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死，新即位的懿宗又欲起用白敏中。十二月，以白敏中为相，咸通元年（860）正月他就患病了。二月，又因入朝，坠陛伤腰，病情加重。这时，浙东发生了以裘甫为首的民众起义，公开反抗唐朝政府的统治。对此，白敏中没有任何有效对策，反而是屡次上表辞位。于是，咸通二年（861）二月他受命为凤翔节度使，七月，他就寿终正寝了。由此看来，白敏中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宣宗朝，他帮助宣宗巩固了地位，缓和了边防危机。令狐梅与李德裕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
令狐梅（793—854），字敬和，是唐初著名史学家令狐德的六代孙。其父令狐通，历任唐宿、陈、寿、淄、唐、泗等六郡太守，官兼御史中丞，死后被追封为右散骑常侍。令狐梅就是令狐通的第二子。
令狐梅常说：“古之忠贤，不难齐尚。”他“读书不务文，略取其要。而能旁该众艺，天文地理，韬钤风角，逢蒙五善，墨翟九攻，玄微秘妙，无不洞达。”《令狐梅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以下引文，不注明出处者，均见于此。看来，他是一个颇有雄心大志的人。他认为忠良贤人，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主张读书不必咬文嚼字，深究其义；而是要大量涉猎，广泛阅读。所以，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他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穆宗长庆（821—824）年间，受到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的赏识。自此以后，他和李德裕的交往日益增多，特别是李德裕有重要举措时，他为李德裕出谋划策，多有建树。因此，如果认为李德裕是唐代有相当影响的政治家，令狐梅对他的辅助作用是决不可忽视的。根据《令狐梅墓志铭》的记载，李德裕在政治上的成功与失败，多与令狐梅的建议密切相关。以下仅从几个主要问题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从维州得失看令狐梅与李德裕的不同主张
太和四年（830），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向李德裕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奏其状，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太和五年九月。李德裕说这番话是有用意的。因为德宗时，身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曾于贞元年间（785—804）出兵进攻维州，未达目的而罢。韦皋兴师动众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时悉怛谋主动请降，使唐轻而易举得到维州，李德裕当然喜出望外。
这时，身为李德裕幕僚的令狐梅，对这一问题和李德裕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对于“李公德裕夺蛮所侵维州城，使部将以兵据，且飞奏。方甚矜，自护军贵人从事而下，群官列校，无不贺者”，甚为忧虑。他明确表示：“朝廷必不然，不如还之，具道其状。”李德裕怒不可遏，认为令狐梅败坏自己。不料，朝廷诏书很快到来，“大不许，且有让。”事情的发展，证明令狐梅的估计完全正确。这是李德裕始料不及的。
李德裕为什么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收到相反的效果呢？主要是他只是单纯地考虑维州的得失和唐与吐蕃的关系，而忽略了唐官僚集团中的朋党之争。所谓朋党之争，就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一方和李德裕为首的一方，进行争权夺位的斗争。这种斗争，开始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经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结束，持续四十年之久。文宗时，双方斗争达到高潮，“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文宗无可奈何地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李德裕去成都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就是因为“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也就是牛僧孺、李宗闵斗争胜利的结果。既然如此，牛僧孺、李宗闵怎能容忍李德裕有功于国，取得皇帝的好感呢！
维州地势险要，在唐与吐蕃不断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双方都千方百计地想占有维州。因为“其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至德后，河、陇陷蕃，惟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险要，将妇人嫁于此州阍者。二十年后，妇人生二子成长。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其州遂陷。吐蕃得之，号曰‘无忧城’。”吐蕃为得维州，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德宗时，“韦皋镇蜀，经略西山八国”，为了夺得维州，“万计取之不获”《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这都说明，长期以来，维州是双方争夺的重要军事要地。正因为如此，李德裕认为，悉怛谋降唐是唐渴盼已久的胜利。
但是，牛僧孺等人，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不考虑事与国家安危有关，而在尚书省议论此事时，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接纳悉怛谋投降。他说：“此议非也。吐蕃疆土，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无损其势。况论董勃义才还，刘元鼎未到，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闻赞普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而发兵枝梧，骇动京国。事或及此，虽得百维州，亦何补也。”当时，由于唐内部的矛盾重重，宦官可以左右皇帝，方镇问题尾大不掉，朋党之争常使皇帝左右为难。如此等等，都使唐朝廷不敢轻视吐蕃的威胁。所以，文宗最后听信了牛僧孺，“遂诏西川不内维州降将。”《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
文宗的决定，使“李公（德裕）失色，谓左右何面见令狐某。公（令狐梅）即起，为言还城之难。蛮果不受城。公又陈谋，然后蛮取故城去。李公谢而敬异焉”。这说明令狐梅的估计完全正确。一来他看准牛僧孺决不会为李德裕立功鼓掌喝采；二来他看准文宗因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国力不强，不敢与吐蕃公开对抗。所以，他认为“朝廷必不然”。
再者，令狐梅还认为“还城之难”，也的确使李德裕进退维谷。单是把维州归还吐蕃，不算困难，但吐蕃决不答应。所以，出现了“蛮果不受城”的难堪局面。不得已，令狐梅又“陈谋”，才使“蛮取故城去”。令狐梅又陈什么谋呢？就是文宗的诏令，把维州与悉怛谋等降者全都送还吐蕃。武宗时，李德裕痛心疾首地回忆此事，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李德裕回忆说：“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累表陈论，乞垂矜，答诏严切，竟令执还。体备三木，舆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呜呜，将吏对臣，无不陨涕。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云既已降彼，何用送来！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恣行残忍，用固离；至乃掷其婴孩，承以枪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以来，未有此事。”《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三月。悉怛谋等三百余人被送还时，痛哭流涕，甚为凄惨，又被残忍地杀戮于汉境之上，令人惨不忍睹。这是李德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令狐梅不可能有更高明的“陈谋”，否则，李德裕不会在十二年后重提此事，而且还悲愤万分。因此，我们认为，令狐梅的“陈谋”，就是要李德裕忍辱负重，违心地抛弃自己的诺言。
