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红故居的墙上，挂着一张路线图，那是萧红一生流浪的轨迹。1942年1月22日，不足31岁的萧红在惊恐、病痛和不甘中，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萧红用笔在纸上写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在短短九年的写作生涯中，萧红给世人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
一、身为女性的命运
萧红的不幸命运从她出生为一个女孩之时已经开始，父亲不疼，母亲不爱，甚至连生日都被更改。对于她的到来，只有年老的祖父心怀欢喜。她在家里的后花园和储藏室中寂寞地长大。当她在生命的最后回首往昔时，不无悲凉地发现，那样孤独寂寞的童年竟是她一生最温暖的岁月。那时，她至少温饱无虞，有祖父，有家，有“孩子”的身份。童年唯一崇拜的那个伯父也很爱她，给她带来榛子，给她讲故事、买小人书、讲古文，夸奖她聪明、记忆力好、心机灵快。
然而，孩子终归要长大，要更直接地面对身为女性的命运。小学毕业后，萧红以到教堂当修女相威胁，才得到继续上中学的机会。初中毕业后，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在表兄的帮助下逃往北京，入读女师大附属中学。由于双方家庭实行经济封锁，表兄缴械投降，两人被迫返回各自家中，萧红被送到乡下“软禁”。大约七个月后，20岁的萧红逃出家庭，随后被父亲开除了族籍。在哈尔滨街头，萧红经历着饥饿、严寒、疲累、孤独的折磨。为了继续读书的梦想，萧红无奈之下向未婚夫寻求帮助，却被对方所骗，开始了同居生活。未婚夫在欠下旅馆四百余元食宿费后，丢下临盆在即的萧红，不辞而别。旅店断绝饮食供应，把她当成人质，威胁要卖掉她。年仅21岁的萧红，逃出父亲家庭不到一年，就陷入女性最绝望的境遇：贫穷、饥饿、怀孕、欠债、被骗、被弃、被困，即将被卖。绝望中怀抱希望的萧红给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部写信寻求帮助。她得到了回音，并由此认识了萧军。在洪水泛滥，店主和旅客纷纷逃命之际，萧红被一条救生船救出。在自传性小说《弃儿》中，萧红描述了生育的痛苦：“芹听不清谁在说话，把肚子压在炕上，要把小物件从肚皮挤出来，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样。她流着汗，也流着泪。”孩子出生后没几天就送人了。多年以后，弥留之际的萧红对骆宾基提到这个女儿：“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这份伤痛是萧红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若干年后，当她和萧军的爱情千疮百孔时，萧红说：“爱情的账目，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算也总是不够本的。”（《苦杯·三》）
萧军对萧红的态度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在与萧红同居期间，他频频发生外遇，给萧红造成持续的精神困扰。此外，萧红还要承受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为他洗衣、做饭、抄稿，忍受他的轻视和虐待。1938年，已经怀孕的萧红和萧军分手。对于萧红的选择，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方，责备她的轻率。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对骆宾基说：“你也曾经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以为是他对，是我不对呢？”从她为反抗包办婚姻逃往北京开始，就已经被认定为一个“私生活浪漫式”的女人，遭遇无数中伤或议论，而真正“私生活浪漫式”的萧军却因其男性身份而轻易得到理解和认同。
日军逼近武汉时，端木蕻良独自去了重庆。大腹便便的萧红在混乱的码头跌了一跤，无力起身，只能躺在地上，静静等待愿意伸出援手的行人。到重庆后，萧红曾对朋友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里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这个孩子生下不久便夭折了。两次历经磨难生下孩子的萧红，两次失去孩子。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飞抵香港。1941年，萧红被诊断为肺结核。“一二·八”战争爆发，端木蕻良把萧红托付给东北同乡骆宾基，于第二天离开，试图突围。在战争的惊恐中，萧红病情加剧，被医生误诊为喉瘤，错动手术，致使病情恶化，猝然离世。
萧红短暂的一生中，也曾遇到温暖的男性，例如祖父、“像祖父一样”的鲁迅和临终前对她不离不弃的骆宾基。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萧红写道：“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然而，温暖和爱总是那么短暂。萧红念初中的时候，祖父便去世了。认识鲁迅没多久，鲁迅就开始生病，不到两年，鲁迅就去世了。认识骆宾基时，萧红已经缠绵病榻，不久于人世。对于萧军当年仗义相救的举动，萧红一直心怀感念。然而，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萧军自言：“我从来没有把她当作‘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的，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一直到晚年，萧军仍以萧红的恩人自居。萧军的大男子主义、泛爱主义、潜意识中对萧红的轻视，给敏感纤细的萧红造成了无数的伤害。在《苦杯》、《沙粒》等诗中，萧红记录了自己的心情，或许因为原本无意发表，那些文字非常坦率和真切：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样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苦杯·五》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苦杯·七》
萧红一再忍让，试图维系两人的关系。然而，对于萧红真挚的感情，萧军并不珍惜。当她怀着萧军的孩子，独自走在逃难的人流中时，萧军却在分手两个月后即与年轻的王德芬闪电结婚。“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这就是萧红所挚爱的萧军对她的评价！
端木蕻良在武汉和香港两次遗弃了身处困境的萧红，她对骆宾基说：“我早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你知道吗？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弱。”“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是一生都在奋力挣扎的萧红，对自己身为女性的命运发出的最后哀叹。
二、坚守写作的位置
