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服制度
死者入土，并不意味着丧葬活动的结束，家人和亲戚还要为死者服丧守孝。守孝的时间有长有短，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而定。服丧期间，守孝者必须身穿特制的丧服，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应遵循一定的规范，不得放任逾礼，以表示对亡亲的哀悼之情。
古代传统的丧服有五种形式，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合称“五服”。这五种丧服分别用不同质地的麻布做成，形制和做工各不相同。五服有轻重等次之分，服期有长短之别。使用何种丧服，取决于同死者亲缘关系的远近。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意思是割布做衰，不言裁割而言斩者，取其悲痛至极之意。这种丧服用极粗的生麻布做成，不缉边，使断处外露，以示无饰。衣缝向外，裳缝向内，裳前三幅，后四幅。胸前缀一块长六寸、宽四寸的布条，谓之“衰”，冠用厚纸做成，宽三寸，长跨过头顶。再用一根麻绳缠在额头下，谓之“武”；多余的麻绳从两耳边垂下，谓之“缨”。头和腰部各缠以单股和双股黑麻，谓之“绖”。手持竹杖，脚穿草鞋或麻鞋。斩衰的服期为三年。子和未嫁之女为父，承重孙（即父亲早亡的长房嫡孙）为祖父，父为嫡长子，儿媳为公公，妻、妾为夫，服此重孝。
“齐衰”较斩衰为轻。用粗麻布做成，缉边，衣、裳边和下际皆缝起，其他形制与斩衰相似，只是“武”、“缨”、“绖”的佩戴方法有所不同。齐衰的服期有三年、一年、五月、三月之分。子为母，承重孙为祖母，母为嫡长子，儿媳为婆婆，服之三年；夫为妻，为继母，为祖父母，为伯叔父母，为众庶子，为兄弟之子，为嫡孙，出嫁女子为父母，妾为嫡妻，为夫兄弟之子，公婆为嫡媳，服之一年；重孙为曾祖父母服五月；玄孙为高祖父母服三月。
“大功”轻于齐衰。意为做工粗大。用熟麻布做成，麻布经过加工，色白较细。服期九个月。为堂兄弟及未出嫁的堂姐妹，为已出嫁的姐妹、姑母，已出嫁的女子为伯父、伯母，公婆为众媳，为兄弟之妻，为庶孙，为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等，皆服之。
“小功”又较大功为轻。意为做工细小。用较细的熟麻布做成，质地比大功细密。服期五个月。为从祖祖父母（即祖父之兄弟及妻），为从祖祖姑（即祖父之姐妹），为从祖父母（即父之伯父叔父及妻），为从祖兄弟、姑姊妹，为兄弟之孙，为堂兄弟之子，为外祖父母，为舅父、姨母、外甥等，皆服之。
“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用极细的麻布制成，做工亦较上述四种丧服讲究。服期三个月。为三从兄弟，为曾祖之兄弟姐妹，为祖之从兄弟姐妹，为父之再从兄弟姐妹，为曾孙、玄孙、外孙，为姑、舅、姨之子（即表兄弟），为岳父、岳母，为女婿，为庶母（父之妾有子者）、乳母，为庶孙之妻，为外甥之妻等，皆服之。
古人服丧并不完全局限在亲戚圈内，还常常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尊者披麻戴孝。在周代，诸侯为天子、臣为君服斩衰之孝。汉初承袭秦制，皇帝驾崩，天下吏民为之服孝三年；汉文帝提倡节丧，改为服孝三日。曹魏旧制，官长卒，属吏皆服齐衰，葬讫而释服。晋丧葬令规定：长卒吏，僚属服齐衰，着丧服理政，新官上任后始得释服。在师道尊严的封建社会，师徒之恩不亚于父子之情，丧师如丧父，学生每每为老师斩衰三年。孔子死后，门徒中就有服三年之丧者。为尊、为长、为师服孝，是五服制度的重要补充。
五服制度创立于先秦时期，风行于整个封建社会，至今遗俗犹存。从先秦礼书《仪礼》、成书于汉代的论礼文集《礼记》、北宋司马光记述封建家礼的《书仪》和清朝典章制度汇编《清会典》等记载的丧服礼制来看，五服制度在两千多年间的历史长河中变化不大，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之一。
从形式上看，五服制度主要是按照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划分服丧守孝的轻重等次，其实质则是为了维护封建宗法制度。