就此事而论，李德裕虽然考虑到得到维州对唐的边境有利，但他没有看到牛僧孺在朝，决不会坐视他因功得势。所以，令狐梅和他持相反意见。最后，他不得不对令狐梅“谢而敬异焉”。有关文献都没有记载令狐梅的意见。《令狐梅墓志铭》的有关内容，使我们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令狐梅不赞成李德裕对政敌进行报复
《令狐梅墓志铭》载：“其在右卫，李公德裕持权，先谪所恶旧相，又欲就谪所按杀之。天子为发内竖。将命矣，公（令狐梅）闻之，驰见李公，语以大不可。李公闻语怒甚，疑其二于己，忿谓公曰：‘君欲卖我乎！’公曰：‘卖则早卖之，不至今也。今者为明公子孙谋，何见拒之深，必不听，是明公自卖其生，非某之能救也。’李公命罢去，词益切。左右欲引退，公正色谓左右：‘汝曹何知！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不急争之，欲坐视相君为粉耶！’李公挠愤良久，心乃惧，谢不敏。明日即奏，复发骑追活之。”由此看来，李德裕执政后，对原为宰相的政敌要进行报复，先将他们外贬，继而于被贬地杀之。令狐梅对其这种举措竭力劝阻，终于使李德裕改弦更张，改变了主意。
在各种文献记载中，看不到这些内容。记载此事较为详细的《资治通鉴》，根本没有涉及令狐梅的作用，也没有谈到李德裕要对政敌宰相进行报复的态度，而是说新即位的武宗要惩办原有宰相，刚到任的宰相李德裕极力劝阻。这样一来，李德裕就是个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政治家了。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去世，武宗即位。武宗为宦官仇士良、鱼弘志所立。武宗即位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开成四年（839）十月，文宗的杨妃建议立皇弟安王溶为嗣，由于宰相李珏反对，立了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在文宗临终前，宰相杨嗣复、李珏欲奉太子监国。但宦官仇士良、鱼弘志认为，太子非他们所立，不易控制，遂矫诏立颍王（穆宗子，文宗弟）为皇太弟，这就是武宗。
由于武宗即位并非宰相的意思，所以，原来的宰相杨嗣复、李珏都先后被免职，由李德裕代为宰相。会昌元年（841）三月，杨嗣复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治所在潭州，即今湖南长沙），李珏被贬为桂管观察使（治所在桂州，即今广西桂林）。武宗“遣中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元年三月。由此看来，要对原宰相进行报复的是武宗，并非李德裕。
武宗为帝六年，始终以李德裕为相。可见他们是配合默契的。不言而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肯定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杨嗣复、李珏相继被免去宰相职务，虽然都在李德裕为相之前，不一定是李德裕直接打击他们。但是，他们肯定是李德裕的政敌。开成三年（838）正月，杨嗣复刚刚为相，就打算引进牛僧孺的同党李宗闵入朝。李德裕刚为宰相，就因为给事中李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婺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五年十一月。文宗临终前，李珏更是支持太子李成美执政者。追根溯源，“李宗闵、牛僧孺在相，与珏亲厚”，“杨嗣复辅政，荐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与固言、嗣复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继援引，居大政，以倾郑覃、陈夷行、李德裕三人。”《旧唐书》卷一七三《李珏传》。“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旧唐书》卷一七六《杨嗣复传》。非常明显，李珏、杨嗣复是牛僧孺、李宗闵的同党，李德裕在朋党之争中是牛僧孺、李宗闵的对立面。这样一来，不管是武宗还是李德裕，对李珏、杨嗣复进行报复都是事出有因的。
武宗对李珏、杨嗣复进行报复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武宗耿耿于怀地说：“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志在陈王（李成美），嗣复、弘逸志在安王（李溶）。陈王犹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仍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元年三月。显而易见，武宗痛恨李珏、杨嗣复，是他们不支持武宗为帝。武宗还通过自己的亲信，掌握了真实情况，所以，他与李珏、杨嗣复不共戴天，非杀他们不可。
李德裕要对李珏、杨嗣复进行报复的具体原因则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政见不同，也就是为了权位的利害冲突。一方执政，另一方必然失利。故而势不两立。
古代的皇帝只能有一个，李珏、杨嗣复主张另立他人，武宗就不可能为帝。这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矛盾。朋党之争就不同了，有时候是意气用事，有时候是是非不清。意气用事或是非不清，都是可以缓和或解决的。因此，李珏、杨嗣复对李德裕来说，就不一定是罪不容诛了。正是这些原因，李德裕在令狐梅的劝阻下，改变了对李珏、杨嗣复进行报复的主张。
令狐梅对李德裕的劝阻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朋党之争经常影响朝政，宦官也时常操纵皇帝。文宗对这些问题感受最深，他认为朝廷的朋党比河北的藩镇带来的麻烦更多。他还很伤心地说：他的处境还不如周赧王与汉献帝，因为“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开成四年十一月。由于这些问题存在，政局经常动荡不安。皇帝受制于人，大臣今日为相，明日即遭外贬，都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令狐梅说：“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不急争之，欲坐视相君为粉耶！”这就是说，当时的是非得失，瞬息万变。决不可今日得势，不考虑明天。总之，要有远见，不要鼠目寸光。李德裕“挠愤良久，心乃惧，谢不敏。”也就是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活动，才感到自己的报复思想可怕，自己不够聪明。
李德裕接受了令狐梅的劝说，故而他又劝阻武宗。李德裕等人劝阻武宗道：“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其子孙。文宗疑宋申锡交通藩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元年三月。从这些内容看，李德裕劝说武宗和令狐梅劝说李德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两人都没有说出杨嗣复、李珏的具体罪状，实际上都是因暂时得势要对政敌进行报复。这种目光短浅的狭隘举措，主要是看不到政局的瞬息万变，得势与失势都是暂时的。所以，李德裕举了德宗处理刘晏的问题、文宗处理宋申锡的问题为例，说明缺乏远见是会后悔的。这正是令狐梅的初衷。
由于李德裕“泣涕极言：‘陛下宜重慎此举，毋致后悔！’”并要求“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于是，武宗改变了要杀两位前任宰相的主张，“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元年三月。这又一次说明，令狐梅是颇有远见的政治家。
事实果然未出令狐梅所料，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死，宣宗即位。李德裕就失势了。李德裕被罢了宰相，先为东都留守，又贬为潮州司马，再贬为潮州司户，最后贬为崖州司户。于大中三年（849）去世。李珏于大中二年（848）回到京师，先为户部尚书，后为河阳节度使、吏部尚书等，大中七年（853）去世。杨嗣复在宣宗即位后被命吏部尚书。大中二年（848），在回京师途中死去。这正是令狐梅所说的：“今是非得失，事在瞬息。”
令狐梅支持李德裕对上党用兵
《令狐梅墓志铭》：“李公（李德裕）始谋平上党，公（令狐梅）讽以兵出无名，不祥。李公曰：天子恶末大于本，谏之有罪。公乃知李公欲以兵主意。及见斩刘从素于都市，益知无可奈何，乃为陈兵师之要以救之。荐用石雄、王宰以破壶关，又知李丕必先降，白惟信必后伏，皆如所说。李公自是益以神异见待。”这就是说，令狐梅本来不主张对上党用兵，但在宰相李德裕下定决心对上党用兵后，他积极提出建议，推荐人才，取得了最后胜利，使李德裕既满意，又佩服。
