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县侯梁毗
隋炀帝所建官制，继承了隋文帝时合度之制，又革其不合时宜之制。就中央政府之设置，总的来说是比较整齐严密的，官有定员，职有常守，但也有一些本制以外的变通做法。
当时，隋炀帝在中央政府组织中所设置的机关重要的有五省、三台、九寺、五监、十二卫、十六府，而其中最重要的机关是五省中的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等三省。其官制职官如下：
一、尚书省。尚书省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署。魏晋以后，尚书事务益繁。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副长官是左仆射和右仆射二人。下设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户部、工部，每部的长官称为尚书，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合称八座。
尚书令和左右仆射的属官有左丞、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吏部尚书下辖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勋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礼部尚书下辖礼部侍郎、祠部侍郎各一人，主客侍郎、膳部侍郎各二人。兵部尚书下辖兵部侍郎、职方侍郎各二人，驾部、库部侍郎各一人。都官(刑部)尚书下辖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司门侍郎二人。度支(户部)尚书下辖度支、户部侍郎各二人，金部、仓部侍郎各一人。工部尚书下辖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
隋炀帝大业三年官制改革中，诏令尚书省各部置侍郎一人，作为六部的副长官，原有的诸曹侍郎改称为郎，原吏部侍郎改称选部郎，原户部侍郎改为人部郎，原礼部侍郎改为仪曹郎，原兵部侍郎改为兵曹郎，原刑部侍郎改为宪部郎，原工部侍郎改为起部郎，以别于六部侍郎。废诸司员外郎，而每增置一曹郎，各为二员。都事分隶于六部各司，诸司之内又设置主事、令史。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置一人。
尚书省各部的职责是：吏部掌铨选、勋爵、考绩等，礼部掌礼仪祭享之事，兵部掌武官选授、地图甲仗等，刑部掌律令格式、覆审刑案及徒隶关禁之政令，户部掌田赋、钱谷之政令，工部掌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
二、门下省。门下省长官旧称为侍中，隋改称为纳言。东汉设有侍中寺，晋始置门下省，以侍中为门下省的长官，南北朝沿用，隋文帝改侍中为纳言，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又改纳言为侍内。
门下省置纳言二人，正三品，其属下有给事黄门侍郎四人(正四品)，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各四人，谏议大夫七人，给事二十人。门下省统城门、尚药、尚食、符玺、御府、殿内等六局。城门局有校尉二人，直长四人；尚食局有典御二人，直长四人，食医四人；尚药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医、直长各四人，医师四十人；符玺局、御府局、殿内局各有监二人、直长四人。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革官制时，以城门、尚食、尚药、御府、殿内等五局隶属殿内省。
三、内史省。秦代开始置设内史，掌治京畿地方，中书谒者，汉以后多用中书之名，后周改称内史省，隋遂沿用内史省之名，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又改内史省为内书省。隋初，内史省置监、令各一人，不久废监，设内史令二人，为内史省的长官，其下有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事十人，录事四人。隋炀帝时减侍郎为二人，舍人为四人，又在舍人之下加置起居舍人二人，将通事舍人移到谒者台。
以三省六部为主体的中央机构体制，至此已基本完备并定型化了。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这是隋炀帝官制体系的特点。隋之后的王朝几乎都模仿隋文帝和隋炀帝所设置的三省六部，连明清的六部，也基本沿用隋唐的体制，隋炀帝新设中央机构体制中除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之外，还有三省，即秘书、殿内、内侍。
四、秘书省。秘书省的长官为秘书监，一人，其下有秘书丞一人，郎四人，校书郎十人，正字四人，录事二人。秘书省隶属有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校书郎二人，正字二人；太史曹置太史令二人，太史丞二人，司历二人，监候四人，并有博士及生员。隋炀帝时增置少监一人，司辰师八人，监候十人，儒林郎十人，文林郎二十人，楷书郎三十人，其他人员亦有增减。秘书省主要职责为掌管禁中图书秘文。
五、内侍省。内侍省是宦官隶属的机关，长官是内侍二人，下设内常侍二人，内给事四人，内谒者监六人，内寺伯二人，内谒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全是宦官。内侍省辖领内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部门。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内侍省为长秋监，长官为长秋令，一人，正四品，另置少令一人，从五品，丞二人，正七品，令、少令、丞都用士人。改内常侍为内承奉，改内给事为内承直，仍都用宦官。长秋监职责为管理宫内之事。
六、殿内省。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置殿内省，以门下省原辖之城内、殿内、尚食、尚药、御府等五局改隶殿内省。殿内省的长官是殿内监，一人，其下有少监一人，殿内丞一人，奉车都尉十二人。殿内省辖领有尚食、尚药、尚衣(即旧御府)、尚舍(即旧殿内)、尚乘、尚辇等六部门，各置奉御二人，皆置直长，分设尚食直长六人，尚药直长四人，尚衣直长四人，尚舍直长八人，尚乘直长十四人，尚辇直长四人。殿内省掌侍奉君主之事。
