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的一个有着文体自觉的抒情型作家，他所建构的小说艺术世界，不仅是自身审美情感与审美理想的体认，还应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等多种价值内涵。在这个充满艺术张力的世界里，郁达夫所拥有的鲜明艺术个性，又因时代的影响和题材的局限，其小说创作意识是斑驳复杂的，并呈现出明显的前后期分野。在本节中，笔者再从文学作品本体出发，着眼于时代的审美需求，透视其前后期作品的特点、不同的美学价值及其艺术得失。
一、对新的艺术境界的艰难探索
郁达夫在步入文坛之初，就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声音”的表现方式，他的艺术个性在“沉沦”时期就已形成，并且达到了完善的境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的创作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巩固和发展这种风格的。在郁达夫创作小说的初期，浪漫主义的主观性、抒情性在其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要求把现实主观化，注重于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不用说，这一奇异的艺术风格满足了一定时代一些作家的审美要求。与他人不同的是，郁达夫的浪漫主义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几乎近于极限和饱和，这种涨溢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要求突破、要求扩展、要求再探索的一种力量。另外，作者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仅仅把写作的东西令人厌倦地旧调重弹，仅限于运用单一的艺术方法处理同一性质的素材，最终必然会导致创作冲动的衰退……
“五四”运动后，现实处在战争、贫困和****之中，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和充分暴露，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素材，它开始启悟人们觉醒。因此，郁达夫在其小说创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敏锐地感觉到：时代要求文学应贴近生活，不容许一味地咀嚼个人纤细的情感；浪漫主义的内部矛盾难以解决，消极反叛的个人主义立场局限性很大，并且也很脆弱；中国的社会环境，迫切地渴求一种具有强烈批判力量和更加冷竣的讽刺锋芒的小说作品出现。另外，联系郁达夫的生活经历，作者从日本回国之后的一段时间，为了生计和谋求职业，他辗转南北，到处奔波，因而使他更多地熟悉了国内的情况，更为广泛地了解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与不幸，对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同情。郁达夫的视野日渐开阔，他的笔触开始投向处于社会底层的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身上。经过创作实践，郁达夫小说作品缓慢而曲折地向着现实主义的方向转变。
因此，我们看到在郁达夫整个后期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他开始探索新的把握现实的艺术原则的最初几年（1927年～1929年），作者一直处于深沉的反思状态：一种茫然的困惑缠绕着他，那种决心突破自己、从自己所造的壳子里钻出来的愿望一直在咬噬着他，前期创作风格的高度稳态又或多或少地牵制了他，使得他显然缺乏大刀阔斧般猛进的勇气。为此，郁达夫曾在自己作品的序跋中多次表露过这种幻灭情绪。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那种激进的政治观与沉重的道德感，促使他去开阔视野、更深刻地去把握现实、努力增强批判力度、积极追求客观写实。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论者一般都认为，从1927年郁达夫创作的《过去》、《微雪的早晨》等作品开始，传达出他的抒情小说文体已转向客观写实的新变化的信息。其实早在1923年，郁达夫便陆续写了一系列情节结构精巧、人物事件完整的“写实”小说（如《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河》等），在叙述方式上，作者逐渐告别了“自叙传式”的抒情角度，并使“我”以外的人物走上了主角的位置，“我”这个人物形象只起到叙事线索及描写的功能。对于这个变化，有人认为是郁达夫成为职业作家以后，小说意识的自觉抬头；也有人认为郁达夫因生活所迫，“为了谋生而出卖自己的思想、知识以至人格”所作出的“急就篇”，两种看法不无道理，因为郁达夫本人就曾有过类似的言论。笔者以为，若从时代的需求与作家的深层创作心态来考察，似乎更具说服力。