事实真相是这样。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要求为留后。为此，武宗征求宰相及群臣意见，多数人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即昭义，治所在上党），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宰相李德裕则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的意见是：“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服，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四月。李德裕说泽潞与河朔不同，的确如此。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是安史之乱以后，朝廷被迫承认的安史旧部势力；而泽潞节度使则原为朝廷官员，又常为儒臣担任。河朔三镇朝廷实际难以控制；泽潞则常为朝廷效力。河朔三镇多是自行决定节度使的更替，朝廷只是被迫承认；而泽潞是从敬宗时起，才开始了刘悟死，其子刘从谏继承节度使的先例。这主要是当时的“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的结果。这时，泽潞也要像河朔三镇一样，自行决定节度使的继承人，朝廷决不可答应。武宗接受了李德裕的意见，决定对泽潞用兵。
身为李德裕幕僚的令狐梅，最初也不赞成对泽潞用兵，他认为“兵出无名”，不宜用兵。但李德裕果断作出决定后，他就大力支持，“乃为陈兵师之要以救之。”也就是对用兵提出积极的建议。同时，还推荐“用石雄、王宰以破壶关”。
石雄原为天德防御使，会昌三年（843）七月，李德裕打算以他取代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的职务，进攻泽潞。八月，石雄就对李彦佐取而代之。很快就在翼城（今山西翼城）作战时取得了“破五寨，杀获千计”的胜利，从而得到武宗“雄真良将”《资治通鉴》二四七，会昌三年十月。的赞赏。会昌四年（844）二月，石雄调任河中节度使。
会昌四年（844）八月，石雄率部攻入潞州（今山西长治），刘稹在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被杀，石雄于潞州将刘稹暴尸三日。令狐梅所谓“破壶关”，就是指的攻取潞州。因为壶关就是潞州治所东南的门户。
王宰是忠武节度使，会昌四年（844）四月，王宰进攻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这时，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唐投降，他向唐透露了泽州守军的防御策略。王宰掌握了这些情况，没有立即强攻泽州。
八月，属于昭义节度使势力范围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州（治所在今河北永年东南）、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磁县）投降，刘稹统治集团大为震动。刘稹集团的重要成员郭谊、董可武、崔玄度等，看到大势已去，杀了刘稹，向王宰投降。
泽潞问题解决后，石雄改任河阳节度使，王宰改任河东节度使，仍然受到重用。由此看来，令狐梅推荐的两位军事人才，在对泽潞用兵时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于令狐梅还预料到“李丕必先降，白惟信必后伏”，文献也有部分记载。会昌三年（843）八月，朝廷对泽潞的用兵才开始不久的时候，“昭义大将李丕来降。议者或谓贼故遣丕降，欲以疑误官军”。李德裕持不同意见道：“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置之要地耳。”《资治通鉴》卷二四七，会昌三年八月。这就是说，李德裕虽认为对李丕的使用要慎重，但不可拒绝其投降。李丕为什么要投降呢？主要是在刘稹处境困难时，“军中疾其才，丕惧，乞为游弈深入，以图营壁处，遂自归。”为什么有才就遭忌妒呢？因为他是“善长短术，与从谏厚善”，才被“署大将”《新唐书》卷二一四《李丕传》。的。既然是在刘稹遇到危机时，因其有才又和刘从谏关系密切而遭忌妒，无疑“丕惧”是感到将要大难临头，所以才决定投降的。令狐梅肯定了解刘从谏、刘稹集团的内部情况，从而才作出“李丕必先降”的判断的。
至于“白惟信必后伏”，暂时还找不到有关资料为其作证，但也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否定其真实可信。故而以可信为好。
以上情况说明，令狐梅还是一个军事家。他著有“兵书三十卷，号曰《会昌武备》”。李德裕备加赞赏说：“自古论兵者多矣，皆泛言大体，非急要所能用之。今则腐儒开卷，可以决胜千里，真不世之宏业也。”显而易见，令狐梅的军事学说，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很有实用价值。这又可以说明，“白惟信必后伏”决不是令狐梅信口开河了。
综前所述，令狐梅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劝阻李德裕接受吐蕃悉怛谋的投降，李德裕执意不从，结果是既失信于悉怛谋等降唐者，又失败于牛僧孺等政敌。虽然李德裕的主张对唐加强边防有积极意义，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使其主张难以实现的时候，就显得令狐梅的意见更有远见卓识了。
令狐梅通过李德裕劝阻武宗对政敌进行报复，避免仇杀，缓和政治矛盾，也有积极意义。朋党之争的逐渐消失，应该与此有关。
在对泽潞用兵的问题上，他积极提出建议，推荐有用人才，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有正确的估计，致使最后取得预期的效果。同时，他还著有《会昌武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因此，如果说解决泽潞问题是李德裕的一大功劳，这一功劳的取得是和令狐梅的出谋划策分不开的。
两《唐书》中没有令狐梅的传，有关笔记小说中也未发现令狐梅的事迹，其《墓志铭》有关当时政事的记载是十分可贵的资料。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关于《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为隋末唐初的温大雅所撰，全书共有三卷，叙述李渊从太原起兵到正式在长安建立唐朝为止的这一段历史。迄今，还没有人以任何充分的理由否定这部书的史料价值。但是，在研究和撰写唐朝建国的历史时，不少人主要是根据《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和新旧《唐书》，而忽视《起居注》。其实，《起居注》的内容不仅比新旧《唐书》和《通鉴》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新旧《唐书》和《通鉴》的有关部分进行正确的理解。本文仅就《起居注》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问题
李渊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被赐姓大野氏，到杨坚相北周时，又复姓李。其父名李，曾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因李虎死后，曾被北周追封为唐国公，所以李也袭封唐国公。李死，李渊又袭封唐国公。隋代北周后，李渊被补为千牛备身（皇帝亲身护卫），由于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母，因而更有利于他在政治上的发展。李渊先后做过谯州（安徽滁县）、陇州（陕西陇县）、岐州（陕西凤翔）等州刺史。大业初年，又先后为荥阳（河南荥阳）、楼烦（山西静乐）二郡的太守。当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时候，李渊又为之督运军粮。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以后，隋炀帝又命他为弘化（甘肃合水）留守，并命关右诸郡兵皆受其节度。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了毋端儿、敬盘陀等起义军。义宁元年（617）年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过程中，李渊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通鉴》、新旧《唐书》和《起居注》的记载有很大差别。
