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语言艺术大师的郁达夫，不仅以抒情小说著名于世，而且也是现代散文的巨匠。郁达夫散文有着异常宽阔的领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旧中国那满目疮痍的景象，领略到郁达夫那思想感情的洄游，并听到作者那抑扬顿挫的歌声……
20年代初（或者更早一点），郁达夫就开始了他的散文创作，如《中途》、《还乡记》、《还乡后记》、《立秋之夜》、《苏州烟雨记》、《玉皇山》、《海上通信》、《零余者的自觉》、《小春天气》等均成文于这段时间。不过，这时期在现代文学的文坛上，郁达夫的散文似乎还不足以与朱自清、冰心、俞平伯、瞿秋白等诸名家的散文相媲美，此时读者所注意的主要还是他的小说。
从30年代初起，郁达夫创作热忱逐渐转向纪游散文。1933年4月，郁达夫因慑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全家移居杭州（至1936年2月只身前往福建就职于陈公洽门下之前），这是他颠簸一生中唯一一段安定的日子。从此，皈依自然、沉浸在湖光山色之间的郁达夫，就很少写小说了，他在纪游中又找到了一个“自我”，出现了一个游记盛产期。这段时间，郁达夫纪游散文佳构层涌、劳绩日显。总括起来，郁达夫共写作游记散文38篇（有20多万字），其中写的最多的是1934年～1936年。这些游记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在现代散文家中都算是很突出的，因而在30年代，郁达夫几乎得游记作家之称了。随着作者《断残集》、《屐痕处处》、《达夫游记》、《达夫散文集》、《闲书》等集子的陆续问世，奠定了郁达夫现代散文的巨擘地位。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戏剧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出自于像郁达夫这样的散文大家的散文。郁达夫的散文带有比小说更直接、更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调子，充满了浓郁的、清新的情韵。郁达夫散文从整体上塑造了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就是作家的自我形象。这位主人公不是搏击革命风暴、振翅穿过雷雨的海燕，更不是思想偏激、行动粗暴的极左斗士，而是一位胸怀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的正派知识分子，是感情丰富、襟怀坦白、不向恶势力屈膝的才华卓越的作家。因此，充分认识和正确评价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留下的鲜明印记，不仅对于深入研究郁达夫本人颇为重要，而且对中国现代散文的过去与现在发展动向的理解，也会有较大的帮助作用。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年代，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心理上和感情上，可以说是经历了天上人间的沉浮。在“五四”高潮中，觉醒了的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怀着热烈的情感、美好的向往，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去寻求改造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与道德。“五四”落潮后，他们很快就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之中。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大批的知识分子背井离乡，从农村涌入城市，或出国留洋，国难、家愁郁积于心，诸多原因造就了20世纪初一批孤苦的魂灵。他们“不能升天，不甘入地”，“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断”，“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113），于是苦闷、孤独、迷惘、彷徨成了普遍的“时代病”。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然的抒情达意的文体，在这一段时期倍受青睐，不少作家从这里找到了感伤情绪的最佳载体，郁达夫便是其中之一。本节拟对郁达夫散文的基本主题和审美情趣试作一番探讨。
一、基本主题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散文的中坚人物，抒发“性的苦闷”是其散文的基本主题之一。
腐败的时代、破落的家庭、寂寞孤单的生活，养成了郁达夫孤僻、内向、偏执和敏感的性格。他早年留学日本，浓烈的民族情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意识，使他强烈地感受到民族歧视的寒冷气息与弱国子民的屈辱地位。在日本，他开始看清了“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觉悟到了今后的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雪夜》）。在当时的日本，“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19世纪文化的结晶，自然主义中的最坚实的作品，车载斗量地在那里被介绍”（《战后敌我的文艺比较》），而且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知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名女优妖艳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名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足以挑动青年人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30）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而又正值青春年少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在受到推挤、涡漩、淹没与消沉”（《雪夜》）。但是，每当他跟日本女孩子稍有接近时，又常常受到奚落，甚至侮辱，故而使他常常陷入性的苦闷之中，甚至亢奋到不可抑制的地步，郁达夫由此而感到了弱国子民在荒淫异国所受的屈辱。