“要想使一个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相对稳定风格的作家，从自己所建构的艺术世界里跳出来……创造出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并且在这一全新的风格中不留下任何过往的痕迹，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要突破、要探索新路，于更多的作家而言，必须经过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像郁达夫这样一个注重于浪漫主义主观抒发，对自我及身边琐事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他的道路就更是荆棘丛生。”所以，在后期小说创作中，郁达夫虽然致力于新的艺术境界的尝试，但因其个人气质之故，对浪漫主义时有反顾、时有撷取，有些作品诸如《在寒风里》、《感伤的行旅》、《纸币的跳跃》等，写实的成分虽然有所增加，但仍然具有前期小说的特点。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在已经形成的前期风格轨道上的惯性滑行，是前期创作传统的某种程度上的延续与发展。在这里，作者所选取的题材、抒情主人公及其所渗透的思想，以至于单一的抒情方式，轻松、自由、散漫的结构脉络”，以及笼罩在小说中的几近于深冬的气氛，阴暗、灰冷的色彩，凄冷、沉郁的韵味等，很难与前期小说截然分开。故而在这一时期，可以说郁达夫小说创作表现出在两条轨道上摇晃不定：一条是以故事情节的建构及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为叙述方式的叙事小说，显示出剥离作者早期艺术风格的迹象；另一条是作者进行艰难的艺术蜕变时留下的残痕。两条轨道看似南辕北辙，实际上，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摆脱主观性的强烈抒情特色，向着客观、写实的方向转变。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艰难探索，才使得郁达夫后期的一些小说展现出了清新隽永的风貌。
二、客观具体地再现现实
现实主义已经具有独立意义并作为主导倾向出现在郁达夫后期小说中的作品有：《二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出奔》等。如果说前期浪漫主义者郁达夫并没有力图去直接揭示社会矛盾，现实在其作品中是间接的以主观折射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就是说郁达夫主观地认为自己的创作并不依赖于现实，它是作家内心要求的产物，那么，在郁达夫的上述作品中，开始客观地再现现实和具体反映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及人们内心情态的倾向等已非常明显。对于郁达夫开始向现实主义转变，其小说特征可作如下归纳：1.对动荡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现实及重大历史转变的浓厚兴趣；2.把笔投向下层人们的现实境遇（即现实中的“小人物”已步入他的创作视野）；3.对人物和现实的描写变得比较客观，主体的主观倾向潜隐在作品生动而客观的表达之中。这时候“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郁达夫是以一个分析者的姿态出现的，因此，浪漫主义者所心爱的素材——主观的东西在这里退居下去，相反，客观现实的内容以及对此所作的具体而客观的加工却令人惊奇地凸现出来”。
譬如《二诗人》与《唯命论者》，这是郁达夫罕有的讽刺性小说。在《二诗人》中，冒牌诗人何、马的虚伪做作及其乖张狡猾的心理世界，被作者推到了冷峻的显微镜下，神形俱现，一种辛辣、嘲讽的意味油然而起；《唯命论者》中的李德君，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被挤出了生活轨道的小人物，在主人公想买奖券的天真可笑的举动里，满蓄着人生可悲的深味，作品表面的谐谑幽默和缭绕着的喜剧氛围，掩饰不住作者在对主人公悲剧命运进行深刻、冷静、客观而又生动的描写时，所蕴含着的强烈的批判色调，小说给予人的不是轻松的惬笑，而是掩卷后的莫名的忧郁与深沉的思忖，一股带有现实主义批判的冷峻的抑郁和沉闷，夹杂着哀伤、欲诉的气氛袭上了我们的心胸。
《出奔》也是一部写实倾向极为突出的小说，郁达夫的那种企图正面如实地描写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愿望，在其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作品中，那激荡变动着的时代，引起了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这一革命在整个社会生活和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们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撼。通过革命背景所展示的正反力量的搏斗与转化、革命者的失足与重新觉醒、反动分子的投机与伪装，以及与现实斗争相交织相混杂的历史的回响、革命组织的不完善性与内部取巧心理的滋生与漫延等，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得到了有力的透视，它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这一革命席卷一切的冲击力量，展露了比以往任何作品都更为广阔多样的现实生活画卷，真可谓博大而粗犷。可以说《出奔》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它是郁达夫的一部较为成功的现实主义力作。
