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伊始，李嘉诚在各项业务上都是亲力亲为。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聘请更多的人才，二是有意锻炼自己的能力。但是事业慢慢做大以后，李嘉诚就慢慢放权给下面的人，而自己则是统观全局，运筹帷幄。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事业大了，再亲力亲为，就难免顾此失彼，而且也不一定比聘请的人才做得更好。大商人一定要有这样的大气魄，想要做出更大的成绩，就要适时转变观念，将工作重心放在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上，在大的、宏观的方面进行探索，掌好企业发展的舵。
“善谋者必有胜局”，这句话出自于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它表明：善谋事者总能有更高的胜率。我们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训意义深刻，它告诉人们谋略与胜局的关系，之所以到底成与败，那是一种天意。李嘉诚一贯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所以有坎坷曲折，也是他成功经验的一部分。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涌坐大。20世纪80年代，葵涌集装箱港现有的六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2、4、6号三个码头，另三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三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旗海区，共四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香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主。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嘉诚，当然不会满足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提上香港当局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鹿死谁手？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执同业牛耳，业绩骄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李嘉诚在方方面面有良好关系，尤其是香港当局决策机构立法局，其中就有6名人物是李嘉诚私下的“幕僚”，他们是长江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彭定康对香港当局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香港当局的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而做的。
可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代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9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唯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香港当局将9号码头的四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嘉诚已经尽了自己的人事，横出变故，只有另做努力。
9号码头，“超人”落马，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莅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此事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香港当局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五成以上，则可认定处垄断地位；若在70%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香港当局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当局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当局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力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读者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属卫视与无线之争。香港当局在制定新条例之时，既不偏袒李嘉诚，也不优惠包玉刚。最后出台的条例，虽未满足双方要求，却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为双方所能接受。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香港当局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这样，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香港当局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实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缘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则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七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李嘉诚之输，错不在他，而在于他的垄断地位。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垄断都是政府干预商业的强制手段之一。
对于大商人来说，只要谋事，暂时有无胜局并不重要，关键是取决于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