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多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安排后事：修筑坟墓，使死者有安居之处；建封立树，以标识死者的身份等级；随葬各种器具和珍宝财物，供死者尽情地享用……通过诸如此类的丧葬手段，力图将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财富再现于鬼魂世界。帝王和达官贵人生前荣华富贵，死后的丧葬则极尽铺张奢侈之能事；社会上的其他富有者亦竞相仿效，在操办丧事时大讲排场。代代相因，上行下效，导致了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厚葬之风。
厚葬的风气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生活极端困苦，居处简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原始人受物质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力对死者进行厚葬。以半坡先民为例：多数人死后没有葬具，以身亲土，墓坑浅而窄小，仅能容尸；仅三分之一的墓有随葬品，主要是生前必备的实用器皿，如烧饭的陶罐、饮食的陶钵和汲水的尖底瓶等，另有少量简陋的生产工具（石器）和装饰品。半坡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原始的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死者的墓葬尚且如此简单，比他们更早的原始先民的丧葬情形就可想而知了，根本谈不上什么厚葬。
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劳动收获除满足生活需要外还有所结余，出现了剩余财富。与此同时，氏族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私有制和阶级开始萌芽，产生了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的少数特权阶层。这一社会变革也反映到丧葬习俗上，出现了个别人死后厚葬的现象。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差别悬殊：大多数墓简陋狭小，没有葬具，随葬品很少或空无一物；个别墓十分宽敞，有结构复杂的棺椁葬具，死者佩戴华丽的玉石饰物，随葬玉器、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还有猪头、鳄皮鼓和肉食品。类似的情形还见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当地居民有随葬猪下颚骨的习俗，以代表生前所拥有的财富，贫穷者的墓内往往没有或仅有一块猪下颚骨，最富有者则达六十八块之多，其他随葬品也多寡悬殊，贫富昭然。不难看出，厚葬的习俗是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出现的，厚葬者只是少数生前拥有众多财富或占据高位的特权人物，尚未形成普遍的厚葬之风。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厚葬的风气日益盛行。商代是我国目前已知有文字记载且经考古证实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商王和贵族死后，普遍实行厚葬。王陵由巨大的墓室和数十米长的墓道构成，规模宏伟壮观，陵内有华贵的棺椁和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可惜已被历代的盗墓贼洗劫一空，详情不明。重达八百七十五公斤的司母戊大方鼎，以其雄伟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著称于世，这件举世闻名的珍宝就是从殷墟的一座王陵中出土的。一九七六年发掘的妇好墓，是殷墟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惟一一座没有被盗墓者“光顾”的王室贵族墓，出土各类随葬品一千九百二十八件，还有近七千枚海贝。其中的四百六十余件青铜器，有很多是前所未见的珍贵礼器，精美绝伦；七百五十余件玉器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工艺精湛，种类繁多，仅动物形象就有近三十种；三件象牙杯精雕细刻，是稀世罕见的艺术珍品。墓主妇好是商代有名的“中兴”之王武丁的配偶，属王室高级贵族，但比起商王来还是有等级之差的，墓葬的规模也远不及王陵气派。后妃的随葬品已如此丰厚，商王的厚葬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商王和高级贵族，一般中小贵族死后也普遍厚葬，只是厚葬的程度不同罢了。
周代依然厚葬，并且将其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繁缛复杂的丧葬礼仪，据《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书记载，周代对不同阶层死者的丧仪、墓穴、葬具及随葬品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愈高，丧仪愈隆，葬埋愈厚。从已经发掘的西周高级贵族的大墓来看，随葬品都颇为丰厚，以种类繁多、组合有序的青铜礼器为主，有烹肉煮饭的鼎、□，鬲、甗；饮用美酒的爵、觚、觥、觯；盛水盥洗的盘、匜、盉、繱；殿堂奏乐的编钟以及田猎巡游的车马器具等。器体多饰以精美的花纹，富丽堂皇；有的还铸刻长篇铭文，记述器主显赫的家世和功勋，以昭示后嗣子孙。透过这一组组古朴典雅的铜器群，可以想见到王公贵族们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场面。
