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13日，庐隐在生育过程中，被庸医弄破子宫，以致流血过多，终告不治。在去世前完成的自传中，庐隐满怀憧憬地写道：“假使我能活六十岁的话，我未来的生命还有二十六七年呢……我愿我六十岁作自传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言犹在耳，阴阳暌隔，令人无限欷歔。庐隐的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她是‘五四’的产儿”。然而，“她的题材的范围很仄狭；她给我们看的，只不过是她自己，她的爱人，她的朋友，——她的作品带着很浓厚的自叙传的性质”。由此，茅盾进一步断定庐隐的创作陷入了“停滞”。以茅盾为代表的评论家，强调作品题材的社会意义，对于庐隐的自叙传写作显然持保留态度。题材决定论的背后是男性/女性、集体/个人、公众/私人题材的等级观，体现的正是男性中心意识。社会性是否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乃至唯一标准？个人化的自我书写是否较少或没有社会意义？庐隐执著于女性情感婚恋题材是否就是“仄狭”甚至“停滞”？带着这些问题，回望“五四”时代，重新检视庐隐的作品，在历史与文本之间，我们会遇见一个怎样的庐隐呢？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过渡时代论》，强调“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庐隐喜欢李清照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曾想象自己是手持长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峰上傲视人寰的英雄，并自称“亚洲侠少”。然而，庐隐又常常忏悔自己的怯弱，无法成为向往的英雄。但她的思想、生活和写作都充分显示出她或许不是英雄，却是过渡时代当之无愧的一名女性先锋。
一、妇女出路的探索者
生活中的庐隐爽朗旷达、率性倔强，她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选择。即使因为这些选择受到世人的责难和毁谤，她也从不后悔。中学时代，因为同情寄人篱下的亲戚某君，她不顾家人反对，接受他的追求，并与之订婚。某君得到亲戚资助，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庐隐却因两人志趣相异而执意悔婚。1923年，庐隐置世俗眼光于不顾，与使君有妇的郭梦良结婚。1925年，郭梦良突然病故，庐隐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挣扎求生。1929年，庐隐以寡妇身份与小她9岁的李唯建热恋，一时间京城舆论哗然。人们多半把庐隐的订婚、悔婚、与有妇之夫结婚和姐弟恋解读为女作家的人生传奇，如果我们把这些惊世骇俗之举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将对庐隐的特立独行有更深的敬佩。
庐隐有着敏锐的性别意识，“假如某一个男人有什么讽刺或是讥笑女性的言语，她便面红耳赤地同你辩论，非叫你认输不止”。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健将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猛烈抨击封建礼教中的男尊女卑观念。庐隐的性别经验和自我意识，却使她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大师所鼓吹的妇女解放的虚妄性。早在发表于1920年2月19日《晨报副刊》的《“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一文中，庐隐便尖锐地质疑：“为什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妇女本身所受的苦痛，为什么妇女本身反不觉得呢？妇女也有头脑，也有四肢五官，为什么没有感觉？样样事情都要男子主使提携。这真不可思议了！”她认为女性必须自我赋权，以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庐隐对“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敏锐见解，在在切中要害。“现在各大学诚然开了女禁，但我们平心静气想一想，这些教育当局，他们所以肯答应各校开放女禁，与其说是妇女运动之力，何如说为面子好看，人家都开放，我们不妨也点缀点缀的为真实些呢？”庐隐进一步指出，虽然很多学校开放女禁不过是为了面子，但女性仍然要积极努力地抓住这前所未有的机会。“不过从前的不满意，无论达到什么程度，而此后的希望，犹方兴未艾，我们妇女们应当撇去浮面——风头上的事，而用一番切实的工夫，替沉沦已久的妇女开光明之路。”庐隐自己是这样做的，她也希望整个妇女界都能够争气，自立自强。
