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澄清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对国家政治与经济职能的模糊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标志着国家经济职能开始弱化，还是意味着国家经济职能的形式和途径发生了变化呢？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界对政府管理职能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府的职能愈来愈多地由社会组织来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有逐渐弱化的趋势（下称弱化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和生活高度社会化，从而政府的管理范围和规模也随之扩大，虽然管理方式有所变化，但是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日益成强化的趋势（下称强化论）。
弱化论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干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际上是国家经济职能某种程度的弱化。其理论前提是，经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能由社会经济中心来管理，而社会主义国家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其政治、经济职能是逐渐弱化的，而国家职能的消亡首先是从经济职能的消亡开始的。他们提出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国家政治与经济的二元化，即取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现经济自由化。强化论者认为，经济改革中减少微观控制，加强宏观控制，改变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生活，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其理论前提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国家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国家具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双重性质，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治国家与经济国家的分离，其结论仍然是实现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前者似乎为减少国家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却无视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卷入社会经济事务的事实，而后者虽认识到现代国家组织功能扩大一趋势，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据以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并不能使经济活动有效的运转。二者并没有解决实践所提出的问题。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主要是国家要不要管理经济的问题，它涉及国家政治经济职能发展趋势；第二种意见主要是国家如何管理经济的问题，它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回答第二个问题不是本文宗旨，要回答国家政治经济职能发展趋势问题，则不能只根据国家暂时对经济干预的加强或减弱，而必须从历史出发。本文拟就从国家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国家政治、经济职能发展趋势，并试图回答实践所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关国家政治经济职能问题曾作过一系列精辟论述，其基本思想是本文所持论点的理论依据。
二、国家的两种职能及其相互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家的认识局限于国家的阶级本质，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其实，国家的起源并非纯粹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而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的规模超出了氏族组织所能容纳的范围，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要求：“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须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另一方面，国家也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恩格斯提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所以国家首先“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其次，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而不是作为社会对立物出现的。但是它一旦产生便异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成为镇压被压迫阶级的暴力机关。正如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可见国家的政治职能是从其经济的社会职能异化出来的。关于国家与社会脱离的过程，恩格斯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在阶级社会里，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为政治职能即阶级镇压的职能。这时的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职能体现很少。在古代东方的农业社会，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加强专制主义的手段之一。马克思在分析古代东方国家时指出：“亚洲的一切政府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因为在那里的自然条件和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所致，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在中世纪和近代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的经济职能的范围非常狭窄，形式也极为有限。但现代社会国家的经济职能明显地增强了。政治职能作为体现政治国家本质的媒介的主导地位，已逐渐让位于经济的社会职能。
可见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两种职能，即“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和“一般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前者是“政治职能”，后者是“合理的职能”。而且经济职能是为政治职能服务的，正是这一点体现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这段话有两层基本的含义：首先，政治国家是在一定规模的公共职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次，没有公共职能，政治统治本身也会崩溃，公共职能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统治体制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材料证明，经济的社会职能执行的好坏，决定政治国家的现状与未来，所以片面的国家本质观，使人们无法理解历史上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更无法把握现代国家的脉搏，从而导致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作用的错误认识，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损失。
马克思在谈到两种职能发展趋势时指出，旧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使得国家机器更完备，统治阶级总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其政治统治，改变这种状况，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他指出，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要铲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的压迫机关”而将“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马克思的论述是我们理解国家政治经济职能发展趋势的理论依据。
三、从国家发展史看国家两种职能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阶级社会里，作为在经济上居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政权，总是有不断强化阶级统治职能的倾向，但是从国家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国家的政治职能还是趋于弱化而经济的社会职能则呈强化的趋势。在此我将从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亦即国家各发展阶段的主导活动形态对上述论点作出说明，因为国家的职能总是通过国家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曾自诩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人类的思想必然要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这样三个发展环节；与此相适应，便有三种国家形态：军事君主国家、法律国家和实业国家。这里孔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他认为这三种国家形态都是人类观念变化的产物而非相反。重要的不是他所犯的错误，而是他根据国家活动的主导形式把握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古往今来，共有过四种主要的国家活动的主导形式。
