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将永远是一颗闪耀着天才光芒的明亮巨星！
——斯塔索夫：《文集》
70年代初，雅斯纳亚·波良纳的住宅进行了扩建。在老屋的一侧新造了一幢高大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宽敞的客厅兼餐室；楼下除了前室、仆役室外，就是托尔斯泰的书房——一间带阳台的大房间。书房里放着一张绿呢绒覆面的核桃木书桌，一张皮面长沙发和几个书橱；壁龛里摆着大哥尼古拉的胸像；墙上挂着狄更斯、叔本华和费特青年时代的肖像，1856年《现代人》杂志同人的合影，以及托尔斯泰从高加索带回的鹿角。透过书房的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宜人的景色：草地、花坛、水池和青翠的树林。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个陈设简单但又宁静舒适的新书房，就是在这个书房里，他完成了新作《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曾经在与友人的谈话中这样回忆小说创作的缘起：
“我也像现在一样，饭后躺在这个房间里，在这张沙发上，也是像现在这样的黄昏时刻。因为疲倦，我和瞌睡斗争着，突然一只裸露着的女人胳膊肘在我面前清晰地闪过，我不由得细看起来——这只胳膊肘又出现了，渐渐在我面前显出一个穿着华丽的舞会服装，颈部袒露着，面貌十分美丽的女人的身影，她用沉思的、痛苦的眼睛看着我。像我感觉的那样，我久久不能摆脱这个幻影，直到它像出现时那样消逝了。但是从那时起，这个幻影再也没有和我分离过。我把它记在心上，在心里和它谈话，而且不知不觉地揭开了它的秘密。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产生了无论如何要讲述这个秘密的要求，而且直到动笔之前，我一直坐立不安。”
这一情景大致发生在1870年之初。那年2月24日索菲娅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昨天晚上他（托尔斯泰》对我说，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出身上流社会，但是堕落的已婚妇女的形象。他说，他的任务是要把这个妇女写得只显得可怜而不显得有罪；还说，这个形象一出现在他眼前，所有以前已经想到的人物和男性典型便都围绕着这个女子聚集起来，各人获得了各人的位置。”
尽管由于构思尚未成熟，托尔斯泰没有立即动笔，但是以家庭为核心展开事件，这一点已确实无疑。托尔斯泰后来还说过，在这部作品中他喜爱的是“家庭的思想”。对家庭题材的兴趣，托尔斯泰由来已久。这一方面是因为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往往能首先感受到社会的变动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旧家庭的危机常常被看作是社会变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托尔斯泰一向重视家庭关系，他把“自然的”关系同人为的生活相对照时，把家庭看做是社会之中最早体现出人们的自然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托尔斯泰认为，保留这种自然的关系并使之免遭外来因素的破坏，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最初的构思中，小说基本内容局限在对家庭危机及其后果的描写上。小说主角为达吉雅娜、米哈伊尔、巴拉诺夫。达吉雅娜是米哈伊尔年轻的妻子。在小说提纲中，她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女人”，崇尚肉欲和感官享受，卖弄风情，趣味低下。她迷上了青年军官巴拉诺夫，并离开丈夫，嫁给了他。而米哈伊尔和巴拉诺夫都是善良的和情操高尚的人。达吉雅娜对新建立的家庭和自己的孩子也没有真正的感情，她不仅毁了两个善良的人，而且自己也以自杀结束人生。小说最初设想的名字有《好样儿的娘们》、《两段婚姻》、《两对夫妻》、《年轻太太》等。不过，托尔斯泰很快就对这个带有过于浓重私生活色彩的构思感到不满。
在小说酝酿阶段，有两个人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产生了影响。一个是名叫安娜·斯切潘诺夫娜的年轻妇女。她是托尔斯泰的邻居比比科夫的情妇，因嫉妒比比科夫同家庭女教师的关系而自杀。1872年1月初，她来到雅先基车站，投身于一列货车底下。此事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注意。他曾赶赴出事地点，目睹了死者血肉模糊的惨状。这件事给托尔斯泰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使他决定将小说中的女主角的名字由达吉雅娜改为安娜，并让她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个是普希金的女儿玛丽娅·亚历山德洛夫娜·加尔童克。有一次，托尔斯泰与妻妹丹尼娅一起去图拉参加舞会。在那里，托尔斯泰见到了加尔童克，并为她仪态万方的美貌、得体的发型和服饰所吸引。后来，托尔斯泰还与她作过长谈。可以说，小说中安娜外貌的原型主要取自于加尔童克。
托尔斯泰迟迟没有动笔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1873年3月19日，索菲娅在致丹尼娅的信中说：“昨天，列沃奇卡突然出其不意地动手写起一部有关现代生活的小说来。小说的题材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事情的直接触发点是普希金的作品《别尔金小说集》，特别是其中那未完成的片断《宾客齐集在别墅中》。5月中旬，托尔斯泰在一封未发出的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有一次我在工作之后，拿起这一卷《普希金文集》来，并且照往常那样（似乎这已经是第七次了）把它一口气读完，简直不忍释手，而且好像是第一次新读到它那样。不仅如此，它同时还仿佛解决了我的全部疑惑。那里面还有一段《宾客齐集在别墅中》。我不由自主地，无意地，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而且会产生什么结果地，就开始想起人物和事件来，开始替它续下来。当然，后来改变了计划，而且突然得到了那么美妙而且突兀的结果——诞生出了我目前正在初步完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非常生动、热烈而完整，我对它十分满意，而且如果上帝给我健康的话，再过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它跟我苦心孤诣弄了整整一年的那部东西毫无共同之处。”
