使我在注册一事上更是难上加难。
我为了减少自己内心的愧疚，使自己的良心得到些许安慰而努力的工作，可是，却往往事与愿违，这终于使我陷于穷途末路的绝境。虽说人们不该给正在脱粒的牛带上箍嘴，但我不知道我的上司是否有足够的灵活精神，让圣经的经文付诸实现。我感到自己彻底的完了，因为我工作职务的关系，有些人以为我是犬儒派，可是我对此又能怎样，我无法辩解，也无从为自己辩解，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需要我不得不天天与狗们周旋啊……
流行病
——[日本]星新一
“今年夏天流行脑炎，它的死亡率很高，一旦感染，就是高烧不断。各位观众，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的生命，请您选择服用预防药吧，它可以帮助您远离脑炎困扰，度过一个开心健康的夏天。”
“还有，病毒已对以往的药品产生抗体，所以服用今年的新药才是明智的选择。”
艾诺先生百无聊赖地翻着报纸，时断时续地听广播。报纸上整刊整刊的全是制药公司的广告。无不采用这样的词语：“请用敝公司的预防药。”尽管内容相同，但语言却是花样百出。艾诺先生的妻子站在一旁说：
“哎哟，世界什么时候能太平一点，怎么总是有麻烦、疾病呢？你看流行性感冒刚走，这脑炎就跟着来了，我本来以为不用再和预防药打交道了呢，看来还是不行，而且跟往常一样，又要买药，真是麻烦！这一年到头只是不断吃预防药，真让人厌恶。”
“虽说是这样，但是，这也是没法改变的，你又能怎么样呢？”艾诺先生习以为常地说。
“啊，对了，我听说——”妻子放低声音说，“这些流行感冒和脑炎的病菌都是政府的研究所研制的，而且是他们散发出来的，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太可怕了，我真是难以理解更无法想象。”
妻子的话并未使艾诺先生感到震惊，他依然缓缓地说：
“这也可以想象，政府又不是福利机构，它也要赚钱。于是就这么干了。事实上，经济繁荣在持续。开公司的总要赚钱呀，要不然还开公司干嘛，所有公司企业都为了这个目的……”
“咱们也跟着沾光，收入增加，你不是挺满意吗？”
“时间一长。电视节目也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吧！已经没有失业者，政府的税收也自然增加，张口闭口没有一件不顺心的事儿。”艾诺先生的声音里洋溢着幸福感。“但是我总是感觉不对。总是觉得不太实际，不真实。”
妻子说：“唉，你不用太在意。经济繁荣就是这样嘛。就像汽车的宣传，似乎没有了车子就失去了生命。于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汽车回家，于是汽车行、建筑公司发财了。这中间的许多环节的财又被别人发了。由于担心出什么事故，许多人参加了保险，保险公司也就有了活力。一个行业的发展同样会牵连很多。难道你能怪毒菌的宣传过分吗？”
“或许是吧，但这样不是太不仁道了，对市民很不公平吗？”妻子似有些不忍地说。
“怎么会呢，从前为了振兴经济，或是盼着打仗，或是挑起战争。比起那时候，现在不过吃点预防药罢了，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那明天，我们也得买药预防一下了！”妻子天真地接受了。她脸上也布满了幸福感。但是艾诺先生却沉默了，若有所思，他似乎在打算看什么，过了一会，他开口道：
“我倒是突然间想到，如果我不吃这些预防药，看看会是什么情形？说不定，偶尔的病上一次，感觉也不错，你觉得呢？”
“你怎么想到那儿去了？”
“其实生病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发烧，头脑昏沉，什么也不用想，这岂不是一种快乐吗？”
“哦，天呐，你没事吧，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事？太不可思议了，你可千万别犯傻啊！”
妻子惊慌地劝阻，而艾诺先生却觉得自己这个想法真是太奇妙了，简直棒极了，他已有点佩服自己了，他决定就这样试一次，尝试一下病人的感觉。他依计而行了。
果然不出所料，艾诺先生如愿以偿了！他感染了脑炎。可是并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不但不快乐，还发高烧，很痛苦。他呻吟道：
“头似乎要变成几瓣了，不但恶心，还太难受。可见政府年年制造病菌散布是确有其事。而且这种病菌十分厉害。”
他有些神志不清。妻子惊慌地打电话给医生。对方回答说：“叫急救车求他们帮忙吧！”很快，一辆特别急救车到了他家，说是要把艾诺先生送到政府经营的传染病隔离院，艾诺先生一听，十分气愤，粗暴地问道：
“世上的人都吃了预防药，也就不会传染了吗！如果是这样，就不必这么小题大作，送到传染病院去吧！”
“不要胡说，你虽然本质上是传染病，但是法律规定，必须送到政府经营的传染病院。你不用着急，政府会治疗你这样的病的！”
救护车上坐着几名壮汉，硬拖他上去。他没有反悔的余地。
就这样，他被送进隔离病院。院长来了，说：
“哎呀，这很让人不安呀，你怎么不吃预防药呢？你知道这表示什么吗？这表示你有意对抗政府，有这种思想可不妙呀。”
“哦，不，我一开始并不是想反抗政府，可是后来，不知不觉的，我也不知怎么就开始反抗了，不过，那些预防药什么的，我认为不是由国家免费发放的吗？怎么可以出售？而且那么贵？！”
“是啊！但政府要靠卖预防药增加税收。不过，丝毫也没有繁荣振兴经济，既不快活，也无生气。”
艾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