对于借着“解放”之名，对妇女行欺辱之实的所谓革命青年，庐隐进行了辛辣的批评。《兰田的忏悔录》中的何仁、王义阿谀奉承兰田为女界的明灯，使她失去戒心。待她病痛潦倒时，即刻另结新欢。《歧路》中的张兰因本是大家闺秀，逃出家庭，参加革命，被王子青的“革命”、“解放”话语所打动，与之同居，被抛弃后，因没有谋生技能而沦落为娼，正应了鲁迅对出走之娜拉的分析。在《雨夜》中，庐隐借侠影之口，对这些男性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指斥：“像你们这种脑筋，这种思想的男人，才真正是恶魔呢，怎么配称作革命的新青年……人类离着光明的途程还是远着呢……”与此同时，庐隐对于不思进取的女性也进行了批评和劝诫。在《今后妇女的出路》中，庐隐指出，“有一些懒散惯的妇女，她们拿拥护母权作挡箭牌，暗地里过着寄生的享乐生活。另有一部分人呢，因为脑子里仍存着封建时代的余毒，认定‘男治外女治内’的荒谬议论，含辛茹苦作一个无个性的柔顺贤妻，操持家务的良母。”在庐隐看来，妇女“治内”的后果是既失去独立的人格和个性，又失去社会地位。
在发表于1933年8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上的《花瓶时代》中，庐隐不无嘲讽地说：“这不能不感谢上苍，它竟大发慈悲，感动了这个世界上傲岸自尊的男人，高抬贵手，把妇女释放了，从奴隶阶级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的妇女，大可扬眉吐气的走着她们花瓶时代的红运。”然而，“说不定有一天，要被这些欣赏而鼓舞着你们的男人们，嫌你们中看不中吃，砰的一声把你们摔得粉碎呢！”庐隐语重心长地劝告妇女应设法自救：“不能再妄想从男人们那里乞求恩惠，如果男人们的心胸，能如你们所想象的，伟大无私，那么，这世界上的一切幻梦，都将成为事实了！而且男人们的故示宽大，正足使你们毁灭，不要再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在男人面前自命不凡吧！”不仅如此，庐隐还注意到女工相较于男工的艰辛，她们既要为谋食进工厂供资本家剥削，又要承担育儿的责任。庐隐的见解正与今天女权主义关于职业妇女双重负担的论述遥相呼应。
和冰心、凌叔华等其他第一代女作家相比，庐隐有着更为明确的性别立场和更加强烈的叛逆精神。无论是纪实性的杂文、小品，还是虚构性的小说，都清晰地表达了庐隐反抗父权、质疑夫权、批判男权的立场。透过文本表面的哀愁与烦闷，庐隐向我们呈现了“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也寄寓着她对妇女独立人格的希冀和人生价值的探索。王德威在《被遗忘的缪思》中指出：“《海滨故人》正是以其恣肆的忧伤、绵延的情景，凌驾彼时男性作家的作品。”庐隐对过渡时代女性命运的反复书写，虽然经常被主流批评所诟病，却为我们想象和接近当时的新女性生活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笔墨。
二、隐去和彰显之间的女性传记
《象牙戒指》的主人公沁珠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上，用红色墨水写了两句话：“矛盾而生，矛盾而死。”叙述者自陈，仅仅这两句话，已使之心弦抖颤了。这两句话不仅是小说人物的写照，也概括了石评梅和庐隐这些过渡时代女性的真实处境。庐隐的创作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率真直露成为其重要风格。但她笔名中的“隐”字，却透露出作家欲言又止的心态。庐隐的处女作是一篇七八千字的小说《隐娘小传》，主要写庐隐进大学之前的经历，因为写的都是真事，庐隐有所顾忌，最终销毁了这篇小说。《隐娘小传》未能面世，庐隐却保留了“隐娘”之名的寓意，并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庐隐”为笔名行世。这个笔名既包含了庐隐逃避世俗社会，隐居山林海滨的人生理想；又象征了其在隐去和彰显之间挣扎的写作困境。在纪实性的《庐隐自传》中，庐隐叙述最详细的是童年经历，对于成年后的情感生活则点到即止。
庐隐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创作自觉，即为那些过渡时代的女性作传。庐隐不仅要写“我”，更要写“我们”；不仅写“海滨故人”这一新女性群体，也写那些被抛弃的旧式女子。在庐隐看来，不论新女性还是旧女性，她们都是时代的牺牲品，真正得到好处的是男性。他们或者以自由恋爱为名抛弃、冷落旧式女性，如《一幕》中的教育家徐伟、《时代的牺牲者》中的张道怀等；或者以妇女解放为名骗取新女性的感情，如《兰田的忏悔录》中的何仁与王义、《雨夜》中的少尉军官、《歧路》中的王子青等。庐隐仿佛打抱不平的侠士，用笔讲述那些受伤害女性的故事，倾诉她们的忧愁与苦闷，记录她们的心理和声音。
