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元康中，匈奴遣兵击汉屯田车师者，不能下。上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欲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愿陛下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上从相言而止。
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曰：“臣闻明主在上，贤辅在下，则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备位，不能奉明法，广教化，理四方，以宣圣德。民多背本趋末，或有饥寒之色，为陛下之忧，臣相罪当万死。臣相知能浅薄，不明国家大体，时用之宜，惟民终始，未得所繇。窃伏观先帝圣德仁恩之厚，勤劳天下，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遣谏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风俗，举贤良，平冤狱，冠盖交道；省诸用，宽租赋，弛山泽波池，禁秣马酤酒贮积，所以周急继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备。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臣谨案王法必本于农而务积聚，量入制用以备凶灾，亡六年之畜，尚谓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虑其难，使至于此，赖明诏振捄，乃得蒙更生。今岁不登，谷暴腾踊，临秋收敛犹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师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窃寒心，宜蚤图其备。唯陛下留神元元，帅繇先帝盛德以抚海内。”上施行其策。
“译文”
宣帝元康年间，匈奴派兵攻击汉朝在车师屯田的军队，没有攻下来。宣帝和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打算趁匈奴衰弱的时候，派兵攻打他们右边的地域，使匈奴不敢再骚扰西域。魏相向皇帝上谏书说：“臣听说，拯救危乱，诛除凶暴，称之为义兵，仁义之师所向无敌；敌人来攻击你，不得已起来抗击，称之为应兵，抗击侵略的军队定能战胜；在小事上争胜斗恨，不能克制一时愤怒的，称之为愤兵，争气斗愤的军队会失败；认为别人的土地货宝有利可图的，称之为贪兵，贪婪的军队一定会被击败；凭借国家面积大，以人口众多相夸耀，因而想在敌人那里表现自己的威风的，称之为骄兵，骄傲的军队会被消灭：这五个方面，不仅是由人事决定的，也是天道决定的。不久前匈奴曾经向我们表示了善意，抓到汉族的人总是好好地送回来，没有侵犯我们的边境，虽然这次他们争夺我们屯田的车师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现在我听说各位将军想起兵攻入匈奴境内，愚臣不知道这样的军队该叫什么名称。现在边境上的州郡十分贫穷，父亲与儿子共同穿用一件羊皮袄，吃蓬草的果实，经常担心会活不下去，再也经不起战事的扰攘。‘战事过后，一定会有灾年’说的就是人民会有愁苦怨气，会破坏阴阳之间的平和。即使出兵得胜，也还有后患，恐怕灾难变故会因此而产生。现在州郡的太守、封国的国相大多不得其人，风俗浅薄，风雨不调。考察今年的统计，子杀父、弟杀兄、妻杀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愚臣认为这绝不是小变故。现在您身边的大臣不以此为忧，却想派兵攻打边远的少数民族来报纤介小仇，这大概就是孔子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于颛臾而在宫墙内部’啊。希望陛下您和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以及有远见的大臣仔细商议才行啊。”宣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没有发兵。
魏相通晓《易经》，有正宗的师法，喜欢观看汉朝旧事和大臣对答机宜的奏章，认为现在与过去制度不同，现在只是要奉行过去的方法制度罢了。因此他多次条陈汉朝建国以来处理事情的妥善方法，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言论，奏请皇帝予以施行，说：“臣听说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贤臣辅弼，那样君主才会安乐无忧而百姓和睦欢畅。臣有幸在朝中做了丞相，却不能遵从祖先圣明的制度，广泛地教化人民，治理好天下，来昭示皇帝的圣明与仁德。致使百姓中许多人背弃农耕之本，去从事商贾末事，有些百姓面有饥寒之色，使陛下担忧，臣魏相我罪该万死。臣我智慧能力不高，不能明察国家大政，提出当前适宜的方法，思考人们做事的动机与目的，没能完全想明白。我私下里怀着尊敬的心情观看以前的记载，了解到先皇帝是多么圣明仁义，恩德深厚。先皇帝为治理好天下辛勤劳苦，关心百姓，为水旱灾祸而忧虑，对贫穷、饥饿的百姓开仓发放赈济粮；派遣任谏职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观察风俗的好坏，选择举荐贤良人士，平反冤案，办这些事的官员来来往往，不绝于路途。节省诸项用度，减轻租赋，开放山林湖泽让百姓渔猎，禁止用粮食喂马、用粮食酿酒和私人囤积居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周济困乏的人，安抚百姓，便利百姓的方法十分完备。臣魏相不能一一表述出来，冒死罪把先帝处理旧事的诏书共二十三件事项上奏给您。臣我考察先王之法的结果是一定要以农业为本，重视积聚粮食，量入为出以备凶灾之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聚，就叫作危急状况。武帝元鼎三年，平原郡、渤海郡、太山郡、东郡都遭了灾，老百姓饿死在逃荒的路途上。二千石等大臣不能提前考虑到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才到了这种境地，幸亏皇帝发布诏书，命令予以救济，老百姓才得了活路。今年年景不好，谷价猛涨，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还缺衣少食的人，到了春天的时候，恐怕更加厉害，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救济的粮食。西羌也还没有平定，军队还在外征伐，战乱频仍，臣我十分担心，希望皇帝早些考虑应急的措施。望陛下爱护百姓，遵从先帝仁德的故事，来安抚百姓。”皇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并予以施行。
“点评”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出现了很多宰相，作为这一优秀群体的一员，魏相并不是很有名的一个，但却是极有特色的一个。他明确地以易学思想辅佐西汉宣帝治国理政，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从而得以青史留名。
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他于地节三年（前67年）为相，直至神爵三年（前59年）去世为止，共“视事九岁”，是汉宣帝朝的第二任宰相，也是宣帝铲除霍氏家族之乱后开始亲政的第一位宰相。魏相为相期间，正处于宣帝一朝各项制度的创制、完善阶段，作为宰相，政事之艰巨、繁重可想而知，不过魏相很好地胜任了这一工作。史载“宣帝始亲万机，厉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而相（魏相）总领众职，甚称上意。”