这年早春，托尔斯泰用了约莫两个月的时间，奋笔疾书，草成了小说第一稿，当时篇幅还较小。夏天，他是在萨马拉度过的。从那里回来后，托尔斯泰对已写成的东西的评价起了根本的变化，称它用的是“最轻率，最不严谨的风格”。他决定推倒重来，使之彻底改观。秋冬时节，他又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一“心爱的工作上”。托尔斯泰拒绝了一切稿约。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
“发表这部小说的一章吗，可是我还正在不断修改它们，而且我对它们还不满意……从自己的存稿中拿点什么出来吗——我不能把任何署有自己名字的蹩脚东西发表出去。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这样做本身总是卑鄙可耻的。”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1874年3月，托尔斯泰将重新写就的小说开头部分的7个印张手稿交给了《俄国导报》的出版人卡特科夫，准备在该杂志上陆续刊出。但是7月份，当他收到小说开头部分的校样后，又感到不满意，他最后毅然舍弃了那几个印张，“而把有关列文和沃伦斯基的开头部分全部重写过。”他以固有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或重写，现存的《安娜·卡列尼娜》开头部分的异稿就有10种之多。
1875年，《俄国导报》开始刊出《安娜·卡列尼娜》，在当年的头四期上发表了小说的第一、二部和第三部的前十章。期间，卡特科夫曾从自己的趣味出发，要求托尔斯泰修改安娜与沃伦斯基接近的那一章。托尔斯泰断然拒绝了。他说：“那一章我丝毫不能动它。鲜明的写实主义——像你所说的，乃是我唯一的工具。”在坚持必须坚持的东西的同时，托尔斯泰不断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1876年，在时隔半年多以后，《俄国导报》头四期又发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三部后十八章和第四、五部。小说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好评如潮，但是托尔斯泰却对已发表的部分仍感到种种不满足。他一再表示，真希望能“改写全部已经发表的东西，删改一切，丢掉一切，放弃一切”。于是，他又暂时中止了小说后面部分的发表。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沉睡”之后，托尔斯泰在1875年至1876年的整个冬季再次“精神饱满而专注地”投入小说最后几部的创作。1877年，《俄国导报》头几期上刊出了小说的第六、七部。第八部原准备在刊物第五期上发表，但因作家与卡特科夫的意见分歧而作罢。托尔斯泰在这一部里对当时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人的志愿运动作了否定性的描写，并且尖刻地嘲笑了那些斯拉夫主义者和卡特科夫一类的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新闻界人士，因此引起卡特科夫的不满，并向托尔斯泰提出了种种删改要求。托尔斯泰拒绝了，并且从他那儿收回了第八部的手稿，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这最后的一部。此后，托尔斯泰再也没有向《俄国导报》供稿。
整部作品完成以后，托尔斯泰对刊物上发表过的文字重新加以整理，作了大量重要的修改。友人斯特拉霍夫帮助他作一些语言上的改动。那年夏天，工作异常紧张。为了恢复精神，促进食欲，两人约好在用正餐前作一小时左右的散步。可是每当斯特拉霍夫前去叫托尔斯泰时，“他几乎总是拖延，有时很难使他放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紧张的迹象表现得很明显：看得出血液轻轻地涌向头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心不在焉，饭吃得很少。”斯特拉霍夫回忆说：
“这种顽强的劳动获得了成果。尽管我对小说最初的原型非常喜爱，可是我仍然很快便信服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异常巧妙的修改，这些修改使那些看来即使不修改也很清晰的特征变得分明而深刻，而且始终严格符合全书的精神和风格。关于我所做的几乎只涉及语言方面的修改，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自己的文句，哪怕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语句，他都坚决捍卫，不同意作毫无必要的改动。他的解释使我深信，他不是一般地珍视自己的语言，尽管他的文体看来草率而不稳定，却对自己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语句都推敲得并不比一个最一丝不苟的诗人差。”
重新加工后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单行本，于1878年1月在莫斯科出版。
