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讲究礼数的北京人，首先得从老北京人说起。老北京人多礼，在这一点上最上最无愧于“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通常在说到这“多礼”之后，不免要感叹世风日下。这并不总是遗老情怀。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凭吊流逝中的文明，也应能表现现代人的豁达气度的吧。
礼仪文化是北京魅力的重要来源，并曾构成过北京人形象的重要侧面，是其外在形象亦是内在气质。老舍曾不无自豪地写到过，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他的作品中商人固不失斯文，近效农民也因蒙教化而与别处气质不同。
北京话中有极为丰富的委婉语词。人间的应酬，因含有对于人情极细心的体察与体贴。易于酿成魅力，引人怀念。
多谢您了。回见您哪。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您哪。……
这些敬辞，无不显示出富于人情体贴与分寸感的人际关系，用北京话说“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这种礼，真假虚实都有，有应酬周旋，亦有真诚的体贴关照。
老北京人对礼数的讲究，使北京人之间的交往显得求常的文明。到老北京人家去串门儿，假如不喝人家一杯茶，不问问人家老少的安康，客人叫失礼，主人则过意不去。把“您”字儿，时时挂在嘴边，“谢谢”跟“请回”准备好，外加有度的点头和鞠躬，适当的笑容，您就可以放心地会朋友了。
茶馆，酒肆，每当你叫好一壶茶，二两酒，别忘了对邻座的客人说一声：“您来这个？”真不真吧，您要让人家觉得亲切、温暖。
不管在什么地方，年轻人见了长辈，总要垂手而立，时刻准备着鞠躬。倘或一个男人竟同一个女人竞争，这男子在众人心目中，立马失去了男子汉的风度，。
这就是老北京人的礼数，同这些礼数并存的，还有老北京的那些礼仪习俗。
先来看看老北京人过年的那些讲究。
时至今日，对北京人来说，“过年（现称“过春节”）仍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旧时，“年”的概念是从头年的腊月二十三“祭灶”起，到次年正月十五“灯节”止。过了正月十五，“年”才算是真正过完。从正月十六起，人们又开始为新的一年而奔波忙碌。在这20多天的喜庆日子中，最为人们所注重的，是腊月三十晚的祭祖、吃年夜饭和正月初一的拜年活动。
中国人讲穷孝父母、敬祖先。有两句话最典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真孝、假孝另说，但形式上的孝是必不可少的。这点在大年初一特别突出。日出时刻，穿戴一新的子孙晚辈要先给家中的长辈（主要是祖父母、父母等）叩首拜年，以示孝敬；长辈则于堂屋正中端坐受礼，并对未成年的晚辈发放红包——“压岁钱”，以示亲情。然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再按辈份长幼互相拜年——叩首、作揖或蹲福。
这时刻最高兴的是小孩子们，虽然不知要磕多少个头，但都不白磕，或多或少总要有些“压岁钱”。待会儿以及几天内出门逛庙会，买花，买糖等都可由自己做主了。家中举行完拜年仪式后，家中除长辈外的男子还要外出四处拜年。长辈一般在家中恭候接待外面来访的宾客，按照来客的辈份、疏亲远近及重要程度，给予不同的接待。一般不留吃饭（也没功夫吃饭），仅以茶水、干鲜果品招待。若有未成年的孩子同来，主人还要给点压岁钱，而来客一般也不会空手。
