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俭（578—656），字茂约，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两《唐书》均有其传。他是李渊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的直接参与者之一，对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起了重要作用。两《唐书·唐俭传》对其事迹虽有记载，但到1978年《唐俭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均有此文。于陕西礼泉出土后，与唐俭有关的一些问题必须做进一步研究。因为《墓志铭》的内容远较两《唐书》本传更为丰富。因此，笔者撰写此文，想对其中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唐俭对李渊起兵的建议
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奉命为太原留守。当时，农民起义遍地爆发，隋炀帝政权摇摇欲坠，李渊正想趁此机会改朝换代，取隋而代之。但是，他只是暗中准备，不露声色，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所以，不少有识之士都劝李渊早日起兵，夺取政权，如裴寂、刘文静、武士等，都是有力的煽动者。但他们只是极力促使李渊起兵，至于起兵的具体计划，前进的步骤如何，都缺乏必要的考虑。在这方面，唐俭是高人一筹的。
唐俭劝李渊道：“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若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愿弘达节，以顺群望，则汤、武之业不远。”《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显然，这是从起兵到夺取政权的具体部署。所谓“南啸豪杰，北招戎狄”，正和李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的考虑如出一辙。因为历山飞是太原之南的起义军领袖，突厥是太原之北的强大敌人，正是南北都要有正确对策的意思。所谓燕、赵，即今河北一带，也就是太原的东方，当时虽未对太原形成威胁，但提醒应当注意是非常必要的。没有首先“东收燕、赵”，正显示了李渊比唐俭更有远见。所谓“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这是实现其奋斗目标。李渊从太原长驱南下，进据关中，攻取长安，正是按照这个建议实现其愿望的。
尽管李渊改朝换代的行动和唐俭的建议基本一致，但在两《唐书》的《唐俭传》中，并没有显示出李渊对唐俭建议的积极反映。李渊只是以愿意考虑的语气说：“汤、武之事，非所庶几。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其实，这没有反映事实真相。
《墓志铭》：“太武皇帝（李渊）发号晋阳，公之戾止，若合符契，以石投水，百中之策无遗；言听计从，千里之胜斯决。“《唐俭碑文》见《昭陵碑石》。又说：唐俭对李渊“奏前载之废兴，及列代之成败，笑夷吾之九合， 孔明之三分……似汉 之遇子房……拜大将军府记室，加正议大夫。”由此看来，李渊对唐俭非常重视。李渊视唐俭好像是刘邦看张良一样。
刘邦评论张良说：“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汉书》卷四十《张良传》。这就是说，刘邦认为张良是个足智多谋、善于参与重大决策的人物。李渊视唐俭如张良，正是唐俭向他陈述“前载之废兴，列代之成败”的结果。由于唐俭谈古论今，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完全为李渊所需要的建议。所以，他们恨相见之太晚，关系十分融洽。李渊对唐俭的建议，是“言听计从”，无不接受。李渊起兵的大政方针，从此决定下来。
另外，两《唐书·唐俭传》载，唐俭首先向李世民陈述了李渊应趁机起兵的理由，经李世民向李渊转告了唐俭的意见，李渊才召见唐俭与其密论其事的。《墓志铭》的记载与此不同，所记是李渊首先与唐俭商讨了起兵大计，又拜唐俭为“大将军府记室，加位正议大夫”以后，接着才是“公（唐俭）与太宗兴言暗合，请率麾下乘虚入关。高祖然之，众方佥伏。”由此可见，在太原起兵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李渊而不是李世民。
以上内容，更加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
两《唐书》的有关记载，如《高祖纪》、《裴寂传》、《刘文静传》等，还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都认为是李世民和刘文静、裴寂等人密谋策划以后，促使李渊不得不起兵的。这一点，我在《李渊建唐史略》中已经有所论述，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他学者也有人对以上观点进行纠正。但是，持不同意见的作者（包括自己），都是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以此正彼，缺乏新的论据，从而形成大同小异的著述。
