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大量长期存在，给本来已超负荷运行的城市带来沉重的负担。交通拥挤、市场拥挤、物价由购买力强而上升，给普通的北京市民带来无穷的烦恼。1993年之初，北京电视台播过一组“寻找北京人的微笑”，节目中对北京人的微笑满怀期待，3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题为《北京人怎么笑不起来》的文章，历数了外地人在京备受冷落的遭遇，其中引了两位姑娘的怨言：“外地人太多了，他们干嘛往别人呆的地方跑呢？”“要是有那么一天，能清理清理这些外地人该多好啊！”这篇文章以中肯的口气指出了北京冷落八方朋友的错误，并提醒大家：“北京人不该忘记，地铁、二环路、东西厢、亚运村、居民小区的建设，缺了外地人就建不成。”话是对的，北京人对外地人的偏见，透出几分小气和源于地域封闭的自尊。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活在嘈杂、喧嚣的外地人包围之中，没有那份月光下的宁静、夜幕下的温馨，没有城市居民在宽松的气氛下人不多的电汽车、地铁上那份城里人的优雅，每天为上班而收拾妥贴、干净、体面的衣装都要被挤在身边肩扛手提、心急火燎的外地人蹭一身油污或灰土，你可怎么再能笑得出，尤其是发自内心的微笑呢？微笑是一个城市的重要软件，没有一个可以由衷地微笑的环境，怎么可能让这软件发挥出最大作用呢？
北京人笑不起来。便对外地人在北京落脚做了一些限制，有了一些管理上的有别于北京人的规定，这自然会使外地人心里不舒服。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说的话题。
到过北京的外地人一定会找到北京人欺凌外地人的种种例证。北京虽是首善之区，却决非天堂，坏人哪里都有，天堂里才没坏人。但我敢断言，一旦有人欺侮孤独无助的外地人，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北京人打抱不平。也许正是北京人无可摇撼的文化优势，使得北京人对公理、对平等、对正义等抽象原则格外感兴趣。对外地人的欺凌，并不是北京人的特点。
这里要说的不满意，是指北京人对外地人从思维到行为方式的不习惯，看不惯，不认可，甚至是否定。
这种否定的第一对象，首推上海人。
上海人似乎天生就是北京人的对立物。惟一能叫北京人真正厌烦的外地人大概只有上海人。
北京人对“好上海人”最大的赞美就是：“你不像上海人。”对“坏上海人”也仅有一句不长的批语：“你真是个上海人。”
关于上海人的许多笑话在北京流传。北京人津津乐道的上海人的洋相笑话，包括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一次买一只苹果边走边吃，还传说上海人到北京吃涮羊肉（他们往往念成刷羊肉”），10个人只要了2斤，北京人说“趁早别现眼了，还吃涮羊肉呢！”此外，他们还反感上海人关于自己特别“秀气”的声明：“上海人老是说‘我只吃一眼眼’，实际比谁吃得都不少。”经常参加会议、吃会议餐的人反映，上海代表在饭桌上的表现往往较差，他们不顾别人地抢食最好的菜（如大虾），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架式；而轮到拍集体照时，他们又当仁不让地占据最“闪光”、最显眼的位置。
北京人传播的一个关于上海人的经典笑话，是说一个上海儿童去商店买针，针的价格是2分钱2根，小孩付1分钱，给了他1根针，他却不走，向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另一则不是笑话，说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实惠的饭馆。
当北京人无意触犯了上海人某些“不成文”的规矩时，就会出现不快。例如，前些年上海人的结婚宴席上，最后上的“四大件”（全鸡、全鸭、全鱼、蹄膀），客人往往是不触动的，留待主人用钢精锅装回家去慢慢享用。一位北京朋友抱怨，上海人家里一条鱼要吃四顿：切成两段，每次只吃其中一段的一面。而他“破坏”了留作下一餐的另一段鱼。他说：“从此在上海人家里做客，我不吃鱼。”
一位上海女学生参加一群北京青年的郊游，事后，她将所吃的面包、汽水、冰棒等的钱如数交付，使北京女友大为恼火。这种上海人的“经济自觉”正是北京人所嘲笑的“小家子气”。另一位毕业分配到京的上海姑娘，邻居怜其孤单，时常请她吃饺子等。后来，北京的主妇发现了“规律”：每次请她吃过饭之后，她总要回赠一些豆腐干、香肠之类的“小礼品”。主妇不禁大怒：“我是可怜你，你倒和我算起帐来。要仔细算帐，你一袋豆腐干够吗？”上海人的乖巧知礼，在这里被视为小心眼和冒犯。
除了上海人，北京人的第二个鄙视对象，恐怕要数河南人。
近几年，在北京人的饭桌上，流行起了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把河南人遭贱得没有一点好形像。这件事已弄得河南人非常不满，连出了几本书为河南人正名，这里就不多说了。
除这之外，北京人还鄙视江浙人，新疆人。对东北人则是又恨又怕。
北京人对外地人的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地域上的差异形成的，不如是文化上的差异的原因。
由于区域文化传统的不同，北京人同上海人、江浙人，无论在待人接物上，价值取向上，日常生活上，都表现出太多的风土习俗差异和性格差别。这实际是一种文化冲突。