外出拜年的男子，几天都闲不住：初一拜本家亲戚，尤其注重五服之内且平日走动很近的缘亲，即使平时走动不多，但辈分较高之亲，也要借大年之机拜到；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岳父等姻亲；其他则可初四、初五理行拜访。过大年时，老北京人之间的拜年活动很多，很繁琐，很累人，但又必须做，否则会被别人看不起，认为是缺礼教。除亲戚外，同行、同事、关系较好的邻里等也要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进门后，先向主人家的佛龛、祖宗影像或牌位叩首，然后依资助对长辈叩拜，长辈则要做出离座搀扶状，口说免礼。平辈间只须拱手一揖，口言“新年好”、“添丁发财”、“吉祥如意”一类话。礼节性拜年，一般略坐片刻即告辞，主人客气一句，亦不真挽留。主人受拜后，也要择日回拜。您说累不累？真累！谁都知道，可谁都不能违背，否则将孤立于家族、孤立于社会。这就是老礼儿。
再有一种是感激性的拜访。凡是一年欠人情的，要借拜年之机，买些与“人情”相当的礼品送去，表示还情和谢意。还有一种是联络感情式的拜访，平日交往不多，但本着“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宗旨，也会借拜年的机会串个门，联络彼此感情。一般的邻里关系多不专程拜访，只在见面时抱拳互揖，致声问侯，多不入屋；如一方相邀，也仅略停片刻即告辞。专程拜年绝不能空手，礼品多为糕点行匣、干鲜果筐，上等的茶叶包装要讲究些，竹筒的或铁筒的；给孩子们买些鞭炮、绢花或小食品；也有图省事，送店铺商家发行的礼品券的。
按老北京的习俗，正大初一至初五妇女不能出家门，各家也“忌门”不接待妇女；妇女在家，这几天也不准动刀剪（避免凶事和口舌之争）。只有到正月初六才能走出家门。明知外面是一个繁华热闹的世界，却只能闷闷地憋在家里。可盼到初六了！赶紧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拉上孩子，一清早就走出家门，穿过宁静的小胡同，奔向喧闹的大街，奔向温馨的娘家。一种解脱，一种企盼。按习俗，娘家多于此日接姑奶奶回去过年，但不得留宿，须当日返回婆家。
在老北京，“灯”与“市”的合一（观赏与商业的结合），始于明代，地点集中在东城灯市口一带。清代将灯与市分开了，“市”归琉璃厂、灵佑宫，“灯”则内城以东四牌楼、地安门一带为最盛，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等地次之，外城以商业最繁荣、最集中的前门外大街及附近商业区为最盛。在老北京，正月十五灯节的各项活动，是在过大年接近尾声时又掀起的一个全民性娱乐活动高潮。这天，城内的民宅、店铺（很多在正月初六即已开张）、寺观等处，均悬挂各式彩灯。入夜，万灯竞然，人头攒动，鞭炮雷鸣，通宵达旦。在正月十五的前几天，甚至大大年初一前，各个灯店，如华美斋、美珍隆、秀珍斋等（均为廊房头条内灯店）。特别是文盛斋早以向络绎不绝的顾客供应各式彩灯。这些灯店除生产、经销花灯、壁灯、玩具灯等大众彩灯外，主要还为宫廷、王府及“大宅院”供应宫灯、纱灯等。宫灯主要分六方宫灯与花灯两大灯，都是用紫檀、红木、花梨木等贵重木料做骨架，再蒙纱绢或嵌玻璃的画屏而成，集雕、镂、刻、画等技艺于一体，花灯包括员灯、壁灯、台灯、戳灯等。纱灯多悬于王府或大宅院门口，照明并显示身份。纱灯以竹条为框架，外蒙纱绢，既透明又不透风。纱灯包括红庆灯、彩纱灯、道具灯及民用灯。
除了过年，老北京人重视的还有中秋节。
旧京时代，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城内城外最有特色的景致就是街头巷尾卖“兔儿爷”的摊子。每个摊上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兔儿爷”，出有挑担走街串胡同叫卖的，但多为中、小个头的“免儿爷”。图5中摊位上摆的“免儿爷”，大、中、小都有，人形兔儿脸、煞是可爱。