根据《起居注》卷上，义宁元年（617），李渊刚做了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其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农民起义军领袖）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但由于感到北有突厥，南有历山飞起义军的威胁，所以他认为“无以经邦济时”。所谓“经邦济时”，当然是想大有作为，标志着有政治野心的意思。
大概在李渊镇压历山飞的时候，突厥进攻马邑（山西朔县），李渊派其副留守高君雅帮助马邑太守王仁恭回击突厥。由于和突厥作战失利，隋炀帝“遣司直驰驿系帝（李渊）而斩仁恭，帝自以姓名著于图，太原王者所在，虑被猜忌因而祸及，颇有所晦，时皇太子（李建成）在河东（山西永济），独有秦王（李世民）侍侧，耳（语）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戳，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王泣而启帝曰：‘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帝曰：‘今遇时来，逢兹锢絷，虽睹机变，何能为也。然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今吾（激）励，谨当敬天之诫以卜兴亡。自天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这里清楚地说明，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李世民与其父不谋而合，准备起兵，推翻隋朝。但是，新旧《唐书》和《通鉴》的有关记载则完全不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说明与此相关的突厥进攻马邑与王仁恭、高君雅和突厥作战的时间问题。
胡三省对于这件事情的注释是：“王仁恭是年春已死，此必去年，史序李渊起兵来历及之。”这里说的“去年”，是指大业十二年（616）。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王仁恭是在义宁元年（617）二月被刘武周杀死的。这一点，《隋书·炀帝纪》、《通鉴》、《起居注》的记载都完全一致。既然王仁恭死的时间无可置疑，那么，王仁恭、高君雅和突厥作战必然在王仁恭死前的义宁元年（617）的年初。因为这一年年初李渊为太原留守，高君雅为副留守，《起居注》明确指出是“帝（李渊）遣副留守高君雅将兵与仁恭并力拒之”，显然这是李渊为太原留守以后的事。
根据《通鉴》，李渊为太原留守是大业十二年（616）十二月。即使如此，王仁恭、高君雅和突厥作战也应在次年年初。因为大业十二年十二月“突厥数寇北边。诏晋阳留守李渊帅太原道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非常清楚，这次与突厥作战的是李渊与王仁恭，不是高君雅与王仁恭，而且，这次战争的结果是“前后屡捷，突厥颇惮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十二月。并不是失败而受到隋炀帝的处分。同时，《起居注》在记载王仁恭、高君雅对突厥作战的这次战争时说：“突厥知帝已还太原，仁恭独留无援，数侵马邑。”可见，这次战争发生时李渊根本不在马邑，与上年十二月的战争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决无混淆的可能。
为什么说王仁恭、高君雅对突厥的战争是在李渊镇压历山飞起义军的时候呢？
《起居注》卷上在叙述李渊去镇压历山飞起义军时说：“帝（李渊）率王威等及河东太原兵马往讨之。”王威与高君雅都是太原副留守，这时，只提李渊率王威……未提高君雅，可见高君雅另有任务，很可能是和王仁恭去打突厥了。因为在王仁恭死前，义宁元年仅一个月左右时间，类似和突厥打仗这样的大事，高君雅不可能干得很多。同时，李渊刚为太原留守就感到北有突厥，南有历山飞的威胁。所以，当突厥进攻马邑时，他派遣高君雅和王仁恭共同回击突厥，自己亲率王威等去镇压历山飞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实现他“经邦济时”的愿望的行动。因此，认为高君雅、王仁恭对突厥作战是在义宁元年初，大概不会错误。既然李渊派高君雅回击突厥是其“经邦济时”的组成部分，那么，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也就不能估计过低了。
关于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从以上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对话中已经大体上可以看出来了。李渊要李世民兄弟赶快起兵，以免“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这与他有“经邦济时”的愿望，北拒突厥，南去镇压历山飞的活动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新旧《唐书》和《通鉴》对此事的记载却是另一种情况。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卷二《太宗纪》：“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新唐书》卷一《高祖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
《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刘文静劝李世民迅速起兵，“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当李世民告知李渊此事时，李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经过李世民的说服，李渊最后勉强同意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
看来，新旧《唐书》和《通鉴》的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主谋人是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密谋，继又使晋阳宫监裴寂（李渊的好友）说服李渊，最后，李渊在四面楚歌声中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这就是说，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入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太原起兵就无从谈起。根据事实分析，李渊决不是这样的人。
早在太原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有推翻隋炀帝的打算了。
武德二年（619），宇文化及被窦建德擒杀了，其弟宇文士及投降唐朝。宇文士及投降唐朝，是因为李渊与宇文士及早有来往：“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当宇文士及随宇文化及到黎阳（河南浚县东）时，李渊即“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高祖大悦，谓侍臣曰：‘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宇文士及还劝其兄投降唐朝，宇文化及不肯。宇文化及失败后，“济北豪右多劝士及发青、齐之众北击建德，收河北之地，以观形势”，宇文士及根本不考虑这种意见，与封伦等人投降了李渊。李渊假意质问他说：“汝兄弟率思归之卒，为入关之计，当此之时，若得我父子，岂肯相存，今欲何地自处？”宇文士及回答说：“臣之罪诚不容诛，但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阳宫，复尽丹赤。自陛下龙飞九五，臣实倾心西归，所以密申贡献，冀此赎罪耳。”李渊很高兴地对斐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卷六十三《宇文士及传》。宇文士及与李渊“素经共事”，“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既是武德二年前六七年前的事，当然就是太原起兵前四五年前的事了。裴寂等劝李渊起兵是在义宁元年，无疑是“皆在其后”。另外，李靖为隋马邑郡丞时，“观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刘文静也曾“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都同样说明李渊早有改朝换代的企图了。
太原起兵前的四五年，李世民才十三四岁，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官的李渊呢？所以，把李渊视为任人摆布的庸才并不符合事实。
