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发生了激变。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托尔斯泰：《忏悔录》
社会生活的剧烈动荡、俄国乡村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农民生活的进一步赤贫化，这一切都引起托尔斯泰的严重关注。70年代末，托尔斯泰日益强烈地表现出对人民不幸的忧虑和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不满，一种早已酝酿的精神危机出现了。
索菲娅在1878年底给妹妹丹尼娅的信中写道：“列沃奇卡现在一古脑儿钻进了写作，他的眼珠直愣愣的，显得奇怪；他几乎不跟人说话，与世无争，完全失去料理生活的能力。”托尔斯泰苦苦地思索着人生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想搞清楚：
“一、我活着是为什么？二、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原因是什么？三、我的生命和一切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四、我感到自己身上善与恶各占一半，这意味着什么？为了什么？五、我应该怎样生活？六、何谓死？这些问题最概括和最全面的说法就是：我怎样拯救自己？我感到自己正在死亡。方生方死，我爱生活，害怕死——我怎样拯救自己呢？”
托尔斯泰对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渴望为自己找到一种能摆脱危机的信仰。这种痛苦的求索过程后来在他的1882年问世的《忏悔录》中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出来：
“……五年前我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起先，我有些迷惑不解，生命停顿了，似乎我不知道我该怎样活着，该做什么，我惶惶不安，心情抑郁。但这种时候一过去，我还像原来一样活着。后来，迷惑不解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而且总是具有相同的形式。这种生命的停顿常常以相同的问题表现出来：为什么？那么以后会怎样？”
“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不舒服，而是某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我知道，如果这些问题老是提出来，那就应该回答它们。因此我企图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是那么愚蠢、简单、幼稚，而一旦接触它们，并企图解决，我便确信：第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第二，不管我如何绞尽脑汁，我都无法解决它们。在管理萨马拉的田产、教育儿子、著书立说之前，应该知道我做这些事的目的。在目的不明确之前，我是什么也不能做的……”
“生命已经使我厌烦，某种难以克制的力量诱使我找机会摆脱它。不能说我想自杀。诱使我摆脱生命的力量比生的欲望更强大，更充沛，更带有一般性。这种力量和原先求生的力量相仿佛，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罢了。我竭尽全力要抛弃生命。自杀的念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就好比过去产生过改善生命的念头一样。这个念头的诱惑力很强，为了避免贸然实现这种想法，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自己。我之所以不愿意仓猝行事，只是因为希望全力以赴地去解开这个疙瘩！我对自己说，如果疙瘩解不开，再干也不晚。因此，那时候，我——一个幸福的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在这里），脱下衣服就把带子拿出去，生怕会吊死在衣柜的横梁上。我也不再带猎枪打猎了，因为担心不能控制自己而用这种极简单的办法摆脱生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害怕生命，力图摆脱它，同时又对它抱有某种希望……”
“‘但是，也许我看得不全面，有些东西我不理解？’我三番五次地对自己说。‘绝望情绪不可能人所固有的。’于是，我在人们已经获得全部知识中寻求我的问题的答案。我痛苦地、长久地探索，并不是出于无谓的猎奇，也不是泛泛的探索，而是痛苦的、顽强的、日夜不停的探索，好像一个气息奄奄的人求生，结果一无所得。我在一切知识中寻找答案，不仅没有找到，反而坚信，和我一样在知识中寻找答案的那些人同样是一无所得……”
我的问题，使我在50岁的时候要自杀的问题，是从无知的婴儿到大智大慧的老人心里都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不可能活下去，就像我在实际中体验到的那样。问题是这样的：我目前所做的、将来要做的一切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的全部生命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在知识中得不到解释，便开始在生活中寻求解释，指望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找到它。于是我开始观察人——和我一样的人，观察他们在我周围怎样生活，怎样对待把我引入绝望境地的那个问题……我发现，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要摆脱我们的可怕的处境，有四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浑浑噩噩。它的实质在于，对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一无所知，毫不理解……第二种办法是寻欢作乐。它的实质在于，因为了解生命没有指望，便享用现有的幸福……第三种办法是使用强力手段。它的实质在于，理解生命是罪恶和荒谬之后，就把它毁灭……第四种办法是无所作为。它的实质在于，理解到生命的罪恶和荒谬之后，继续苟延残生……我就是属于这一类人……”
