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待着，我呼唤自由快些到来；我想在新的斗争中再考验考验自己。自由并不是因为被剥夺过自由而歇一歇，因为受过深重的苦难而犒劳一下自己，也不是为了过平平安安的生活。自由是为了行动，为了创作，为了把心中蕴蓄的思想和观感具体表现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
经过多方努力，米哈伊尔和米留科夫终于获准与即将远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话别。时隔32年以后，米留科夫这样回忆那次话别时的情景：
1849年12月24日夜。要塞司令部底层一个大房间里。屋里仅有一盏灯，发出惨白的光芒。米哈伊尔和米留科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门终于开了，门外响起枪托的砰砰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在一名军官的押解下走了进来。他们两人都已穿上犯人出外穿的囚衣短皮袄，毡靴。米哈伊尔和米留科夫立即迎上前去，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把自己的近况告诉了他们，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切地询问了哥哥一家的生活情况。
“看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告别，任何人都会发现，他们中间，是自由地留在彼得堡的那个更加痛苦，而不是即将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弟弟。哥哥的眼里饱含泪水，嘴唇颤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平静自若，反而去安慰哥哥。”
‘别哭了，哥哥，’他说，‘你知道，我不是进棺材，你也不是送我去墓地。服苦役的不是野兽，是人，说不定是比我优秀的人，比我更有价值的人……我们还会见面的，对此我满怀希望……您要写信给我，等我在那边安顿下来，您可以寄书给我。要些什么书，我会写信告诉你，因为以后还是能够看书的……等我服苦役期满，我还要动手写作。这几个月我经历了许多事情，自身的体验也很多，到了那边我还会看到和经历许多，将来会有东西可写的……’
我们见面延续了半个多小时，可是我们觉得时间很短，尽管我们说了许许多多话。要塞上的钟凄惨地敲响，少校教官进来说，时间到了，我们该分手了。我们最后一次互相拥抱，握手。
会见一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杜罗夫和亚斯特尔热姆斯基三名同案犯就分别被戴上了一副重10俄磅的脚镣和手铐，然后又被押上了带滑雪板的无篷马车，每人一辆，并各有一名宪兵押送。
要塞钟楼的钟声敲了12点，圣诞节来到了。就在这时，戴着沉重的镣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踏上了漫长的西伯利亚风雪之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这样描述跋涉途中最初的经历和感受：
“我们乘了四辆雪橇，信使走在最前面，就这样从彼得堡出发了。我的心头很沉重，由于思绪万千而感到惘然若失……但清新的空气使我振作起来……在穿过节日灯光照耀的房子，特别是向每所房子告别的时候，我对彼得堡的观察十分仔细……我们走的路线是雅罗斯拉夫大道，经过三四个驿站之后，便在天色朦胧的黎明时分，在什利谢尔堡的旅店中歇下来。我们拼命喝茶，好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喝过似的。经过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我们在冬季走了60俄里的路程便饿得发慌，回想起来都感到好笑。我心情愉快，杜罗夫唠叨个没完，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对未来感到异常恐惧。我们几个都观察和试探我们的信使。结果表明，这是一个出色的老人，他心地善良……一路上为我们做了许多好事……他还让我们换乘带篷雪橇，这对我们很有好处，因为天气冷得可怕……”
“我们走的是荒野……经过的是人烟稀少、不太重要的城镇。但我们是在节日上路的，因此到处都供给饮食。我们冻得够呛。虽然我们穿得不少，可是如果坐上十几来小时，不能从雪橇上下来，一口气跑五六个驿站是难以忍受的。我感到钻心的寒冷，直到后来在暖和的房间里才勉强恢复过来……在彼尔姆省，有一天晚上我们经受了40度的严寒……越过乌拉尔是伤心的时刻。马和带篷马车陷在雪堆里。风雪弥漫。我们下了马车，这是在一个夜晚，我们站着等候马车从雪堆里拉出来。周围冰天雪地，下着暴风雪，这里是欧洲的边界，前面是西伯利亚和神秘莫测的命运，后面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感到悲伤，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16天后，他们来到了托博尔斯克。这还不是他们此行的终点。所有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的犯人都得在此地停留，然后再转送各处。彼得拉舍夫斯基、施彼希涅夫和蒙别利等人也已来到这里。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均已疲惫不堪，可是这里迎接他们的是极为粗野的搜身和斥骂，并立即将他们关进了托博尔斯克监狱的一间狭小阴冷的牢房。前途似乎一片黑暗。一路上还是那么爱言语的杜罗夫沉默了，而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则沮丧至极，甚至打算以死来求解脱。当年曾在托博尔斯克孤儿院任职的梅耶尔医生后来回忆他在狱中所见时说，犯人所处的环境极差，牢房里的空气令人窒息，而那个“身材矮小、体质孱弱、看来还很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特别沉着”。在托博尔斯克监狱中度过的那难熬的六天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引发各种话题，以安慰自己的同伴。多年后，亚斯特尔热姆斯基仍真诚地感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绝望的时候鼓起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夜晚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友好的谈话中度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讨人喜欢、悦耳动听的声音，他那温情脉脉的细腻感情……都对我们起了极大的安慰作用”，“我更真切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品，他那亲切会心的谈话医治了我心中的绝望，唤醒了我心中的希望”。