内侍、殿中两省都是宫廷事务机构：前者为皇后服务，后者为皇帝服务。宫廷事务机构与国家行政机构分置，是隋炀帝官制的一大进步。
七、御史台。御史台的长官为御史大夫，置一人，其下增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十二人，又增监察御史员十六人，置主簿录事各二人。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又降御史大夫阶为正四品，减治书侍御史为从五品。御史台为监察机关，监督百官。
八、都水台。都水台的长官为都水使者，二人。其下有都水丞二人，参军三十人，河堤谒者六十人，录事二人。领掌船局、都水尉二人。又领诸津，上津有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有尉一人，丞一人；下津有典作一人，津长四人。隋炀帝时，配合运河的开凿，特别重视都水台的作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都水台为都水监，统舟楫、河渠二署。都水监长官仍称都水使者，大业五年，改都水使者官称为都水监，加置都水少监，后又改称都水令、都水少令。都水台掌管全国的河川。
九、谒者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设置谒者台。谒者台的长官是谒者大夫，一人，副长官为司朝谒者，二人。下设有丞一人，主簿一人，录事一人，通事谒者二十人，即内史通事舍人之职，议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将事谒者三十人，谒者七十人。谒者台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承受冤诉等。
十、司隶台。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设置司隶台。司隶台的长官为司隶大夫，一人。其下辖有别驾二人，刺史十四人，从事四十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录事一人。司隶台职掌巡察各地，别驾二人，一人巡察东都，一人巡察京师，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巡察的范围有六条，刺史每年二月，乘轺出巡郡县，十月回京奏事。司隶台实仿西汉刺史制度而设置。
十一、九寺。隋文帝置十一寺，隋炀帝将国子寺、将作寺改为国子监、将作监，于是只余九寺，九寺之组织与职掌如下：
太常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有太常博士、协律郎、奉礼郎，内部机构有郊社、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等署，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罢太祝、衣冠、清商三署，职责为祭祀礼仪。
光禄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有太官令、肴藏令、良酝令、掌盐令、丞，内部机构设有太官、肴藏、良酝、掌盐等署，职责为掌邦国酒醴膳食、朝会宴享等。
卫尉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有少卿、丞，内部机构有公车、武库、守宫等署，掌军器仪仗，监卫宫门。
宗正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有少卿、丞，职责为宗室事务。
太仆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为少卿、丞、兽医博士，内部机构有骅骝、乘黄、龙厩、车府、典牧、牛羊等署。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减骅骝署入殿内，并罢牛羊署。职责是管畜牧马政。
大理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为少卿、丞、正、监、平、司直、律博士、明法，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大理寺丞改为勾检官，增正员为六人，分判狱事，置司直十六人，又置评事四十八人。职责为掌会审大狱。
鸿胪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为少卿、丞，内部机构有典客、司仪、崇玄等署，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典客署为典蕃署，职责为掌外蕃夷狄朝觐之仪、宾客之礼与葬丧吊唁之事。
司农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为少卿、丞，内部机构有太仓、典农、京市、平准、廪市、钩盾、华林、上林、导官等署。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罢典农、华林二署，而以平准、京市隶太府。职责为掌国家财政。
太府寺，长官为卿，主要属官有少卿、丞，内部机构有左藏、左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治、甄官等署。职责为掌仓储财货。
十二、国子监。国子监长官称为祭酒，其属官有司业、丞、博士等，并置主簿、录事，统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学馆、算学馆等。国子监掌管教育行政。
十三、将作监。将作监的长官为将作大匠，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又改大匠为大监，其属官有少监、丞等，统左校署、右校署、甄官署。掌两京宫室、宗庙、城郭、诸台省监寺廨宇、桥道营作之事。
十四、少府监。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分太府寺为少府监，其长官亦称少府监，属官有少监、丞，统左尚署、右尚署、内尚署、织染署、掌冶署、铠甲署、弓弩署等。其职责主要为进奉宫室、宗庙之物，并领军用器械。