余秋雨撰文剖析了“上海人的尴尬”：全中国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上海人。这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也许是近代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的确，北京人对上海人的看法，是代表了“北方人”和“外地人”的普遍看法。几乎每个北京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对上海人的印象，自然，好评不多。北京的女性尤其热衷于对上海男性的声讨，而且众口一词，仿佛个个苦大仇深。上海人自然有对北方人的轻蔑，例如称北方人为“北佬”，但通常，北京人被单列在这种称呼之外；而北京人并没有对南方人共同的蔑称，而是将上海人单列——当他们说“他是上海人”时，口气中已经包含了轻蔑，有些像西方人说“犹太人”那样，以致于在京城的上海人一般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籍贯。但在江南，上海人的籍贯却具有自我提携的功用。直到80年代初，南京、杭州、无锡等地的时髦青年仍以会说上海话、打扮像上海人为荣（而他们在上海的同类，则以打扮成“华侨为荣），至今上海的征婚广告上，“沪籍”仍是可资开列的条件。电视剧《渴望》中那个自私委琐的男主角被取名“沪生”，引起了敏感的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他们觉得，上海人就是这样的。因此，北京人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便是“你不像个上海人”。
对上海人如此，对江浙人亦是如此。因为，这两地的人在北京的表现是太相象了。
至于河南人在北京的口碑不好，原因则更复杂。
自上个世纪中期，由于种种原因，迫于生计的河南人便在中国各地游荡。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勤劳和其他的优点，找到了立足之地，给自己开创了新的生活。但其中也有部分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或是始终乞讨，以此为业，或是干些其他不正当的营生。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以至他们足迹所到之处，都给河南人这个名称带来了耻辱。不仅是北京，其他的许多城市一提到河南人，马上就同肮脏、卑贱、无教养，偷窃这样的字眼联系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但这种偏见又确实是由河南人中的一小部份用行为造成的。
再说新疆人。
几年前，在北京有个新疆村。居住在这里的新疆人起先做些小买卖，开点新疆风味的小饭馆。以这些营生而言，本可同北京人平等平处的。但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中，都有自己的败类，新疆人也是如此。他们中有的粗野好打斗，屡与北京人起纠纷，更有的暗中干着贩毒的勾当。结果，因为这类人的存在，败坏了整体的形象，以致，北京人一提到新疆村，基本不会有什么好话说。
有了上述这种种原因，北京人对外地人的鄙视的产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得人口流动成为很自然的事情。全国大中城市，只要好谋生，肯定会有外地人涌入。这叫劳动力的流动，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大量外来的动力的聚集群居，也确实给这些城市的管理带来了许多麻烦。
在中国这样一个义务教育才刚开始普及，大量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综合素质尚属低下的国度，要搞现代化不能不面临许多问题，而城市的综合治理便是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便是：如何管理，规范教育外来的农村劳动力。
北京也正面临这个问题。
伴随着拔地而起的无数高楼大厦，是北京的无数条胡同。这些胡同有许多条可能随处可见垃圾、污水。北京庞大的清洁工人队伍，并不能有效消除这种现象。往往是你刚清理干净，它马上又出现了。这同北京那些高楼里的居民每日都将生活垃圾装袋等待运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不断制造这些暴露垃圾的人，恐怕有很大一个多数是那些外来人员和他们的家属。
还有那些外地人开的那些小店铺，拥挤在一条条肮脏的小街边，使环境更加不洁。
这种状况，在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但北京可能尤为突出。
有了这么多制造暴露垃圾的外地人，连带着那些并不制造垃圾，讲究个人及环境卫生的外地人都受了牵连，一并在北京人眼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人口问题是困扰着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而人口素质的低下，更是问题中的问题。
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北京的、中国其他城市的这些外来人口，综合素质都比较高，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能自觉维护，起码知道保持清洁的必要性，那这些城市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还会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公厕内外积满小便吗？