在这六天里发生了一件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终生难忘的事情：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前来狱中探望他们这些政治犯。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为了支持丈夫的崇高理想和分担丈夫所受的苦难，这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俄罗斯妇女追随自己的亲人来到了西伯利亚流放地，这在俄罗斯历史上被传为佳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多次谈到这次难忘的会见：“同情、热情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幸福极了。旧时代的流放犯（不是他们本人，而是他们的妻子）像对亲人一样关心我们。多么美好的心灵，经受了25年的痛苦和自我牺牲的考验！我们见到她们只有短暂的片刻，因为对我们看管得很严。但她们给我们送来了食物和衣服，安慰并鼓励我们。”
那天来探望他们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是“伟大的女受难者”的四位女性是冯维辛娜、穆拉维约娃、安年科娃和她的女儿奥莉加。她们除了送给政治犯一些食品和衣物外，还赠给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苦役犯唯一可以携带的书），书内夹了一张10卢布的纸币。从此，这本福音书再也没有离开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边。他与冯维辛娜等人保持了多年的友谊。多年后，在他被重新获得通信自由后最初发出的信中就有一封给冯维辛娜的长信，他在信中向冯维辛娜表示了极为真挚的祝愿。1月2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被押往鄂木斯克要塞。那天一早，冯维辛娜和安年科娃渡过额尔齐斯河，来到距托博尔斯克七俄里的大路上，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等候着押解犯人的马车的通过。马车终于来了，在驰过她们身边的短暂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楚地听到了她们热情的呼喊：“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他含着热泪向这两位为了崇高的道义责任可以牺牲一切的伟大女性点头致意。
三天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鄂木斯克要塞的苦役监狱。鄂木斯克地处额尔齐斯河的河湾，尽管自然条件恶劣，却是西西伯利亚的军事与民政的管理中心。18世纪时，为抵御外族入侵，沙俄当局在这里建起了一座规模颇大的城堡，臭名昭著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狱就位于城堡的一角。
监狱大院长200步，宽150步，呈不规则六角形，四周被高高的木桩栅围起来，木桩栅是由一根紧挨着一根深埋在土里的、上端削尖、横钉着木板条的高大木桩构成的：这就是监狱最外面的一道院墙。院墙的一边开着一道坚固的大门，大门总是关闭着，日日夜夜由卫兵守卫着。院内有两排长长的破旧不堪的木屋，这里关押着250个犯人。每间牢房里挤着30来个犯人，一律睡只有枕头的光板统铺，犯人盖的是自己穿的短皮袄，双脚露在外面，冻得发抖；冬天房间四面透风，仅有几块木柴生一只炉子，根本没有热气，可呛人的煤烟却让人受不了；傍晚放工后，喧哗声、镣铐声和各种污言秽语响成一片，让人不得安静；晚上牢房的门上锁，过道上的公用马桶散发出阵阵恶臭，令人窒息；到处是跳蚤、臭虫和蟑螂，地板脏得蒙上了厚厚一层污泥，黏黏乎乎的……
“这里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作家后来愤然写道。但丁《神曲》中地狱的入口处赫然写着“死屋”两个大字。苦役犯监狱就是这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死屋”。
监狱的卷宗中留下了当年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如下记载：“外貌特征及缺陷：清秀，面白，眼睛灰色，鼻无特点，发为金黄色，左眉上方额角有一小疤；身体健壮；信奉东正教身高2俄尺6俄寸；未婚。通晓何种技术：粗工，有文化……”
同时代人回忆说：“这些从前出色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时是一副极凄惨的景象。身穿普通的囚服半灰半黑的短上衣，背上有黄色的菱形方块，夏天带同样半灰半黑的无檐软帽，冬天穿皮短袄，带耳朵套及手套，还戴着脚镣手铐，每走一步锒铛作响，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囚徒毫无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无论怎样也永远消除不掉的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痕迹，使他们与许多囚犯有了差别。”