在诸侯力争、烽火连绵的春秋战国时代，“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吕氏春秋·节丧》），厚葬之风有增无减。并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社会风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匹夫庶人，“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吕氏春秋·节丧》），无不以铺张丧事为荣。公元前五八九年宋文公卒，宋国执政卿华元用天子之礼厚葬其君，棺椁巨大且装饰华丽，随葬的珍宝器备和车辆马匹不计其数，并以活人殉葬，还在墓圹中放置了大量的石灰和木炭，以吸潮防朽。（《左传》成公二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死后的葬埋也异常丰厚，他的坟墓在西晋末年被人盗掘，“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采、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行厚葬者在齐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韩非子·内储说》云：“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布帛尽则无以为币，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大量的社会财富被用于厚葬死者，以致影响到国计民生之大事，使执政者对此颇感头疼。
厚葬风靡于东周列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由于王室地位的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诸侯僭用天子之礼，卿大夫僭用诸侯之礼的现象比比皆是，贵族的丧葬规格普遍提高；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涌现出了一批享有政治特权和拥有巨额财富的新生权贵，如军功地主和富商大贾等，他们亦不遗余力地大肆铺张丧事；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厚葬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厚葬之风甚嚣尘上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奢侈的社会风气深感忧虑，他们极力反对厚葬，提倡节俭后事。先秦诸子中的墨家学派认为：厚葬使大量的社会财富弃于地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若此风不改，“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势必导致国弱民贫和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针对厚葬，墨子还提出了具体的节葬措施：“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墓圹不宜过于宽深，以容纳棺材和遮掩尸臭为度；坟丘无需高大，能标识葬处即可。（《墨子·节葬》）兼容百家之言的“杂家”学派，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厚葬的恶果。他们指出：活人安葬死者的目的，是为了让死者安息于地下，以尽慈亲孝子之情，对死者实行厚葬，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然而，埋藏在墓穴中的财物宝货，却招来了一群群偷金摸银的盗墓之徒，这些强人专拣丘垄高大、随葬丰厚的墓冢下手，葬埋愈厚，盗掘愈甚。厚葬不但没能尽到慈孝之情，反而使亡故的亲人暴尸荒野，饱受凌辱。因此，让死者安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后事从简，节丧节葬。（《吕氏春秋·节丧》《安死》）道家不仅反对厚葬，甚至主张不葬。道家的祖师爷之一庄子临终之际，众弟子聚议厚葬其师，这位超俗脱凡的哲人说：高天阔地就是我的棺椁，日月星辰和自然界的万物就是我的随葬品，大自然早已为我准备好了丰厚的葬礼，何需有劳诸位呢？众弟子道：我们不忍心将您的遗体弃之不管，那样就会被鸟兽吃掉的。庄子答曰：在地上为鸟兽所食，埋入地下不也成了蝼蚁的美餐吗？你们为什么对地下的蝼蚁如此偏心，而不让地上的鸟兽分享我的尸肉呢？（《庄子·列御寇》）庄子这番惊世骇俗的妙语，说明他是主张死后不葬的。齐相管仲针对齐国厚葬成风的恶习，力主以严刑峻法禁绝：凡丧葬逾制奢侈者，掘其坟墓，剖棺戮尸，对死者的家属也要从严治罪。（《韩非子·内储说》）这些颇有见地的薄葬主张，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
秦汉时期，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秦始皇十三岁即秦王之位，就着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在秦始皇陵内埋藏的奇珍异宝简直是不计其数，秦末项羽入关后掘始皇之陵，“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水经·渭水注》），厚葬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汉书·赵咨传》对秦始皇的厚葬有这样的评述：
爰及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殚）于骊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
始皇陵的厚葬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虽经历代盗掘，陵园内仍不断有珍贵文物出土，如稀世罕见的错金乐府编钟、巧夺天工的铜车马等。其中兵马俑坑，内有各类武士俑约七千个，陶马一百多匹，驷马战车一百余辆，以军阵的形式排列组合，气势磅礴。这些陶俑陶马的大小与真人真马相似，千姿百态，造型极为生动，堪称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被国际友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不可思议的是，像兵马俑坑这样规模宏伟的从葬设施，竟然在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也许在当时视其为微不足道的缘故吧。
汉代皇帝厚葬的程度也令人吃惊。《晋书·索琳传》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皇帝在登基的第二年即开始营建陵墓，此后每年将全国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帝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