“那时我觉得，我所属的那个由学者、富人、有闲者构成的狭隘圈子就是整个人类，而亿万前人和今人则不值一提，他们是某种畜类，而不是人。由于理智高傲的错误，我曾经毫不怀疑我和所罗门、叔本华一起提出的问题，非常正确和真诚，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问题。我也不怀疑，亿万人都是还不能透彻理解这个问题的深度的人。但由于我对真正的劳动人民有一种奇怪的生理上的好感，我便理解他们，并且看到，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我感到，如果我想活下去并理解生命的意义，我就不应该向那些已经丧失生命意义并想自杀的人，而应该向亿万前人和今人，构成生活并把自己的与我们的生活担在肩上的人那儿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除了原先我以为是唯一的认识，即合乎理性的认识之外，我必然要承认，整个生存着的人类还有另一种认识，一种不合乎理性的认识，即宗教信仰，它使人能够生存下去。对我来说，宗教信仰仍然和过去一样缺乏理性，但我不能不承认，只有它给人类提供了生命问题的答案，使生存成为可能。”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倾向的导引下，70年代末，托尔斯泰潜心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问题的书籍，并不断走访教堂和修道院，同神父、主教、修道士和神学家等进行广泛的交谈。1879年6月，托尔斯泰访问了基辅山洞修道院，参观了大教堂，与在山洞中隐修的修士谈了话，可是，他觉得此行“获益甚少”；9月，托尔斯泰又来到莫斯科，会见了莫斯科宗教界的首领人物阿列克谢主教和马卡利主教；10月，他走访了谢尔盖三一大教堂，与教堂住持列昂尼德作了交谈；12月，托尔斯泰又与图拉省的大主教尼坎德尔见了面，两人就宗教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这一系列的访问和交谈，使托尔斯泰深感失望。他写道：
“尽管我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避免争论，我仍不能接受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因为我发现，被他们当做宗教信仰的，不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说明，而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他们自己肯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回答把我引向宗教信仰的生命问题，而是为了某种别的与我格格不入的目的。我清楚地感到，他们在欺骗自己，他们像我一样，除了能活着便是活着，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不放过以外，不存在其他的生命意义。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仅仅是生活中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安慰。它对生来不是享受别人的劳动，而是创造生活的人类大多数毫无用处。”
由此，托尔斯泰对东正教以及东正教教会的信念动摇了。1879年10月，托尔斯泰首次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从3世纪末以及更早的时期开始，教会就是一连串的谎言、残忍和欺骗。”在11月和12月间，他又写了《教会与宗教》《基督徒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两篇文章，强调官方教会与福音教义的南辕北辙。1880年1月，托尔斯泰在致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明确表示：
“……关键在于您的宗教信仰就是信仰我们的教会，我不了解，也不同情这种信仰。要我信奉在我看来是谎言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强使自己信奉自己不可能信奉、不需要信奉的东西，是同真正的信仰截然相反的行为。这是亵渎，也是为世界的统治者效劳。”
也就在这时，托尔斯泰决定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着手写作《忏悔录》和《教条神学批判》。
托尔斯泰曾经有过一段遵守教会仪式，十分虔诚地去教堂读经行礼、斋戒祈祷的日子。但是，这时他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教会仪式的虚伪。在教堂，当神父强迫托尔斯泰承认咽下去的葡萄酒和小麦面包是上帝的血和肉时，他“心疼得像刀割一样”。托尔斯泰抗议说，这“是对某个显然从来都不知道信仰为何物的人的残酷要求”，它“已经远远超过了虚伪的调子”。当时，在托尔斯泰家任家庭教师的阿列克谢耶夫生动地描述过托尔斯泰从教堂回来时的沉重心情和后来主动放弃斋戒的详情细节。托尔斯泰谈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有这些怀疑和痛苦，我仍然信奉东正教。但出现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教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与我赖以生存的信仰基础相反的，造就迫使我彻底断绝了与东正教的联系”。托尔斯泰发现，教会残酷地迫害所谓“异教徒”，狂热地支持政府发动战争和镇压人民的行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信仰的名义所作的”。托尔斯泰断言，官方教会和沙皇政权都是与真正的信仰格格不入的。他写道：
“信仰否定政权和政府——战争、处死、抢劫、盗窃，而这一切都是政府的本质，所以政府不能不压迫信仰。如果不压迫——鸟就要飞跑了。”
8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继续全身心地沉浸在对生命的意义以及相关的宗教道德问题的思考和写作之中。索菲娅在致妹妹丹尼娅的信中说：
“列沃奇卡一个劲儿从事他所谓的‘工作’，可是，天啦！他写宗教见解，读书、思索，弄得头痛脑胀，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证明教会与福音书上的学说不符。在俄罗斯未必能找出十个对此感兴趣的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存一个希望，希望他尽快结束这种状态，希望这种状态像疾病一样尽快过去。”
当时，把托尔斯泰的举动看作“疾病”的不单单是他的妻子，他的一些友人也这样认为。