如果说郁达夫在日本时尽管性的要求受到了压抑，但仍然还有祖国可以希望的话，那么当他一踏上故国土地来到上海时，又由无限的失望变成了死一般的绝望。幻灭后的苦闷更加难以排遣，于是，彷徨、求索、忧愁、哀伤以及性的苦闷，始终在煎熬着郁达夫。如《还乡记》一文，就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的这一主导情绪，作品反映了作者返乡途中的经历与思绪：“这不是衣锦的还乡”，也不是“罗皮康（Rubicon）的南渡”，而是失意颓唐、面留泪渍，回乡以寻一栖身之所，整个还乡途中，作者都被孤独、苦涩、伤感的情绪深浸着。
伤感的人对“性”格外敏感，当看到三辆人力车拉着三个纯朴的女学生沿街而过，“我”竟想象她们的白嫩的肉体上会有一种电气传到车夫身上，嫉妒地对人力车夫发出诅咒，并希望自己也“去典一乘车来，专拉拉这样的如花少女”，“拼命的驰驱，消尽我的精力”，而且不收她们半分的报酬。但是，性幻想对感伤的人来说，犹如浇愁的酒，以酒浇愁只能是愁上加愁。郁达夫也自知：“一般人所认为排忧解闷的手段，一时我也曾用过的手段，如醇酒妇人之类，对于现在的我，竟完全丧失了它们的效力。我想到了一年半年之后若现在正在应用的这些方法，也和从前的醇酒妇人一样，变成无效的时候，心里又不得不更加上一层烦恼。”（《一封信》）尽管如此，每当他孤独、苦闷的时候，“性”这个怪物还是出来作祟，因此便又跑去妓馆里寻求刺激和解脱。这表明他内心有多么矛盾，而灵魂又是多么的苦痛啊！
郁达夫“五四”时期描写性苦闷、性幻想的散文无不具有苦涩的基调。如在《还乡后记》中，主人公在泪流双腮之时，“重新把我所欲爱的女人，一个一个想了出来”，只“见她们闭着口眼，冰冷的直卧在我的前头。我觉得隐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声哭声”。在《归航》中，作者毫无顾忌地袒露了自己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以及逛妓院的念头……如此等等，不但性苦闷是郁达夫感伤情绪的集中表现，而且包含着多重内涵的性苦闷的抒发，也成了郁达夫散文表现感伤的一种手段。作品中，在主人公赤裸裸的情欲背后，首先隐藏着为挣脱传统文化的“理”或“礼”束缚的功罪兼杂与七情六欲齐备的自我，在他们身上印刻着生的意志与客观黑暗现实的尖锐冲突，这是一种对扼杀爱情、埋灭人欲的社会的惊世骇俗的反叛，也是个人意志的深刻又带有某种畸形化的觉醒。
抒写生的悲哀是郁达夫散文的又一基本主题。他的悲哀是情感的郁积，是情绪的压抑。情感的郁积需要喷发，情绪的压抑需要宣泄，因此，散文便是最好的载体。
郁达夫曾将自己的出生称作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他对人世的最初感觉是“对饥饿的恐怖”，五六岁时，已会“露了一脸很悲凉的寂寞的苦笑”（《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他渐渐变得胆小而畏缩，对人、对事充满本能的仇恨。儿时的生活以及“父母、家庭，对郁达夫以后的思想、作风以至个性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213）。
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是烘托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命运的特写镜头，同时也是再现社会主题的必要成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出生于一个混浊的时代，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畸形儿。当时正值“五四”狂飙已退，大革命又失败的时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层煞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觉成为领导力量（正处在萌芽阶段），故而也根本无法使当时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嗅到革命的气息。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社会生活的，他的散文其背景与人物就展现了这一时代的状况。如在《还乡后记》、《零余者》、《立秋之夜》、《小春天气》、《一个人在旅途上》、《灯蛾埋葬之夜》等作品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他们大都是社会上的零余者，是近代的“多余人”，在他们身上笼罩着现实生活的痛苦气氛。他们都是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虽然带着浪漫的情调，但经济上穷困潦倒，精神上失去依靠，而且还往往被凄苦的物质生活所折磨。为了生计，他们东奔西走，四处谋职，却处处碰壁，而且常常是有了前顿之食而无下顿之餐。因此，哀伤的情绪就更为深厚和浓烈，他们常常发泄着对生活的厌倦、对生命的喟叹、对人间的怨怒。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当时社会以及那个时代所不能接受的。