十五、十二卫。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州牧刺史大多都带有都督、将军的官衔，武官制度遂告紊乱。隋文帝时，将各式各样的将军名号大部废除，另一部分则用其名号转变而为武散官或勋官，实际领职事的武官则为十二卫的将军。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改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亦为十二卫，每卫置护军四人。又改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依旧名，为十六府。隋炀帝还改骠骑为鹰扬郎将，改车骑为鹰扬副郎将，改大都督为校尉，改帅都督为旅帅。
功过是非论宰相
隋炀帝即位后对于官制的改革，确实是大刀阔斧的。其改革要点有七：
第一，废三师。此三师是指太师、太傅、太保，为辅导太子的官。西晋设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北朝的魏齐沿设。隋文帝即位后也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各一员，正一品。尽管规定：“不主事，不置府僚。”但是就不敢下决心废除“三师”。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一举将三师废了。这是很宏大的动作，没有相当的胆略是不敢采取这一举动的。自古以来，“三师”或“三公”是君主的辅佐，多相沿设置，级别最高。三师毕竟是皇帝的师傅，或多或少地干预着皇帝的政务，敢于作为的隋炀帝深感“三师”在身旁碍手碍脚，于是下了大决心，把“三师”废除。这是为了强化君权，强化中央集权。
第二，罢免各总管。隋文帝即位之初，设置“总管”与“大总管”，战时则称“行军总管”，每一总管统率一支作战部队。平陈之役，行军总管竟多达九十位。隋文帝于诸州冲要之地分置总管府，置军以为镇守，这种地方军事性的总管府在开皇中竟达五十多个。以上诸州总管，在隋炀帝的官制改革中全部撤废。军事组织事关重大，它是不能随便变易的。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对军事组织采取如此重大的动作，既显示了他的胆略，也表明他掌握了军权。总管之废，防止了军事上的分权，也防止了地方割据。
第三，裁减人员。隋文帝虽然也作了精减，但裁员的力度不大，隋炀帝则着力裁减冗员。在尚书省六曹，废诸司员外郎，改主客郎为司蕃郎后，又每减一郎；在秘书省减校书郎为十人，又减丞为一人；门下省减给事黄门侍郎员，又废除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谏议大夫、散骑侍郎等常员，门下坊减内舍人、洗马员，并减侍医，典书坊减置管记舍人。等等。
能减则减，不能减则兼职用人，即谓“并用士人”，如长秋监中，领掖庭、宫闱、奚官等三署，并参用士人，多数改为“一人任”，如尚书省六曹，各侍郎一人，都司郎各一人，承务郎一人；可谓是最为精简的一届政府了，实为不易。
第四，撤除多余和重叠机构。隋文帝时尽管作了改革，但仍然留下了机构重叠、滥立名目的痕迹。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官制改革中，对中央机关大动手术，旧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官，皆罢之。唯留王、公、侯三等，其余全部废除。隋炀帝对官制的改革并非一次改定，而是多次进行的，如隋炀帝初置四方馆于建国门外，以恭迎四方使者，后来又将四方馆废除。
第五，改官府名称。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的官制改革中有不少属名称之改。如改内侍省为长秋监、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改将作寺为将作监、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改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改领军为左右屯卫、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改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改吏部为选部郎、改户部为人部郎、改礼部为仪曹郎、改兵部为兵曹郎、改刑部为宪部郎、改工部为起部郎、改常从为登仕、改典客署为典藩署、改内常侍为内承奉、改骠骑为鹰扬郎将、改车骑为鹰扬副郎将、改大都督为校尉、改帅都督为旅帅、改都督为队正、改三卫为三侍、改门大夫为宫门监、改通事舍人为宣令舍人、改家令为司府令、改内坊承直为典直、改左右卫率为左右侍率。隋炀帝通过名称之改，进行某些变革，或裁减人员，或合并机构。
第六，强化监察机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隋炀帝“依汉魏之制”派出耳目进行监察。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御史府改为御史台，成为专门的监察机关。魏晋以后，御史台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为御史大夫，一人，其下有治书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内侍御史十二人，监察御史十二人，录事二人。隋炀帝时强化了监察，增治书侍御史为正五品。省殿内御史员，增监察御史员十六人，加阶为从七品。增加了官员，又增加了品秩。强化监察，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官属的控制，同时也有防止官僚腐败的功能，这一点在历史上也有其进步意义。