1880年春天，屠格涅夫回到俄国参加纪念普希金诞辰80周年的庆祝活动。受主持这次活动的委员会的委托，屠格涅夫专程前往雅斯纳亚·波良纳，邀请托尔斯泰参加这次文坛盛会和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和前几次一样，屠格涅夫受到了托尔斯泰一家的热情款待，但是他的使命却未能完成。托尔斯泰断然拒绝了邀请，拒绝的理由不仅在于托尔斯泰向来对那种充满着做作的热心的纪念活动不感兴趣，还在于这时他对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俄国文学开始有了新的评价；更主要的是，托尔斯泰觉得这件事与他正在进行的生命意义的探索相比显然是不重要的。屠格涅夫带回的消息令文艺界震惊，觉得不可思议。更有甚者，如格里戈罗维奇干脆扬言：“托尔斯泰快要疯了，也许已经完全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前往雅斯纳亚·波良纳拜访托尔斯泰，这是他多年来未了的心愿。但是，刚从那里回来的屠格涅夫劝阻了他，说是托尔斯泰现在只关心宗教的问题，对任何谈话都毫无兴趣。那年5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卡特科夫说：听说他完全疯了。尤里耶夫鼓动我前往雅斯纳亚·波良纳探望他。但是我不会去的，虽然此行可能很有意思。”遗憾的是，8个月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长辞了。俄罗斯的两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竟然未能见上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用最热诚的语言赞美过托尔斯泰和他的作品，而托尔斯泰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抱有真挚的好感。1881年2月，托尔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
“……我多么希望倾诉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想！我从未同他见过面，也从来不曾同他有过直接联系。突然，他与世长辞，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我最亲近、最珍贵、最需要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同他争一日之雄，从来没有。他写的东西（优秀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越多越好。艺术成就高的作品引起我嫉妒，他的智能也使我妒忌，但是我心里却只有高兴。我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一直以为我们会见面的，暂时虽尚未见面，终有握手言欢之日。现在噩耗传来，他溘然长逝了！一根支撑我的柱石坍塌了。我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但随即清楚地认识到他对我来说十分珍贵，不禁潸然泪下，现在也还在落泪……”
这时期，俄国的政治形势相当尖锐。70年代末80年代初，军事捐税的重担、农业的普遍欠收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加快，迫使大量破产的农民起来反抗，农民运动再次高涨。与此同时，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也连连得手，直至1881年3月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托尔斯泰密切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并且经常参观监狱、法庭、收容所等处，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人民的痛苦的呼声和沙皇政权的暴虐。托尔斯泰敏锐地指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十分危急，“人满为患的西伯利亚，监狱，战争，绞架，人民的贫困，当局的亵渎神圣事物，贪婪和残酷的行为”。他虽然不赞成恐怖行为，但认为这“好像是革命的先兆”。当然，基于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托尔斯泰未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托尔斯泰试图超脱于斗争的双方之外，用基督教的博爱和宽恕精神来调和双方的矛盾。他主张“不要叫任何人伤心、受辱，不要使任何人——刽子手也好，重利盘剥者也好——感到不愉快，相反要爱这些人”。托尔斯泰为被捕的民意党人不安，甚至夜不能寐，同时又为被刺杀的宪兵团长梅增采夫感到“非常痛苦”。他还天真地寄望于新上台的沙皇也能和他一样具有“爱、宽恕和以善报恶的理想”。
老沙皇被刺杀后，传出了要对谋刺者处以绞刑的消息。托尔斯泰听了大为震惊，觉得“用恐怖行为报复恐怖行为，还是产生恐怖行为”。于是，他立即执笔写了一封长信给新沙皇，请求“以善报恶”，赦免那些被捕的民意党人，信由斯特拉霍夫转到了官方教会的头目波别多诺斯采夫手中。波别多诺斯采夫拒绝转交，后又通过谢尔基乌斯大公的手到了沙皇那里。沙皇不仅未予理睬，而且恶狠狠地表示：“看谁敢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所有的人都将被绞死。”不久，这些民意党人全部被处决。托尔斯泰的博爱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再次碰壁。这使渴望不去“责难别人”、“温和、驯服和容忍不愉快的人”的托尔斯泰发出了痛苦的抗议：“绞死人——应该的，鞭笞人——应该的，民众怎能不造反呢？”当然，托尔斯泰并不赞成暴力革命，他更急于做的还是“拯救自己的灵魂”。
1881年6月，托尔斯泰第二次前往奥普京修道院，随行的有他的仆人阿尔布佐夫。与上一次不同，这次托尔斯泰身穿粗布衣，脚蹬树皮鞋，肩背布行囊，一身农民打扮，徒步前往。他渴望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在与那些“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农民、朝圣者和异教徒的广泛接触中，获得“对于灵魂（人生观）是何等重要和有益”的真正的信仰。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十分辛苦。但是，托尔斯泰觉得收获颇丰。他认为：“在我的生活中，5年来的努力都献给了这10天。”托尔斯泰感到高兴的是，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一个赶马车的农民随意地招呼他：“老大爷！上哪儿去呀？”“到奥普京去。”“你们要在那里住下吗？”就是在许多类似的无拘无束的交谈中，他进一步了解了真正的人民的生活，确定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他深深地为“上帝的、宏大的、真正的人类世界”所吸引，这是劳动人民生活的世界，而“并非我们为自己安排的，尽管跑遍了全球却始终没有从其中走出去的那个世界”。托尔斯泰在奥普京修道院里却没待多久，他与长老阿姆弗罗西的交谈很不投机，长老劝托尔斯泰忏悔，并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来。托尔斯泰的态度从他7月份致拉钦斯基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写道：
“我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学说是我的生活基础。如果我在这点上犹疑不定，我就不能生存。但是，东正教和政权纠结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切诱惑的根源，它阻碍人们看见上帝的真理。”
