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上红色革命的舞衣
因欧洲的战乱，奥古斯丁和伊丽莎白都回到了纽约。他们把学校也带过去了，不断拍来电报，要邓肯去主持工作。
邓肯踏上了归途。看到邓肯萧索的容颜，连纽约都吓了一跳：这就是当初走出去的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吗？这就是几年前回来过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艺术家吗？看到不可一世的纽约，邓肯的心中更加愤怒。在这里，只有夸张的叫卖声和转着小眼睛的幕后交易，没有谁关心战争，没有谁过问流血和死亡。
她对伊丽莎白说：“我要演出，要用舞蹈号召美国青年起来保卫时代的最高文明。巴黎正在铁蹄之下啊！”
在大都会歌剧院，依莎多拉·邓肯裹上红色围巾，跳起了《马赛曲》。她英姿飒爽、豪气勃发，英雄的力量通过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注入美国人的心间。结束动作模仿法国凯旋门上的不朽形象，单臂高举，指向天空；肩膀倾斜，俯向大地。
战争在美国的唯一迹象就是物价飞涨，学校很快难以维持。邓肯照例去找百万富翁们化缘，但她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个腔调、一种表情：“你干吗要表演希腊悲剧呢，跳其他舞不好吗？”一气之下，邓肯决定带着学生返回欧洲。可是，直到轮船起航前三小时，她还没有弄到钱买票。
一位着装素雅的青年女子走进了邓肯工作室：“听说你们今天要动身去欧洲，是吗？”
“我们做了一切准备，除了买票的钱。”
“需要多少？”
“大约2000美元。”
青年女子马上打开钱包，抽出两张1000块的钞票放在桌上：“能在这点小事上帮助你们，我太高兴啦。”
“谢谢。美国还有你这样有同情心的富人，我也太高兴啦。”
“你弄错了，我并不是富人一族。说实话，为了这笔钱，我昨天把全部股票和债券都卖掉了。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抱歉．能否告诉我你的名字？”
“露丝。”
露丝将邓肯一行送到了码头。邓肯教孩子们列队站在甲板上，每个孩子的袖子里藏着一面法国国旗。待汽笛长鸣，轮船离岸，他们一齐挥动旗子，高唱《马赛曲》。浩浩太平洋为之一震。
战争还在继续，邓肯不得不向高利贷借钱支付学校的昂贵费用。
1916年．邓肯接受了赴南美演出的合同。但由于南美之行引起了阿根廷、巴西的学生和艺术家的异常狂热，邓肯成为了不受当地政府欢迎的人。
在阿根廷庆祝自由的节日里，邓肯将阿根廷国旗披在身上，用舞蹈尽情地展示殖民地奴隶的痛苦和推翻暴力、获得自由的欢乐。舞蹈在一遍又一遍的“依莎多拉万岁”的呼喊声中结束。那一夜，邓肯兴高采烈，可结果却是上流社会公开抵制邓肯的演出。
演出以失败告终，又是亏本生意。邓肯一点也不后悔，她赢得了公众，这一直就是她的理想。但她毕竟是想来赚点钱维持学校的。没有钱，她只好回到纽约。在那里，她意外地与巴里斯·辛格会合。巴里斯·辛格得知学校的窘况，马上电汇了一笔巨款去援助学校。然而，太晚了，这笔钱已无处可为，所有的学生都被他们的父母领回去了。学校曲终人散，邓肯的情绪义跌入了低谷。纽约的寒冬不失时机地降临，昔日强健的邓肯如今已弱不禁风。
疾病使身体和心灵变得格外敏感，邓肯每一个晚上都梦见自己的孩子，迪尔德丽、帕特里克……她和他们快乐地嬉戏、玩耍、跳舞，然后，经历一场场撕肝裂肺牵肠挂肚刻骨铭心的离别。夜夜如斯。她在自传中写道：人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最可怕的不在开始，那时不幸突然袭来，使人顿时达到异常亢奋状态，结果反倒失去感觉了。最可怕的是到了后来，过了很久以后，当人们说“啊，她已经挺过来了”，或者“她现在很好，她已经度过了难关”的时候，仿佛是在欢乐的宴会上，忽然感到悲哀，像一只冰冷的手一把揪住你的心，或者是一只火烫的爪子又住了你的咽喉……
一个勇敢的决定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它宛如一剂强心针，振作了依莎多拉·邓肯。
邓肯又浑身充溢了艺术的活力，她在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表演，主题是：世界对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每场演出的最后，邓肯必跳《马赛曲》，红色纱巾在强劲激昂的旋律中飘荡。她的表演引起了许多人的响应，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最不安的一个人是巴里斯·辛格。巴里斯·辛格一连几天都在包厢里观看邓肯的舞蹈，他警告她，这样下去，一个优雅的天才舞蹈家将变成危险分子，使他和他的百万财产一起归于毁灭。
巴里斯·辛格买了一串极其精美、昂贵的钻石项链送给邓肯，企图借此圈住她那颗不羁的心。可是，他的努力没有得到邓肯的回报。终于有一天，巴里斯·辛格愤怒地撒手而去，也不管邓肯欠了旅馆一大笔账。邓肯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貂皮大衣和巴里斯·辛格送给她的一颗祖母绿宝石。