第一，军事民主化国家，这相当于一般古代社会的奴隶制国家，军事活动是国家的基本活动。恩格斯指出：“自国家产生后，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为攫取家畜、奴隶和财产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业，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
第二，宗教神权化国家，相当于军事化国家之后的封建时代，宗教神权化国家规定某种信仰为惟一合法的信念，使神学观念统治着国家活动（如欧洲的基督教等）。封建的特权、等级观念成为政治信条，整个社会束缚在国家政治强制之下。
第三，政制化国家，相当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的国家，国家的主要活动表现为立法、行政、司法等体制上的活动。而且，与这些体制相应的活动是国家的基本活动——政制活动被当作国家活动的主要内容。
第四，经济化国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经济活动成为国家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前三种国家形态相比，它只是初生的婴儿，可以想见，它的未来将十分长久。
根据国家主导活动所做的分析，古代社会（奴隶制、封建时代），国家并不把管理社会作为主要内容，其主要职能是为剥削阶级创造一个剥削或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外部环境，国家本身一般说并不参与经济的组织和建设工作。在中世纪除了东方的专制王朝之外，西方各国也是四分五裂，这时的国家不可能真正执行其社会职能。社会处于国家政治的强制之下，国家政治对社会的一切领域无孔不入的渗透，阻碍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中世纪存在过农奴、封建庄园、手工业行会、学者协会等等，就是说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具有政治性质。”国家对人的控制和政治职能过于强化，使社会得不到正常发育，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国家首先从社会领域中摆脱出来，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都得到了充分发展。马克思指出：“在古代国家中，政治国家就是国家的内容，其他领域都不包含在内，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这就是说，“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这时的国家被称为“守夜人”，它所主要关心的是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政治统治，国家对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但这并不是说该国家的经济职能已不复存在。恰恰相反，这正是国家经济职能的表现，因为那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恰恰需要国家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国家的经济职能则开始扩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自19 世纪后期，几乎在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中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稳步增加。”国家经济职能自19 世纪以来稳步增强，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化的大生产迫使国家这个“总资本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经常产生危机，尤其是1929~1933 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社会遭到灭顶之灾。这说明，历史的力量已经使国家不能只满足于为统治阶级创造一个“外部条件”，而且还必须兼而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条件，即直接干预生产的过程和生产的组织工作。
凯恩斯经济学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靠政府强有力的手段增加有效需求。他说：“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得不扩大，这是惟一切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经济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动力适当运用。”凯恩斯认识到历史力量对改变现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必然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首先实行“新政”，利用政府调节使美国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二次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仿效，纷纷通过法案，确认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责任和权力。二次大战后，“国民计划看来已和国歌国旗一起成为主权和现代的象征。”不论国家是大是小，性质如何，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活动和职能都在空前扩大，标志着国家经济（恢复）化时代的到来。
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指出：“今天国家的结构比这三位马克思主义导师所了解的复杂得多，差异得多，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又有了某些不同的特点。”“国家今天越来越明显地充当所有方面的管理者，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管理者。”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民主化得到了发展，如前所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从超经济强制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虽然在帝国主义时期国家加强政治统治，对外发动战争，但总的来看，国家对人的控制的职能比以往任何国家都要弱，尤其是二次大战后，国家对国内人民已不再采取赤裸裸的镇压政策，对外也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战争。政治的民主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强，政治民主化标志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参加革命国家管理，政治民主化意味着国家的社会化，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只要阶级还存在，国家就不可能失去其阶级性，国家的政治性职能就不可能消失。
由于经济化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作用空前扩大，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的镇压职能表现得不那么直接和坦率，以致使人们对国家产生了一些错觉，形成了片面的过程国家观。如法国协作主义者狄骥认为国家只能是一种“公务机关，只履行社会大众执行公务的职能”。英国工团主义者拉斯基也认为国家只是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机关，是一个中性的社会设施。二次大战后“普遍福利国家”观念风行西方世界。
其实，现代的国家仍具有两种职能，其经济管理职能仍然具有二重性。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都是直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甚至于国家所关心的所谓“公益”，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宇航工业”、“海洋开发”、“社会保障”等等也无一不与资产阶级的需要有关。布哈林曾对此作过分析：“公正的分析表明，国家政权的这些职能绝对不排斥它的纯阶级属性。这些职能要么是扩大剥削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铁路），或维护统治阶级其他利益（卫生设施），要么是对阶级敌人的战略让步？？这些公益的职能无非是剥削过程的必要条件。”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并没有改变政治国家的阶级实质。不过，它表明经济化国家的政治内容已有很大的改变，经济愈来愈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要使政治内容彻底改变，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