托尔斯泰后来回忆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热烈的时期。”托尔斯泰从70年代末开始的精神危机终于导致了他的世界观的激变。1881年完稿的《忏悔录》、以及以后不久完成的《我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等长篇论文不仅清晰地显示了他的精神危机的演变过程，而且明确地表明了作家与旧的生活方式决裂后的新的人生态度和宗教道德主张。这里仍然有必要引述一下被屠格涅夫称之为“就诚恳、真实和说服力而言都十分出色的作品”——《忏悔录》的原文：
“……我身上发生了激变。这激变早就在我身上酝酿着，它的萌芽一直存在。情况是这样发生的：我的圈子——富人和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不仅使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我的一切行为、议论、科学、艺术在我看来都是胡闹。我明白了，从这方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不行的。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我终于冲破自己的特殊性，看到平凡的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生活，并且懂得只有它是真正的生活，我才得救了。我懂了，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和它的意义，我就不能过寄生虫的生活，而应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只有接受了真正的人类赋予生命的意义，并与这种生命融合之后，我才能检验这意义是否正确……”
“……这一激变在我身上是何时又是如何完成的，我说不清楚。生命的力量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逐渐地消失，我得出了不可能活下去、要使生命停顿、要自杀的结论。生命力量的恢复也是这样，是逐渐的、难以觉察的。而且很奇怪，在我身上恢复的生命力量不是一种新的，而是最老的——就是在我生命的初期吸引着我的那种力量。我在一切方面又回到最初的、童年和青年的时代。我回复到对一种意志的信仰，这种意志使我诞生并对我抱有希望。我回复到我生命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成为更好的人，也就是让生活和这种意志更相一致些。我回复到能够从人类在我不了解的远古时代为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中，找到这一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志的传说的信仰。区别仅仅在于，以前这一切都是不自觉地被接受的，而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便不能生活。”
“我与我的圈子里的生活决裂了，因为我承认，这不是生活，而仅仅是生活的影子。我们的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命，我应该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寄生虫，而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人，是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在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求助于他们并研究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这种意义，如果可以表述的话，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世界上。上帝创造了人，使他既可以毁灭自己的灵魂，也可挽救自己的灵魂，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而要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有怜悯心……”
“我不再怀疑，而是完全确信，我所赞成的那种信仰不完全是真理。要是在过去，我会说，一切教义都是虚伪的，而现在就不能这样说。全体人民认识了真理，这是无疑的，不然他们便不能生存。此外，对真理的认识我已经能够理解，我已经以此为生并感到了它的正确，但其中也有错误，在这方面我不能怀疑。因此我应该找出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区分开来。”
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及其激变是他长期思想探索的结果。托尔斯泰终于找到了摆脱危机的出路，那就是接受人民，更准确地说，是学习农民的信仰，而正是在这种信仰中孕育了托尔斯泰晚年世界观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托尔斯泰从学习农民的立场出发，彻底否定了贵族阶级的寄生生活，并用禁欲主义的观点谴责了自己过去的全部生活。托尔斯泰更为猛烈地抨击了一切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现存秩序。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称专制制度是一种“恶劣的形式”，而官方教会则是“非常恶劣的形式”。他还认为私有制是“世界上全部可怕的邪恶”产生的根源。但同时，托尔斯泰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清洗过的宗教”为核心的政治道德主张。如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拯救灵魂”，反省自己的罪恶，恢复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公开的揭露和消极的反抗是同邪恶作斗争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否定政治斗争和革命暴力的意义，把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视作改造人和人类的最好途径，等等。所有这一切，无疑是一个交织着作家对沙皇政权、官方教会的“热烈的憎恨”和对“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的积极宣扬的混合体。这种矛盾深刻地影响了托尔斯泰世界观激变之后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