自古，八月十五是与月亮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街上卖的“兔儿爷”就是月宫中捣药不止的玉免。玉免当然不会下凡过节，八月十五京城千千万万的“免儿爷”不过是人们善良愿望的企盼。八月十五。成人男女名有自己的希冀与寄托，“免儿爷”就成为孩子们娱乐的玩具。“免儿爷”一般是用粘土做的，较高级的是在粘土中掺入纸浆为原料，填入模子翻塑出来。模子分正、反两个范，待泥料八、九分干时，取下范模，配上事先翻塑好的耳朵（俗称犄角），干透后在其身上遍刷胶水（防止渗色），再勾轮廊、上色、描金等就算完成了。
“兔儿爷”有大有小，大者，高三尺多，买了得招回家；中者尺余高，可抱回家；小者仅三五寸，托在手中即可。“兔儿爷”不论大小，均为人形免脸。脸为粉白色，稚嫩可爱；头戴金盔，身披彩色战袍，威风凛凛。有的怀中抱杵，有的什么也不拿，有的左手托臼，右手持杵。大的“兔儿爷”背后插着宝盖式的罗伞，小的“免儿爷”背后插着纸做的纛旗（即护背旗）。有的“兔儿爷”还有坐骑，如老虎、狮子、梅花鹿、麒麟、骆驼等；也有的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有的呈短衫挑担状，形如小贩；还有的做饮酒或跳舞状……也有的极为简陋，仅是一小白兔捣药而已。京城的人们凭自己的愿望赋予”兔儿爷”不同的身份。“兔儿爷”虽一年一度享受一阵香火，不过谁也不真把它当神待，撤供后就是孩子们的玩具了。
卖“免儿爷”的摊子，一般从八月就开始摆出来，一直卖到八月十五的夜晚，过了十五就没有要了。
知道了老北京人年节时的那些讲究，再来看一下，他们在婚嫁的那些礼俗。
旧时的结婚有一整套的礼仪和习俗，其内容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家庭观念宗教信仰等的制约和影响，而不仅仅是男女双方个人的事。旧时结婚，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体现着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保持家庭财产、社会地位和门第标志的举措。所以贵穿这套礼俗始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祖宗家法”。现今的人只有明白了这些，才能理解旧时的结婚习俗。
结婚，从订婚到最后结合，有许多礼仪程序。“六礼”是必须的，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不过多盛行于上层社会中，中下层社会则不同程度地从简，但大致内容并不少，只是突出了本阶层的特色。在适婚年龄（18—20）或更早，父母开始张罗，媒人撮合。双方父母同意后，要过“门户帖”，即双方各用红纸书写姓名、年龄、籍贯、三代人名号、官职（职业）等，由媒人传递。遂后，双方父母在媒人陪同下登门或在约定地点验证煤人之言和“门户帖”内容，主要是家庭状况，财产状况，其次才是男女当事人的德才、容貌、健康等个人状况，如双方异议，再过“八字帖”，以推测人的命相。命馆先生，即测字的阴阳先生（管合婚的，称“吃红笔的”；管死人的，称“吃黑笔的”）根据“乾造”（男方）、“坤造”（女方）的生辰八字和属相进行测算；再根据“黄道吉日”和喜神方位确定迎娶日期及忌什么属相等，统写在红纸折子上，即“龙凤帖”，就是旧时的“结婚证书”。只有取得了“龙凤帖”才算履行了完备的结婚手续。民国以后迷信少了，但不管迷信与否，有否“龙凤帖”，都要快民政局或警察局办理结婚证书，才算履行守手续。接下来是“纳小定”，即男方给女方一些简单的自饰。此后，男备家具，女备嫁妆。小定过后的“纳大定”，即行聘礼，男方将商议好的迎娶日期填写在“龙凤帖”上，随衣物、首饰、食品等送至大家；女家则回赠鞋帽、文房四宝等。
按照“请”来的吉期，在成婚的前一天下午，女家要请男宾4—8人，从喜轿铺雇来抬夫，将娘家陪送的嫁妆送至男家，谓之“陪奁’；嫁妆送到男家门口时，男方也以同样数的人相迎，气派大的还要以鼓乐奏助兴。
