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类（主要指围棋、象棋）活动，由于不受时间、地点、性别、年龄诸条件的限制，并有着法繁复、变化无穷、引人入胜的特点，故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同时它也具有使人收心养性、斗智斗勇的娱乐功能，随着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从而成为历代体育习俗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棋类活动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仍很兴盛，可谓开展广泛，高峰迭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1）围棋
尽管明初朱元璋曾对棋类活动屡加抑制，认为那是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者所为，并“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周漫士《金陵琐事》），“在京但有军官军入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顾启元《客赘语》），但作为一种流传已久的体育习俗，并非靠帝王的好恶或一道圣旨所能废止的，相反在明、清时期还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继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的又一高峰，反映出围棋活动这一体育习俗顽强的生命力。
围棋活动在明、清异常风行，开展十分普遍，高手辈出，围棋理论专著、棋谱代胜一代，是这一时期围棋活动的结晶。明初的相子先，“知诗工画，尤精于弈，洪武中，（应）召至京，燕王与对弈，所赐有龙凤弈具”（《清浦县志》）。作为明初国手，仍有人与之抗衡，《宁波府志》记载，永乐初，相子先和楼得达同被召至京，明成祖“命二人对弈……得达弈屡胜……遂命吏部给冠带”，可见高手之多，强中还有强中手。由于围棋深奥难测，技艺无尽，人们对围棋高手非常崇奉，并认为他们的棋艺得自神助，如《凤阳府志》记载：郑信是明初高手，其棋艺即由神传授：“郑信洪武间樵采山中，遇二老对弈，信傍立久，遂受其教，明日复诣，不复见。由是艺高天下。”其实只不过是有些人悟性较高，善于总结围棋规律而已。
明代围棋高手中也不乏女流。如《无锡县志》记载：“唐理，字孟淳，永乐三年乡举，官陕西河渠提举，好弈……为吴中第一。家有竹素圆，楸枰满四座，诸妾臧获无不能之”。尽管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妇女体育已经衰落，但围棋仍是她们喜爱的娱乐活动。
除朱元璋外，明代统治者对围棋活动还是提倡、鼓励的，有的高手以善围棋而被统治者赏识并做了官。如《宁波府志》记载：“赵九成，初为郡学诸生……以棋游京师，尽一时棋士，对局皆屈。孝宗御燕殿，召九成试之，果压流辈，所行算多出古棋谱外。上曰：真国手也。命宫官鸿胪，序班供御”。朱熊也是“以善弈著，天顺间为通政司知事”（《江阴县志》）。
由于明代爱好围棋之人甚多，许多地方俗尚弈棋，连幼童也能为之，如“余姚自弘治以来，俗颇尚弈，童子中往往能布癤”（《绍兴府志》），“黄旦者，登州文登县村民也，未尝学弈，自幼即能之，既长，挟艺行游，遂称国手”（《登州府志》）等，就是很好的例证。
明代围棋的发展、流传的广泛，还在于高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如唐理，“好弈，尝于阴羡山中遇蜀雅州道士买茶者，与对局三日夜，理遂为吴中第一”（《无锡县志》）。过文年“以善弈游师，京名藉甚。于是天下高手筑壁垒而攻之者无远不至。文年开关延敌，莫敢仰视者，遂群奉为国手。自是数十年天下言弈者以无锡过柏龄为宗”（《无锡县志》），成了明末最著名的围棋高手。这种风气，一方面正体现了围棋的魅力，另一方面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促进了围棋在更大范围内的开展。
明代围棋开展广泛、水平提高的标志，还在于此时形成了弈棋流派，即“永嘉派”、“新安派”、“京师派”。各派虽系名手所创，但各派风格各异，攻守布防有所不同，代表着各地的棋风，反映出明代围棋活动的广泛性。
在明代围棋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围棋著述，如林应龙的《适情录》、许谷的《石室仙机》、程白水的《白水遗局》、刘仲达的《鸿书》、诸克明的《秋仙遗谱》、陆玄宇父子的《仙机武库》、冯元仲的《弈旦评》、《弈难》等等，都是当时围棋活动的经验总结，是明代风行围棋的最好说明。
清代棋风之盛，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围棋技艺日新月异，名手辈出，出现了新的高潮。早在清初，国手周懒予便先声夺人，以其多变的棋风，常常取胜明末第一高手过柏龄。据徐星友《兼山堂弈谱》云，周懒予幼时，常观伯父周慕松弈棋，已解攻守应变之法。少年即达国手水平，与明末第一名手过柏龄对弈，多能取胜，遂成为清初著名的弈坛高手。之后周东侯、汪汉年、黄霞等相继棋坛问鼎，霸主地位不时易人，特别是黄霞，十八岁已成国手，“先是弈家虽渐变明代之著法，然终为成局所囿，习气未能尽除。及黄始变旧法，自出新意，穷极变化，开后来诸国手之先声”（《清朝野史大观》），为清代围棋活动树立了新风。
