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后岁馀，文帝思谊，征之。至，入见，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怀王，上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谊傅之，数问以得失。
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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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一年多以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他回京城长安。贾谊到了，进入朝廷求见，汉文帝正在承受神灵的降福，坐在宣室里接见贾谊。汉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于是任命贾谊做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又喜欢读书，所以叫贾谊做他的老师，他多次向贾谊请教成败得失。
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多次上疏陈述政事，他的意见大多是想改变和建立新制度，其大意是：
我私下考虑了当前的国家形势，认为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可以为之流涕的有二件，可以为之长叹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事理而伤害正道的，难以分条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国家已经安宁已经治理好了，我独自认为国家远未治理好。说国家安定并治理好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从事实出发知道治乱的根本的人。这如同把火种放在柴堆下而自己睡到上面，柴堆没有被点燃，就说很平安，当前国家的形势，跟这种情况有什么两样呢！本与末被颠倒了，前后的堤防被破坏了，国家制度混乱，并不是很有纲纪，怎么可以说治理好了呢。陛下为何不让我在您面前获得机会，来深入细致地陈述国家政治修明、社会安定的策略，试让您来仔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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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倪。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么，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么，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像害了水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么，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作“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他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做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那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晋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成人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黥布曾凭借这块地方造反。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武器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