魏相“少学《易》”；“明《易经》，有师法”，这为他以后以易学思想治国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本人也以学《易》精明，“为郡卒史，举贤良”，从而走上政治道路的，可谓与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魏相辅佐宣帝治理国家，主要是采用了《周易》中的“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周易·系辞下》有“一阴一阳之谓道”语，“阴阳和谐、阴阳和合”是《周易》思想的本质和精神内核，而魏相正抓住了这一思想的精髓。魏相曾说：“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圣贤未有不由之也。”把阴阳和谐提高到了至尊至高至圣的地位。
确实，他的一切政治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本于阴阳。比如，元康年间（前65—前62年），匈奴派兵攻打车师迟迟不能攻下，于是宣帝和群臣商议是否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匈奴。许多大臣都主张出兵，而魏相不赞成，他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接着话题一转说，“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把不同意出兵的理由最终归结于会“伤阴阳之和也”，而不是从战争本身的胜负和人力物力耗费的角度来立论。根据阴阳和合的思想，他进一步阐发说，“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把思考问题的重心放在国家内部的建设上，着重于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经过武帝多年对外战争的巨大消耗，国家疲弊，人民厌战。虽经昭帝朝的恢复，国家的经济基础仍很薄弱。宣帝初年，国家的主要任务还应是继续发展经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安抚农民，而不是进行新的战争。所以，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相言而止”。
此外，魏相还“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来建言献策。比如他直接引用《周易·豫》卦象词说：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以此来劝勉宣帝遵守自然界的规律，不要大兴功利，穷一己之欲。这个建议是符合当时社会应该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社会现实的。
具体说来，魏相所理解的阴阳和谐、和合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只有这三者具备、和序了，国家才会“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屮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馀。……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如若不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鉴于这种危害性和可怕的后果，他力劝宣帝要“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另外，他还建议宣帝“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以和阴阳。”如此，则“天下幸甚”。
如果单从以上这些来看的话，我们不免会认为魏相迂阔，有点把《周易》思想教条化、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再看到魏相往往借此把问题引到民生、引到国家迫切解决的问题上来，并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方案与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会佩服他的务实、重民与亲民了。比如，他多次劝勉宣帝“垂意黎庶，忧水旱之灾，为民贫穷发仓廪，赈乏餧”。每当看到百姓“背本趋末，或有饥寒之色”的时候，他则认为自己“罪当万死”，深切地表达了他的爱民之心。为此，他曾“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
魏相为相，非常尽职尽责，成为有汉一代的名相。宋人刘才邵评价道：“才识卓然过人，必不泥于一偏盖以后王之法，其粲然见于施设之间者，后之人能率由之，因时制宜则易行而收功速者，所以为识治体也。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欲以奉顺天道师古之意，复见于此可谓两得之矣。”（《檆溪居士集》卷十）既赞美了魏相之才，又肯定了易学思想对他的积极影响，可谓确当之论。
正是由于宣帝、魏相君臣的共同努力，宣帝一朝才创出了中兴的局面。班固在《汉书·宣帝纪》中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器械之资，后世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对宣帝的统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应该看到的是，这种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离不开身居宰相之职的魏相的才识与努力。班固也认可这种说法，他在《魏相传赞》中说：“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势也。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览其行事，岂虚乎哉！”把魏相的功绩比作西汉开国宰相萧何和曹参，也可谓是评价非常之高了。
最后，还有必要交代一下魏相为何能够明确地以易学思想治国，并且还能受到当时君臣的支持和信赖。其实，这与当时的时代风潮有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学开始占据官方的意识形态领域。到了宣帝、元帝之时，儒家经学的主导思想地位得以全面确立，政府出台的选官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措施、法律制度、民族政策等，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以经治国成为汉代的时代特色。皮锡瑞在《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中说“孔子道在六经，本以垂教万世，惟汉专崇经术”，并说“三代后政教之盛、风化之美，无有如两汉者”，就是指这种情况。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魏相才能明确地、大张旗鼓地以易学思想治国。唐太宗时期的重臣虞世南曾说：不学《易》者无以为宰相。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也非常喜爱《周易》，“座中置一帙常玩之，……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张居正《答胡剑西太史》）但他们最终都没有把易学思想落实到政策层面上，只有魏相做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魏相可谓是千古一人。
§§第四十六章 《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