监狱长克里夫佐夫少校是一个恶魔似的人物，“一个少有的骗子，酒鬼，卑鄙而又蛮不讲理，喜欢寻事，简直想象不出有多坏”。陀思妥耶夫斯基进监狱的第一天，就无缘无故地遭到他劈头一顿痛骂。他还扬言，只要两人稍有越轨行为，他就要狠狠体罚他们。克里夫佐夫老是喝得醉醺醺地闯进牢房，像一只饿虎似的“见人就扑”。他常常“用他那醉后的头脑所能想出的一切罪名”，“疯狂而残忍”地无端惩罚犯人，不少犯人就这样被鞭打而死。“对于犯人来说，这位少校真乃是他们注定要碰上的凶神恶煞”。克里夫佐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不顺眼，处处设法刁难他。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工，克里夫佐夫突然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躺在木板床上，少校吼叫起来。“他为什么不干活？”
“他生病了，大人，”一个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卫兵跟着少校走进了牢房，并对少校说，“这个犯人有癫痫病。”
“胡说……我知道您在纵容他……带到看守室去……用树条抽打！”
他被少校极其粗暴地从床上拖了下来，这时他的癫痫病又一次剧烈发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谈到克里夫佐夫时说：他“干了许多极不公道的事，两年之后他受到法庭审判。上帝把我从他手里解救了出来”。
苦役犯的生活极其糟糕，而对于敏感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遭受的磨难似乎更甚于他人。“冬天我们穿的是短皮袄，通常质量低劣，几乎没有热气，脚上穿的是小腿裸露在外的靴子就这样让你在冰天雪地里行走。给我们吃的是面包和汤，按规定每人的汤里该放四分之一俄磅的牛肉，可是……我从来没有吃到过。过节的时候，粥里几乎完全不放油。在斋期是清水白菜，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我得了很重的胃病，病倒过几次……我因为神经功能失调，有时癫痫病发作……我的两腿还有关节炎。”“军事苦役要比民事苦役更为严厉。整整四年我一直生活在牢房里，在高墙后面，只有做工的时候才能出去。”
苦役犯的劳动也是十分繁重的。无论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朔风刺骨的寒冬，苦役犯没有休息的日子。没有手艺、作为“粗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了干粗活的囚犯的行列。背砖，挖土，摇转笨重的磨刀轮子，站在冰冷的河水中拆卸货船……什么都得干。尽管他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可是还要受到那些身强力壮的囚犯的嘲笑和作弄。“有一次临时出工，天气冷得连水银都冻住了，可能有零下40度，我干了4小时，冻伤了双脚。”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更痛苦的是劳动的强制性。他后来在《死屋手记》中写道：“这种劳动之所以被称为繁重的苦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一个自由的农民所干的活可能要繁重得多……然而他是为自己干活，而且有实际的目的，比起苦役犯被迫从事的这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劳动来就要轻松得多了。”如果强迫一个囚犯“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或者让他把沙捣碎，或把一堆泥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再搬回去，我想，几天之后，这个囚犯就会上吊，或者宁肯犯一千次罪，宁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羞耻和痛苦……由于一切强制性劳动都带有这种折磨人、无意义、使人感到羞辱的成分，因而苦役劳动也就远比任何一种自由劳动更加令人痛苦。”
强制性的集体生活同样折磨着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当然不可能，与爱好文学的朋友随意地聊天也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甚至片刻的宁静都难以得到，周围老是吵吵嚷嚷的，“总处在监视之下，从来不能独处”。逢年过节不出工，牢房里更是不得安宁。苦役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酒，几乎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每个角落里无时不在吵架、骂人。到处是不堪入耳的淫荡小调，人们偷偷地钻在板铺底下去赌牌。有几个犯人闹得实在不像话，被同伴揍得半死不活，这会儿正躺在板铺上，蒙着大皮袄，等着他们自己清醒过来。有几回还几乎动起了刀子。”身处这样的环境，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不堪，“我从来就讨厌这种纵酒狂欢的场面，在这种地方就更是如此”。后来他对冯维辛娜表示，如果一个人始终被迫过强制性的集体生活，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憎恨人类的人”，“人们在一起是一剂毒药和一种传染病，这四年我正是由于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而经受了最大的痛苦”。