在西汉的十几位皇帝中，武帝名列厚葬之首。他在位长达五十四年之久，又处于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由于几十年的日积月累，到他驾崩时“茂陵不复容物”，宽大的墓室中早就塞满了各种宝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饱和程度。汉末赤眉军掘开茂陵，动用大军掏取其中的宝物，即便如此，盗走的东西尚不及原藏的一半。（《晋书·索琳传》）武帝葬埋之丰厚，于此可见一斑。
不仅皇帝，皇室其他贵族也同样实行厚葬。以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刘胜为例，他和妻子窦绾的坟墓凿建在顽石嶙峋的山崖之中，规模宏大，坚固严密，恰似两座山间宫殿。整个墓葬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大部分构成，墓室的内部结构和摆设模仿刘胜夫妇生前的生活场景：南耳室是车马房，内有安车、猎车、马匹、猎犬等；北耳室代表仓库，摆满了盛装鱼肉酒食的各种容器，还有大量的厨炊器具和饮食用具；中室模拟宴享宾客的宽大厅堂，宴饮和日常生活用的金、银、铜、漆器皿充斥其间，还有侍从奴仆俑和出行的仪仗；后室象征卧室，放置棺椁及贵重物品，有装饰华丽的铜器、漆器，雕琢精美的玉器，各式各样的兵器，以及金饼和钱币等，小侧室是主人的洗澡间，内有用于沐浴、熏香的铜器和一块搓澡石，还有侍奉的奴仆俑。棺椁葬具也十分豪华，如窦绾的镶玉漆棺，内外用二百多块玉版和玉璧镶嵌，珠光宝气，前所未见。包裹尸体的殓服是“金缕玉衣”，用玉片和金丝编缀而成，工艺极为精巧。两墓共出随葬品四千二百多件，其中的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等，设计奇巧，纹饰华美，是汉代铜器中难得的艺术瑰宝。
在皇室厚葬风俗的影响下，达官显贵和富豪之家亦竞相仿效。据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当时的京师贵戚和郡县豪门，“死乃崇丧”，他们选择肥沃的良田营造坟茔，广起高冢巨丘，“多埋珍宝、偶人、车马”；有的“或至金缕玉匣”，以金缕玉衣裹尸送终。棺椁要用生于江南深山密林中的名贵木材，雇用众多的民工将巨大的原木从数千里之遥的南国山林经水路运到京师，“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有的棺材竟重达万斤以上，出殡时“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仅棺椁一项就不知耗费了多少钱财！一些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每逢丧葬，当地官府都要派员携带财物前往致哀，举行隆重的吊唁祭奠仪式，“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极尽铺张奢侈之能事。因厚葬而倾家荡产者在汉代亦不乏其人，如《后汉书·崔繲传》记载：济北相崔瑗死后，子崔寔“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厚葬其父。丧事毕而资产竭尽，穷困潦倒，只好“以酤酿饭鬻为业”，由富贵之人沦为街头酒肆的小摊贩。像崔寔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
值得一书的是，在厚葬之风上下弥漫的汉代，也出现了一些力主薄葬的有识之士。以节俭著称的汉文帝刘恒，针对当时“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的社会风气，主张节丧薄葬。据《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修治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不起丘垄，务从简约；陵内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专用瓦器随葬，以明节俭之志。他在临终又留下遗诏，明令改革天下吏民为皇帝“重服久临”的传统旧制，缩减吏民服丧的日期和举哀的仪式，以根除因皇帝驾崩而影响民间正常社会生活的旧弊。虽然后来事实证明，霸陵内并非独有瓦器，而是随葬了很多珍宝，与文帝自己标榜的薄葬有一定的出入；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作为“天下首富”的封建皇帝，能够针砭时弊，力主薄葬，并在某种程度上亲自付诸实施，确乎难能可贵。汉文帝的节丧遗诏，历来被视为我国古代丧葬制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备受古人称颂。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黄老之徒杨王孙，也是一位倡导薄葬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厚葬诚亡（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殚）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主张葬埋不用棺椁，尸体不著衣衾，入土裸葬。他在临终之际遗嘱其子：我希望死后裸葬，不必置备棺椁葬具，将尸体盛入布袋，入地七尺以后从脚上脱去，使尸体裸埋土中即可（《汉书·杨王孙传》）。此举可谓惊世骇俗，无怪乎后人对其赞叹不已。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对时人“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的陋俗痛加鞭挞，极力提倡“以薄葬省用为务”。（《论衡》）东汉后期的进步思想家王符，认为厚葬“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在《潜夫论》一书中对贵族豪强崇尚厚葬的浮侈之风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
秦汉以后，随着皇权的膨胀和封建等级关系的日益巩固，皇帝丧葬被视为国之大事而载入封建法典，帝王厚葬也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战乱、早殇、失国等特殊情况外，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实行厚葬。现存的关中唐陵、巩县宋陵、明十三陵和清东陵西陵，就是历代帝王奢侈厚葬的物证。