《墓志铭》载，李渊准备起兵时，“公之戾止，若合符契。”说明李渊迫切需要对他起兵有用的人才；对唐俭的建议，李渊是“言听计从”，说明李渊已经胸有成竹，唐俭的建议正符合他的需要，决不是毫无思想准备；根据唐俭的建议，“千里之胜斯决”，说明唐俭的建议坚定了李渊的信心，使其感到胜利在望。《唐俭碑文》认为，李渊得到唐俭好像刘邦遇到张良一样，又说明李渊像刘邦那样，善于发现人才，又重用人才。这些都足以说明李渊在太原起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另外，唐俭的作用也不可等闲视之。两《唐书》与《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都突出了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的作用。《旧唐书·高祖纪》载：大业末年，“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旧唐书·刘文静传》载：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共同劝李渊道：“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这个建议，说明李世民等三人认为从太原起兵的必要和迫切以及进军关中的理由。但和唐俭的建议比较，却没有注意到太原的东、南、北三个方面的有关势力，特别是注意北方突厥的威胁。正因为唐俭的建议更为全面，所以被李渊完全接受，好像“以石投水，百中之策无遗”。李渊视唐俭为汉初的张良，正说明唐俭是李渊从太原起兵时极其重要的出谋划策者。
唐俭对攻取霍邑的建议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李渊从太原誓师起兵，很快进军至贾胡堡（今山西霍县西北）。这时，淫雨成灾，粮草不继，而且还有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的传闻。于是，李渊征求众将的意见，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载，多数人主张还师太原，以保根本。反之，李建成、李世民共同表示，刘武周与突厥虽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存在，不可能共同行动。回师太原，可能导致霍邑隋军北进，突厥南下，腹背受敌。不如克服暂时困难，勇往直前，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县）。但在两《唐书》的《太宗纪》与《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中，都认为以上李建成、李世民的共同主张是李世民一人的意见。
霍邑，是隋军扼制李渊南进的重要据点，所以，长安的代王侑派善于守城的宋老生于此把守。能不能攻取霍邑，是李渊能否顺利南进的重要问题。李渊特地召集众将商议此事，正说明此事有关大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谁有高明的见解，是应当受到赞许的。
《墓志铭》载：李渊率军南进，“西向次贾狐堡，淫潦为灾，外绝盈粮，内无半菽……人无斗志，议欲退还，公（唐俭）顿首马前，述寒胶之可折；请遵龙战，克倒戈之有期。前箸指陈，沃心方纳。于是霄炊褥命，待旦先登。隋将宋老生背城而阵……悬门阻发，遂克其城。在此一戎，永清四海。首建长算，公之力焉。”这段记载，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纯系谣传，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这里说的“人无斗志，议欲退还”的理由是淫雨成灾，军粮困难，根本没有提到刘武周与突厥联合南进，更没有提到如果还师太原就会陷入霍邑隋军和刘武周、突厥联军的夹攻之中。这和《大唐创业起居注》、《资治通鉴》的记载显然有所差别。《墓志铭》对墓主虽然有歌功颂德之意，但在很多知情者尚在的时候不可能虚构事实，应当可信。同时，《唐俭碑文》中也有类似的内容。碑文载：“行至吕州（霍邑），秋潦遂降。粮 断绝，泥淖 深。”显然也说的是雨灾和缺粮，根本未涉及刘武周和突厥进攻太原的问题。另外，两《唐书》的《太宗纪》中有关此事的记载，也没有提到刘武周与突厥联合进攻太原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李渊从进攻霍邑到夺取长安，根本没有出现刘武周与突厥联合进攻太原的事实。正因为如此，《资治通鉴》中称此事为“或传”，《大唐创业起居注》认为此事是“流言”，当然都是不可靠的意思。《墓志铭》与《唐俭碑文》进一步证实，“或传”或“流言”是毫无根据的。最大的可能，这是主张还师太原者耸人听闻的手段。