第七，严格任期。汉代有一套调动和奖惩制度。通常的情况是：士人先做公府、郡县的掾史，或进太学学习，通过察举、考试等途径，选为郎官，由郎官出任县令、长或中央部门的属官，一般有一年的试用期，满岁为真。然后通过考核，提拔为郡太守、九卿、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太尉等。提升职务本身就是对官吏的一种奖励，汉制，调任品秩相同的官，称徙，亦称转，由地方官调任中央或京师官称入，由中央官调任地方官称出。隋炀帝在官制上“多所改革”，“意存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所谓“旧章”，即“依汉魏之制”，汉魏的官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不用本郡官，任期不超过四年。隋炀帝也实行这两条，第一，地方官须用别郡人士，第二，地方官任期不得超四年，超过之后就得调动。隋炀帝明确规定“郡太守、县令三年一迁，任官四年一迁”，这是对地方官任期的明确规定，是任官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改革，后来的唐也仿隋制，六品以下，四年一迁。这两条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与地方豪强互相勾结，把持本地政务。废州改郡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州改郡，以郡统县，并且合并州县，裁汰一批冗官，节约了政府开支，加强了行政效率。设天下郡为一百九十个，比隋文帝时减少了三分之一。设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平均郡领六县以上，其辖境大大扩大了，这说明，隋代虽是短命的王朝，但也有“极盛”之时，而这种“极盛”又与郡县制的推行联系在一起。
隋炀帝改设郡县制，表现了他本人的勇气和胆略，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了隋文帝改革的成果。
说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郡县制遭受破坏之后，朝廷无法通过郡县来摄制天下。这种情况，到了晋代更为严重。
文帝即位后，杨尚希针对天下州郡设置过多上表说，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分封，设置郡县以来，汉、魏、晋南北朝对郡县设置经常有更改。当今郡县与古代郡县相比，已成倍地增加了。有的地方不到百里，却同时设置数县，有的户口不到千人，却分别属于两个郡来管辖。如此一来，致使郡县属官吏佐冗员众多，国家开支逐年增加，差役吏卒成倍增加，租调收入逐年减少，官吏几乎比黎民百姓还要多，十羊九牧。目前应该保留重要的官职而废除闲散的官职，把小的郡县合并成为大的郡县。这样，不仅国家用不着多耗费粟帛俸禄，选拔官吏也容易得到贤才俊杰。
隋文帝看了之后，联想当时“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之现状，觉得所言甚为有理。这时纳言苏威也请求废郡，于是隋文帝毅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十二月，废诸郡五百余，废除了实行六百余年之久的州郡县三级制，以州刺史治民，名则因循，事同郡守，这是郡县制的一大变革。后来由于户口的增长，又重行析置。开皇、仁寿年间的州数比北朝域内增加五十六个，除去废州十三个，还多四十三个，连同平陈后所置五十七州，共有三百多个州。从隋文帝废郡而实行地方州县两级制到隋炀帝改州为郡，看起来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实际上却反映了隋炀帝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的步骤。隋炀帝此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慕秦王之法。隋炀帝为什么不满意父皇有关州县的设置，而改州为郡呢？隋炀帝慕秦王，就是慕秦始皇，慕秦始皇的中央集权统治，反对地方分权。当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这是适应秦王朝加强统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于郡县官吏的任免权操于皇帝之手，中央通过郡县控制地方，集中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权力。隋炀帝重新恢复郡县制，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摄制四海”，实行集权。
到了东汉之末，方镇之形已成，而“刘焉建论，犹请重其权任，郡守之权，悉归牧镇而不知朝廷，袁绍、董卓首乱而争权，苏峻、桓温效尤而跋扈，自晋至陈，擅伐之际，多由于此”。这里列举的历史事实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郡县制有利于集权和统一，如果郡县制遭受破坏，朝廷无法通过郡县控制地方，那么就会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这段历史及其道理，“知晓故事”的隋炀帝是不会不知道的。杨尚希从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提出了古代郡县制度的优越，这不能不对隋炀帝“改州为郡”的主张产生影响。
第二，不满于文帝之改制。隋炀帝即位后，不是机械地沿用隋文帝所开创或所继承的一套制度，而是“多所改革”。他有一股不断进取的雄心，对隋文帝关于“州县”的设置觉得没有起到摄制天下的作用。当初，隋文帝采纳了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的建议，罢天下诸郡，实行州县两级制，省并了不少州县，裁减了一批官员，然而，隋文帝改革的力度不够，他当时还有所忌惮，特别担心地方势力分庭抗礼，不敢从级别较高的州官头上着手，所以只能从郡一级开始整顿。尽管改为州县两级制，可是州刺史的权力仍然很大，未能达到削弱地方官而加强皇权的目的。到了隋炀帝时，一则深感改革不到位，二则中央权力有了极大的加强，不再担心地方势力的威胁，因而他下定决心废总管，撤刺史，改州为郡，直接降低地方官员的品级，突出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支配地位。
隋炀帝“改州为郡”绝不是什么名称之改，此举起了不少作用。
首先，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隋炀帝在“改州为郡”的改革中还采取以下措施，用以强化中央集权。
