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北京人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爱干。其实这样的人哪儿都有，不光北京一处是这样。北京人里照样有从小做起，自强奋斗的人物。生活从他们脚下艰辛地延伸，他们则在生活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这里，是几位北京下岗工人的在生活底层挣扎的经历。
刘大姐，北京某单位工人，八十年代中期下岗。下岗后卖报。让她来对我们说。
下了岗，想来想去，找不着别的活，就卖报吧。开始特不好意思，没出头露面干过这事儿，没做过买卖，就怕被人看见。那会儿，一张晚报才三分钱，一张《球迷》报才挣四厘钱。为了多挣几块钱，除了自己卖报外，还给别的摊点带点报，挨家挨户去送，也不觉得烦。心里想着多挣点钱能多给孩子买点吃的。每天发完报，都到晚上九点了。
就说今天这一整天吧：早晨7点到东直门，新街口，把报取回来，再给小的摊点去送，送回来要对对看，有发错的没有？有的该来取的，有没有落下，都得记下来。一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得这样，天天如此，吃不好饭。刚要吃饭吧，这儿来人了，取报来了。要是公家，吃饭时间就是吃饭，踏踏实实地吃，可我们不行。睡觉也是，九点了，十点了，人家来了，找你有事，你就得应承。要是机关里，五点下班，过五点准没人了。
一开始，摊儿就在珠市口那儿，弄个自行车，后来才买了报刊车，工商局让买的。卖的报有30多种，每天5点多钟到邮局取广播电视报，6点钟取回来，在大街上卖，冻得那手……就是为了赶6点半到7点上早班的那拨人，一早上能卖二三百张呢！
后来，各报尽是自办发行的，这才找了“渠道”。在这之前，只有外地的《球迷》、《采风》、《新家庭》、《民主与法制》报等直接发给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他们的一个大户，我们再往下面的小户发，最后把钱都一块收回来交给人家。随着自办发行的报社多了，加上原来做二渠道的一些人老了，不愿干了，我这才一点一点地做得越来越多了。咳，也够辛苦的，蹬着个三轮，驮着的报纸有二三百斤重，累得那汗，正中午，晒得你，都能给你晒熟了。有的报是夜里到的，再发下去，等到干完了都早上4点多了，扫街的都来了。
那时，早上卖完报，回到家就9点多了，洗洗涮涮。中午1点多再去邮局取一次报，再去卖，这就没谱了，9点也是它，10点也是它，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算。说实话，这帮卖报的挺不容易的，刮风下雨的，一砸好几百张呢。比如晚报，好天儿不够卖的，可天儿不好的时候，没人买。有个摊，卖到晚上10点多，250张报一下子砸了200张。挣这点钱，可真不是个滋味，不过没辙。那会儿一个月下来，挣二百块钱就算多的，一般是一百多。现在能挣三四百块，多的挣到六七百块，有的摊儿，好摊儿，而且整天出摊儿，能挣一千多。
从邮局进的报纸能赚定价的16%，从报社直接进的赚20%。我一般能从一张报纸中得到5%到105的利，不过利高的卖不动！
这十几年，觉得太累，不想干了，可是又没别的能耐，凑合干吧。
这些年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骗人的人，最恨的就是骗子，说话不算数，心口不一致。有的人当面说得挺好，背后又做一套，今天玩个心眼，明天兜个圈子，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
最高兴的事是独立，做事可以自己做主，不受骗了。以前我挺傻的，经过好多事儿以后，我也有点心眼儿了，我毕竟也能看穿他们是怎么回事了。
我这人特别直，吃亏的都是这种人。
您有时间，您到市面上看看那些老头儿老太太的辛苦劲，到这会儿了，他们都还没回家呢。我们婆婆也卖报呢，70多了，都要卖到八九点钟呢。这天又热又累的，一个月也就能挣三四百块钱。回到家，还有事呢，还得数这零钱呢，又怕数错了，数100遍。
这10多年能坚持下来，不就是为了孩子吗？现在不都是一个吗！谁都想好，可你达不到，凑合吧，过得去，过了一天说一天。省吃俭用，攒了多长时间，今年头春节给孩子买了一台电脑，“486”，他喜欢啊！艰苦点，为了让孩子学点知识。孩子爱踢球，每天早晨4点多钟，叫起就起，在俱乐部练球呢。
这位刘大姐就这样重新踏上了自己的生活之路。
再来看看另一位大姐是怎样同命运抗争的。
她，老三届知青，1968年到内蒙插队，1974年返京，在工厂当过车工装配工，1994年下岗。
五六十年代我受过很正统的教育，这种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的教育好像成了一种永久的概念。