再者，隋朝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都为躲避隋炀帝进攻高丽而亡命在晋阳，依附于李渊。还有左亲卫窦琮，因犯法逃亡在太原。在起兵之前，李渊就收罗这些“征辽当行，亡命太原”《新唐书》卷一〇五《长孙顺德传》。而背离了隋炀帝的官员。这些官员，又都得到了李渊的重用，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为此曾对武士说：“弘基等皆背征三卫，罪当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系之。”武士说：“‘此皆唐公客，若尔，必大有嫌’。故威等疑不发。”《新唐书》卷二〇六《武士传》。敢于收罗犯了死罪的官员，至少可以说和隋炀帝有分庭抗礼的意思。
还有，从李渊和武士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李渊的深谋远虑。武士是并州文水（山西文水）人，李渊“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时盗贼蜂起，士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旧唐书》卷五十八《武士传》。既然他劝武士“幸勿多言”，以免将来不能“同富贵”，当然说明他是一个颇有远见的政治家。《旧唐书》的作者说：“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高祖纪·史臣曰》。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以上事例，都是新旧《唐书》和《通鉴》的内容，根据这些内容，应该说李渊是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视他为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庸人，不符合事实。也就是说，《起居注》关于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的记载是可信的。
那么，为什么《通鉴》和新旧《唐书》的作者会把李渊弄得面目全非呢？
众所周知，新旧《唐书》和《通鉴》都是官修史书。既是官修史书，它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立场、观点是不言而喻的。这三部书，都一致赞扬李世民超过李渊。
《旧唐书》卷五十六《史臣曰》：“自隋朝维绝、宇县瓜分，小则鼠窃狗盗，大则鲸吞虎据。大唐举义，兆庶归仁，高祖运应瑶图，太宗天资神武……”这里的观点非常明确，骂农民起义军是“群盗”，而李渊、李世民父子则是“运应瑶图”，“天资神武”，他们起兵是“举义”，被他们镇压是“归仁”。在镇压农民起义、建立唐朝的过程中“天资神武”的李世民当然比“运应瑶图”的李渊起作用更大。因为“运应瑶图”只说明李渊有天命，并不说明他有才能。
《新唐书》的作者相信“人事”，轻视“天命”，认为一个政权的兴亡在于统治者有无“德”，隋朝灭亡，是因为“炀帝失德”。《新唐书》卷八十五《赞》。所以，《高祖纪·赞》：“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太宗纪·赞》：“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这里视李渊为有德的君主，李世民为“功德兼隆”的皇帝，比《旧唐书》的观点更为明确。
《资治通鉴》更直截了当地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三者都竭力赞美李世民，当然是由于李世民确是一位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军事家。但这是从唐朝的建立以至唐朝初年的历史整体而论。至于就太原起兵这件具体事情而言，李渊是起了主要作用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新旧《唐书》和《通鉴》是有意要贬低李渊的作用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后晋时刘所修的《旧唐书》，主要的根据是唐朝的实录、国史。《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宋代的《新唐书》和《通鉴》的《唐纪》部分，当然要把《旧唐书》作为主要的依据。既然三者的根据相同，结论一致，必然也共同反映了唐朝实录、国史撰者的历史观点。
唐朝人写唐朝的历史，一般说是要尊重当代皇帝的，特别是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是共同起兵建立唐朝的。贬低李渊，固然是抬高李世民的一种手法；但如果把李渊贬得很低，对李世民也不一定光彩。封建皇帝只能美化其先人，不会贬低其先人。写实录的人也决不会摆脱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去贬低“天资神武”的唐太宗的父亲。最合乎情理的办法是对他们都加以歌功颂德。新旧《唐书》和《通鉴》这些官修史书，正是继承了唐朝实录、国史撰者的这种传统思想的。
《通鉴》认为，君臣关系和夫妻关系一样：“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因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大节”，忠臣应该“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否则，就是“求生害仁”。《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显德元年四月。按照这种理论，李渊是隋朝的地方官，即使隋炀帝残暴异常，胡作非为，也只能“强谏力争”，不能起兵造反。司马光在评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说：“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正是这种原因，《通鉴》和新旧《唐书》把李渊主动起兵改为被动的任人摆布者了。隋炀帝因为李渊派人对突厥作战失利而要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又设下圈套，使他走投无路，另外还有“李氏当应图谶”《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的舆论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使人觉得李渊并无意背离隋朝，况且，起兵时还曾扬言“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六月。呢？后来到了长安，听说隋炀帝被杀，还“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资治通鉴》卷一八五，武德元年四月。最后正式做了皇帝，是隋恭帝禅位，“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的结果。这样一来，李渊真可谓忠臣了。王夫之说：“杨广之播虐甚矣，而唐为其世臣，受爵禄于其廷，非若汤之嗣契”，因而“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而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不贪天方动之机，不乘人妄动之气，则天与人交应之而不违，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长安，立代王侑。其明年二月，而宇文化及遂弑杨广于江都。广已弑，代王不足以兴，越王侗见逼于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故解杨广之虐政者，群盗也；而益之深热，救群盗之杀掠者，唐也……至于时至事起，而犹若不得已而应，则叛主之名可辞。而闻江都之弑，涕泗交流，保全代王，录用隋氏宗支，君子亦信其非欺。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瞂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种看法，颇有见地。在封建史学家看来，李渊起兵是名正言顺的。同时，李世民也可谓孝子。因为当李渊对劝他起兵使他大吃一惊而要执李世民“以告县官”的时候，李世民说：“必欲执告，不敢辞死！”《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服从父命至于死，当然是孝子了。这正符合司马光“父之命子不敢逆”，“逆父之命，子不孝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四。的思想。《新唐书》撰者欧阳修也说：“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新五代史》卷十六《唐家人传论》。李渊在隋炀帝众叛亲离的时候还忠于他，李世民在李渊非常孤立的时候还绝对服从父命，当然是严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了。官修史书把李渊写成“乱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写成颇有才干的孝子，当然是对唐朝两位开国皇帝的最高赞扬。显然这不是以拔高李世民的手段去贬低李渊，而是根据二人的不同地位和处境，给与了不同的荣誉。