第一，提高郡守、县丞的品级，以分散和限制地方守令的职权。罢州置郡后，上郡从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从四品，京师所在地京兆郡以及河南郡的长官称尹，并正三品。这里的提高，不是单纯为了扩大他们的权力，而是为了使之更向中央靠拢。第二，罢州置郡后，郡置都尉、副都尉领兵，“与郡(太守)不相知”，这样地方行政长官的兵权也被剥夺了。第三，各郡、县的行政长官“悉由吏部”任命，而且规定地方官须用别郡人，以防与地方豪强相勾结，把持本地政务。第四，地方长官及重要属僚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述职)，称为“朝集”。第五，朝廷不定期地派出使臣巡视各地，考察郡县官员政绩好坏。以上这些措施，都大大地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从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其次，有利于精兵简政，增强办事效率。隋文帝、隋炀帝罢三级制，分别改为州县、郡县两级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之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状况，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出现了“资费日多”、“租调岁减”的局面，而且机构重叠，严重影响了办事效率。隋炀帝明确规定：“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又规定：“魏周官不得为荫。”这些措施又比隋文帝进了一大步，隋文帝也规定了某些“考功”制度，如“制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即让州县长官年底来京师述职，直接对他们进行考核，还令“文武官以四考交代”，等等。隋炀帝不仅规定了“考功”，而且强调提升官员的主要标准，主要看政绩“灼然显著”，同时还增设了司隶、谒者台，加强监察力量，监察内外官员，这就把选拔制周密化了。
第三，中央集权的扩大带来了所辖境域的扩大。通过郡县控制了地方。南北朝时，吐谷浑和南北都曾通商往来。到了隋初，吐谷浑曾侵袭隋边境弘州。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派上柱国元谐为行军元帅，在青海打败吐谷浑，其王吕夸逃走，“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很快，吐谷浑又袭击隋边境。开皇三年，梁远再次击败吐谷浑。隋灭陈后，因为国力强大，吕夸不敢再来侵扰。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派裴矩经营西域，同时派观王杨雄、许公宇文述率兵打垮吐谷浑，在其地“设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徒居之”。隋炀帝就是这样依其郡县来摄制天下、运于掌握之内。
尚书左仆射高颎
隋炀帝创设进士制，更是在我国官制史上，由举选制转为主要由开科考试拔选人才的科举制的影响深远的改革。
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代替原先亲贵合一的“世卿”制度的，是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等“举选”制度，重在平时的考察和门第，由于被世家大族操纵，实际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后来，科举制度取代上述举选制度，用给士子比较平等竞争的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补充官僚队伍，这个重大的转折变化发端在隋代。
科举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都有一个产生的过程和背景。隋炀帝大规模地推行科举制度的背景有三：
第一，“九品中正”制之弊端及废除。隋之前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是，在各州郡设“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品级，向吏部推举出仕人选，士人德才有变，“中正”有权升、降其品级。虽然“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尚有可取之处，但这一制度的本质仍然是权贵功臣们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西晋尚书左仆射刘毅曾上奏指出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世家大族严重威胁着皇权，下层寒士中的贤才仍然进取无门。九品中正制确保了世家大族入仕高官的特权，一旦任职之后，整天只是高谈阔论，并不处理日常各种政务。世族子弟王子猷担任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现署何职，他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恐是马曹。”桓问：“管几马？”答：“不知马，何由知数？”桓问：“马匹死多少？”答：“未知生，焉知死？”这一番问答在士大夫中传为趣谈，因为王子猷是如此清高简傲，不染俗务。由此可以知道，这批为官者又怎能奋励勤政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不但在经济上拥有优厚的势力，并且因此在政治上也享有特殊的地位，只要提一下“王与马，共天下”，以及南朝朝代更换的频繁，就可明白这一点。门阀世族赖以支持其政治势力的杠杆，就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中州的大中正和郡的小中正，都是由本州本郡的门阀世族来担任的。他们所选的人才显然都是门阀世族中的人，从而造成了“惟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因而刘毅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第二，考试日益强化。既然“九品中正”制不行，人们就开始寻找一种较为公正而进步的选士制度，于是，考试制度被强化了。当时的选官制度有所变化，尤其是考试的重要性日渐上升。在南齐时，有明确的规定，即使以上品举荐的士人，也要经过严格的策试：“五问并得(合格)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不及格四等，而不及格者“不合与第”，不予授官。在南北朝后期，寒门士人可以自行报名申请考试。北齐寒士马敬德，以勤学博通经术，闻名乡里，河间郡王准备举荐他为孝廉，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直接奔赴官府要求举为秀才。因为秀才一科重在文辞优长，官府对马的文才有所怀疑，没给举荐，于是马要求试策检验，官府“乃第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入京”。总而言之，当时已露出了科举制度的端倪。
