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打“的”，可说是有历史的了。
九二年来北京，满街都是蝗虫一般的黄面的。十元钱起步，超过里程，价钱上翻。有一回，同一位北京朋友做了件损事。
我俩去和平北里中日友好医院那儿看朋友。回来的路上为省钱，商定分两次叫车。时间已经很晚，满街没多少车，“的哥”们一听说我们只到西直门，盘算没赚头，都不乐意去。
等再拦下一辆车，我俩便干脆说到万寿路。这次这个司机一听便让上车。车开得挺快，我俩眼睛一直盯着计价表。表跳着，一等价钱到了九块七，我朋友一声喊“快停车”，司机吓一跳，赶快刹车，我朋友一把拉了我，开了车门便下。司机不解其意，赶着问“怎么了？有事倒是说呀。”我朋友塞过十元钱，支唔道：“有东西落在这桥底下了，我们得找，你先走吧，别等了。”司机纳了半天闷，怏怏走了。我俩在立高桥下好一通笑，笑够了，抬头瞅瞅，此地正是“西直门桥”。桥下呆了半天，才又拦了一辆车回万寿路，算算里程，这么折腾下来，才省了五元钱。不过总算省了，钱不好挣，省一分是一分吧。那会儿的“面的”许是生意好做，都挺牛，经常拒载。这还不说，有几次看到的事，还真让人生气。
一次是在万寿路口，我跟我哥们站路边想打车。连过几辆面的，全不空。正等得着急，沙沟那边来一面的，我俩伸长脖子正看着，马路对面一军人骑一自行车，后座带着个穿便服的人横穿，不知怎么一来，车把被面的给带了一下，车倒了，军人跳下来，没事，后座那便服可惨了。后脑勺磕地“口平”地一声大响，把人都给震住了，面的司机跳下来看了看，嘴里埋怨着“你干嘛要抢道？”随后竟不管不顾地径自上车走了。军人只顾围着同伴发急，一时没了主意。幸好过来俩老头，帮忙张罗着拦车送医院。先拦下两辆面的，司机一看这情况，都不乐意带。最后还是拉下一辆“桑塔娜”，说了半天，总算给拉上往医院去了。就这事看，那会儿的“面的”司机应该说职业道德上有点欠缺。其实这件事，我们看得很清楚：军人抢道，是应该主要责任，但不管怎么说，您这“面的”司机，也是当事者、责任一方，怎能不管不顾拍屁股就走了呢？这是让人看着生气的一件事。
还有一次，是在大钟寺那一带，一个拉着板车的外地人，不知怎么不小心，把停在路边的一辆“面的”给擦了一下。其实也没怎么着。板车那木头车把擦上“面的”车尾那点儿边，连个擦痕都没有。可那司机就不依了，一屁股坐上人板车，他还有个同伴，硬拉着那外地人让人掏二百块钱。那“老外地”好话说尽，就差下跪磕头了。旁边围一圈人，楞没人出头说句解围的话。我是实在看不下去，钻出人堆走了。
有过这样一些经历，实在说，那会儿对“面的”。连带着对北京，确实没什么好印象。那年只在北京呆了不到两个月，便打道回府了。回到咱外地家里，不巧，电视里又播出冯巩一段相声，什么“轿的与面的”，冯巩扮一“面的”司机，脖子上搭条毛巾，鼓着俩小眼在那好一通神侃，我在心里一个劲骂：这挺好个人，说点什么不行，非得说这个，没的让人起腻。
这是对“面的”的感受。
到九八年再来北京，满街的“面的”已看不见了，出门都是“轿的”—小夏利。不像“面的”那样，车上老有同伴跟着陪了聊天。“轿的”就司机一人，许是跑车闷得慌，老爱找话茬跟乘客聊天。正赶上那年夏利也要换代——全换“桑塔娜”，一上车你就听司机抱怨吧，“这车才跑不到二年，车本还没挣回来呢，这一叫换，又得贴进去一大笔。”“那这车怎么办呢？”“只有往外地卖呗，嗨，这上边跟人天津闹别扭，该咱这买车的人遭殃，咱还指着它挣钱吃饭呢不是？”类似这样的抱怨，你上夏利车就能听到。
那次来，是到顺义的一个什么厂去办货。先在城里由朋友陪着玩了两天。走哪儿都打车，遇上的司机全都热情相待，感觉上比九二年的待遇要好多了。
到第三天一大早，打了辆车直奔顺义。路不熟口音也不对。一路上，全是司机帮忙问道。车出了三元桥，上机场高速路，我拿个手机，沿路联系，逢岔路口，司机便停车打听。下了高速路，还有好长一截路要走，路况不太好，还老有马车挡道，司机时不时停车开门吼一嗓子，可对我始终是和颜悦色。到个加油站，司机开进去加油，不知为什么事同那儿的人嚷嚷上了。等他上车开动，我忍不住问：“您从前一定开过”‘面的’吗？他说“是”，又问“干嘛问这个？”我把他吼人、同人嚷嚷的神态形容一番，又将从前来北京享受到的“非国民待遇”形容一番，两人相对大乐。待我把事办完，他载我回城里，我俩一块吃了顿饭，到算帐时，他硬按着我，不叫我掏钱。我一再解释：我是公事可以报销，可怎么说，就是不行。最后没法，我只好买条烟送他。本想买条“希尔顿”。但他非只要“长乐”，怎么说都不行，拿了他又给退回去。最终真只拿了条“长乐”。这司机姓刘，现在是我“哥们儿”。