在庐隐笔下，那些受伤害的女性之间总是能够达成谅解和同情。《兰田的忏悔录》中，何仁的新夫人看望病中的兰田：“姐姐，我们同作了牺牲品呵！”她的态度给了兰田极大的安慰。《时代的牺牲者》中的张道怀去国九年，回家后以欺诈的方式让多年来独自抚养儿子、照顾家庭的秀贞在离婚书上签字，以省却巨额赡养费。张道怀追求的新女性林雅瑜前来拜访秀贞，感叹“差一点被自由恋爱断送了我”。这种基于性别立场的和解，显然和男权文化所建构的相互嫉妒、彼此中伤的女性关系大相径庭。庐隐借兰田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本来男子们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讲恋爱。这是社会赋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乐得东食西宿。”新女性和旧女性都是受害者，而伤害她们的正是在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中从未受到质疑和挑战的男性特权。
庐隐和石评梅都曾与有妇之夫发生感情，但她们对于自己的情敌——包办婚姻中的女性——从未置恶声，倒是常常为自己的存在给对方带来了伤害感到内疚。这种内疚既增加了新女性的痛苦，也反衬了旧式女子的不幸，同时带出了“五四”个性解放和婚恋自由的复杂性。“在这新时代离婚和恋爱，都是很时髦的，着了魔的狂热的青年男女，一时恋爱了，一时又离婚了，算不得什么，富于固执感情的女子，本来只好作新时代的牺牲品。”庐隐对恋爱自由的反向思考发人深省。恋爱自由的主张使很多青年得以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但也破坏了旧式女子赖以生存之婚姻的稳定性。追求婚恋自由的青年因性别的差异，所要承受的世俗舆论压力也有很大的不同，贞操观依然潜在地束缚着女性，她们的恋爱自主行为往往被指责为伤风败俗。在小说《女人的心》中，素璞总是走两步退一步，自言：“我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女人，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能忍受那些冷讽热骂，我不能贯彻我自己的梦想，我是弱者，是一个没有勇气的弱女子。”当纯士对她的不彻底表示不理解时，明士之妻却说“这就是女人的心”，“有几个女人不怕社会的讥弹呢？本来也难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人是特别的责备很严……她要做这个社会里的女人先锋，但是她的勇气还不够……这是时代病。”庐隐对过渡时代女性的现实和心理处境有极深的了解。
在写到这个女性群体时，庐隐总会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这大概是她频繁使用日记书信体的重要原因。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庐隐的小说“广泛运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一点在‘五四’小说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堪称为日记书信体专家”。庐隐笔下的新女性多是不彻底的，在情与智的冲突中矛盾挣扎，但作为新女性，她们有一种很强烈的存在意识。尽管不时哀叹生之艰难，希冀死的到来，但她们很想留下自己的痛苦、挣扎和思考，不愿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她们用心地写日记、写信，在生命之火微弱黯淡的时刻，这种心理尤为迫切。自我书写的冲动暗示了女性作为个体的权利诉求，她们想要记录自己的生命轨迹，表达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感悟。她们希望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可以成为其他女性成长的镜鉴，从而间接实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或人的悲哀》中亚侠告诉KY：“希望你，把我从病时，给你的信，要特别留意保存起来。”亚侠跳水后，表妹寄来亚侠的最后一封信及一本小书“《生之谜》，上面写着留给你作纪念品的，我现在邮寄给你，望你好好保存了吧”。兰田自觉命不久矣，“我因悄悄的坐了起来，决意的写我对于生命的忏悔。”芝姐寄来兰田的日记，并在按语中写道：“她自己是料定她这病不会好，所以才把这《忏悔录》交给我。”曼丽也把日记寄给姐姐，自言那里有她彷徨歧路的残痕。在大部分日记书信体小说中，主人公的日记或书信是由另一个朋友传到叙述者“我”手中，再由“我”集结发表。这意味着在这些女性朋友之间，私密的书信和日记是可以共享的。基于叙述者的作家身份，日记和书信的主人其实是在默许甚至期许“我”将其公之于众，有时候她们甚至会作出明确的发表约定。因而，叙述者只是以彼此心照的方式为朋友作传罢了。
这些女性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敞开的关系，她们彼此分享对方的快乐和痛苦，并给彼此的生命提供安慰和支持。对这个女性团体之间紧密联系的大书特书，形成了庐隐小说的另一重要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