第二，反对还师太原，主张继续前进、攻取霍邑者，不仅有李建成、李世民，还有唐俭。《墓志铭》有关此事的记载十分肯定，不会有错。同时，《唐俭碑文》也有类似的记载。碑文虽然缺字较多，难以理解其全意，但因其有“机不可失，时来。傥使官渡息兵，破袁之事未卜；洪沟若割，灭项之日未期。”等数语，显然这是唐俭鼓励李渊要一往无前，义无返顾，不要中途而废。可见，唐俭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
进一步说，当李渊为是否回师太原的问题征求意见时，是“集文武官人及大郎（李建成）、二郎（李世民）等”《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进行商议的，无疑，发表意见的决不会是个别人。《资治通鉴》载，主张回师太原的是裴寂等人，《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征求意见，是问“诸公意谓如何？”显然这不是针对个别人而言，所以表示态度的是“议者”认为，“太原一都之会，义兵家属在焉。”不可失之于突厥，应当回保太原。由此可见，主张回师太原者不是个别人。既然如此，持相反意见者，而且是持正确意见者，也决不可能是李建成、李世民二人，必然还有相同认识者。因为在李渊的骨干力量中，不少人是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这些人对流言蜚语不可能轻易相信，面对淫雨和缺乏军粮也不可能都是知难而退者。所以，唐俭和李建成、李世民有同样的认识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有关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记载都没有提到唐俭。由此可见，《墓志铭》和《唐俭碑文》在这方面肯定了唐俭的作用，正是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否则，陪葬昭陵的唐俭，怎能被许敬宗（墓志铭的撰者）把他和唐太宗相提并论呢！
李渊接受了李建成、李世民、唐俭的建议，很快攻克霍邑，继续前进。可见，唐俭确是李渊的重要谋臣。
为什么在两《唐书》的《太宗纪》中把李建成、李世民、唐俭的共同建议说成是李世民一个人的主张呢？这与玄武门之变密切相关。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非常担心史官们会把他杀兄夺嫡的事如实记于史册，于是，他迫使房玄龄给他看了《实录》。由于他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极其不满，故而他指示史官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像周公诛管叔、流蔡叔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贞观政要》卷七《文史》。的正当义举。当然，这是要史官们按照他定的基调撰写史书。史官为了贯彻李世民的意思，必然要歪曲事实。于是，失败被杀的李建成无疑不能和做了皇帝的胜利者相提并论了。
温大雅在撰写《大唐创业起居注》时，玄武门之变还没有爆发的可能，李建成、李世民正在共同为李渊创建唐朝而奋斗，所以，温大雅把他们同样看待，如实记载了他们在攻取霍邑之事中的正确主张。唐俭虽是重要的谋臣，但和被称谓“大郎、二郎”的李渊之子比较，显然还有差别，不宜同日而语。所以，温大雅没有提到唐俭。
许敬宗撰写《墓志铭》时，李世民已经去世，唐俭以功臣身份陪葬昭陵时，为其歌功颂德的《墓志铭》，提及攻取霍邑之战时的贡献，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做的结果，一来不影响李世民的战功和地位，二来说明唐俭和李世民早年就在重大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墓志铭》和碑文都提到唐俭在霍邑之战中的正确主张，正是这种原因。
麟阁与凌烟阁
《墓志铭》载，唐朝建立后，因唐俭有功，被“加散骑常侍，位正三品行中书侍郎，赐以铁券，罪一死。图形麟阁，列于佐命。”《唐俭碑文》：“叙拨乱之功……加散骑常侍，正三品，行中书侍郎……图凌烟阁。”看来，这里说的“麟阁”“凌烟阁”是一回事，都是指唐高祖对唐俭的表彰。
另外，《旧唐书·唐俭传》则根本没有提到唐高祖对唐俭图形麟阁或凌烟阁的问题，但是，却谈到唐太宗因唐俭有功，“与功臣等元勋恕一死……图形凌烟阁”。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唐高祖对唐俭图形于麟阁（或凌烟阁）和唐太宗对唐俭图形于凌烟阁是否是一回事情，二者有无区别。
先说高祖时的麟阁（或凌烟阁）与太宗时的凌烟阁有什么共同之处。