邓肯去了一趟旧金山。她要见见母亲，她们已经好多年没见面了。母亲面容枯槁，已远非19年前开始闯荡欧洲时充满想象和活力。她老了。
人总得老，总得死。邓肯想，她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凉，泪水夺眶而出。
邓肯取道纽约，乘船再往欧洲，船票是一个朋友赞助的。欧洲还处在战争之中，每天大炮轰隆不止，每天都有不幸的消息传来。自相残杀正在消耗着人类的元气，几千年文明孕育的精、气、神，以及文学的韵致、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曼妙、雕塑的凝重，都在浓浓的硝烟中被一点点蚕食。
此刻的邓肯，既无法登台演出，又穷愁潦倒，一钱不名。自杀，像一个美好的梦，在向她招手。但她每次陷入绝望之中时，总有一种东西把她使劲地往回拉。邓肯拗不过它，就常常坐在窗前或门口，期待着飞来一枚炸弹，结束她的困苦。
直到战争结束了，和平来临了，她的心境也依然没有转好。
这时，她最好的学生艾尔玛来到她的身边，悉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艾尔玛眼睛大，面庞圆，颇像迪尔德丽。邓肯问她：“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艾尔玛答道：“我从来就把您当母亲待的。我7岁那年，亲生母亲死于瘟疫，您将我招进学校，我才免受街头流浪之苦，您是我的再生之母。”
“那你就做我的养女吧，啊，我的迪尔德丽都这么大了。”
1921年春天，邓肯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政府的电报：“只有苏联政府能了解您。欢迎速来，愿提供1000名儿童为您建立学校。”
邓肯先是木然，继而是惊讶，马上就变成了欣喜：我要冲出这个牢笼，到新的天地里去闯荡。
她回电：“欣悉来电。愿教育贵国儿童，唯一条件为一工作室及工作经费。”
苏联政府再次拍来电报，上面只有“同意”两个字。
邓肯把将去苏联的事告诉了艾尔玛。艾尔玛不安地说：“您这是冒天大的风险呢。报纸上经常报道那边杀人放火的事，看了都心寒胆跳，您不要去了。”
“我主意已定。你不愿意就留在这里吧，这间房子给你住。”
“我一定要跟着您。您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况且，报上的东西也不能信那样多。”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您这次的行程一定会吓欧洲一大跳。”
邓肯迅即打点行装，至于衣服，她只拿了一件红色的法兰绒短外套。取道伦敦时，她去算命。算命的说：“您决心要作一次长途旅行，会有许多新奇的经历，也会遇到不少麻烦。您还会结婚。”
邓肯哈哈大笑：“我可是个顽固的反结婚主义者。我不会结婚的。”
“那好，等着瞧吧。”
虽然邓肯也不知道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她隐隐地感到，这一次行程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在通往莫斯科的途中，她觉得行走的不是自己的躯体，而是灵魂在向另一个境界迈进。知识点：俄国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也称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农兵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
来到红色的苏联
当1921年7月21日，依莎多拉·邓肯登上航轮的甲板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是——她疯了！新闻界的反响虽然各执己见，但都对邓肯的出走感到匪夷所思。
《泰晤士报》的专栏评论员发出了疑问：
依莎多拉·邓肯完全可以在俄国之外的欧洲任何地方．获得她所想获得的一切。她正当盛年，轻易抛开自己事业的顶峰而去苏俄执教，显然是一种女人的天真与幻想。
《巴黎邮报》说：
依莎多拉·邓肯从一位艺术家演变成一名激进分子是合乎逻辑的，但贸贸然跑到那边去，除了她的神经出了毛病外，应该没有别的解释。
瑞士《苏黎士报》以其一贯的中立态度，言辞恳切：
无论怎么说，邓肯都是一位令人信服的伟大舞蹈家，这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动感，而不是动荡；带来了旋律，而不是硝烟；带来了节奏，而不是混乱。但欧洲却留不住她！邓肯的离开给欧洲敲响了警钟——高傲的巴黎人、伦敦人，你们自以为优秀的审美感觉哪里去了？
火车到达苏联国界，红军士兵威风凛凛地站在新生共和国殷红的旗帜下，宛如一尊壮丽的雕塑，向全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漠视的尊严。邓肯舞蹈长期以来正是追求这一境界，难怪，她激动得就在狭窄的车厢过道里舞蹈起来。
7月24日凌晨4点，莫斯科到了。走下火车，站台上没有鲜花，没有笑语，只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匆匆闪过。电报中那句“全苏联人民都会张开手臂来迎接”的承诺，一下变得渺茫了。