在唐代的皇帝中，太宗李世民素以节俭著称，但他是如何安排后事的呢？据《唐会要》记载，昭陵的营建工程十分艰巨，前后历时达十三年之久。玄宫凿建在顽石嶙峋的九癠山腰，因山势陡峭，来往不便，“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沿栈道环行数百米，才能到达墓门。从墓道至墓室，深七十五丈（约合二百五十米），前后置五道石门。为了永固山陵，工程完成后又将栈道拆除，使玄宫成了与外界隔绝的空中堡垒。
昭陵玄宫不仅险要坚固，其内部构造也仿照人间宫殿建筑，十分华丽。五代时期的军阀温韬，率兵“悉发唐代诸陵，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新五代史·温韬传》）。玄宫内还随葬了不少稀世珍宝，相传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为唐太宗所得，视为至宝，他死后将这件书法艺术珍品藏之玄宫玉匣内。
北宋帝陵的规模虽不如唐陵宏伟，但筑陵工程也非常浩大。仅以所用石料为例：真宗永定陵采石二万七千四百五十三段，动用士卒和工匠三万一千六百人；哲宗永泰陵采石二万七千六百余段，动用士卒和工匠九千七百四十四人，外加民夫五百余人。其他诸陵所用石料和役使的人力与之相仿。这些巨大的石材开采于距陵区数十公里之遥的深山峻岭，长途运输之艰难，可想而知。据《永泰陵采石记》碑文载，在修建永泰陵的过程中，数万名服役者奔波于山林深谷之间，“病者千七百余人，而不可治而死者，盖亦百厘之二”，很多人死于采石场上或运石途中，尸弃荒野，惨不忍睹。“每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若声役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魂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古人假托惨死的冤魂，表达他们对封建帝王滥用民力、奢侈厚葬的怨恨情绪。
北京明十三陵，规模宏伟，排列有序。其中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已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经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为了解明代帝陵厚葬的情形提供了具体资料。
史书记载，定陵的营建工程历时六年，耗白银八百多万两，相当于万历初年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修陵所用的汉白玉石、花斑石、南杉大木等建筑材料，分别从河北、河南、四川、云南等地远道转运而来。在筑陵的过程中，每天施工的人数最多达三万人以上。据说一块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大石料，从原产地运到陵区就动用了两万民工，历时二十八天。
据发掘，定陵的地宫均用巨石砌筑，由五间高大宽敞的殿堂组成，总面积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平方米。出土各类随葬物品达两千多件，有金银器、玉器、瓷器及金丝织锦等，琳琅满目。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放在棺椁里的一顶皇冠和四顶凤冠，明神宗的皇冠用金丝编成，上织两条翻舞戏珠的金龙，金碧辉煌；皇后的凤冠上每顶都镶有五千多颗珍珠和一百余块宝石，华贵无比。
在明十三陵中，定陵并不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其工程之浩大、建筑之华丽、随葬之丰富尚且如此，其他帝陵的厚葬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急剧尖锐，使这个末代皇朝的宝座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政治动乱迭起，皇权日落西山，但清皇室在铺张后事这一点上，毫不逊色于前代帝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室帝后陵寝有东陵、西陵之分，陵区占地面积分别为二千五百平方公里和八百平方公里，规模空前。每座陵园内都有大量的建筑群，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四周环绕红色围墙。从远处眺望，整个陵园好像一座宏伟壮观的城池。埋葬帝后的地下宫殿深邃坚固，装饰华丽，金银珠宝充斥其间，宛如人间天堂。
慈禧太后是清末政治舞台上的铁腕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女后专权的典型代表。她把持朝政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的丧葬更是奢侈至极。慈禧定东陵的营建工程前后持续了数十年，劳民伤财不计其数，仅隆恩殿内装饰一项就用去黄金四千九百五十二两。据《清孝钦后殓入及山陵供奉珠宝玉器等物一览》记载，从地宫修成到她入葬封闭的近三十年间，曾五次大规模地往里边放置各种珍奇异宝，多是慈禧相中的喜爱之物。光绪三十四年（1908）慈禧病死，殓葬时太监李莲英曾将随葬珍宝一一登记在册。据记录，慈禧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一层金丝镶珠宝的锦褥，镶有大小珍珠一万二千六百零四颗，红光宝石八十五颗；白玉二百零三块；锦褥上又盖一条丝褥，上铺圆珠二千四百颗；圆珠上面又铺串珠薄褥一层，用珠一千三百颗。入棺后，慈禧身穿金丝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褂，这两件殓服缀有各种珍珠五千九百二十颗，宝石一千一百三十五块；周身缠绕九练串珠；头戴凤冠，上面镶嵌着外国进贡的一颗重达四两的宝珠，大如鸡卵，值白银一千万两；头枕翡翠西瓜，足登两朵碧玉大莲花；口含夜明珠，奇光异彩，夜间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又将四升珠宝撒在棺内，以填补空隙，计有大小珍珠三千七百余颗，红宝石二千二百块，最后在棺上覆盖一件网珠被，上有缀珠六千颗。除此之外，地宫内随葬的金银珠宝更是不可胜数。
慈禧的丧葬在清室帝后中堪称首屈一指，是清代皇室贵族奢侈厚葬的缩影。正因为东陵和西陵埋藏有巨额财富，招致了中外强盗在动乱的岁月里大肆盗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