经过巨大的创造性的劳动，定稿后的这部作品与托尔斯泰最初的构思已大相径庭了。小说中原来的浓重的私生活色彩已淡化了。主角个人的家庭生活中的事件虽然仍居小说的显要位置，但它们已被纳入时代洪流之中。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与时代的和社会的冲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小说主角之一列文的这句话十分准确地说出了60—70年代俄国社会的阶段性特征，这个历史阶段在小说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反映。同时，人物形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安娜的形象更是如此。她已由最初的“一个不忠实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优美的女性形象。小说着重展现的是安娜的悲剧命运，而这一悲剧命运又始终没有脱离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激烈动荡的时代氛围。作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原因及其所显示的意义。
安娜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由姑妈作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在这封建婚姻中已埋下安娜悲剧命运的种子。卡列宁被贵族上流社会视作“有事业心”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实际上却是沙俄时代一架典型的官僚机器。他道貌岸然、冷酷虚伪、顽固保守，除了升官的愿望，毫无感情而言。他摧残了安娜的青春，还自鸣得意。婚后8年，安娜只能把全部的情爱倾注在孩子谢辽沙身上。与沃伦斯基的相遇以及沃伦斯基对她的热烈追求，唤醒了安娜沉睡的爱情。她看清了卡列宁的真实面目，认识到自己可悲的地位。于是，决心不顾丈夫的威胁，离家与自己所爱的人一起生活。然而，上流社会却因此对安娜作出了严厉的惩罚。由三个集团构成的京城上流社会，极端伪善，荒淫无耻，可是却不容许安娜触犯他们的所谓道德规范。卡列宁也在上流社会的支持下，拒绝离婚，并夺走了安娜的儿子。安娜始终处在可怕的侮辱和精神折磨的阴影之下。与此同时，沃伦斯基也日益暴露了贵族社会纨绔子弟的平庸面目。沃伦斯基富有、聪明、英俊、优雅，被视作青年贵族的高等标本。他遵循的依然是上流社会的准则：
“这些准则绝对地规定：该付清赌博骗子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单；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对女子却可以；绝不可欺骗任何人，欺骗丈夫却可以；绝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别人，诸如此类。这些准则也许是不合理、不好的，但却是无可怀疑的，因此在按这些准则行事时，沃伦斯基就觉得心安理得，完全可以高高扬起自己的头来。”
尽管安娜的爱情在精神上提高了沃伦斯基，使他稍许改变了生活的轨迹，但是他并不可能真正了解安娜的内心世界。安娜与沃伦斯基的矛盾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安娜终于意识到她所处的贵族社会中的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她没能得到她所追求的幸福，却在愤懑和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显而易见，安娜是那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安娜的悲剧是一桩社会的悲剧。
作为上流社会虚伪道德的大胆反抗者和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者，安娜的性格无疑是出众的。她天赋卓越，真诚坦率，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她具有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表现为纯真的母爱，有时又表现为炽热的情爱，有时它还表现为火样的愤怒、深深的绝望和难忍的屈辱等。在这些感情中，表现最强烈并且贯穿始终的是安娜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安娜性格的艺术魅力恐怕主要就在这里。小说出色地显示了安娜性格的丰厚性及其内在的矛盾。安娜在热烈追求时，又常常自我谴责；她在大胆反抗时，又时时妥协；她个性坚强，但又恐惧多疑。贵族社会毕竟在她身上打上了烙印，她的思想和行为不时受到封建道德和宗教感情的内在制约，她无法真正脱离她所出身的贵族社会。如小说中为人称道的安娜观看歌剧这一节，它既表明了安娜性格中大胆、坚毅的一面：公然勇敢地向整个社交界挑战；但同时也表明了她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在上流社会压力、沉重的精神枷锁和与沃伦斯基的爱情出现裂痕的威胁下，安娜感到无能为力，感到恐惧和绝望。安娜的矛盾和局限使她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也使她的抗争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色彩。
在安娜生命的最后一刻，“生命带着它种种灿烂欢乐的往事刹那间又呈现在她面前”，如此富有生命力，如此热爱生活的人却在这畸形的社会中自投于车轮之下，其悲剧效果是极为强烈的。安娜的悲剧无疑是对沙俄时代社会黑暗的有力揭露和批判。这个社会可以放任夫妻之间的相互欺骗，却不允许任何对真正自由的爱情的追求。为了维护所谓传统的规范和道德，它无情地迫害敢于越雷池一步者。安娜追求的只是个性的解放，可是她却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乃至生命的代价。这一悲剧十分深刻地反映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法律、道德、宗教的虚伪和腐朽，反映了整个专制制度的黑暗本质。同时，安娜的悲剧也表明，尽管她的追求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安娜孤独的、个人反抗的方式，都决定了她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结局。安娜的悲剧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示了其深刻的典型意义。
