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坚持、继承和中国化，同时又是对中国传统哲理中的实学精神的改造与弘扬。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无非就是做两件紧密联系的事情，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从何出发？这就成为关乎思想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几千年来就一直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始终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思想路线，并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和理解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在世界的本源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物质在先、意识在后，他们认为：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又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当然，自然界产生人脑及人脑产生思维和意识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而唯心主义所坚持的先有意识后有物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违背科学事实的，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在认识路线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他们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他们还认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任何知识都是认识过程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存在于认识过程之前。人们要如实地反映事物，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而不能人为主观地设置原则和框框。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使我们的理论思维和客观世界彼此一致，从而达到统一。
在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践标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离开实践讨论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而且会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窠臼，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客观认识。
即使在对待自己的理论和学说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也坚决反对教条化和神秘化。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又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显然，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完结人类认识，因而它也不是永恒真理。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和“客观真理”，批判了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及其变种，并进一步分析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列宁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理论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成果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注重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并在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二、“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当代化
“实事求是”本来出自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颂扬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把这句话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必须以真实的材料为依据，从其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自此之后，“实事求是”就成为许多古代文人学者治学的指南。但是，“实事求是”不只是一个成语，也不只是指刘德的治学风范，更重要的是这个成语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唯实、重实、求实思想的凝聚和体现。实事求是之“名”是实事求是之“实”的反映。
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的本源问题上坚持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和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认为物质实体是大千世界的本质和本源。这种唯物主义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阴阳说。早在商代，人们就把阴阳看做是各种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并且又是引起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对立的力量。西周早期作品《诗律》写道：“即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而《易经》则是专门研究阴阳变化、预卜吉凶祸福的经典。
其二，五行说。五行说作为宇宙万物构成的元素论，在《洪范》中已经提出了五行即水、火、木、金、土的概念，而周幽王八年，史伯对郑桓公答问时明确指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其三，气一元论。最早提出“气”的概念的是伊尹学派，而荀子则继承了他们关于“气”的思想，认为“水火有气”、“人有气”。汉代王充则明确认为气是世界的本源，提出了“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元气自然论。柳宗元继承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思想，他在回答屈原关于天地起源的疑问时说：“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气耳。”刘禹锡紧跟着提出了天地万物“乘气而生”、“各乘气化”的理论。宋代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自然观，其后的哲学家王廷相、王夫之等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学说，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虚和实是相对而言，都是气的存在状态，而相对于精神而言，气就是实体。
名实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争论的重要问题，许多哲学家都强调实物决定名称。最早提出“正名”的是孔子，而真正提出名实关系问题并作出正确解答的则是墨子，这里所说的名实即关于名词概念与客观实在的关系。墨子认为“实”决定“名”，“名”是反映“实”的，他反对“有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要求“以实证名”。荀子写有《正名》篇，专论名实关系，他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是“实”的反映，并指出：“制名以指实”，“名”要随“实”的变化而变化。欧阳建则明确指出：“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已彰。”“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这也就是说，客观事物的方圆黑白，是先于名称概念而独立存在的；名称概念和语言并没有改变客观事物本身。后来，孙中山也明确指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与此同时，许多哲学家在实际生活中倡实学、做实事、立实功，特别强调践行。例如汉代哲学家王充一生十分注意世事学问，“考论虚实”，著书立说。他明确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宋代哲学家陈亮反对道学家们的“腐儒之谈”，提倡学以致用之实学，要求人们“各务其实”，关注民生。同时代哲学家叶适批判理学家空谈仁义，鄙薄功利，造成一种务虚不务实的坏风气，他指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只是“无用虚语”。他进而提出“务实不务虚”的著名论断。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在学界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实学思潮，其早期代表有王艮、何心隐、李贽等，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而进入晚清其代表有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批判皓首穷经的纯经学，提倡经世致用。
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实证。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以行证言，以行校言。墨子提出“三表法”为区别言论真伪的标准。“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而韩非则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就是将参照验证的方法作为判定名实相符的标准。汉代哲学家王充特别重视效验，他指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就是说，一种认识只有经过“效验”，证实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才能得到众人的信服，否则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人相信。宋明之际的王阳明的哲学体系属于唯心主义之心学，但其在验证认识的真伪方面似乎触摸到实践标准，他认为：“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后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耶？”“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耶？”这些思想的结论是说只有经过实证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可信的。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强调和突出实践又是一大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关于知行关系的争论中。知和行的关系，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强调和突出实践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知行先后关系上强调行先知后。明末哲学家王夫之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行则知之”的观点。他认为“行”是基础，只有通过“行”才能获得“知”，“由行而行则知之”。“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后知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鼓励人们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他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行，行是求得真知的门径，并举例说明，人们先有天天必行的“饮食之事”，然后才产生“饮食之道”；“人类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几何年代，而后始有建筑之学”。可见，以行而求知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其二，在知行轻重的关系上，强调行重于知。荀子最早提出“知之不若行之”。汉代哲学家王充把“用”看做认识的目的，主张学用一致。他认为，无论何种知识其价值都在于“能用之也”。宋代哲学家朱熹虽然主张知先于行，但他在知行轻重的关系上则认为行重于知。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明末哲学家王夫之认为行高于知，他说：“闻见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亲行焉。”而孙中山则进一步认为，欲改造和富强中国，只要依于“科学之原理”，“按计划而实行，其事则无不成，而且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坚决反对一切坐而论道、轻视实践的错误。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中关于知行关系理论中的合理思想，在《实践论》中就专门论述了知和行的统一关系，从而使中国哲学中关于知行的理论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基础，其中关于实物、实体、实证、实事和实践的思想构成了“实事求是”的实际内容。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这一内容，并加以改造和提升，进而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之具有时代性。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化相对接、相凝聚、相升华，其成果就是“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已被赋予了新内容、新特质、新精神，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