1923年秋，郁达夫应陈豹隐的邀请，离开上海，赴北大任教，“这个行动预示着创造社的文学活动从颠峰状态开始低落。当时，浪漫文学虽‘异军突起’，形成波澜，但浪漫作家却锋芒过露，势孤力薄。胸中锐气很盛，身边却是泥潭，各种困扰包围着他们”（103）。郁达夫的北方之行原想“转换空气，振作精神”，不料在北京仍然事不遂心，一再碰壁，又感到了新的失望。郁达夫的《海上通信》就展现了此番北上的心境。如文中写道：“天色暗下来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楼头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怀中，在那里咿唔学语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几位比我们还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涛，你若能这样把我吞咽了下去，倒好省却我一番苦恼。我愿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阳光里，我愿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污泥深处，我愿意背负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痨恶疾，就在此处消灭了我的残生。”北上的经历虽然使郁达夫的社会阅历与文学视野在不断扩展，但他的孤寂感却没有消失，每每黯然泣下，甚至“饮鸩止渴”。在《海上通信》、《北国的微音》以及《送仿吾的行》等散文中，都留下了作家这一时期的生活脚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颠沛流离、生活困苦、事业受挫、理想破灭，以及那频于绝望的思想心境。
1924年春，郁达夫写了散文《零余者的觉醒》（后收入《寒灰集》时改为《零余者》），文中描写了一个严冬的黄昏，北京古城外一派“伤惨的寒意”，“凋丧零乱”的野景使人感到“一种日暮的悲哀”。一个人“袋里无钱，心头多恨”，哀叹着“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歌歌哭哭，死死生生……世界社会，兄弟朋友，妻子父母，还有恋爱……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他觉得自己饱受压迫，但又无法报复，成了一个“对于社会人世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该文用象征的手法反映了郁达夫当时的那种歧路彷徨的精神状态，暗示了“生的烦恼”比“性的苦闷”还要重大。这其实也可以用来概括郁达夫散文及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形象。
不过，作为一个清醒的有爱心的知识分子，郁达夫对自己的生的悲哀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南迁》中，作者曾借“伊人”之口道出了他的认识，“我们的精神的苦楚，有一部分是从物质上的不满足而来的”，另一部分是“纯粹的精神上的贫苦”，“这一种人抱了纯粹的精神，想来爱人爱物，但是因为社会的因习，国民的惯俗，国际的偏见的缘故，就不能完全作成耶稣的爱，在这种人的精神上，不得不感受一种无穷的贫苦……”“面对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贫苦，他的主人公表现出来的不是默默忍受，不是屈服，而是在他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对抗”。因此，在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他们虽然性格怯懦，但光明正大，从不卑鄙；虽然生活困顿，但正直坦诚，从不乞怜。他们为着精神上的满足而存在，无论是屈侮的生，还是灰色的死，都从未放弃精神上的自立。
二、审美情趣
“五四”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家们都曾在他们的散文中提到自己的美学思想，郁达夫的美学见解为：“悲哀之词易工”，“悲哀之感染，比快乐当然来得速而且切”（《炉边独语》）。正是从这种美学观出发，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包括小说）中，有意识地侧重去展示人的悲苦与不幸，热衷于倾诉人的哀伤情绪和悲哀感情，着意刻画人的精神灾难与心理危机。郁达夫又认为，自己生命的悲剧性体验是一种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悲苦与烦恼，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苦闷，这样的无聊！”（《一封信》）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取决于宇宙的悲哀的折射。“生命宇宙化倾向，是新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神秘而空茫的宇宙，给创造社作家带来难以抵御的诱惑，随之也必然带来悲剧性的情绪体验、无可索证的悲怆冷漠、没来由的痛苦浮躁和说不出的苦闷惆怅，正是透过这样的心态，郁达夫笔下人物的那种独特鲜活的人格和灵魂，才显示出强烈的时代色彩。”