我现在被社会推到生活底层的底层了，自己开始面对现实。你看，我这有个破本，无意中就把每天干的事记了记。
回头看看，自己好像错误地活了四十年。这两年逼得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从新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刚下岗时，我别提多难受了，那简直就像杀了我一样。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上个月我还在上班呢，还挺忙的呢——当时是两个厂合并，我觉得挺有干头的，虽然两个厂的关系不太好，但我和那些人处得都不错。在这个集体里，干起来觉得挺开心的，累一点也没什么。干了一段，因为两个厂的领导争名夺利，谁都想坐第一把椅子，接着经济上又发生争执，又要权又要钱。其实我觉得一个厂被另一个厂吞并是好事，你没有能力，但你利用你有厂房的优势，等于你把这个厂这些人都救活了，产品也上了档次。但我们领导不恤把这些人都搭进去，最后闹僵了。这样，7月份就突然停工了，让我们都回家去。9月份明确地告诉我们，就是下岗了。噢，那时叫待业，每月给250块钱。我们这个厂一直半死不活的，今天让这个回家呆半年，明天让那个回家呆半年。
下岗了，我就像要死了似的，不知该怎么办了，也不知道该找谁了。我都44岁了，干什么去呀？
要说经济上的打击，几年前我已经承受过一次，那里我们厂已经濒临倒闭了，开不出支，每月只有180块钱。怎么办？我们那些工人也没什么高招，说卖老玉米去，卖老玉米特赚钱，我还真动心了。他们说让我到月坛体育场门前去卖，说那有一群哥们儿，没人敢欺负我。我去看了看，心情特别坏。但迫于经济压力，我决定第二天就去干。当时，我正和一个卖煎饼的老太太聊着呢，过来一个熟人，是我过去的邻居。她问我：现在挺好吧？她对我印象不错，知道我原来挺好学的，自学拿了电大英语文凭。她走后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让她看见我在这卖老玉米，多跌份儿哪！
而这一次下岗，已不是经济压力了，这两年我丈夫的收入好多了。痛苦是精神上的，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60岁才退休，我才40多岁就没工作了，算怎么回事呀？
可我确实没有一技之长，以什么谋生呢？我从广告里看到关于直销的讲座，去听了一回。一听我就明白了，干这个就是去赚亲戚朋友的钱。我宁愿搞卫生去也不干这个。
我也找过亲戚朋友，希望他们能给我帮忙。我爸爸70多岁了，他也动用他的老关系，给我找了一份当营业员的活，可惜最后没能落实。
从9月到10月，我东找西找，实在找不到事干，就按照一张报纸上的地址，去了一家家政公司。当时的想法是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闲着，就是得找一个心理平衡，我老不服这口气，因为我们厂里毕竟还有几个没下岗的，还留了几个年轻的，我就是要和她们比比看。
我去了三T公司。我问：你们这有什么事可以让我做吗？比如做饭、洗衣服、接送小孩什么的。他说：行，正好有一个人住得离你家不远，在礼士路，她家需要一个接送孩子上小学的，景山小学。我问：一个月多少钱啊？他说：100块钱，我说行，干了，根本就没多考虑，给钱就干。我就是赌一口气：我自己也能找到活，自己谋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想。
那家的主人叫马莉。是个事业型的女强人，但不锋芒毕露。她过去用的都是浙江保姆。
每天下午三点多，我就到景山学校去接孩子。接到家，再帮助做做饭搞点卫生什么的，这是她提出来的，也是以此为由给我多加点工钱。差不多半年，我们相处非常好。她孩子六岁了，连北海公园都没去过，她太忙了，什么公园都没带孩子去过。我就带上孩子和我们家女儿一块去公园玩。去我们家吃饭，当我自个的孩子一样。在她家碰到外人，她总介绍我是她们家亲戚。说实在的，当初我们家也是用保姆的。
第一个月到三T公司拿工资，它还扣了我20块钱，实际我只拿了80块钱。我说，我想再打一份工。还不错，又有了，给一个住在西罗园的老太太洗衣服、搞卫生。说好了，是小时工，一小时3块钱。
11月12号是我生日。下午约好到老太太家见面，是三T公司一位工作人员陪我去的。一路上，他听说那天是我生日，表示很对不起。我说我心情很不好，刚40多岁就落到这个地步。
老太太挺挑剔的，在我之前已经辞过好几个保姆了。我跟她说我还打着一份工，时间必须错开。她说我下午接孩子，可以上午去洗衣服。其实我在家都没洗过衣服，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扔得了。老太太有洗衣机，可她不让用，让我拿手搓。我一到那儿，她的衣服就堆出来了，一干好几个小时，累得不得了。老太太特抠，她真不愧是干会计出身，算钱算得可准了。要是我超时了，她就把儿女们给她买的苹果香蕉之类的给我拿上两个，从不多给一分钱。
