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别人怎么看待聂鲁达，反正我把他视为智利的惠特曼。这恐怕是因为他们都是美洲的豪放派诗人的缘故。在同一块大陆上，他们先后放声歌唱，惠特曼比聂鲁达约早一个世纪。
惠特曼为哀悼林肯总统，写过一首《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或许是受其影响，聂鲁达也有一种“船长情结”。
在太平洋沿岸伊斯拉涅格拉城他的家里，收藏有大量的装饰帆船船头的木头雕像、古代的罗盘、航海地图，以及形形色色的贝壳。
中国诗人艾青曾去聂鲁达家里做客，看到这么多与海洋有关的纪念品，便问主人是以水手还是以船长自居。聂鲁达回答：“我是船长，但我的船沉了。”
他是一条从来就没存在过的沉船的船长吧？或者说，是精神上的船长吧？不管怎么说，在他心目中，船长是比诗人还要浪漫、高尚、神圣的职业。他以自己终生居住在陆地上而为憾。他肯定具备着海洋般的性格。他诗篇里汪洋恣肆的气势，也只有大海才能比拟。
聂鲁达与惠特曼惟一的区别，恐怕在于他有一个婉约的青年时代。他26岁时出版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与他后来的创作有天壤之别：“云儿犹如离别时的白手帕，远走他乡的风儿挥动着它，在我们默默无言的爱情之上，猛烈地跳动着风儿的心脏。”
他为什么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是个谜。就像人到中年会发胖一样，他后期的诗风突变，由波光潋滟的湖泊变为浪涛汹涌的海洋。我简直不敢相信写《伐木者醒来》的那位自信、雄浑的诗人，居然也唱过“绝望的歌”。
随着聂鲁达的成长，他已分裂为两个诗人了，而且是两个面貌迥异的诗人。如果说他后来变成了孔武有力的船长，年轻时则像一个多愁善感的水手，在冷清的甲板上吹着孤独的口哨。
我虽然也很尊敬船长的职责，但私心里还是欣赏水手的自由。许多诗人终生都是自我的水手，顶多变成了老水手，聂鲁达却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船长。水手可以有绝望的时候，船长却不能绝望。
而如果一个诗人将内心绝望的因素完全剔除了，是否会像一尊不会生病的神一样可怕呢？大多数好诗的里面，是需要有一点点阴影的。有时候，这一点点阴影，反而体现了真正的生命力。所以月亮比太阳更富于变化或含蓄的美感。
聂鲁达的演变在于：他不仅由湖泊扩充为海洋、由水手升任为船长，而且还由月亮变成了太阳。但愿这是无意识的。如果是刻意为之，未免太委屈自己的才华了。对于诗人而言，才华比责任还重要。
聂鲁达确实写过一首叫做《太阳的颂歌》的长诗，把太阳比喻为披着亮闪闪的红鬃的狮子、金子铸成的玫瑰、向宇宙报晓的公鸡乃至天上的面包、神圣的炉灶之类。但我个人对此诗的评价是：大而无当。
至少，它不如聂鲁达年轻时描写过的一只贝雷帽感动我，我看不见贝雷帽下面那位女性的面孔，却记住了这顶令诗人魂萦梦绕的爱情的贝雷帽。它真正是诗人心目中不落的月亮。
不知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的是写《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聂鲁达呢，还是写《太阳的颂歌》的聂鲁达？
如果说聂鲁达是智利的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则是苏联的惠特曼。他们都有类似的误区。马雅可夫斯基与叶赛宁同时代，但很明显，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叶赛宁的乡村有一丝淡淡的忧伤，却比烈火金刚般的马雅可夫斯基更有力量。至少，更容易感动我，震撼的是我的心灵而不是耳膜。美国也只出现了一个惠特曼，再出现就是金斯堡了。金斯堡是一个绝望的豪放派诗人，正因为有绝望的存在，注定他仍然属于月亮。一枚愤怒的月亮。
聂鲁达在回忆录《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中说：“作为一个积极的诗人，我同自己的沉思进行了斗争，我投身生活时比亚当还赤身裸体，但是我决心保持我的诗的完美，大写的诗就这样受到了尊重。不只是诗，诗人也受到了尊敬，我意识到了这项为公民服务的工作。这份荣誉我没有让任何人夺走，因为我愿意像一枚勋章一样戴着。”
我且尝试着跟他唱反调（哪怕有牵强附会之嫌），跟一位已经去世的外国大诗人商讨一番，又有什么关系。
首先，积极的诗人可能比消极的诗人伟大，但积极的诗歌不见得就比消极的诗歌伟大。衡量艺术的标准不应该是积极或消极。只有艺术性强大的，才是真正的积极，艺术性缺乏的则是消极。
同样，与自己的沉思作斗争的诗人，不见得就比沉思的诗人伟大。斗士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诗人，不见得就是诗歌之王。
如果有大写的诗，是否还存在着小写的诗？大写的诗也不见得就比小写的诗更准确。诗有好坏，却无大小。
戴着勋章的诗人不见得比捂着伤口的诗人更真实，也不见得更伟大。诗歌不是勋章上长出的锈，而是伤口里冒出的血。疼痛比虚荣更适合作为诗歌滋生的土壤。
聂鲁达，请不要生气。你早期的作品我还是很爱看的。你早期作为小诗人，却写出了“大”诗；后来成了大诗人，写的却是“小”诗，或者说得委婉点，是大写的“小”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