麟阁是麒麟阁的简称。据说，此阁是汉武帝获麒麟时所造，也有人认为是萧何所造。史载：“甘露三年（前51年），单于始入朝。上（汉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被图画的人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肖望之、苏武等十一人。这些人，“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与方叔、召虎、仲山甫（三人皆周宣王之臣）焉。”《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从此，就开创了图画功臣于麟阁或麒阁的先例。《李墓志铭》见《昭陵碑石》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载：“昔者西汉臣，图形于骐阁（麟阁）；东京（东汉）列将，缋范于云台。”不难看出，西汉和东汉帝王表彰功臣的方式不同，唐俭被图形于麟阁，是唐高祖模仿西汉宣帝表彰功臣的方式。
凌烟阁位于太极宫三清殿侧，是唐太宗图形功臣的地方。贞观十七年（643），太宗下诏曰：“自古帝王，褒崇勋德，既列名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西汉宣帝年号）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功臣，云台纪其迹。”为了表彰当时的功臣，他要把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秦叔宝等二十四人，图画于凌烟阁。这些人，有的是栋梁之才，有的是著名的学者，有的是初起兵时的元，还有屡进忠言、战功卓著等各方面的功臣。唐太宗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庶念功之怀，无谢于前载；旌贤之意，永贻于后昆。”《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显然，这是为了使他认为的功臣能够流芳百代。
据上所述，不管是图形于麟阁还是图形于凌烟阁，都是皇帝表彰功臣的举措。正因为如此，《唐俭碑文》中把麟阁称为凌烟阁。碑文形成于高宗显庆年间，这时，图形于麟阁和图形于凌烟阁同时存在，二者的作用、性质相同，故而碑文作者称麟阁为凌烟阁也无可非议。
再说图形于麟阁和图形于凌烟阁的不同之处。
对唐俭“图形麟阁”，是唐高祖于武德初年对唐俭的表彰。唐初的麟阁位于何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图形麟阁是唐高祖模仿汉宣帝表彰功臣的措施。凌烟阁是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图画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功臣的地方，“太宗为赞，褚遂良书，阎立本画。”《类编长安志》卷三《馆阁楼观》。均有记载。从形式上说，唐太宗对汉宣帝、唐高祖都有因袭、继承关系，但从时间和表彰的人物来说，却有显著的差别。当然，就个别人来说，也有既见于麟阁，又见于凌烟阁的，如唐俭就是如此。其实，先后受过两次表彰的决不只唐俭一人，例如，李也曾有过两次被表彰。《李墓志铭》载：“先朝（太宗）尝图公（李）于凌烟阁，至是，皇上（高宗）又命写形焉。”这就是说，李在贞观年间被太宗图形于凌烟阁，又在永徽年间被高宗图形。这一次虽然未言明图形于何处，但又一次以图形对李进行表功是不容置疑的。
总而言之，自汉宣帝开始的以图形表彰功臣的措施，到唐初更为盛行，唐俭，李等人两次受到这种表彰，说明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是善于运用这种手段笼络群臣的。但两《唐书》的《唐俭传》与《李传》以及《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都没有提到唐俭、李两次受表彰的问题，因此，《墓志铭》的发现，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一问题。
补充两《唐书》记载不足的事
从《墓志铭》的内容看来，在两《唐书》中，对与唐俭有关的某些问题还不够明确或尚未涉及。《墓志铭》的出土，补充了这些不足之处。
武德二年（619）九月，刘武周进攻太原，李元吉弃城逃回长安。接着，刘武周大举南进，夏县（今山西夏县）吕崇茂聚众响应刘武周。裴寂前往征讨，为其所败。唐高祖又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再次进攻吕崇茂。吕崇茂向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求援，宋金刚遣其部将尉迟敬德增援夏县，唐军战败，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刘世让等均被俘虏。后来，独孤怀恩乘机逃回，驻守蒲坂（即隋河东，在今山西永济西）。这些人在被俘期间，唐俭从同时被俘的元君宝口中知道，独孤怀恩对唐高祖不满，阴谋造反。唐俭遂通过尉迟敬德，使刘世让回唐，向唐高祖通报这个消息。高祖正在赴蒲坂途中获知这个消息，遂诱杀了独孤怀恩，自己脱险。这件事情，两《唐书》的《唐俭传》和《资治通鉴》有关部分的记载基本一致。然而，其中有一情节不甚明确，就是尉迟敬德为什么会私自释放刘世让回唐。