当然，托尔斯泰在妇女观上的矛盾，以及他曾试图从宗教和道德的立场解释安娜命运的做法，仍在小说中有所反映。小说卷首题辞：“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取自《圣经》，它就是针对着安娜的。托尔斯泰认为，安娜在放弃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这点上是有罪的，因此她无法逃脱上帝的无情法则。但是，作为一个清醒的写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尊重生活的真实。有一次，托尔斯泰的友人鲁萨诺夫表示，作家让安娜死在车轮下，这太残酷了。托尔斯泰回答说：
“这使我想起了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想想看，我那位达吉扬娜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竟然嫁了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角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
此外，当时的托尔斯泰热爱人生，热爱蓬勃的生命力，厌恶虚伪的扼杀生命力的现象，在这点上安娜形象符合他的审美理想。因此，在安娜形象周围才会不时出现或洋溢着浓烈诗情的气氛，或饱蘸真切同情的笔触，不时出现母子重逢、安娜卧轨那样的使读者为之流泪，为之扼腕的动人场面。也正因为这样，安娜才会成为代表俄罗斯文学最高成就的不朽的艺术形象。
小说中另一主线的中心人物是列文。与最初的构思相比，这条线索被大大强化了，这就使小说反映生活的一面进一步拓宽，并且具有了更大的思想容量。列文这一形象的自传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自传性不在于生活经历的类同，而在于作家与人物在思想探索和伦理探索上的相似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在列文身上清晰地看到作家的自我。托尔斯泰仿佛是拿着自身的切片在做实验的标本，他与人物一起在探索，一起在进行深沉的自我分析。列文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时期紧张探索的贵族地主。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对农奴制度的不满与对贵族古风的留恋、高度的文化修养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和人民的接近与维护地主利益的本能等等，这些矛盾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然，孜孜不倦地探索社会的和人生的理想，是列文身上最主要的特征。面对农奴制改革后贵族阶级逐渐没落和旧的生活基础遭到破坏的状况，列文感到忧虑和恐惧，他企图通过农事改革找到一条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足的道路，从而保留住宗法制的庄园制度。尽管这种想法中有人道主义的成分，但只是一种逆社会潮流的空想，因而注定要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无法过“问心无愧”的生活。列文又苦苦地探索人生的意义和生与死的问题，试图从哲学中找到“正当生活”的理想。他曾为了“他是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而苦恼、绝望，甚至“几次想到自杀”。书中作家醒目地为一个章节加了标题：“死”。
尼古拉哥哥的死，使列文“对死的无法理解，对死的临近和不可避免的恐惧”更加强烈，而同时“另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谜——号召人们去爱和生活的谜，又出现了”，那就是“生”，一种新生命的孕育。这种“生”与“死”的强烈对照，正反映了列文（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本人）在人生意义问题上的精神苦闷和矛盾心理。列文从老农弗卡内奇那里获得启示，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照上帝的指示”生活，即从道德上完善自我。列文把尖锐的社会问题变成了抽象的道德问题，他的社会的和人生的探索并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过，这一探索过程本身却包含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并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这部小说同样具有史诗式的生活涵盖面和大容量地反映社会问题的特点。作家不仅探索了家庭婚姻、伦理道德、农村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这样一些重要问题，还广泛涉及了社会制度、政治思潮，以及哲学、宗教、艺术、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新的历史条件许多新跃出的问号，托尔斯泰尽可能地加以捕捉，并予以生动的表现。因此，这部小说成了反映那一时代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安娜·卡列尼娜》也是托尔斯泰高度艺术自觉的产物，小说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仅就长篇的结构而言，它的成就就不同凡响。这部小说刚发表时，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莫大教授拉钦斯基曾对小说的结构提出过异议，认为小说中的两条主线之间缺乏联系，“没有建筑学”。托尔斯泰回答说：