在鄂木斯克要塞的苦役犯监狱里关押的犯人中，出身贵族的政治犯很少。尽管这些贵族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也都剃光了半边头和穿着肮脏的囚服，和其他犯人没有什么两样，可是那些出身平民的犯人并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难友。在这些政治犯中有几名是波兰人，他们因反对沙俄的专制统治而被捕入狱。这是一些有着崇高信念和坚强意志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在仇视大俄罗斯主义的同时，对一般的苦役犯也抱着强烈的鄙视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死屋手记》中通过主人公的口评论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比我们困难得多。他们远离祖国，其中有些人的刑期很长……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很深的偏见去看周围的一切人，只看到苦役犯残酷无情的一面……是环境和命运迫使他们抱有这种不幸的观点。”一般的苦役犯很清楚波兰人对他们的态度，因此他们也最不喜欢波兰人。
对于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的苦役犯也抱敌视的态度。这些过去的农奴和士兵一开始就用阴沉而冷淡的目光注视着他，“这是一些性情粗暴、容易动火的凶狠的人。他们对贵族的仇恨是没有限度的，他们对我们这些贵族相见如仇，对我们的痛苦幸灾乐祸。如果听凭他们处理，你就会把我们吃掉……‘你们贵族都是铁啄，把我们啄死了。过去是老爷，折磨老百姓，现在可一文不值，和我们一样’，这就是四年来不断嘲弄我们的一个话题……他们对我们的的罪行一无所知。我们自己也不讲这些，因而彼此互不了解，结果我们只得承受他们对贵族阶级的一切报复行为和虐待，这是他们生活和生存的依托”。直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被许多犯人认为是“好人”，成为了他们的朋友。
出身贵族的囚犯中并非都是政治犯。退伍少尉伊林斯基就是因弑父罪被判入狱的。据说，他原先在军队服役，生活放荡，为了尽快得到遗产以还欠债，竟把年过花甲的父亲给杀了。尽管他始终不承认这件事是他干的，可事实似乎确凿无疑。直到十年以后，真正的罪犯落入法网，招供了此事，这个不幸的人才得以获释。这件事深深地留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忆中，伊林斯基成了他后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塑造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形象的最初的原形。
还有一个贵族阿利斯托夫是因诬告他人而入狱的，这是个卑劣之徒。他年轻时是个纨绔子弟，等到钱财挥霍一空后又当上了密探。为了飞黄腾达，他竟无中生有地密告十多人参与反政府阴谋。后来事情弄明白了，他也受到了惩罚。这样的人即使在狱中也不改旧习，使人十分厌恶。作家写道：“他是个怪物，是一个精神方面的卡西摩多。他狡猾伶俐，容貌漂亮，甚至还受过一些教育，也颇有能力。不，宁可要火灾、瘟疫、饥饿、也比让这样的人留在社会上好！”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对这样的精神上的丑类的鞭挞始终是无情的。
渐渐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狱中和狱外都有人设法在给他和其他政治犯以可能的帮助。狱中有七个被称为“小海员”的卫兵，他们原来是彼得堡海军学校的学生，后因所谓的“犯纪”而被贬到此地当看守监狱的列兵。这些年轻人对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极有好感，常常悄悄地替他做些事情。如趁看守长不在的时候，把他叫到长官的房间里休息，还偷偷地借书给他。开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拒绝，甚至对他们向他表示的同情也半信半疑。时间长了，他们才成了他的真正的朋友。
监狱医院的主任医生特罗伊茨基也一再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帮助。他利用医生的便利，一有机会就找借口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医院住上几天，让他吃些来自医生厨房的伙食。特罗伊茨基还使他重新拿起了笔，《死屋手记》的最初几章就是在监狱医院里写成的，而且特罗伊茨基替他保存了起来。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有人就曾向彼得堡最高当局告过密，当局立即派人前来调查。调查人员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在医院里写过什么东西。他回答：“什么也没有写过。不过我在为将来的写作收集材料。”“这些材料在哪里？”“在我的脑子里。”调查人员气得骂娘，可又查无实据，只得作罢。但是，最高当局下令：必须把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做一名真正的囚犯严加看管，不得有任何宽容。对于那些曾经给过他帮助的善良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极为感激的，是他们鼓起了他面对严峻的苦役生活的勇气。
1854年1月23日，经历了漫长而又痛苦的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迎来了苦役期满的时刻。2月中旬的一天，他和杜罗夫一起获释。这时他获悉，昔日一同被投入西伯利亚各地监狱的朋友施彼希涅夫、普列谢耶夫、亚斯特尔热姆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等都还活着，只有格里戈利耶夫疯了，自从那次假死刑后他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我把那四年当做是我被活埋并钉入棺材的岁月，这段时光是多么可怕……现在它好比噩梦一样留在我的身后了……出狱是欢快的觉醒和新生活的开始”；“自由，新生活，死里逃生……多么美好的时刻！”“这些年我决不会白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心底呼喊着。
压了他们整整四年的沉重的镣铐被工匠砸开了，感到轻松和欢悦的何止是受伤的肢体，更是那渴望自由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