李渊起兵和突厥的关系
由于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和进攻高丽的失败，隋炀帝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时候，北方的突厥却异常强大。“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无疑，这对隋朝是严重的威胁。但是，隋炀帝一如既往，到处游幸，劳民伤财。大业十一年（615）八月，隋炀帝北巡，被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大军围于雁门（山西代县），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攻克三十九座，形势非常严重。隋炀帝被困于雁门，城中兵民十五万人，粮食仅可支持二十天，隋炀帝束手无策，抱赵王杲痛哭流涕，眼睛也哭肿了。幸而各地援军陆续赶到，同时，又派人暗中求救于嫁到突厥去的义成公主，才使始毕可汗撤兵北去。由此可见，这时突厥的力量的确不可忽视。
李渊于大业十一年（615）四月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隋炀帝被困于雁门时，其子李世民曾经参加过解围雁门的援军。大业十二年（616）年底，隋炀帝又命令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同回击突厥的进攻。不言而喻，李渊对突厥的威胁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做了太原留守后，立即就派高君雅帮助王仁恭共同对付突厥。
既然面临突厥的威胁，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不得不首先考虑怎样处理和突厥的关系。
义宁元年（617）五月，突厥数万骑进逼太原。《起居注》卷上：“丙寅，突厥数万骑进逼太原，入自罗郭北门，取东门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静等守备诸门，并令大开，不得辄闭。而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看亦不得高声，示以不测。众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贼帅王康达率其所部千余人与志节府鹰扬郎将杨毛等潜往北门隐处设伏，诫之：待突厥过尽钞其马群，拟充军用。然突厥多，帝登宫城东南楼望之，旦及日中，骑尘不止，康达所部，并是骁锐，勇于钞劫，日可食时，谓贼过尽，出钞其马。突厥前后夹击，埃尘涨天，逼临汾河，康达等无所出力，并坠汾而死，惟杨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脱。城内兵数无几，已丧千人，军民见此势也，私有危惧……帝已见兵本少，又失康达之辈，战则众寡非敌，缓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设伏兵出城，以据险要，晓令他道而入，若有援来，仍诫出城将士，遥见突厥，则速据险，勿与共战，若知其去，必莫追之，送出境而还，使之莫测……己亥，夜潜遁，明旦，城外觇入驰报。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贺，帝曰：‘且莫相贺，当为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与突厥书曰：‘……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大起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当时，李渊在太原的兵力和突厥相差很远，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李渊先用空城计，继又用虚张声势的办法，避免了突厥对太原的劫掠，然后，又欲和亲于突厥，以免其对太原的威胁，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通鉴考异》却认为这是夸大了李渊的作用，“盖温大雅欲归功高祖耳”。因此，《通鉴》里没有关于李渊退突厥的这一部分记载。
其实，并不是温大雅要归功于李渊，而是司马光要把李渊写成事事被动、处处受人摆布的不得已而起兵的忠臣。
《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六月：“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词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
两相比较，《通鉴》与《起居注》所载的李渊给始毕可汗的手书其内容完全一致。所不同者，是《起居注》认为是李渊自动给始毕可汗写信，而《通鉴》则认为是李渊接受刘文静的建议而写信。这又说明，《通鉴》的作者认为李渊不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起兵，而是在各种人的逼迫下起兵的。其实，根据《通鉴》的取材就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用意。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明确表示，《通鉴》中的这一部分记载是“从《唐书·刘文静传》”的。其所以取材于《刘文静传》，是因为就《唐书》而言，除了《刘文静传》以外，其他有关记载并非如此。如《旧唐书》卷一《高祖纪》：“甲戌，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都没有说明刘文静建议李渊联络突厥。至于《新唐书》的《高祖纪》和《突厥传》，甚至范祖禹的《唐鉴》，也都没有提到刘文静劝李渊联络突厥的事。司马光抛开这些而取材于《刘文静传》，正说明他要改变李渊在联络突厥时的主动地位为被动地位。他毫无根据地说温大雅欲归功于李渊，实际上正是他改变李渊的地位的一种手法。否则，为什么他又照搬《起居注》中有关此事的另一段记载呢？
在始毕可汗得到李渊的手书以后，非常高兴，但他不同意继续拥护隋朝皇帝，而要李渊为皇帝。所以他向李渊表示：“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隋主为人，我所知悉，若迎来也，即忌唐公于我旧怨，决相诛罚……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突厥可汗这种愿以武力拥护李渊做皇帝的话，《通鉴》基本上都照搬过来了：始毕可汗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六月。关于这件事的结果，《通鉴》也基本上照搬《起居注》的，认为是李渊得知突厥的态度后，反复与臣下商议，最后不得不接受臣下建议，用“掩耳盗钟”的手法，以废掉隋炀帝、立代王侑为帝的条件，向突厥让步。这种关于李渊忠于隋朝的记载，司马光毫不犹疑，照搬过来；反之，一切关于李渊有预谋、有计划起兵的事，他不是不取，就是加以删改。这更充分说明，在司马光看来，李渊既不是以臣夺取君位的篡逆者，也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改朝换代者；而是内受部下的挟迫，外有突厥的威逼，不得已而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的忠臣。
这是司马光赞颂李渊的又一证明。
李渊起兵和李密的关系问题
义宁元年（617）七月，当李渊从太原动兵的时候，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已经威震中原，兵临隋朝的东都洛阳城下。当有人劝李密西取长安时，李密既顾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五月。又害怕他西去后，所留各部互不团结。于是，他决心留在中原，围攻洛阳。李世民也认为“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瓦岗军对李渊来说，当然没有任何威胁。同时，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比李渊在太原的力量也强大得多，李渊没有必要引虎入室，给自己制造麻烦。因此，司马光关于“渊以书招李密”《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的说法就不一定可靠。《起居注》的有关记载正说明这个问题。