第三，选官制的不断改革。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分别等第，完全掌握在地方上担任中正的门阀世族手里，中央的吏部，基本上都是按照州郡大小中正所选拔和评定的等第来任用的。《通典》说得很清楚，“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这样一来，人才的任用和升降，表面上是通过中央的吏部，实际上却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而各州郡的中正，又一定是本地的门阀世族，这表明选举权掌握在地方的世族手里，而所选出的人，又必然是世族，并且门第愈高，品第也就愈高，开始的官级也愈高，所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在此情况下，要收到中央集权之效，是很困难的。隋文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先进行选官制度的改革。首先是照汉魏旧制多有损益，重新设立中央政权的官制。三省六部制把国家大政的决策和执行区分开来。中书省掌命令权，门下省掌驳议权，尚书省掌执行权。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使中央政权内部进一步细化，各司其职，相互补充、监督。其次在选官制度的具体操作上作了重要的改革，如明确规定取缔了各级地方官员自聘属员，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命，并每年要由吏部加以考核；州县官员三年一调，不得连任。而吏部选用地方官，也尽用外地人，不用本地人。这一系列的改革，使皇权得到进一步强化，都为后世中央集权的王朝所继承并完善，有效地阻遏了世家大族对地方实际权力的控制。
隋炀帝时的科举的应试者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即“生徒”和“乡贡”。
生徒，即官办学校的学生，他们修业期满，可以应举参加考试。隋炀帝为了扩大生源，他下诏恢复被解散的京师和地方郡县学校。乡贡，即为各地方士人自学或在民间私塾学成的，向本县、郡投请应试，经地方预试合格，再“进贡”到京师应试。隋炀帝虽试图振兴官办学校，但仍难免于名存实亡的结果，其原因就是推行科举制度，由于科举向全社会开放，自学也可应举，学校自然无关紧要了。
炀帝曾下诏令说，天下的重要，决不是靠一人独自治理所能安定的。帝王的功业，岂能只依靠一人的谋略。自古以来，贤明的君王在推行政事、治理国家的时候，都想选用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吸收有才能而失意不得仕进的人。周朝宣称士子众多，汉代扬言能得人才，朕常追念前代风范，而满怀敬仰思慕之情。朕未明即起，背依屏风，整饰衣冠，等待天明，伸颈远望居于岩谷的隐士，想使他们置身于朝官的行列，希望与众多的人才一道安治各种事务。然而进用贤才的事显得寂寞冷清，垂钓的隐士很少前来，难道是美玉藏匿其光彩，尚未遇到优秀的伯乐，或者他们隐居不仕的志操坚贞似石，确乎难于改变？长期借鉴前代哲人访求贤才的经验，往往收效甚微，每想至此，不禁使朕失望和叹息！举凡在职的官员，好比是朕的大腿和手臂，怎样渡过大河，大臣们就如同是船和桨。怎么能保有荣华富贵，却隐藏着你们所知道的人才，只知终年悠闲自得，这是很没有意思的。从前祁奚大夫竭力举荐贤才，优秀的史官认为他大公无私；臧文仲埋没贤才，孔夫子讥刺他窃取官位。探求古代历史，对用人的事并非没有褒贬，你们要考虑举荐贤才，以辅佐朕这寡德之人。
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获得好名声，这是人伦的根本，道德品行诚朴宽厚，这是立身的基础。有的人气节道义值得称道，有的人操守品行纯洁，可借助他们遏止贪欲、振奋习俗，有益于风俗教化。为人刚强正直，执行法令，从不屈服，学问优异聪慧，写作才能美好出众，这些人才都可为朝廷任用，的确是具有堪当大任的资质。如果有人具有用兵的谋略就选拔他率兵抵御外侮，如果有人四肢有力、勇猛健壮，就让他做武臣。也即是说，哪怕有一种技能可取的，也应选择录用。各类优秀人才全都被举荐任用，随时都没有被弃置的人才，靠这一点来实现天下大治，大概不会是很遥远的事吧。有具体职务的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应当按照法令在规定的十项科目中荐举人才。只要有一项合要求即可，不必求其全能，朕会不按寻常的次序，根据各自的才能提升他们。那些现在的九品以上官员，不在被举送的范围之内。
这一诏命明确回答了隋炀帝自己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自己“引领岩谷”而不得“众才”？
为什么“永鉴前哲”访求贤才的经验失灵了呢？
归根到一点，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科举制度”。
什么是科举制度呢？就是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科举制度主要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按不同科目来选举人才。第二，不论出身，地位和财产如何，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由地方官吏举荐。第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优劣。这种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做法，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隋文帝开皇年间既然罢去九品中正制，就必须有新的选举制度来代替。在大业三年所颁发的科举诏令，共分十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两年之后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分为四科：“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由此看来，隋炀帝时是分十科或四科举人的。当然，这样分不能不说粗疏了些，有些界限也难以划分。实行科举制不论出身、地位、财产如何，虽然没有像后来“投牒自应”的权利，但已经规定不必由官吏举荐，这就给予各方人才一个机遇。科举制确实打破了门阀世族垄断地方政权的局面，让科举出身的人担任要职。关于这一点，在隋文帝、隋炀帝时代已明显地体现了，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唐开元、天宝时期，科举制录用了各方人才。