三天后，邓肯收到了一封请柬，政府官员将为她设宴洗尘。邓肯兴致盎然，她身着鲜艳的红色上装，系红色发带，穿红色便鞋，出现在宴会上，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红色的！”
邓肯觉得她所看到的一切，与她理想中的差之甚远。她的心里有些黯然。但政府官员的致词还是让她多云转晴起来：
邓肯被誉为‘动作的皇后’，但在她的全部动作中，她所采取的最近一个行动——不畏长途跋涉．不管担惊受怕，来到了苏维埃的红色俄国，这是最美丽、最高尚的行动，理应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
欧洲舆论界对邓肯在苏联的活动大肆渲染。他们阴阳怪气地称呼她为“共产党员邓肯”“红色邓肯”；他们恶意诋毁说：“一个人老珠黄的芭蕾舞女演员，廉价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看到这些评论．艾尔玛气得哇哇直叫。邓肯笑着说：“不要气，你越气他们越高兴。资产阶级就是这样低级趣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
邓肯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学校的组织工作。在政府的关怀下，她搬到了条件更好的一栋别墅。但是，1000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依然只是空想。从目前的设备来看，只能办一所容纳40名儿童的寄宿学校，学生年龄在4—10岁之间．特别强调优先录取工人子弟。
她饶有兴趣地重操儿时的旧业，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一家很有影响的英文报纸。，文章迅速登了出来，令邓肯喜出望外的是，她得到了一张支付稿酬的支票。这可是她第一次靠写作赚钱呵！这张支票她保存了很久，直到食物越来越紧张时，她才无奈地将它换成钱币，给学校的孩子们买了苹果。
1921年11月．苏联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四周年庆典。政府官员征求邓肯的意见，是否愿意在那天晚上表演舞蹈。依莎多拉·邓肯兴奋地说，她引以为荣。她精心挑选着节目，最后决定跳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和《斯拉夫进行曲》，还特意临时编排了《国际歌》的舞蹈。
莫斯科大剧院可以容纳3000人，但邓肯的号召力竟然使剧院史无前例地扩大了10倍的容量。免费入场的30000工人和红军，争相一睹现代舞后的风采。在这30000人中，有一位矮个子，他双目炯炯，神采飞扬，融正义、智慧和胆略于一身，尽展大国领袖的非凡气度。他就是列宁。
金丝绒幕布徐徐拉开。邓肯在每跳一曲之前，都要简要说明舞蹈对乐曲的理解和表现，以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观众能够接受。
当邓肯最后表演《国际歌》时，全体起立，包括列宁在内，齐声高唱，响遏行云，气壮山河。旋即，《消息报》评论：“大剧院很久没有上演这样的艺术节目了。这是一次解放了的人们的和谐庆典。”
演出的成功使邓肯大为欣慰，同时也更让她看到舞蹈艺术对参与社会和振奋人心的巨大作用。她向当局建议，大剧院应当至少每周开放一次。星期一晚上，免费入场；每晚均以政治讲演开始，然后是艺术讲演，再演出；演出要以最优秀的交响乐作品为基础，用革命的方式来表现其中的力量、光明和英雄主义。
邓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派和政府懂得，可以通过音乐和舞蹈，用自己思想、信念的威力鼓舞广大群众，布尔什维克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邓肯的慷慨陈词虽然得到了一片欢呼，然而，政府却没有太大的反应．国计民生问题已使当时的领导人焦头烂额。对不起，舞蹈、音乐之类只好先靠边站吧。
1921年12月，“依莎多拉·邓肯公立学校”正式挂牌开学。冬天，漫长而寒冷。列宁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尚没有出台，房子又大又空，缺乏足够的燃料供暖。令人奇怪的是，申请木柴的报告从一个机关转到另一个机关，从一个领导批到另一个领导，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开始，邓肯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些杂事上，教与学都难以为济。
最后邓肯只得举行售票演出，来暂时维持学校的开支。于是，她用这些演出赚到的钱为学生买木柴、买食物，还买了一株漂亮的冷杉树摆在大厅欢庆圣诞节。
学校逐渐步入了正轨，邓肯的精力主要花在教学和演出上，其余事务归养女艾尔玛照管；秘书负责跑腿，是邓肯与政府的联系人。
一天早晨，一封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邓肯的房间。邓肯关上房门，擦了擦红肿的眼睛，打开电报：母亲4月12日逝世。