旧京聘闺女陪送嫁妆是论“抬”数，多寡视方财力而定。富者“陪奁’数十抬、乃至百余抬；中等人家一般为24抬、32抬，至多48抬；贫户则4、6、8、12抬不等；穷困人家嫁女，无力置“抬”，两只木箱装些四秀衣物以及脸盆、油灯等物，雇两位“扛肩”的工人（旧京俗称之“窝脖儿”）扛送过去即可。
“抬”的样式类似担架，以木板钉成，下有4条腿（便于中途歇脚），“抬”面铺垫干净整齐。以两人抬着运送。旧京喜轿铺都承办这项业务。遇有抬数少的人家，抬夫的管事则有意指挥拉开每抬距离，使女家有面子；“过嫁妆”队前一般有乐队前导，怪为炫耀。
陪奁”的物品及数量，视各家情况。如：全套或部分硬木家具，古玩字画，首饰，日用品等；甚至有显富者陪送买卖商号（只抬一城商号牌匾或带监布贴红签的簿册）、房产（只抬一块瓦）、土地（只抬一块土坯，写明数量）。这些陪奁在过嫁妆的队列中非常显眼。不管有没有上述陪嫁一般必不可少；座钟、帽镜、掸瓶、盆景、烛台、茶叶罐、帽筒、花瓶、“长命灯”，以及脸盆、脚盆、尿盆等。对于嫁妆，老北京有首童谣：“月亮月亮照东窗，张家姑娘好嫁妆，金皮柜、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锭儿粉，捧儿香，棉花胭脂二百张。”确实很形象。
以上均为结婚前的准备工作，正式结婚的吉日，称“迎娶”或“亲迎”。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新娘，迎归后，夫妻行合卺之礼，至此婚事才算告成。老北京人娶、聘正式办喜事都在迎娶之日，因此，一切势派、排场都在迎娶仪式上集中地体现出来。讲究的迎亲行列要有执事，仪仗和响器，而且要走在行列的前面，其后才是八名轿夫抬着的喜轿。这一切，只要花钱，喜轿辅都可以代为操办。老北京人的规矩：不论贫富贵贱，新婚必须用轿于迎娶，是为“正娶”；只有寡妇再嫁或娶姨太太才用车接。所以谁家聘姑娘男方都用轿子来迎娶。
民间使用的花轿，有官品的人家迎亲使用的是红呢轿，并不绣花；从三十年代起，不分等级，一律都是红轿，轿上罩有红缎绣片。
老北京人对礼仪，礼俗的这些讲究，代表着他们对礼数的重视，正因为这样重视，才有了他们在待人接物上的文明礼貌。
到了五十年代的北京，有许多礼数，如打千啊，作揖呀，已经没有了，可问安、鞠躬还留着。内容也去掉了虚假而填充了真诚。以至于那时的北京获得了“世界上最干净、最有礼貌的首都”的美称。现在呢，不能说全都消失了，那影子还能隐约地瞧出来，至少中年往上的人还留有那些习惯。
时代不同了，男女老幼都一样，老人的称呼由“老人家”、“老爷子”、“老奶奶”而改为中性的“老梆子”、“老家伙”，男人与女人对骂乃至对打，这现象也普遍起来，但在社会观上，以此为对者，怕还不多。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觉：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他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儿”。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儿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了。“哟！哥们儿，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吗？”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这就是北京近年事的变化，从文明懂礼的北京人到现代这样的北京人，这变化是不是太快了一点儿？
有北京人说了”这全是搞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给闹的。”一切向钱看给闹的有可能，怪搞市场经济恐怕沾不上边。前边介绍过老北京人知礼讲礼，有许多就是前几代人的事。那会儿，中国也并没有计划经济。所以说，不讲礼数，改变了文明礼貌的良好习惯，并不是搞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能说，我们的道德建设滞后了。