《起居注》卷中：义宁元年七月，“己巳，荥阳贼帅李密遣使送款致书请与帝（李渊）合从，帝大悦”。李密致书于李渊，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就李渊方面说，温大雅既视李密为“贼帅”，当然李渊是耻与为伍的，主动写信招李密的可能性很小；另如前述，就双方力量而论，瓦岗军比李渊在太原的力量强大得多，李渊决不会引虎入室，自找麻烦。就李密方面说，这时瓦岗军已威震中原，直逼洛阳，而且李密又杀了久有顾虑的翟让，所以，他踌躇满志，骄傲异常，根本不把李渊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密负其强盛，欲自为盟主，乃致书呼高祖为兄，请合从以灭隋”。《旧唐书》卷五十六《李密传》。《起居注》卷中具体叙述了这个过程：“密虽为让所推，恐其图己，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振贷贫乏，敬礼宾客，故河汴间绝粮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仪眇小，让弗之忌，遂谋杀让而并其众。密以炀帝不来，翟让已死，坐对敖仓，便有自矜之志，作书与帝（李渊），以天下为己任，屡有大言，大略云：欲帝为盟津之会，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其旨以煞后主、执代王为意。”既然李密得意忘形地“欲自为盟主”，当然他先写信给李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通鉴》立场基本一致的新旧《唐书》也都没有关于李渊主动先招李密的记载，可见《通鉴》关于李渊先以书招李密的记载是不可相信的。
那么，《通鉴》为什么会出现“渊以书招李密”呢？看来还是与司马光的立场、观点有关。司马光要把李渊写成不愿背离隋朝的忠臣，当然要和李密区别开来。李密已经公布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认为隋炀帝的罪恶罄竹难书，把他比做了殷纣王和秦朝的子婴，当然李密是公开要推翻隋朝的。李渊则完全不同，最初他要“远迎主上”，后来又用“掩耳盗钟”的手法，表示要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这样，他的一切言行必须服从这个前提。如果李渊先以书招李密，当然也是为了这个前提的需要。尽管《通鉴》没有透露李渊招李密的书的内容，但温大雅代替李渊执笔对李密的复书中却明确表示：“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如果在以前李渊确曾有过招李密的书，也必然有这些内容。这样，就会使人感到李渊曾主动联络李密，“共匡天下”以“尊隋”。这与李密先致书李渊，要求共同灭隋而被李渊拒绝，当然有很大差别。视李渊为主动“尊隋”，被迫起兵，无形之中就增加了李渊是隋忠臣的内容。大概正是这种原因，司马光没有说出“渊以书招李密”的根据是什么。《通鉴考异》对许多记载有出入的史实都加以考辩。关于这件事，它没有说明为什么《通鉴》不采纳《起居注》或《唐书》的内容，而只是说《壶关录》和《蒲山公传》的记载与事实不符，“今皆不取”。很可能是有意避开《起居注》和《唐书》的。也就是说，司马光是有意歪曲这件事实来满足自己表彰李渊的需要。这充分说明，史学家的立场和观点必然反映在其史学著作中。
根据《通鉴》，“渊以书招李密”是在义宁元年（617）七月。接着，李密复书李渊说：“与兄流派虽异，根系本同。自惟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这与《起居注》所载李密给李渊的信的内容一致，时间相同。所不同者，是李密给李渊的复信，不是李密主动给李渊的信。此外，《通鉴》还认为，李密杀翟让是在十一月，也就是在李渊攻克长安的后两天。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杀翟让之前，李密处处小心，谨慎从事，“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振贷贫乏，敬礼宾客”。在这种情况下，李密主要考虑怎样对付翟让，怎能对李渊那样傲慢无礼呢？难道他不怕在翟让面前暴露自己吗？其实，《通鉴》也认为是“李密既杀翟让”，才“颇自骄矜”《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武德元年九月。的。关于这件事，与《通鉴》的记载大体类同的《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也同样认为是“密既杀翟让”，才“心稍骄”的。不难看出，李密狂妄骄矜，给李渊写信，只能是在杀翟让之后，而决不能是在杀翟让之前。这样一来，认为翟让是在义宁元年十一月被杀就很难令人相信了。
那么，是否可以说李密给李渊写信的时间是在十一月杀翟让以后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首先，《通鉴》明确记载此事是在李渊攻下霍邑之前，也就是在这年七月。其次，根据李渊对李密的信的态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起居注》卷中：“帝（李渊）览书抵掌谓所亲曰：‘密夸诞不达天命，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更觅韩、彭，莫如用密，宜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旧唐书·李密传》的记载与此完全一致。《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渊得书，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析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词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显而易见，《起居注》与《通鉴》的记载并无矛盾。既然李渊用“卑词推奖以骄其志”的手法对付李密，想取“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的好处，或者是取得“专意西征”的机会，“俟关中平定”以后再收渔人之利，都说明李渊得到李密的书信是在其进入关中之前。既然李密杀翟让是在其给李渊写信之前，李密给李渊写信又在李渊进入关中之前，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起居注》中关于李渊与李密的初次交往，也就是李密杀翟让后先写信给李渊，而不是李渊先招李密的记载是可信的。除了以上原因以外，温大雅是李渊在太原起兵时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而且李渊给李密的回信又是他执笔的，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不会弄错，所以《起居注》的记载可靠也是勿庸置疑的。反之，《通鉴》关于此事的记载带有偏见，自相矛盾，值得置疑，甚至是不可相信的。
李渊进取霍邑的问题
义宁元年五月，李渊正式决定起兵，七月，就以其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自己亲率甲士三万人从太原出发，进取长安。这时，在长安的隋代王侑派虎牙郎将宋老生带精兵二万屯霍邑（山西霍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山西永济）以拒李渊。由于久雨不止，李渊感到军粮困难，同时，派去和突厥进行联络的刘文静还未回来，于是，有突厥和刘武周联合进攻太原的传闻。李渊召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文武官吏商议对策。裴寂等人力主回师太原，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则竭力反对说：“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求）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帝喜曰：尔谋得之，吾其决矣……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非常清楚，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共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反对回师太原。李渊非常高兴，欣然同意他们的意见。