母亲病逝在巴黎儿子的寓所中。临终前，她一直念叨着“依莎多拉”，这是最让她牵挂的女儿。知识点：布尔什维克
苏联共产党建党初期党内的一个派别，这个党派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此后，各国共产党都以俄共为榜样，布尔什维克又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同义语。知识点：柴可夫斯基
十九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他的音乐是俄罗斯文化在艺术领域内的最高成就之一，其代表作品有以《悲怆》为代表的交响曲六部。
与叶赛宁的婚姻
在红色的苏联，邓肯与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相识、相恋了。但他们的恋情．是充满着矛盾的。
诗人的气质让叶赛宁喜怒无常，而且经常酗酒，酒醉之后就对邓肯大加责骂。每当这时，依莎多拉·邓肯总是将他拉住，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身边，安抚着他。
在依莎多拉·邓肯的眼里，叶赛宁就是她儿子帕特里克的化身。于是，在她对叶赛宁倾注出全部的爱中，大部分都是母爱。她曾对好友说：“哪怕他金色的头上有一根头发受到损害，我都受不了。你看见共同点没有，他活像小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要是活着，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我能让他受一点儿委屈吗？”所以，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叶赛宁施加给邓肯农民式的粗暴责骂与殴打，邓肯都能原谅、宽容，并为之辩护？
后来，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叶赛宁有了很大的变化。酒喝得少了，诗写得多了，待人温文尔雅，又是那个逗人喜爱的叶赛宁了。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胃、肝、脾都有毛病，不想吃东西，不想说话，有气无力。
邓肯恳切地劝他：“跟我去一趟欧美吧，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多了，我认识许多专家，你要做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不想出国，我说不出一句英语，多无趣啊。”
“有我呢，我是你的保护神。”
“我真的会不习惯。”
“谢尔盖，你是天才诗人，你只写过关于俄罗斯的作品，我觉得这还不够。到外面去走走吧，世界很大，开阔眼界总不是一件坏事。”
叶赛宁同意了。
为了真正对叶赛宁起到保护作用，邓肯决定通过苏联的法律手续巩固他俩的爱情关系——结婚。这可是石破天惊的事，邓肯一贯是坚定的“反结婚主义者”，竟然要和比她小一大截的俄国诗人叶赛宁结婚，欧洲人像听天方夜谭。
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邓肯备受感染，她在日记中写道：
5月1日的莫斯科，场面极其壮观。一条条大街就像一片片鲜红的玫瑰。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戴着红色头巾，举着红旗，高唱着《国际歌》，昂首阔步地走过……我观看着，倾听着，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这首歌能在整个地球上广播。
第二天，依莎多拉·邓肯和谢尔盖·叶赛宁并肩走进了莫斯科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在结婚证书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双姓——“邓肯一叶赛宁”。当他们出来到了大街上时，叶赛宁跳起来欢呼道：“哎——，现在我是邓肯啦！”
邓肯也同样喊着：“我是叶赛宁啦！”航程已经安排好，先去柏林。这是叶赛宁第一次坐飞机，他无比激动，双手握成拳头，不断地划向空中。
登机前，他们坐在草坪上说笑。邓肯忽然向秘书要了纸笔，迅速在上面写了两句简短的话语：
“如果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邓肯。”
“这是遗书。”她递给秘书。
秘书说：“你忘了你们是～起坐飞机呀，你不在了，他还会在吗？”邓肯哈哈大笑起来：“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又拿过去，补了一句：“如果我的丈夫也不幸遇难，继承人就是我的弟弟奥古斯丁。——邓肯”知识点：叶赛宁
叶赛宁(1895—1925年)，俄罗斯诗人，在俄国被誉为“天才的乡村歌手”。短短一生写下大量诗歌，诗集有《亡灵节》《酒馆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长诗有《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等。
巡回旅行