有时，这份工打完了，在和平门那儿吃一口面，赶紧又跑到景山去接孩子。有些事对别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比如拆洗那些大被子，弄得我大冬天的一身一身地出汗，一出门又特别冷，浑身疼。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遭罪呀，10块钱！
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要这么做。这么做，好像心理才平衡点。
这时，我又通过报纸，找到一个会计培训班，在东四十条，每周上三次课。这样就三份事情了。
上课没有多久，校方说，学校办公室缺人，月薪300元。
为了这个办公室的工作，竞争开始了。每人都填了表，留了电话。那时，我家没电话，我留的是我妈家的电话。她接到要我去学校面试的电话后，骑着车，大冷天的，跑到我家来找我。稍微打扮了一下，我就去了。跟我谈话的校长是一位刚刚退休的中学党委书记，聊了两个小时后，他说行，你来吧。他让我上午照样上课，下午到办公室上班。哎哟，我真是特别知足，这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接电话、做记录、做咨询，再有就是接待来报名上学的人，收收钱什么的……
正好一个学期结束了，马莉的孩子也放假了。她说：我真祝贺你，也真舍不得你，但不能耽误你。我离开了她家，但我真的交了一个朋友，直到现在我们还时不时地互相打电话。
在学校，我干得很投入，除了办公室工作以外，校长甚至让我试着讲课，带“单培”，就是有时有单个来要求学习的人，我就给他来个单兵教练，把我刚刚学到的知识转卖出去。此外，校长还想发展分校，让我帮他选点，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到处跑，给他提供了不少线索。就在这时，我们工厂来通知了，让我们都回去，说有一批活，做冷冻机蕊。当初下岗时，工厂说了，到时候让你回来就得回来，否则就不给你那250块钱了，对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还是挺在乎这点钱的。
我回去了，毕竟还是老厂。
自从离开工厂，做了好几种工作，可能是不熟悉的缘故，干什么都觉得特别累。
不过，我做什么都尽全力去做。过去，朋友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人不管干什么，都应该干得最好的。
在厂里干了没多久，厂里又没活了。
这时，有个后来在青年宫搞卫生的人，说你跟我们一块干吧，咱们一块在办公区搞卫生。那个人比我年轻，而且打扮得特漂亮。她也要面子，她孩子都十八了，学做模特的，她也不愿意孩子同学看见说她妈是搞卫生的。她对我说“这儿谁也看不见”。这个办公区有7个厕所，三个楼道，还有地下室，好大面积呢。于是又找了一个老太太，一共仨人来干，每人每月450块钱。
干这个搞卫生的活儿要大面积的墩地，而且是一遍又一遍地墩；弄厕所，过去没弄过，每次戴上一副长手套，开始每天回家用消毒水洗完手才吃饭，特别在意，后来惯了。你不泼辣真连这碗饭都吃不上！每天我和她们分这三层楼的七个厕所，不停地干，六个墩布，这个晾上那个用，而且必须用手去拧干上面的水，你要是嫌脏，别人就会说你。这时，什么也不能想了，自己就是一个清洁工了。
你别看这活儿，毕竟还有450块收入呢，还真有人愿意干，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个老太太，她想把她的亲戚弄来，虽说我后来干得不错，可她老想找我的毛病——到哪儿其实也是这么回事，我现在看透了，无论高层低层，到哪儿都有竞争。她们把最坏的厕所给了我——我不懂啊，她们以前都干过，哪个活儿好干，哪个活儿不好干，她们特别“门儿清”。她们把最不好干的男厕所甩给我了。真够脏的，一天我得洗七遍，还老挑我的毛病，最后，跟你说，咱们干什么都是最好的，她确实挑不出我的毛病了。那厕所弄得真干净，一点味儿都没有，白白的磁砖，没有一点污迹。怎么干的，我简直不愿说了，尤其是马桶堵了，就甭说那恶心劲儿了，干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想：明天我不来了。可第二天又来了。这时已六七月了，又没有空调，楼里也不通风，整天穿着个蓝大褂，干一天就是一身痱子，热极了！这把岁数了，人家要是说一句，脸上特别挂不住，所以就玩命地干，还是那句话，甭管干什么都得是最好的。到7月，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正好孩子也要放假，我就辞了这份工。