隋炀帝的选举诏令，标志着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诞生，此后，“科举”之举只不过是沿用习惯的说法，因为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已经不要官府之“举”了。隋代选举以秀才最贵，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全国应秀才科考试的仅有杜正玄一人以“对策高第”被录取。考官奏报元老重臣杨素，而杨素觉得把握不大，又下令重考，令杜正玄摹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等五篇文章，这些都是前辈文学大师的名作，摹拟谈何容易。杨素还对杜正玄说：“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下午)令就。”但是杜正玄却挥笔即时完成，杨素见卷大惊赞道：“诚好秀才！”这里也反映当时的考试具有相当的严格性。隋炀帝实行严格的科举制度后，的确让各地方各阶层中的人都来参加政权。旧的门阀世族不甘心于失败，他们与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展开了一场斗争。在隋炀帝的时候，旧士族就曾想挽救其日益衰落的命运，当时明经出身的韦云起说：“今朝廷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于是隋炀帝就对这些山东世族进行一次打击，被免官和流徙的有多人。发展到后来，在唐朝，对旧世族的抑制更加厉害，如唐。
科举制度经过了两汉以来的长期孕育，终于在隋朝分娩而出，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这不仅对隋唐，也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科举制的实施，将考选之权，官吏任免之权，集中到中央王朝的吏部和礼部来，这就收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在这之前的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分别等第，完全掌握在地方上退任中正的门阀世族手里，中央王朝的吏部，基本上都是按照郡州大小中正所选拔和评定的等第来任用的。这样一来，人才的任用和升降表面上是通过中央的吏部，实质上却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各州郡的中正，又一定是本地的门阀世族，说明选举权掌握在地方的世族手里，而所选出的人，又必然是世族，并且门第愈高，品第也就愈高，开始的官级也愈高，要加强中央集权是很困难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就是将官员的考选和任用之权由地方转移到中央来了。科举制度确实收到强化中央集权之效。这是影响之一。
影响之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科举制是最主要的做官的途径。要想取得官职，要想享受高官厚禄，就得参加科举考试，此为最主要的手段。这也是笼络人才的重要手段。因此，唐太宗在端门看到新进士，很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考生埋首考场，以致身老发白，时人有诗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科举制笼络了各种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叛离朝廷”的异志。这对维系“大一统”的局面起到极大的作用。
影响之三，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学、史学也产生特别深远的影响。隋唐取士重诗赋，宋代取士重策经义，这对于唐诗、宋文的繁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哪怕是人们所不齿的八股文，由于它的基本结构是两两相对的散体长联，因此明清以来人们做对联之风大盛，至今各地名胜古迹保留下来的名联，多出于明清士人之手。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本身就是先秦历史的记录，科举考试中长期存在的“论”的体裁，即是以史论为主的。因此，科举考试不仅以文学取士，也是以史学取士。科举制度也造就了一支有高度文史知识素养的文官队伍，这就造成中国民族是极端重视历史的民族。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能够拥有像中国这样丰富、完备、详实的数千年连贯不绝的历史记载。
影响之四，科举制度也培养了刻苦勤奋的读书风气。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知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从政当官，孔子又强调“有教无类”，让教育向社会各层次开放，科举制度正是实践儒家学说的具体手段。科举制度向每一个读书人展示着进入官僚集团的可能性，他们出入科场，头白身衰仍锲而不舍地追求。自从隋炀帝创置科举制度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在科举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