1922年的5月，叶赛宁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来到了俄国以外的地方。这里是德国的柏林，豪华的饭店接纳了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客人。
叶赛宁明显地不适应柏林，第一，依莎多拉·邓肯在柏林的名气太盛；第二，德国人不知道叶赛宁的诗歌；第三，柏林是俄国逃亡贵族的聚集地。
邓肯一到柏林就陷入繁忙的应酬之中，虽然她总有一只眼睛在叶赛宁：身上，但对于依赖性极强的叶赛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叶赛宁抱着一股征服欧洲的雄心壮志而来，他携带了大量的诗歌新作，还包括一首正在修改的《流氓的国家》。邓肯无暇它顾，叶赛宁只好寄希望于他在柏林的旧友，嘱他安排一次叶赛宁诗歌朗诵会。
朋友说：“这里不是俄罗斯，那种声势的朗诵会只有俄罗斯才有，俄罗斯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德国的诗歌都在小小的沙龙里。”
一天，叶赛宁和邓肯一同来到柏林艺术之家。柏林艺术之家是苏联流亡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群家乡人中，叶赛宁显得格格不入，他痛恨流亡。席间，有人提议唱《国际歌》，得到了邓肯和叶赛宁的响应，却遭到大批流亡者的反对。在一片嘘声中，叶赛宁毫不畏惧地跳上一张桌子，大声朗诵起诗来。他义愤填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的喧嚣。
随后，当地报刊发表了叶赛宁的两首诗：《我不懊悔，不呼唤，也不哭泣》和《一切生物都有特征》。然而，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却在柏林这块异土上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不少德国读者对“这些东西感到震惊”，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韵律，没有风格。没有思想……”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武断和不礼貌非常不满，他由此估计到自己的这次出国之旅是不会平坦的。
现在看来，邓肯带叶赛宁出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无论对诗歌，还是对身体。但是，出乎意料，叶赛宁的世界观却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位在共产党苏联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似乎认识到了发生在自己故乡土地上那一场变革的必要性。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爱俄罗斯，俄罗斯除了苏维埃政权外，别无选择。只有在国外，我才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把世界从没有希望的市侩习气中拯救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功绩是多么伟大！”
过了一个月，叶赛宁和邓肯拜会了定居在柏林的俄国作家阿历克赛·托尔斯泰(俄罗斯著名作家)，正好在那里碰上了列宁的挚友、著名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叶赛宁还是数年前第一次见到过高尔基，这次邂逅让他分外惊喜。高尔基对叶赛宁也极为赏识，评价极高。
高尔基等人的态度助长了叶赛宁的骄宠之气，他开始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俄罗斯农民的“风采”。在邓肯的爱情驱动下发誓戒酒的叶赛宁，又重操旧好，不仅自己喝，还强迫邓肯陪他喝。
一天，叶赛宁醉醺醺地闯入旅馆，摸摸爬爬才找到了自己的寓所。他看见邓肯正捧着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照片痛哭失声，便一把夺了过去，扔进火里，吼道：“你用去太多时间想这些孩子啦！你没有照顾好我！”他像一面冷酷的墙，堵住了邓肯要抢救自己珍贵记忆的去路。
后来，邓肯请医生对叶赛宁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得出的诊断是，叶赛宁的健康情况不妙，他必须戒酒两至三个月，否则就会成为一个狂躁症患者，神经衰弱也将更为严重。
叶赛宁小心翼翼地在邓肯亲自拟写的戒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充满艰辛的美国之行
游历了很多国家后，他们：疋选择了美国。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邓肯夫妇被拒绝进入纽约。移民检查局的官员生硬冷傲，不作任何解释，只是透露奉了华盛顿方面的命令。
记者闻风而至，邓肯没有“无可奉告”，而是侃侃而谈：“我们的手续完全合法。阻止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自莫斯科，害怕我们宣传所谓的赤色瘟疫……”