2001年1月15日下午，家住玉泉路高能物理研究所院内的梁儒祥老人像往常一样，到外面散步。当他来到玉泉路花鸟鱼虫市场时，突然发病，抱头扭动，蹲在地上。
人潮涌动的市场里，闲汉、民工、卖卖人忽地围过来看稀罕。人们静观、议论，甚至有人看着老人大幅度地扭动，觉得好玩，竟笑出声来……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帮一把，问一声，或者报警，打一个急救电话——有手机的人不少。就在看热闹的时候，他们的手机响了，赶忙挤出人群去招呼生意上的事。
老人渐渐不动了，躺卧在地上，观者可能觉得没戏了，颇无聊，渐次散去。
那几天是北京最冷的日子，最低温度摄多零下17度。人们匆匆从老人身边走过，再无人感兴趣。
老人发病倒地两个多小时后，花鸟鱼虫市场该关门了，保安发现有一个黑影躺在那里……110来了，法医也赶来了，老人却已经死了。
他的儿子对记者说：“我父亲并没有很严重的病，只不过是高血压，但他却死了。如果及时送到医院，他根本不会死。”
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居民说：“梁老汉是被活活冻死的！”
这件事也引起学者的议论。文明学学者、《中国文明论》一书的作者北野说：“这是人极度冷漠的问题。虽然周围人很多，受难者却如同身在沙漠。这也是与我们极为渴望的现代文明社会极不适应的。如果每个人所知道的就是用最快捷的手法捞钱，那么这个现代化的社会最终是建不起来的。每个人都会成为现代的绊脚石。”
前几日去中关村——中国的高新技术业区，三转两转进了一个家属区。这个家属区临着中关村大街。一幢幢的红砖楼有几十年了，不知什么地方传出自味，仔细一看，原来是楼下的垃极道早已没了门，垃圾汤汤水水地堆积在垃圾道口，既不美观，也不好闻。楼外停着不少小轿车，看来这楼里面的住户不乏先富起来的人们，但就是垃圾道这个问题被忽略了。
中国最难听的脏话，是北京人“发明”的。赤裸裸地以生殖器对骂是北京的一大特色。不论是寻常巷陌，还是在公共场所，不论是面对国人，还是面对外国人，均敢一视同“骂”。工体不就是以“傻X”、“牛X”满天飞而著称的吗？使得许多在京留学的外国人纷纷向《北京青年报》进行谴责，认为这有损于中国文明古国的形象。北京人道德水准怎么样，从他们挤公共汽车的行为神态就能揣摩出来。外国人把它当作北京的一景，从北京人应该引以为耻。
举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前年我在北京乘坐地铁，人太多，没有空座位，我就抓着上面的吊环。但是我发现几个操着京字京韵的家伙两只手抓着四个吊环挂在那儿聊天，活像几只伸着懒腰的猩猩。而周围几个人因无环可抓，只得随着列车的变速产生的惯性挤来撞去，遭人白眼。
还有一次，也是在地铁，我亲眼看到两个外国人先后为抱着孩子的两个女人让座，而我周遭人们（我没座位，站在中央）不是装作没看见，就是坐在那儿假寐。我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老外”不论在个人气质，还是道德风度上都远胜于这节车厢内的其他中国人。他们的礼记没有一点做作的意思，认为这是一个文明人本身就应该做的事情。
出门办事，走着走着就能碰上一些“卫生死角”，垃圾、污水遍地都是。或者在现代化的大厦旁边，就林立着一些门面黑乎乎的饭铺、发廊、修车铺。也许这就是变化中的北京。
中国人，北京人怎么弄着弄着成了这付样子？“世界上最干净最有礼貌的首都”还会再重现吗？
记得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女士说过：“经济的发展如果，以牺牲道德为代价，那么这种发展最终只会让人们品尝苦果。”这段话，能否给我们一些启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