《墓志铭》载：唐俭被俘后，“乃察诸贼帅，皆是庸流，惟尉迟敬德识量弘远，说令择主，理会其心。于是独孤怀恩谋以众叛，阴遣间使连结武周，仍伺太宗入城，执以降贼。公（唐俭）于寇狱上书告变，逆谋垂发，元凶伏诛。”由此看来，唐俭被俘至敌营后，密切注意敌人诸将的动向，当他发现尉迟敬德是有用而且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后，就立即开展攻势，争取尉迟敬德归唐。《唐俭碑文》载：“公观诸将，人多庸鄙，惟尉迟敬德颇识事机。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败，涣如冰释，翻然改图。虽有此心，计犹未果。”这和《墓志铭》的记载意思相同。由于唐俭对尉迟敬德“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败”，所以，尉迟敬德才“涣如冰释，翻然改图”，另择其主。应该说，这就是尉迟敬德私自释放刘世让回唐的原因。否则，很难理解唐俭在俘虏狱中怎能“密令亲信刘世让以怀恩之谋奏闻”《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的情节。虽然还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说：“俭恐怀恩遂成其谋，乃说尉迟敬德，请使刘世让还与唐连和，敬德从之，遂以怀恩反状闻。”《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二月。但唐俭对尉迟敬德说了些什么，怎样打动其心而使其另有打算呢？只有《墓志铭》和碑文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尉迟敬德很快降唐。武德二年（619）十二月，李孝基、唐俭等被俘，武德三年（620）四月，尉迟敬德降唐。固然，唐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有迫使尉迟敬德降唐的作用，但他为什么不像刘武周、宋金刚那样去投降突厥呢？还有记载说：敬德“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旧唐书》卷六十八《尉迟敬德传》。这就是说，尉迟敬德是在李道宗、宇文士及劝说之下投降的。但是，李道宗、宇文士及为什么不去劝说刘武周、宋金刚投降呢？无庸置疑，是尉迟敬德有降唐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唐俭在被俘期间极力争取尉迟敬德，“说令择主”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尉迟敬德降唐后，李世民“甚喜，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屈突通虑其变，骤以为言，世民不听”《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四月。
既然尉迟敬德降唐后，李世民还使他统率其旧部，当然是李世民对他十分放心。对屈突通担心尉迟敬德叛变的建议，李世民置若罔闻。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可能是唐俭于事先的争取工作颇见成效，唐俭已使尉迟敬德和李世民之间彼此都有相当的了解。后来，尉迟敬德能够成为李世民的亲信，被图形于凌烟阁，正是他们互相信任逐步深化的结果。由此看来，在尉迟敬德降唐的问题上，唐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武德四年（621）五月，李世民打败窦建德，夺取了洛阳。七月，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又于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举兵反唐。十二月，唐高祖遣李世民、李元吉去平定刘黑闼。在两《唐书》的《唐俭传》中，根本没有涉及唐俭随李世民讨伐刘黑闼的事，《资治通鉴》有关部分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墓志铭》和《唐俭碑文》均有此事的记载。
《墓志铭》载：“寻有魏人刘闼起军、相，扇动山东，跨有河北。公（唐俭）又侍奉文帝（李世民）节度众军，一举廓清，九河砥定，仍为幽州道行军总管，兼为定州道安抚大使。”《唐俭碑文》也有同样的内容：“寻而逆贼刘闼拥徒冀北，祸燕南…… 时 军出讨， 公监统，而偏裨靡伐谋之略，士卒无摧 之心。公 轻 贼城，以陈利害。不劳飞箭，便下聊城。讵假拔旗，乃倾赵壁。廓清河朔，公有毗 之功，以公为幽州道安抚大使、幽州道行军总管，定州道安抚大使。”
根据以上两种记载，唐俭不仅直接参加了对刘黑闼的作战，而且还亲赴敌城，“以陈利害”，以致“不劳飞箭，便下聊城”。因此，如果说李世民是打败刘黑闼的主帅，唐俭必然也有毗佐之功。在这方面，《墓志铭》与《唐俭碑文》又补充了有关文献资料的不足。《墓志铭》与《唐俭碑文》的史料价值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