第二天一早，邓肯夫妇在经历长达两个小时的审问后，官方确信这对夫妇不是“为苏联政府服务”而来的，“没有把某种文件带进美国”，给予放行。
邓肯一出来，面对轰涌而上的记者，她严峻地说：“我仿佛有被宣告未犯杀人罪的感觉。他们似乎认为，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足以促使我变成动不动就准备扔炸弹的凶恶罪犯……”
几天之后，纽约音乐厅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外面还挤着数百名观众，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企望能得到哪怕是一张站票。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激怒了邓肯，在演出结束时，她照例发表她的演讲：
你们必须读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他说过，世界上有三种人，黑色的人、灰色的人和赤色的人。黑色的人就像从前的罗马皇帝或者沙皇，他们都是些带来恐怖的人，想控制一切的人。赤色的人就是那些为自由，为精神不受限制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人。灰色的入就像那些墙壁，就像这座大厅……
最后，她挥动红色纱巾，大声喊道：“这就是赤色，我就是这个颜色，这是生命和活力的颜色！”惊天动地，所有的报刊都把矛头对准了邓肯。
市长代表政府发布声明：“鉴于市政当局应对社会道德负责，继依莎多拉最近的一次令人不愉快的演出之后发布的这一禁演决定，只要在我的任期内，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下一站是芝加哥。事态继续恶化。几乎所有上层人士都要求立即驱逐“红色舞蹈家”。邓肯不信邪，她又昂首挺胸地站到了舞台上，观众依然是人山人海。而且，在演出之后，他们请求邓肯发言。邓肯被感染了，她微笑着的说：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但是，我相信人民，相信艺术。演出结束并不可怕，音乐、诗歌、舞蹈，是无法消灭的。
我的舞蹈在全美国的女子学校被模仿，而当我亲自登台时却遭到四面八方的诽谤，这是为什么？其实，怕的是他们，不是我！
这一阶段，叶赛宁脆弱而敏感的神经受不住了。当时，美国正在全面禁酒，大量的劣质酒偷偷在地下运行，其中有一条汹涌的“支流”流进了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胃。叶赛宁借着酒力，在餐厅把桌上摆着的杯盘连同台布一起掀翻在地；邓肯演出的时候，他就打开剧院的窗户，召集一些观众，大讲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在马路上，他故意违反交通规则。有一次，他从窗户里打出一面红旗，用俄语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他经常全副武装地坐在包厢里，皮鞋，皮帽，腰带紧束，黑色皮外套上面还配有子弹夹子。
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每次介绍，人们都说“著名舞蹈家邓肯的年轻丈夫”，而不是说“闻名天下的诗人叶赛宁”。叶赛宁每当听到诸如“年轻丈夫”这样的词句，他就会在宴会或其他公共场合拔腿就走，以示抗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他傲慢地回答：“那样会糟蹋俄语。”当大家对叶赛宁所表现出的疯病症目瞪口呆时，邓肯只得不好意思地作出各种解释，、
邓肯有了尽快离开美国的打算，她折回纽约，举行了一场告别演出。她对观众说：“我和我的丈夫很快将返回莫斯科，我们将永远不再来美国。”随后，她靠在寓所里挂着中国刺绣的床上，略显疲惫地接受了专栏作家的采访：“是的，我和我的丈夫是革命者，每个艺术家都应该是革命者。”
几乎在邓肯和叶赛宁离开美国的同时，《托莱多之剑》报上刊登了一则报道：
劳工部已经决定。依莎多拉·邓肯不是美国公民。劳工部在星期五宣布的决定中认为，由于她和俄国人谢尔盖·叶赛尼(原文如此)结婚，她已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知识点：马克西姆·高尔基
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有《海燕之歌》《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灵魂的分离
1923年．邓肯和叶赛宁回到了阔别15个月的莫斯科。莫斯科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邓肯轻轻地挽着叶赛宁的手臂，让他紧紧靠着自己。走出车厢，邓肯笑着说：“我把这个孩子送回他的祖国了，我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家从这句话中嗅出了一丝不妙的气息。回来后，邓肯马上去了她的学校。学校一切正常，孩子们的舞蹈越来越迷人。