五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尊尊”、“亲亲”。皇帝为天下至尊，故吏民百姓应为圣上天子服丧守孝；父权居于支配地位，父族之孝则重于母族之孝；嫡尊庶卑，嫡系之孝也明显地重于庶系之孝。家族成员亡故，无论长幼，其他人都要为之披麻戴孝，即使晚辈早卒，长辈也要服丧，“亲亲”之情并不因辈分的悬殊而稍有懈怠，只是轻重、主次有所区别罢了。这些原则与“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精神相一致，客观上起到了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其实际功能已远远超出了丧葬文化的范畴。五服制度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提倡弘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需要说明的是，五服制度属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并未遵行这种制度。有些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为亡亲服丧守孝，但丧服制度远不及汉族那样严格。魏晋时期的东夷诸族，“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著布面衣”；吐谷浑族的服丧时间很短，“葬讫而除”，与汉族有别。（《晋书·四夷列传》）清代满人服丧，“斩衰止百日，期服六十日，大功三十五日，小功一月，缌麻廿一日”（《尺咫偶闻》）。其俗虽近于汉制，但最重的斩衰之孝也只有一百天，服期已大为缩短。与满俗相类的还有清末新疆境内的蒙人和回民，前者“子为父母，妻为夫，均持百日服，平人则持服四十九日”；后者“子女之于父母，妻之于夫，若亲戚兄弟，持服四十日或百日”。（《清稗类钞·丧祭类》）丧服均较汉人为轻。同书记载昆山一带丧俗：“乡女之居母丧也，必以红色布为裤，服三年乃除。谓母育己身时，恶露甚多，有血污之秽，死后必入血污地狱，服红裤者，为其祓除不祥也。男子亦间有之。”这种红色丧服颇为奇特，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少数民族的服丧礼俗虽来自汉族，但其中已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因素。
2.居丧守制
古代丧礼要求，有孝在身的人应严格节制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一切从简，遵守居丧的制度，称为“守制”。在居丧的过程中，守制者常常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以种种自我虐待和压抑人性的极端方式，体现所谓的“孝道”。
亲人初死，应立即除去华丽的服饰，着素淡之衣；大殓的第二天，“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换上正式的丧服。服期内一般不得洗澡，如肮脏过度导致疾病，方可破例，“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礼记·曲礼》）清代的礼制更为苛刻，居丧者不仅不能洗澡，就连理发亦被禁止。《清稗类钞·丧祭类》云：“古者丧而毁容，其时亦必薙发。乃至本朝，于居父母之丧者不薙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然。”如果遇到皇太后、皇帝驾崩的国丧，天下臣民“亦皆百日不薙发，服缟素”，举国蓄发守孝。毁容尽孝的传统被清朝统治者发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节制饮食也是居丧守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父母初终，孝子在三日之内不得饮水进食，空腹尽哀。殓后可少量食粥，以“充虚续气”，勉强维持身体所需。服丧期间吃缺盐寡味的粥饭，禁食瓜果菜蔬，酒肉之类的美味佳肴就更与孝子们无缘了。历史上有很多居丧节食的“动人”事例，如孔门高徒曾子，执亲丧“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礼记·檀弓》），后人传为美谈。南朝梁昭明太子丧母，“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由于节食过甚，丧事未毕其腰围已减削过半，消瘦不堪，“士庶见者莫不下泣”，朝野盛赞，以为至孝。（《梁书·昭明太子传》）宋人张齐贤居母丧，“日啖粥一器，终丧不食酒肉蔬果”（《宋史·张齐贤传》），乡邻称颂，青史留名。
居丧者若贪求口福，违礼奢食，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乃至以律论处。曹魏时，“竹林七贤”之一的步兵校尉阮籍放达不羁，居丧无礼，饮酒食肉，朝臣何曾斥阮籍为“败俗之人”，建议文帝将其流放四裔，“无令汙染华夏”。（《晋书·何曾传》）京兆韦高慕居母丧弹琴饮酒，“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的古成诜（时任给事黄门侍郎）闻知此事后颇为愤慨，流泪发誓：“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而逃匿，“终身不敢见”。（《晋书·姚兴传》）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官宦子弟陆慎余与兄陆博文居丧，“衣华服过坊市，饮酒食肉”，京兆府奏告朝廷，“诏各决四十”，逐出京城。事隔三年之后，驸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欢歌宴饮，事发后二人分别受到惩处，“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师服笞四十，配流连州”（《日知录》卷一五）。