“相反，我恰恰以它的建筑学而自豪——拱顶镶合得那么好，简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里。而这正是我所致力以求的东西。这所建筑物的连接既不靠情节，也不靠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靠一种内在的联系。”
确实，在作者的精心构思下，这部作品形成了严整的结构，两条情节线索平行发展，并由两个对映人物构成结构中心。这种对映体结构正是托尔斯泰“致力以求”并感到“自豪”的结构独到之处。小说中，男女主角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对映关系，如在寻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时，安娜重感情，而列文重理智；安娜在追求中表现为“灵”与“肉”的尖锐冲突，而列文则主要是精神上的和家庭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在家庭生活方面，安娜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渊薮里沉沦，并以悲剧告终，列文则在宗法制农村庄园中寻找出路，得到家庭幸福。作者正是以此为对映基础，展开了人物的两条逆向的生活道路，并使之在“家庭思想”的凝聚下共同构成布局的主体。从外部形态看，这部作品如同一座双体大厦，其中任何一体都无法独立存在，但同时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一些互不重叠的侧面，因此结构的开阔感、层次感和整体感都很强烈。
在这部作品中，奥勃浪斯基也是塑造得十分出色的一个人物，他在结构中起了联系两条并行线索的纽带作用。奥勃浪斯基作为一个“生于烜赫的官宦世家”的贵族，“莫斯科和彼得堡几乎有一半人认识他”，他与上流社会关系密切；作为一个破产的作风浪荡的“自由派”贵族，他又与知识界人士、商人、金融家，乃至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着广泛的接触。同时，他与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均有关系：安娜是他的妹妹，卡列宁是他的妹夫，列文是他的知友，吉提是他的妻妹，等等。因此，由他充当人物命运发展和情节推移的纽带是极为合适的。小说一开始就由奥勃浪斯基引出“一片混乱”的时代基调。接着，又通过安娜的电报和列文的来访引出两条主线。安娜为调解兄嫂关系而来，却为自己带回了家庭破裂和悲剧命运的潜伏危机；列文向吉提求婚失败，回庄园开始新的生活。对映双方以各自内在的力量开始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众多的人物和广阔的生活现象分别在两条主线中得到展现。同时，奥勃浪斯基在结构中穿梭往来，时隐时现。他时而出现在安娜线中，成为安娜、沃伦斯基和卡列宁之间微妙的中间人，时而又在列文线中露面，为列文和吉提关系的发展推波助澜；他常常活跃在都市的上流社会，又不时来到外省的农村庄园；他促成了安娜与列文唯一的一次会面，也是他的电报触发了安娜临死前与沃伦斯基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奥勃浪斯基的活动不仅使两条线索之间的结构密度明显增大，而且还提供了一个充分显示对映效果的观察点——安娜充满感情色彩地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与列文认真和理智地探索生活的真理；安娜线所显示的都市上流社会的病态生活与列文线所表明的乡村庄园的健康生活；安娜命运中逐步加深又险象迭起的危机与列文生活道路上虽有波折但日益明朗的家庭幸福……这些不同层次的对映内容通过奥勃浪斯基的连缀而不断显现出来，使读者获得了一个完整而又强烈的印象，整个多层次的布局也随之出现了清晰的脉络。
《安娜·卡列尼娜》在文坛激起的回响空前强烈。用斯特拉霍夫的话来说，小说每一部的问世，各家报刊就像“评论一次新的战役”一样“急忙报道，议论纷纷”。虽然也有人明确表示不喜欢，但大多数人则是赞叹备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全文发表后，立即撰文指出：“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第一流的作品，”它“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是完美无缺的。当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作品可以与之媲美。”在这部小说中，“所有我们俄国现有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了。”“就主题思想而言，这已经是我们的东西，构成我们民族的‘新的判断’，或者至少是它的基础的东西。”而这一主题思想又是“通过对人的心灵的大量的心理分析，以异常的深度和力量，以我们文学中从未有过的艺术描绘中的写实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而称托尔斯泰是“艺术之神”。费特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说：“这是对我们全部的生活制度严厉的一丝不苟的批判。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直是无休止的议论、喜悦和争执。”评论家斯塔索夫则热情赞扬道：“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唱出了俄罗斯文学从未唱出过的高亢的调子。甚至普希金和果戈理两人对爱情和激情的描写也未曾达到像托尔斯泰现在这样的深度和惊人的真实性。这部小说散发出了怎样的创作力和美啊！是多么神奇的艺术真实的威力啊！过去从未达到的深度在这里才第一次触及到了啊！”托尔斯泰善于“用雕塑家的妙手雕塑出这样的人物和场面，这种人物和场面在他之前在俄国整个文学中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安娜·卡列尼娜》将永远是一颗闪耀着天才光芒的明亮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