一段时间后，叶赛宁又开始酗酒了，并常常几天不回家。邓肯四处寻找，给共同的熟人打电话，心中焦急万分，唯恐他会出什么事。可是，叶赛宁酗酒闹事愈益严重，他们之间的谈话也越来越困难，谈话双方都感到对方讲的是不同的语言。，直到有一天，邓肯凄切地说：“不能总是这样，该结束了。”
某天，邓肯要去高加索地区演出，艾尔玛亲自为养母准备旅途用品，她惊讶地发现，养母衣服少得可怜，她甚至连一件睡衣也没有。衣箱空空如也，仅有的几件刚好够换洗，都是在俄罗斯买的。
艾尔玛问道：“我记得您原来有很多漂亮衣服的。”邓肯苦笑着说：“我在纽约和巴黎买的那些新衣服没过多久就一一不见了，开始我怀疑女仆，后来我才偶然发现叶赛宁的一只皮箱里躺着我几天前刚从豪华大街上买的一件黑睡衣。我的衣服陆陆续续不翼而飞，钱就更不用说了。”
艾尔玛不满地说：“您应该以牙还牙，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打开叶赛宁所有的箱子，拿回您自己的东西！”
“那不行，他有一种怪癖，不准别人碰他的箱子。”
“反正他不在这儿，我们请个锁匠来，打开瞧一瞧再关上，他察觉不了的。”锁匠打开了叶赛宁的箱子。里面除了几页稀疏的诗稿外．都是邓肯的衣物，包括演出穿的裙子。
演出进行得很是艰难。此时，邓肯又接到了叶赛宁从莫斯科发来的分手电报。邓肯第二天就动身返回了莫斯科，她急于了解真相。她找遍了莫斯科的每一个角落，连叶赛宁的影子都见不着。她知道，他一定在他的情人家里。这是她早就知道的一个事实。
叶赛宁终于露面了。那是一天下午，叶赛宁冲进了家，邓肯正在房间里与来访者闲聊，她看见叶赛宁进来，笑着迎了上去。
“少来这一套，快把我的胸像给我！”叶赛宁伸出钢铁般的手，全身喷吐出浓烈的酒气。他所说的胸像乃是苏联杰出的雕塑家用一大块整木雕刻而成，摆在了最醒目的古董柜的顶层。
“你喝醉了，胸像先放在我这吧，待你神志清醒了，再来拿。”
“我没醉，我清醒得很。那是我的胸像。”他拖了一把椅子到柜前，双脚颤抖着站了上去。他紧紧抱住了那只胸像，又好像承受不起，竟然摇晃着连人带物跌在了地上。
“啊！”邓肯惊叫着，正要上前去扶，哪知叶赛宁一跃而起，逃命似地跑了出去。
邓肯望着他的背影，心的镜子“咣啷”一声摔在地上……每一个耳闻目睹的人，都要被深深地刺痛。
这是依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人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依莎多拉·邓肯变得沉默寡言了，她只字不提叶赛宁。她看上去轻松悠闲，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教学上，其实，谁也猜测不出她内心里愁的重量、苦的深度。
邓肯不断地教孩子们学习新的舞蹈。她还用俄罗斯、爱尔兰、法国、中国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一批舞蹈，影响波及全球。在法国，在中国，在北美和加拿大，到处都有像莫斯科一样以依莎多拉·邓肯命名的艺术学校，它们的节目广受欢迎。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依莎多拉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工会大厦外面从全国各地赶来哀悼的工人农民的行列中。她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也几乎被冻僵了。但几十万群众列队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了邓肯无穷的力量。她特意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以后，在苏联所有的演出中，邓肯都是以这两支葬礼进行曲作为开场戏，场场爆满。
这一年10月，邓肯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列宁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真正爱全人类。”
学校的财政义发生了困难。邓肯与经纪人也商讨着进行一次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前往伏尔加地区、土耳其地区，还将到西伯利亚，从那里进入中国。邓肯听说能去中国，高兴地说：“那是我一生的梦，美丽的东方，那儿有非常美丽的刺绣。”
可是，这次巡回演出从～开始就不顺利，边远地区，文盲遍布，愚昧丛生，他们对舞蹈一窍不通。雄心勃勃的远东巡回演出只得半途而返。
8月中旬，依莎多拉·邓肯回到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在学校，她的500名学生以美妙的舞蹈迎接她的归来。她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说：“见到这些孩子们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我所受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