居丧者的住处应朴陋就简，不得奢华。未葬之前，在中门之外用竹木茅草搭棚，作为孝子的起居之处，称为“倚庐”。里边的陈设极为简单，以草席为铺，以土坯为枕，谓之“寝苫枕块”。孝子身着孝服守于庐中，深居简出，不与人往，哀至则哭，昼夜无时。睡觉时不脱绖带，和衣而卧。父母下葬后，有的孝子还在墓旁搭棚而居，称为“墓庐”。
严于律己的墓庐守孝者在历史上不乏其人。南朝刘览居母丧，庐于墓侧，“冬止著单布，家人患其不胜丧，中夜窃置炭于床下，览因暖气得睡，既觉知之，号恸呕血”（《梁书·刘孺传》）。皇帝闻其孝行，数次屈驾亲临慰勉。唐代中书舍人欧阳通丁母忧（古人称父母之丧为“丁忧”），隆冬时节居庐寝苫枕块，家人担心这位老爷子不敌严寒，暗地里在其卧席之下塞进几块毡絮，欧阳通发觉后大发雷霆，“遽令撤之”，朴陋如故。（《日知录》卷一五）元初重臣廉希宪丧母，“率亲族行古丧礼，勺饮不入口者三日，恸则呕血不能起；寝卧草土，庐于墓傍”朝廷每有大事，辄诣庐求教。（《元史·廉希宪传》），明永乐年间，霍州学正曹端遭丁忧之难，弃学归家居庐守孝，诸生慕其品行，纷纷赶来拜师求学，曹端就在墓庐中讲学授徒，一时传为佳话。（《明外史·曹端传》）
居庐守孝期间，“妇人不得辄至男子丧次”（《书仪》），禁止夫妻生活。东汉鄙儒赵宣为博取孝名，葬亲后在墓道中居丧守孝达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礼请，并把他推荐给太守陈蕃。陈蕃前去访察，查出赵宣与其妻“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竟然在墓道中生养了五个孩子。陈蕃大怒，遂将这位欺世盗名的伤风败俗之徒下狱治罪。（《后汉书·陈蕃传》）唐代法律规定，居父母丧生子者，处徒刑一年。（《唐律疏议》卷一二）
服期内严禁娶妇嫁女和娱乐游戏，访亲会友也受到限制。《晋书·张辅传》记载，梁州刺史杨欣服姐丧，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辅时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同书《刘隗传》记载，世子文学王籍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刘隗“并奏之”，请朝廷予以惩处。庐江太守梁龛服妻丧，在释服的前一天“请客奏伎”，与丞相长史周□等三十余人欢聚一堂，刘隗闻知此事后上书朝廷：“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梁龛与聚会者分别受到免官削爵和停发俸禄一月的处罚。唐律明文规定：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已成之婚姻解除无效；居父母丧为人主婚者，杖一百；充当媒妁者，杖八十。（《唐律疏议》卷一三）五代后唐天成年间，原州司马聂屿“丧妻未及于半年，别成姻媾”，事发后朝廷传旨，“令本处赐死”（《册府元龟》）。元末社会动乱，纲纪崩坏，朱元璋为矫正民风，于洪武初年发布诏令：有丧在身者，禁止设宴作乐及会亲聚友，违者严办。
有孝在身者禁止赴举，不能因追求功名而忘却丧亲之忧。秦汉魏晋时期，儒生为官主要依靠朝廷的征辟和地方官的推举；隋唐以降，士人则主要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守制与否是汉代衡量儒生品行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汉律规定：“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汉书·扬雄传》应劭注）。西晋泰始年间，杨旌遭伯母忧，丧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博士，时人对其大加贬责。实行科举以后，对士人赴举有许多规定，有父母之丧者绝对不得应考，其他亲丧酌情而定，历代制度不尽相同。北宋天禧三年（1019），宋真宗在崇政殿接见四千三百名诸路贡举人，其中一位名叫时稹者“冒缌赴举，为同辈所讼”，真宗闻奏，命御史台劾问查究。可见在宋代，即使是最轻的缌麻之丧，也不得参加科举。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云：“今制非三年之丧，皆得赴举”（《日知录》卷一五）。明清之际对丁忧重丧以外的赴举者不加限制，较宋制宽松。