如果，这些外来人口真的都具备较高的素质，那么情况必然会是这样的：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不会租住房租较贵的地段，而房租较低廉的地段条件不会很好。于是，大家便自发地行动起来，首先从美化环境做起。公厕不够用，想办法集资再建一个；垃圾箱封闭性不好，自己人中多的是能工巧匠，将其完善一下；住房条件不好，尽可能将其清整一番并注意保持清洁……，做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多少投入，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并且，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有这种意识，都想活得像个人的样子，即便有极少数人不乐意，不具有好的生活习惯，在这种氛围之中，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环境也会逼迫他采取从众的态度。
可是，现实却不是这个样子。
有人曾到河南某市郊的一个小镇出差办事，回来讲述那儿的一间公厕。那是很大的一座公厕，男厕这边共有十九个蹲位。不知有多少日子无人管理，每个蹲位的大便堆积得已经高高地象金字塔。在漫溢遍地的粪便中，叠放许多砖头作为落脚点，想解大便的人们便踩着这些砖头，登到原当做隔断的一堵堵胸墙上去，再从那儿继续把金字塔加高。地下一汪汪的粪水已经发黑。幸好是冬天，如果是夏天不发生瘟疫才怪。听完他的讲述，令人竟要沉思半天——中国竟还有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而这地方竟还是河南著名石油城的市郊。
可以再设想一下，如果习惯于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的人进了城市，如果北京市、中国其他城市的外来人口大部份都是从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中走出来的，那北京也好，其他的中国城市也好，还会有干净整洁可言吗？
何清涟女士在她所著《现代化的陷井》一书中，描述过深圳市郊外的几条小河被外来人口污染得不成样子，垃圾、粪便、动物尸体已让河水发黑，发臭。看起来，不是北京一个城市面临着这种问题。我们实际上陷入了一个怪圈：城市越建得好，经济越发达，外来人口就越多；外来人口越多，城市周边的环境就越差，周边环境越差则城里人的生存环境也随之恶化，首先是饮用水源受到污染。最终城市除了林立的高楼，其他环境将同周边差别不大。我们的现代社会是这样的结果么？看看北京许多胡同里的垃圾、污水，我们能不这样担心么？
这种担心里，实际还包藏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问过了这样的问题，再回头来看北京人对外地人的不满意，能否有了一些理解？
有人说，北京人不满外地人，看不起外地人，歧视外地人，是因为“牛”，是因为霸气，是因为“北京大爷”气。可能都有道理，都有自己的体会，北京人也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暂时素质就不会有着整体的高。有着什么“气”不是不可能的事。不过，除了北京人的气之外，有许多外来人，自己是不是也太不争气？
不光是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这些城市全都鄙视外地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外地人中的素质低下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环境。
本来，中国的这些城市里的人，整体素质并不是很高，本来这些城市的生存环境便不是那么好，再被素质低下的外来人口一闹腾，就成了雪上加霜了。这样子，这些城市里原来的居民，就找到了迁怒的象，鄙视的对象，连素质高，讲究优化环境的外来人，一概不能幸免。
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如果我们再不重视人口质量，再不从国人整体素质的现代化上下功夫，而还是一味把钱花在建高楼，拓马路，建立交桥上面去，以为这就是现代化；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受一些不知自己是谁的家伙煽动，还要干些“先污染后治理”，“公正和效率不能兼顾”“牺牲道德求发展”这一类的事情，以为这就是现代化，那我们还将面临更大的悲哀。
中国的户籍制度的改变，正在酝酿之中。等到新的户籍制度出台，人口的流动是可能会更大，到那时候，我们的这些城市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以往，北京遇到有什么庆典活动，便提前将外地人清理走，今后还能那样做么？
以往，凡被清理过的外地人提及此事都怨气满腹，今后，如果再不会有那种事情，你们是否能把自己的居住地略为美化一下呢？
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不满意，外来人口对城里人不满意而生出的不满意，可能永远都会存在，只希望这种互不满意能在不长的时期内上升到一个高一些的层面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