乾嘉时期，围棋活动汇成洪流，出现了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最后一个高峰。“乾嘉间，朝贵盛行弈艺，以此四方善弈之士咸集京师”（毛禅麟《黑余录》）。弈坛霸主已非以前那样一人称霸多时，而是多人称霸，如被当时称为“四大家”的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等棋坛高手，皆处于伯仲之间，棋艺各有千秋，梁魏今和程兰如齐名，范西屏与施襄夏，皆学于俞长侯，十六岁成名于天下，一直齐名。据云，三十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凡十局，胜负相当，“弈家评论，范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施如老骥驰聚不失尺寸”（《清朝野史大观》），体现了各自的围棋风格。二人还都以自己的实战经验，著有弈谱行世，即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施襄夏的《弈理指归》，对后世围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自此以后，清廷政治每况愈下，乾嘉以前繁盛的围棋活动局面再也未出现过。
（2）象棋
继宋代象棋定型并初步发展之后，由于它自身的特点而日渐为人们所喜爱，在明、清时期得以进一步推广，和围棋一样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普遍体育习俗。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文人学士、平民百姓，都以此为娱，因此各阶层中都产生了不少高手。如嘉靖进士李开先就是当时著名的象棋高手，他“性好敲棋编曲，竟日无休”（《李中麓闲居集》），常和当时著名的象棋国手较量，多能取胜；明仁宗朱高炽在当太子期间，颇爱象棋，自己下，也常观内侍下（《坚弧集》卷四）。明兰阳人秦科，“善著象棋，精手谭，天下无敌”（《兰阳县志》）。象棋高手对棋非常痴迷，往往挟技游历江湖，寻觅对手，并借以成名，如吴桔甫、吴升甫，都以象棋为业，常遍游各地，与名手对垒，获得了“棋士”、“棋客”的称号。明末著名棋手朱晋桢，闯荡棋坛三十余年，天下无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象棋财富——《橘中秘》，至今仍为象棋爱好者所称赞。
象棋著述的大量出现，是明代盛行象棋活动的标志。据文献记载，明代产生的棋谱有《梦入神机》、《金鹏十八变》、《适情雅趣》、《自出洞来无敌手》、《橘中秘》等近二十种。在布局、残局诸方面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和规律性。这不仅标志着明代的象棋水平，而且也是明代象棋高手们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贡献。
清代，象棋在民间开展更为普遍，清人所写《象棋歌》即谓“市夫牧童靡不能”。可见开展范围之广。特别是康、乾之时，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对娱乐活动的追求也愈益强烈，象棋活动盛极一时，出现了许多名手和象棋理论著述。并形成了民间九大象棋流派，即谢侠逊《象棋谱大全》所说：“当乾隆中叶，象戏盛行，人才辈出。其最著者，共有九派，十有一人，曰：毗陵派、武中派、武林派、洪都派、江夏派、彝陵派、顺天派、大同派、中州派。时称江东八俊，河北三杰。而周延梅遍历南北各省，战胜诸派，遂成天下国手，而创毗陵派。从之学者二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棋谱佳作也层出不穷，其中以王再越的《梅花谱》最为有名，至今在棋坛仍享有盛誉，此外如《竹香斋》、《心武残编》、《象棋百局》等残局研究专著也都颇有影响。所有这些，构成了明清象棋发展的新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显示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提高自身的形象而创制的“满洲棋”。该棋一方同中国象棋，十六个子；另一方除将、士，象、兵同中国象棋外，余仅三子，但可兼车、马、炮三用，即“满洲棋”，往往能“纵横敌境，守者稍不慎，满盘皆无补救”（《清朝野史大观》）。显然带有民族歧视的色彩，故不行于世。这说明，生命长久的体育习俗，必须以平等竞争为基础，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这样它是无国界、无族别的，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反之，只能像“满洲棋”一样，为人们所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