一个暑假，我是和孩子在家里过的。9月份以后，孩子上学了，我又该出去找事了。我一下子来到了H超市，推销东西去了——有个亲戚说美国的精华素（一种护肤品）不错，他要带些回来，小的溜儿的赚点钱，把路费嫌回来。正好H那儿招人，还考试，考算术，考语文，还要写一篇东西。考试时，已是下午，我折腾了一天，精疲力尽，考什么都觉得糊里糊涂的。所以，主考的办公室主任挺不想要我的，确实，我岁数太大了！而且计算能力也太差了！可是总裁说要我，他和我聊了聊，发现我们是同代人，能聊到一块儿。他到美国留过学，对我推销的产品也比较了解。他让我第二天来上班。而主任对我就有成见，他认为我这人能力不行，计算考得一塌糊涂，头一手就没给他练好。他说，咱们试用期一个月，工资也不高，350.做书店。一听做书店，乐死我了！太好了，我说我就喜欢看书。刚开始干我真看书，后来一看不行，要干的事多着呢。我的师傅比我小，在这干了一年了，是业务尖子。头一月发工资，给了我480，我想，嘿，还行。以后，每月都涨一点。一个月差不多涨100，涨到800，我听说就相当于这里大堂经理的钱了。因为我确实干到位了，不过收入多少是不能对别人说的。我们家那位提醒我做事不能拔尖儿，可我总觉得干什么都要是最好的。到现在我们这儿我成了资历最老的，经理来的时间还不长，他都50多岁了，相当于一个跑业务的角色，挺辛苦的。这里所有的活包括进书，销售，库存书目等等，我都干出来了。
报纸上现在谈论下岗女工什么的，择业，高不成低不就啊，自身素质问题等，我觉得我不是那样，我是把自己放到最低点，向最高的方向努力，而且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觉得经历就是财富，什么事情我都去做，对我总之是有好处的。
我有好多误区，包括对孩子的问题，对工作的傻玩命。想想自己不就是一个打工的吗，何必那么投入呢？有时，看看过去的同学，人家现在好像都比我强，我好像是一个弱者，可我心里又不是很甘心。做书店，是我从下岗以后，惟一能使自己有成就感的工作，我感到做得得心应手，大家有什么问题也都来问我，虽然我不是经理。我有一批老顾客，处得挺好的。男女老少，交了不少朋友。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发挥了多少年发挥不出来的能量，我觉得挺好。钱是其次的，真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通过我的能力证明我存在的价值，挺痛快的，一天做下来不痛苦，即使有不愉快，一想有那么多事要做呢，顾不得了。
你看我现在还行吧。但我也许明天就不干了。为什么？因为太累了，实太是太累了！
这是北京两位大姐的生活经历。有人也许不相信：北京人还有这样的？有，这就是答案。
北京人有许多请了保姆，这些保姆大多是外地的，一到过年这些保姆大部份都得回家，请保姆的人家就没辙了。怎么办？找北京人当钟点工的顶上。北京人里还有钟点工。
任何社会有富肯定就有贫。在北京，虽然许多工作是由外地人在做，但这些工作中，还是能发现北京人的身影。他们也在辛辛苦苦地走着自己脚下的路。毕竟，人生在世，路不能不走，至于各人走的是一条什么路，这就全在各人自己了。
北京不是没有懒人。不仅有懒人，更多的是爱面子要小聪明，老想走捷径的人，毕竟北京有自己的地缘优势，北京人各有自己的门道。但北京人中也有许多像上文中这两位大姐这样的人，她们在默默耕耘着自己那一份辛劳，编织着自己那一份色彩。
许多年轻人听都没听说过的，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小说，叫《军队的女儿》。那里边的女主人公刘海鹰在她人生最艰难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活着，不要安慰。
现今，在市场大潮猛烈冲击下，我们处在艰难中的人，面临的是更严酷的法则：不能适应，便被淘汰，没有人来安慰你。那么，你该怎么办？上面的两位北京大姐，她们艰辛的经历，能否给你以启迪？
北京周边的那些郊区，只要有小街的地方，都有外来人在辛苦维持着他们那一份生意。他们付出着比城里人多得多的艰辛，追逐着他们心中的梦。这梦可能是挣够了钱拿回家造一幢小二层楼，也可能是让他们的孩子能多读些书。看着从他们摊前驶过的各型小车，车里有派的北京人，他们眼里有着羡慕，心里却没有奢望。他们知道像他们这样的生意能园他们并不过份的梦就已经很不错了。能达到北京城里那样的标准，得看他们的下一代有无造化，有无福气。因此，他们没有奢望。他们中有许多经常只靠一块豆腐乳下饭，心里却在盼望来买货的人多一点，再多一点。这些人，他们也是中国人哪，却得背井离乡！
只希望，改革开放能顺利深入发展，让我们所有的同胞，能早日摆脱艰辛，步入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