新旧《唐书》和《通鉴》关于此事的记载则完全不同。《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新唐书》记载与此大体类同。二者与《起居注》所不同者，是李世民单独向李渊建议，不要回师太原，李渊不听，李世民号哭于军帐之外，感动了李渊，才无可奈何地说：“起事者汝也，成败惟汝。”《新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司马光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认为反对回师太原是李世民的主张，李建成只不过是“亦以为然”，同意李世民的意见罢了。其他有关记载均与新旧《唐书》基本一致。这就是说，新旧《唐书》和《通鉴》对有关此事的记载和《起居注》是截然不同的。关键问题，还是怎样看待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新旧《唐书》抬高了李世民的作用，降低了李渊的作用，否定了李建成的作用。新旧《唐书》的内容，肯定来自《太宗实录》，因为《通鉴考异》明确指出，关于此事“《太宗实录》尽以为太宗之策，无建成名，盖没之耳。”写《太宗实录》的人，在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取得统治权力以后，备加赞颂李世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李建成与李世民共同表示愿为攻取霍邑“捐躯力战”，而且共同“夜追左军复还”，《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但把李建成与至高无上的皇帝相提并论也是不可能的。不过，当司马光明确表示他“今从《创业注》”的时候，他却也远远离开了《创业注》的内容。例如，《起居注》中清楚地说明，是李建成、李世民共同反对从霍邑前线回师太原，而《通鉴》则认为是李世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李建成只是表示赞成；《起居注》载，李渊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两个儿子的意见，并骂劝他回师太原的人是“懦夫”，而《通鉴》则载为李渊根本不听李世民的建议，李世民再要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李渊已经就寝，于是，李世民“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感动了李渊，他才被迫采纳了李世民的意见。这些情节，和《唐书》的记载并无差别。这又说明，《通鉴》和《唐书》要把李渊写成毫无推翻隋朝的远见，只是任人摆布的被动起兵者。李世民则“聪明勇决，识量过人”，颇有政治远见，但又事事服从其父，成全其父，成为一个标准的孝子。李渊就寝了，李世民为了其父的事业，竟然号哭于军帐之外，取得了感动其父的效果，正说明这个问题。李渊“所以大会义兵”，“志在尊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七月。李世民虽然有智有勇，超过其父，但又对其父一片孝心。由此可见，把李渊、李世民写成忠臣、孝子，充分反映了司马光等人的立场和观点。在处理李渊和李密的关系时，《起居注》骂李密为“贼帅”，《通鉴》则用巧妙的手法表彰李渊，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都说明史学著作必然反映撰者的立场和观点。
攻取河东的问题
李渊取得霍邑，立即挥师南下，进攻河东。关于进攻河东的问题，《起居注》和新旧《唐书》、《通鉴》也有不同记载。《起居注》卷中：义宁元年九月，“戊午，帝亲率诸军围河东郡，分遣大郎、二郎、长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东原上，西望城内所为，屈突果不敢出兵，闭门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攻，帝观义士等志，试遣登之，南面千余人应时而上，时值雨甚，帝命旋师，军人既得上城，遂不时速下。帝曰：‘屈突宿卫旧人，解安阵队，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我师常胜，入必轻之，骁锐先登，恐无还路，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杀人得城，如何可用。’乃（命）还。”《通鉴考异》引《唐高祖实录》说：“骁勇千余人，已登其南城，高祖在东原，不之见。会暴雨，高祖鸣角收众，由是不克。”因此，司马光认为《起居注》的记载是“温大雅因为虚美耳”，于是，《通鉴》中不取这段材料。其实，司马光不仅未取《起居注》的记载，同时也未取《唐高祖实录》的记载。因为二者的内容基本相同，共同都认为李渊在城东原上，有少部分人登上南城后，因雨而被李渊命令退下。所不同者，前者认为李渊察看了地形，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颇有见识的分析，主动指示少部分人从南面登城；后者认为，李渊事先不知道这些人登城，发觉后才命令撤退。不管怎样，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出，李渊亲临前线，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主动撤出了不利于己的战斗。无疑，这说明李渊是久经征战、颇有见识的军事家。不言而喻，这与司马光的指导思想，即把李渊视为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忠臣，是背道而驰的。正因为这样，《通鉴》关于此事仅简略地记为：“戊午，渊帅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自守。”《资治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九月。《旧唐书》对这件事的态度与《通鉴》相差不多，它笼统地记为：“高祖亲率众围河东，屈突通自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还。”《旧唐书》卷一《高祖纪》。都一致抽象地肯定了李渊亲自率众攻城，而又具体否定了他怎样攻城与他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并不是温大雅对李渊“虚美”，而是司马光等人掩盖了事实真相。另外，在此后围河东而不攻，以主力进取长安的决策上也同样如此。《起居注》卷中载：李渊决定，派遣李建成、刘文静等率众数万人，屯永丰仓（在陕西华阴东北），守潼关，另派李世民、刘弘基、长孙顺德等西取高陵（陕西高陵）、泾阳（陕西泾阳）、武功（陕西武功）、周至（陕西周至）、户县（陕西户县）一带，迂回长安。最后又命李建成等留少量兵力守潼关，以防河东军西援，李建成亲率主力大军与李世民等会师长安。《通鉴》卷一八四，义宁元年九月载：“时河东未下……渊欲引兵西趣长安，犹豫未决。”裴寂劝其先取河东，以免腹背受敌，李世民坚决反对，认为：“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针对两种不同意见，李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而西”。新、旧《唐书》都没有这些内容，可见，《通鉴》是既要表彰李渊，又要突出李世民。视李世民有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杰出之才，同时又是对其父绝对服从的孝子，这是司马光的一贯思想。正是根据这种思想进行取舍，所以，我们认为，《通鉴》在关于李渊于太原起兵中的若干问题上，并没有完全反映事实真相。最明显的是对李渊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大大低估了。在这方面，新旧《唐书》虽然也不例外，但都不及《通鉴》那么明显、突出。尽管司马光在主观上是想把李渊写成封建地主阶级理想的人物，但事实上是事与愿违了。
那么，是否可以说《起居注》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就完全可信呢？看来，基本上是可信的。所谓基本上可信，是因为当时的温大雅不可能没有偏见。作为李渊起兵时的大将军府记室参军，而且李渊又对他“厚礼之”，《新唐书》卷九十一《温大雅传》。当然，他对李渊是会有倾向性的。例如，《起居注》一开始就称李渊为“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方面，《通鉴》是直到李渊做了皇帝以后才不再称其为李渊的。但是，就温大雅撰写《起居注》的时间看，他写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惟大唐之受命也，义宁、武德间，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创业起居注》三篇。”显而易见，温大雅是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写的《起居注》。这时，李渊是以隋臣的身份，打着“尊隋”的旗号，向长安进军的，对李渊不必有很多忌讳和顾虑，可以比较大胆地写此书。另外，李建成、李世民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还不存在，从而不会有什么偏袒。例如，《起居注》中对李建成的战功记载得不少，关于在霍邑前线是否回师太原的问题，就是把李建成和李世民相提并论的。这些问题，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引起李世民的反感，甚至在李世民和李建成矛盾激化时，李世民还重用温大雅。《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势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新唐书》卷九十一《温大雅传》还说：温大雅出镇洛阳，“数陈秘画，多所嘉纳”。可见李世民对温大雅相当重视。这都说明，《起居注》对李世民的作用估计得不像《通鉴》那样高，也是符合事实的。否则，李世民不会重用温大雅，或者温大雅也会修改此书，像《通鉴》那样去突出李世民的作用。这些，都是促使我们相信《起居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