四、新国家政治经济职能的发展趋势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仅仅是历史上一种短暂的形式，它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采取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行动，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完成剥夺剥夺者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任务，国家也就消亡了。可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剥夺剥夺者后，非但没有出现消亡的迹象，而是职能越来越庞大，设施越来越完备，国家仍将长期存在。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还将长期存在，那么认识新国家政治经济职能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有几种错误的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和旧国家一样仍然是阶级统治工具，一味强调其镇压职能，因为它更能体现政治国家的本质。在这种观点下，西方国家的公共职能的扩大变得无足轻重，甚至简单地把国家的职能归结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人为地制造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国家的政治职能非但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发生飞跃，反而不断强化它，结果导致了全面强化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第二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走向消亡的国家，其政治经济职能都是不断弱化的，并且首先是从经济职能开始的，经济职能应归还给社会经济组织去承担，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即二元化。他们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但是史实表明现代社会，国家若不干预经济，必将导致社会的混乱。所以重要的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怎样使经济职能合理地展开。
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旧国家的实质在于旧国家是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机关，是典型的上层建筑。而无产阶级国家既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即新国家具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双重性。这种看法似乎为社会主义国家全面管理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实，国家全面干预经济乃历史力量的发展所使然，国家仍然是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基础。上述观点不过是对国家两种职能的夸大和分割。
那么新国家和旧国家有无本质区别？新国家的职能有无变化呢？
列宁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一切国家的。”“消灭国家权力是以马克思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的目的。”然而历史走着奇特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贫穷落后的国度里发生并取得成功。不具备国家消亡的历史前提，阶级差别、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这是国家不能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旧国家相比，其实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列宁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虽然这个时期的国家也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就是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种国家只是“国家制度的残余”或“半国家”。新国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度，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将人民大众排斥在外的政治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区别于旧国家政治的根本标志。
列宁认为，国家就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基础），但政治在不同时期表现是不同的。他说“如何理解政治？要是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就可能犯很大的很严重的错误”。诚然，“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我们的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而这两方面的内容相比，“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甚至是惟一重要的政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转向经济的政治”。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以往国家一样仍具有两种职能，不过阶级性质不同，其发展趋势亦各异。
按照斯大林的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是：（1）镇压被推翻了的阶级；（2）保卫国家，抵御外来的侵犯；（3）进行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工作。前两种职能是政治职能，第三种职能是社会职能，并认为这两种职能的发展趋势是不同的。斯大林认为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到剥削阶级消亡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职能是政治职能，它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趋于消亡，这一阶段国家的经济职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第二阶段，从剥削阶级的消灭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全胜利，这一阶段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仍然存在着，而且得到充分的发展。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相当于列宁所说的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
（1）政治国家，马克思主义三位革命导师所设想的政治国家时期是非常短暂的，但现实并不如此，它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国家的政治职能将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而不断弱化，但仍将长期存在，这是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将长期存在，国家必须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克服旧社会的痕迹，抵御外来颠覆和内部的反抗，其经济职能则不断扩大，人民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使公共权力逐渐失去政治性质。
（2）非政治国家，由于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消灭，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和协调阶级利益的政治职能就已基本解除，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就丧失了政治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政治作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在发展过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
五、归纳与结论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政治国家作为上层建筑，自始至终具有政治的和经济的两种职能。愈是在古代，其作为对人的统治的政治职能愈强，而经济的社会职能愈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政治经济职能不断发生变化，国家的经济职能也随之日益强化。而政治愈民主化，其政治职能则愈弱化，最终结果将是政权机关向社会经济管理中心的过渡，从而实现国家的最后消亡。
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上层建筑，具有两种职能，其经济职能已取代政治职能成为主要的职能，国家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任何对国家计划和调控的忽略，都会导致社会经济的紊乱。但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反对过分庞大和国家官能过大的国家，国家不是万能的管理者。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放与收”的矛盾，实际上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的职能转变以及管理体制问题，以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必须反对两种观点：第一，无视当代社会给国家政权所提出的要求和需要，简单地强调国家机构越小越好，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这将导致国家机能的萎缩。第二，视社会主义国家为经济基础，把它当作万能的机器，让国家包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这将导致国家作用的过分膨胀，从而使社会机体萎缩，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的存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而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必须时时注意对自身职能作出合理调整，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现代政治经济生活发展的要求！
（原载《哲学研究》1989 年第1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