在民间出现了许多劝学文，这同科举制不无关系。用于儿童发蒙教育的《神童诗》开篇即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两宋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文士都写过许多篇《劝学文》、《劝学歌》之类，例如宋真宗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司马光的《劝学歌》云：“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无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王安石《劝学文》云：“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如此等等。
影响之五，的确选拔了一批人才。隋炀帝时期经过科举考试取得官禄的就有不少。此后，许多出身孤寒的人都可以经过科举考试取得禄位。
科举制在带来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性。最主要的是禁锢思想和促进专制。应该说，科举制度促成了中国在古代社会的先进，也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伍。颁行《大业律》
尚书右仆射苏威
熟知历史的隋炀帝深知法制的重要。当他登上帝位以后，深感“高祖禁网深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继承父亲的一套做法，先制定一个得民心的新法律。隋炀帝对于父皇颁行《开皇律》的意图以及当时的态势是一清二楚的。
在制定《大业律》之前，隋文帝曾先后三次改革和制定新律。第一次是周静帝在位时，当时隋文帝还没有即位，以相身份总揽国家大权。他为了收买人心，乃“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既成奏之，静帝下诏颁行”。第二次是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即位后命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重新加以修订。裴政对过去的典章制度，十分熟习、了解，便上自曹魏、两晋，下到北齐、南梁，研究参考它们的演变沿革和量刑轻重，取其适当的作法或规定，编订为新律。当时参与实际修改刑法的有十余人，凡是遇到疑难问题，都请裴政裁定。最后决定：
一、废除前代枭刑(即斩首悬挂高竿)、刑(即车裂、五马分尸)、鞭刑。
二、除非犯谋反叛乱以上的罪，都不没收家产及屠杀全族。
三、开始简化为：死刑分绞死、斩首二种；流刑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共三等；徒刑分一至三共五等；棍刑(杖刑)分六十棍到一百棍共五等；笞刑(竹板刑)分十竹板至五十竹板共五等。
四、拟定“八议法”，这里规定了庇护权贵的八项条件：(一)皇帝的亲戚(即议亲)、(二)皇帝的老友(即议故)、(三)为人贤德(即议贤)、(四)有特别才能(即议能)、(五)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即议功)、(六)官高权位(即议贵)、(七)勤劳工作(即议勤)、(八)做人诚实(即议实)。符合上列八项条件之一的被告，就有资格免刑或减刑。
五、新律还制定纳铜赎罪、官职抵罪的条款，用以代替士大夫之刑。
六、新律也废除了前代审问囚犯经常使用的残酷刑法，规定拷打时不准超过二百竹板。枷的大小、棍的粗细，都有一定格式。
七、还规定平民百姓如果有枉屈而县府不受理的，允许依次向郡、州提出申诉，如果郡、州仍不受理的，允许直接向朝廷提出申诉。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十月十二日，隋朝开始实行新制法律，隋文帝下诏书认为，绞刑可使人毙命，斩刑更能使人身首分离。铲除罪恶的方法，这样做已经达到了目的。前代诸如把人头悬挂高竿的枭首、五马分尸的身，在道义上讲是不值得称许的，对于惩罚目的并没有任何裨益，只不过表现了官员内心的残忍。使用皮鞭抽打囚犯的身体，使囚犯痛彻骨肌，其残酷并不亚于脔割肌体。鞭刑虽然是古代传下的刑罚，但不是实行仁慈的君主所应采用的刑法。所以从现在开始，枭刑、刑、鞭刑，一律废除。对功臣尊崇礼遇，信誓如同黄河泰山，不对他们使用徒刑，更要扩大高官显贵以及他们的亲属所受的优待，前代流刑六年，减为五年，前代徒刑五年，减为三年。其他各刑，都把较重的改为较轻的，死刑改为有期徒刑。条款项目，十分繁多，在文本中都规定得相当完善。其他辅佐性的条例和判例，一并删除。在这份诏书中讲到了“义”，即道义，取消枭刑、刑、鞭刑，可说是道义的胜利。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阅视刑部奏文，看到断狱的条文还有上万条，仍觉偏重，于是诏令苏威、牛弘第三次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五百条，共12卷：(1)名例，(2)卫禁，(3)职制，(4)户婚，(5)厩库，(6)擅兴，(7)贼盗，(8)斗讼，(9)诈伪，(10)杂律，(11)捕亡，(12)断狱。自此以后，隋朝法律就固定下来，后世各代也多遵用隋律。
看上去这些条文是比前朝宽减多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又是“法自君出”，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隋文帝猜忌心很重，常于律外行刑。他是靠阴谋诡计夺取皇帝宝座的。因此，他又极度担心别人以诡计把皇位夺去。对于部属的控制，采用各种手段，常命左右侍从刺探政府内外消息，作秘密情报，发现有人犯错，就用重刑惩罚。他疑心秘书、助理等下级官员贪赃枉法，暗中派人用金钱布匹行贿，对方一旦接受，立即斩首。甚至在金銮宝殿上打人，一日之中，发生三次、四次。有一次，怪罪行刑官打人时不够用力，竟下令斩行刑官。有人上书道：陛下的棍棒直径像人的大拇指，打人三十下，等于普通刑杖数百下，所以很多人被捶击毙命。隋文帝虽不高兴，但仍命今后在金銮宝殿上不再准备刑杖，打算处罚人时，都交给司法部门去办。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疏说：“陛下过分宠信高颎！”隋文帝霎时间火冒三丈，下令捶击，金銮宝殿没有刑杖，遂用马鞭把李君才活活抽打死。从此以后，金銮宝殿上再设置棍杖。不久，隋文帝突然发怒，又要当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一再劝谏，隋文帝拒绝，最终在廷上把冯基诛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