有一篇文章，对北京“的哥”如此评价：北京的哥热情豪爽，外向健谈，既关心政治，又关注隐私，和客人几乎不需过渡，自来就熟。同时也有点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爱谁是谁。并且健谈之中总有一种优越感。是不是这样，还是各人见仁见智，自己去体会吧，不过外向健谈倒确是如此。
记得有次从西直门打车到公主坟。正是下班高峰时间，司机征得我同意不走长安街，改从河边走。这一路上，你就听这司机“白话”吧，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一个“傍家儿节”（情人节）他能说出好多种各地不同的俗称来，真个是好一通神侃。而这样的侃功，恐怕只有大连“的哥”才比得上。在深圳、上海打车，司机许是受过职业教育，一般都不主动开口同乘客搭讪，但行为规范，服务到位。这两地的“的哥”，无论你怎么催促，在无人路口就是不闯红灯。在武汉打车则差点事，敢闯灯，敢宰生客，不过侃爷很少。也有主动同客人搭话的。大连的“的哥”在宰客上我还没碰到过，但碰到过几位侃爷，那功夫绝不比北京的逊色。
二○○一年在大连，住金城大酒店，每天要去黑石礁办一趟事。酒店门口每天早上都有几辆车等客。客人上了车，有那不爱说话的，问明你要去的地方，便只顾听他的收音机。但那爱说话的便不同了，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自你介绍：“这个台办得好，专说咱们出租车的事，俺们司机都可爱听了。”听到精彩地方，他还一惊一乍的乐，如果你正在想事儿，没准会弄得你莫名其妙。
坐他们车多了，同向个侃爷熟了，你就知道了很多事儿：以前他们是怎么宰客的，薄熙来来了是怎么下大力气毫不手软整顿的，老薄此人是如何有本事，他们是怎么服他，等等。同北京侃爷不同的一点是，大连侃爷不那么天上地下的神侃，他们侃来侃去最后都会侃到薄熙来身上。大连的哥确实不宰人，我每天往返一趟，总共二十多天，票价误差从没超过一元钱。
在深圳，的士司机不叫“的哥”，叫“的士佬”，同警察叫“差佬”一样，都有个“佬”字，这大概是那边人称呼上的习惯用语，不如是否含有不尊重的意思。但在我们内地人听来，多少有些别扭，感到多少有些对人家不恭。不过，在深圳看到“的哥”被直呼“的士佬”时，都能坦然接受。不知他们心里是否反威，或是已习惯成自然了。
按照对什么人都爱称“哥”的习惯去推导，“的哥”这一称呼的发源地兴许是武汉？不过，在武汉打车，习惯上仍称司机“师付”或“老板”，“的哥”这一称呼还只仅限于书面。
上海、大连，仍称司机为“师付”。
而在北京，直面呼司机为“的哥”的。目前大约还没有。按北京人的习惯“的哥”不符合他们称呼的体例。北京人爱在行业特征上加一“爷”字，比如“板爷”、“倒爷”、“针儿爷”、“侃爷”等等。在外貌特征上加一“爷”，如“兔儿爷”。那么，今后“的哥”在北京的称呼会不会演变成“的爷”？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让我们耐心以待吧。
说到爱称“爷”字，手边有篇文章《改改您的“爷文化”》，里面批评北京人有种“爷”气，有种“不可一世”。同样作为外地人，我想那位作者是误解北京人了。其实，部份北京人可能有股“痞气”，如一些混混，有些“匪气”，如爱用大板儿砖拍人。但其实待人接物蛮好的，这方面没有“爷”气。倒是广州人，见了外地人倒真有些“爷”气；其二，如果说“爷文化”是指北京人“大事做不来，小事不顾做，只愿被服务，不愿服务人，”其实也不尽然，如果一个城市里有了过多的一夜暴富的例子，会给其他人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并且，北京人哪儿都是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的？就我认识的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从骑自行车拉广告做起，成功以后，他专门辟了一间房阵列这架旧自行车，以示不忘本。此位“爷”乃正宗胡同里出身的北京人。
爱称“爷”字，同广东人称呼上爱加一“佬”字或“仔”字一样，是北京人乃至北方人的一种习惯罢了。说到这里，想起年少当知青时的笑话。
我们这伙人，虽生长于中南某省会，但群居于北方人圈子中。下乡无聊，工余相互逗，逗烦者便会来一句“老子是你爷！”“老子”者，乃我们那地方土著的习惯用语，“爷”则是北方人惯用的词汇，被我们如此串连滥用，只说明称呼的变异而非文化的融合。“老子”者自非真“老子”，“爷”者更非真是“爷”。所以，对习惯，尤其称谓上的习惯，还是见惯不惊，听惯不怪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