弥留之际的萧红，无法发出声音，只能用纸笔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高度象征化的场景。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在“救亡”文学的主潮中，萧红所体验的性别境遇和精神创伤无处诉说，无从反抗。意识到死亡已近时，她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的《马伯乐》还未写完，《呼兰河传》的第二部尚未动笔，《红玻璃的故事》只能口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她有那么多的写作计划，又是那样才华横溢、勤奋、富有创造力，如果不是天不假年，她完全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日本学者水田宗子认为：“对有志向有才华的女性来说，文学和艺术是最恰当的领域，事实上也是唯一的领域，她们能够在这一领域中寻找自己的梦想和成功。”萧红最早的兴趣是绘画，中学时代她就意识到自己在绘画方面的天赋。《生死场》初版时的封面，就是由萧红自己设计的。在1936年11月24日的信中，她还表示：“我对于绘画总是很有趣味，我想将来我一定要在那上面用工夫。我有一个到法国去研究画的欲望，听人说，一个月只要一百元。”回上海后，她曾一度进入画院。弥留之际，她还描述了自己的女画家之梦：在蓝天、绿树之间，夹着调色板和画架子，走在一条美丽的路上。由于学画的成本太高，她无力偿付，所以只好放弃。幸好，她还有一个作家的梦，正如端木蕻良在《萧红和创作》中所言：“创作是萧红的宗教，她经常流露出她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1933年，在贫困中挣扎的萧红与萧军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集《跋涉》。从《跋涉》出版开始，萧红真正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并从此坚守写作的位置，把“写作放在第一位”。
埃丽卡·琼认为女性写作是“为了进入自我，为了盖房子和拥有自己的花园，为了立下声名和历史，并且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断创造自己”。对于萧红来说，最初的写作目的或许要单纯得多。她以自己的生命温暖着笔下的文字，而那些文字也温暖了她的生命。她在1936年8月31日的信中，第一句话便是：“不得了了！已经打破了纪录，今已超出了十页稿纸。我感到了大欢喜。”她在写于9月2日的下封信中表示：“创作得很快，有趣味。”紧接着，在9月4日的信中又说：“五十一页就算写完了。自己觉得写得很不错，所以很高兴。”“我自己觉得满足，一个半月的工夫写了三万字。”面对稿纸她自由畅快地表达着，这个过程所伴生的兴奋、欢喜和成就感，应该是萧红始终把写作放在第一位的重要因素。
1938年1月，萧红和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一起从武汉到山西临汾。很多朋友劝萧红去延安，但她拒绝了朋友的提议。萧红清楚自己的使命是写作，而不是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她并不十分满意的端木蕻良，并跟随他前往香港，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有相对稳定、平静的写作环境。在1940年6月24日给朋友的信中，萧红表示香港的朋友不多，天天想回重庆，但“所好的是文章到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住一个时期”。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萧红写道：“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萧红何尝不是这样？逃出父亲的家庭后，因为生活的艰难，萧红一直备受各种身体疾患——头痛、咳嗽、失眠、便秘、痔疮、痛经、妇科病、胃痛、肺病、气管扩张——的折磨。因为无钱上医院，很多病连名字都不知道。许广平在第一次见到萧红时，便对她有过多的白发印象深刻。萧红就是以这样的身体，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始终坚守着写作的位置。在一次和聂绀弩的谈话中，萧红说：“我不是说我毫无天才，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在生命的最后时间，萧红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批经典之作。和鲁迅一样，她似乎意识到时日无多，因而要拼尽所有的气力，绽放最灿烂的光芒，给世人留下更多的华美篇章。生命是短暂的，文字是永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萧红是幸运的，她的人生因为写作实现了真正的飞翔。
在1938年4月29日《七月》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萧红坚持：“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住的。”在劝阻萧军去打游击时，萧红强调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作家也应坚守自己的本职岗位。而在这次发言中，萧红进一步指出，文学有自己的规律，不能因为抗战而进行功利主义的创作。对创作个性的坚持在和平时代都非易事，更何况是在那个以战争和阶级为主题词的特殊年代，但也正是这种坚持使她写出了《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传世之作。这些作品虽然在很长时间内遭受“误读”或漠视，但终于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以其复杂丰富的内涵不断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萧红的艺术风格在当时也受到朋友甚至爱人的非议和误解。据说有一次，萧红躺在床上休息，萧军以为她睡着了，对朋友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结构也并不坚实。”如今受到很多读者喜爱和推许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端木蕻良却报以嘲笑：“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这些轻视自然伤了萧红的心，但她并未屈服，“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学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当时的抗战背景下，萧红坚持书写女性的经验和困境。正如艾晓明所说：“她的作品坚持了自己的性别，坚持了‘她们’的经验与‘他们’的经验是不一样的；问题和处境不一样，需要不一样的叙事指认……她的寄寓于乡村女性原始而野蛮的生死场中痛苦的呐喊，要到20世纪80年代站在女性主义的批评立场的研究那里，才被听见，才有回声。”
在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身心受创、孤立隔绝的处境中，萧红能够坚持自己的性别立场和创作个性，既要归因于其坚强、桀骜的性格，更是出于她远大的文学抱负。她甚至有超越自己所尊敬和热爱的鲁迅先生的想法。这种写作的热忱，这份不屈服流俗的气概，远胜于嘲笑她、轻视她的浊世须眉。在艰难痛苦的人生背景上，萧红以生命书写文字，以文字温暖生命，感动了无数灵魂。这一切，萧红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也可能早就预见到了。至少，她曾经憧憬过，追求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