当然，追求感伤的悲剧性效果的美学情趣并非郁达夫独创。史达尔夫人说过：“和人的其他任何气质比起来，忧伤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要深刻得多。”（125）波特莱尔也认为：“‘欢悦’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却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225）郁达夫对这些观点真可谓心领神会和推崇备至了，因此在他的散文（包括小说）中，我们很少能发现明快的色彩或喜剧的酵素，而孤单、苦闷、悲哀、感伤尤其是对“死亡题材”的偏爱，成了郁达夫散文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审美选择与艺术情趣，既与其经历过太多生死离别的痛苦有关（郁达夫三岁丧父，中年失子，母亲饿死乡野，胞兄惨遭暗杀），也与其多愁善感的内在气质相通，同时也与他所观察、所理解力图真实反映的“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的现实合拍（《忏余独白》）。
郁达夫认为：“人之自杀，盖出于不得已也，必定要精神上的苦痛，能胜过死的时候的肉体上的苦痛的时候，才干得了的事情。”（《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郁达夫散文中的“零余者”多因无助而痛苦，又因痛苦而加剧了无助感，困扰始终在折磨着他们，个人的不幸，社会的苦难，经过独具匠心的审美处理，构成其散文发人深省的写死景观。萍霞在《读〈茑萝集〉》一文中曾写道：“我们的主人翁不是堕落于游手好闲的流氓，不是自甘暴弃的无赖。是求做人而无人可做的可怜人。因为求做人太热烈了，所以发牢骚，虐待妻儿。愈发牢骚，愈虐待妻儿，便使我们愈感到社会的冷酷。”以至作者最后认为，自家若想逃出这恶浊的空气，想解决这生计困难的问题，最好唯有一死。
如在《还乡记》中，作者坦言死亡的强烈诱惑，在他看来，拥抱死亡“就脱离了这烦恼苦闷的世界，此刻好坐在天神Beatrice的脚下拈花作微笑了”。这种“死比生好”，甚至视死为“何等幸福”的想法，显然是“零余者”因浸染了太多的生之苦与生之怨、以求理想的生活而不得、活得毫无生趣才造成的，虽然他们“自己觉得似是以死压人，其实我们不但没有这样的感觉，反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求生不得的可怜”，这便是“零余者”的令人同情之处。这是灵与肉、情与理的冲突，是从家庭到社会的深深失落感交织的痛苦，这种悲哀、感伤的情绪，以及“面对死亡的心灵战栗，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乃至于是人类的”。它令人刺激、让人伤心、使人愤怒、诱人思考，它所唤起的美学感受是复杂的、强烈的，而且也是非常有力的（“五四”感伤散文的代表作家如石评梅、庐隐、陆晶清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这种特点）。
以往论者对郁达夫其人其文“多偏于政治或社会的阐释，而很少把握郁达夫的深层心理结构对其创作的影响。通过长期研究，我们发现浅藏于心的悲剧生命意识是打开郁达夫心灵世界的钥匙”，其作品的深刻在于对死亡的描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表现了人类的情感，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研究郁达夫其人其文，也就容易理解他的引人争议之处了。
另外，郁达夫散文的审美情趣还体现在“缺陷之美”与“动态之美”两个方面。所谓“缺陷之美”，即郁达夫作品中的“零余者”都经历了社会与人生的种种缺陷，他们的悲惨经历“就是这种缺陷的‘展露’：缺陷的社会、缺陷的婚恋、缺陷的性爱……”；所谓“动态之美”，是指郁达夫散文中的“零余者”因某种原因而引起对社会、对人生的愤恨，或在遭受到性的苦闷与骚动，感情与理智、爱欲与道德在内心进行激烈的冲突时，往往给人以动态的美感，这种“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做法，往往具有极端性。因此，在郁达夫的散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当“零余者”苦闷、愤恨到极点的时候，他们“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便“想了种种奇特的方法”：“跑到房里来把我最爱的东西”故意砸碎、剪破，或烧成灰烬，以由此而产生的惋惜与悔恼之情，来“图一时的解放”（《一封信》）；有时痛苦到甚至于“想拿一把快刀，杀死几个人”（《海上通信》）；“真恨不得丢一个炸弹，与你们同归于尽”（《还乡后记》）。似乎这样，才肯甘休。
“哀莫大于心死”，郁达夫也很欣赏这句话，虽然郁达夫经历了人生许许多多的苦难，但他并没有彻底绝望，而且仍然有着一颗强烈的罗曼蒂克的心，他以自我分裂的人物形象和人物病态的心理方式，揭示了理想主义破灭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其散文中的主人公们，在重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这种“颓废”的反抗，虽然没有像鲁迅的“呐喊”那样有力度，但它却比高昂的呐喊更能感染人，更具有普遍性。作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为情造文”、“文发乎情”的思想，否定了旧文学“以理灭欲”、“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美学原则，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审美理念。由于郁达夫所写都是自己的真人真事，所表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情感，因此，郁达夫散文比他的小说带有更直接、更鲜明、更自然的自叙传性质。郁达夫曾宣称，他“要辞绝一切虚伪的秉性”，故而拿起笔来“只能赤裸裸地书写自己的心境”，他的散文中所表现的性苦闷、性变态的自我彻底袒露，实践了这一宣言。这是与旧文学的一种彻底的对立，是对封建文化专制和封建虚伪道德的禁欲主义的一种自觉的叛逆和挑战，它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