为官者遭亲丧，一般应辞去职务，归家守孝。由于官吏身系国家政务，与无官一身轻的平民有别，因而历代对为官者居丧守制有不同的规定。汉文帝遗诏节丧，以日易月，缩短丧期，故汉代大臣遭丁忧多不行三年之丧。成帝时宰相翟方进母忧，“不敢逾国家之制”，葬后三十六日即除服理政。（《汉书·翟方进传》）欲服丧者须奏请皇帝恩准，不得擅自弃职。明帝朝太尉赵□母忧，上疏乞归服丧，明帝不许，遣使者为其释服。（《后汉书·赵□传》）安帝永初年间，车骑将军邓骘丧母，多次请求服丧，“章连上，太后许之”（《后汉书·邓骘传》）。然而，汉代虽有大臣不行三年丧的明确规定，但居丧守孝的官僚贵族仍不乏其人。县令原涉居父丧墓庐三年，“显名京师”（《汉书·游侠传》）；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哀帝下诏褒扬，誉为“宗室仪表”（《汉书·景十三王传》）。遵行古礼服孝者受到朝野舆论的一致赞颂。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似在两可之间。（《陔余丛考》卷一六）这种情况大概延续到魏晋之际。晋武帝时，大鸿胪郑默遭母忧，依“既葬还职”的秦汉旧制，大臣是不能居家守孝的，由于郑默“自陈恳至”，多次上书请求，武帝许其终丧，朝廷还因此重新修订了大臣服丧的制度，“遂改法定令，听大臣终丧，自默始也”（《晋书·郑袤传》）。从此以后，官吏例得居丧服孝，历代相沿不改，成为封建社会的定制。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朝廷常常遣使前往慰问，赠赐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一年（1378），广西布政使臧哲母忧去官，朱元璋特遣使者赐米六十石，钞二十五锭。“自后凡官以父母丧去职而家居者，皆有赐焉”。十七年又诏令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且为政清廉者，居丧期间朝廷依原秩给一半俸禄；在职三年者给三月余禄。（《日知录》卷一五）
如因军事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服期未满的官员亦可强令其出仕，谓之“夺情”，亦称“起复”。《朝野类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擢用者，名起复，即夺情也。”魏晋以降，夺情起复之举屡见诸史籍，具体情况历代有所不同。南齐肖坦之居母丧，起复为领军将军。（《南史·齐宗室》）唐睿宗景云中，宰辅苏□卒，诏其子苏□起复为工部侍郎。（旧唐书·苏□传》）玄宗开元年间，丞相张九龄母忧，诏夺哀起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唐书·张九龄传》）
唐代有的官僚因担心服丧久居在家而失去权柄，乃想方设法谋求朝廷起复授职。唐顺宗时，朝臣王叔文有母丧，“与其党日夜谋起复”。宪宗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父孝在身，朝廷无起复之意，不惜用重金贿赂宦官，“以冀起复”。昭宗时，丞相韦贻范收受贿赂，许诺替行贿者谋求官职，未果遭母忧去职居丧，行贿者未能如愿以偿，遂至其家催逼讨债，韦氏无奈，乃多方钻营以图起复。（《资治通鉴·唐纪》）在这些权欲熏心的政客眼里，功名利禄高于一切，为生身父母居丧守孝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与此相反，有的官僚虽非父母重丧亦辞职行服；有的不从朝廷起复之命，执意守制；有的虽从命起复，但行为举止严于律己。唐高宗时，中书舍人欧阳通丁忧，朝廷强令其起复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门外”，然后穿鞋上朝；值宿在省，“则席地籍藁，非公事不言”；退朝归府，“必衣衰绖，号恸无常”。虽起复而不敢忘忧，忠孝两全。（《唐会要》）
宋制，夺情授职者官衔前冠以“起复”二字。如宋初宰相赵普丁忧起复，服期内参政理事时自称“起复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赵普”，以示有孝在身。（《陔余丛考》卷二七）元代规定：“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及有金革之事者，不许夺情起复”一般官吏例得居丧守制。（《元史·陈思谦传》）明代亦曾多次发布禁止夺情起复的诏令，力主官吏为父母行服守孝。大功以下轻丧可居官留任，但入署办公时须着素服，并不得参与朝贺、宴会、祭祀等喜庆典礼，以示与常人有别。清初八旗官员遭父母丧，百日之后即起复授职，并可参加朝会、祭祀等活动。乾隆以后，夺情起复的文武朝臣，服期未满不得参与吉礼，素服入署理政；总督、巡抚等外任官员，服期结束始授实权。
历代对夺情起复的不同规定，其实质都是为了调和忠君与孝亲的矛盾，力图使两者在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之下和谐统一，达到公私兼顾、忠孝两全的完美境界，其用心可谓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