郁达夫前期小说，作者所醉心的是个人的内心生活与主观感受，并且赋予“自我”以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作家自我的内心剖白、单一的主观抒情格式，构成了它突出的表现特点，事件、性格和情势，仿佛都是为了表现思想和情绪而构思出来的，它没有客观的真实，但却有情感的真实。在上述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占主导倾向的已经不是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而是现实主义的客观叙事性，客观真实地再现现实被提到了突出的位置。因此，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冷静深刻地分析解剖、客观细致地叙述描写，一句话，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具体性和客观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在这里，事件和情节不再为主观抒情的内在需要或者为情感的真实所抉择，而是为创造真实的人物性格服务的；细节也不是经过主观情感的筛选，相反，而是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因素而存在的，并且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和作用，虽然还不够充分，但不是再造生活。试看《出奔》中的几段描写：
两人下船之后，钱时英尽是默默地含着微笑，在看两岸斜阳里的雪景。董婉珍满张着希望的双眼，在一眼一眼地贪看他的那一种潇洒的态度。船到了中流，钱时英把眼睛一转，视线和她的交叉了，她立时就变成了一种郑重的脸色，眼睛盯视着他，呆了一呆，他先叫了一声“董同志！”婉珍双颊一红，满身呈露出了羞媚，仿佛是感触到了电气。同时她自己也觉着心在乱跳，肌肉在微微地抖动。他叫了一声之后，又嗫嚅着，慢慢地说：
“董同志！我们从事，从事革命的人，做这些事情，本来是不应该的……”
听了他这一句话，她的羞媚之态，显露得更加浓厚了，眼睛里充满了水润的晶光，气也急喘得像一个重负下的苦力，嘴唇微微地颤动着，一层紧张的气势，使她全身更抖得厉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已完全不同于作者早期小说中的那种直接表现自我的创作方法，以及那单纯的内心独白式的抒情格调。作者放弃了所惯用的人物视角和情绪心理结构（人物身上不再有作家情感因素的介入），而是站在一个冷静的客观的高度，有意识地运用了纯客观视角，较多地以外部行为而不是以长篇累牍的情绪心理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并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外部行为进行了客观、细腻的描写。如果说《沉沦》的作者骨子里还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抒情诗人，那么，此时的郁达夫便可称为是一个颇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了。
三、艺术形式与情趣上的发展和变化
郁达夫写于1932年～1933年之间的《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瓢儿和尚》及《迟暮》等篇，这些小说的风格与作者前面小说的风格相比，也有了显著的变化。作品中，主人公那种奇怪的消极性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内心晏宁，心境平静，与世无争，无任何追求，仿佛生活在一个世外天地里，现实社会的任何变化动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它从一个侧面透视出郁达夫此时远离斗争、向往田园野居生活的隐逸思想。悠然舒缓的叙述方式取代了那种为强化抒情主人公的主观感受而采取的反复咏叹的内心剖白式结构。作品的基调也发生了变异，前期的忧伤悲切已经不见，作者用清新明丽的笔式，勾描出一个微蓄着忧愁，满溢着平和、静雅而又幽妙的境界。在它最深处，已渗进了主人公****净化后的漠然淡哀的心绪。在这些作品中，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仍然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叙事、观察和描写的写实成分依然远远没有压倒主观抒情色彩。虽然如此，但其浪漫主义个性是作为绝对自我器重的个人出现的，它不受任何既成道德、世俗陈规的禁锢，并与整个现实世界相抗衡，充满了反叛挑战之心。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这种承续性，昭示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对作家来说，意味着漫长的探求和不懈的努力。
在艺术情趣上，人物在湖光山色、田园茅舍中往返，过着悠游闲适的生活，映衬出作者“古澹闲远”的趣味。“结束铅华归少作，屏却丝竹入中年”是《迟桂花》中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写真；《东梓关》里，恬然自适地在诗书中消遣岁月的名医徐竹园与文朴掌灯夜谈，龚定庵所说的“小屏红烛话冬心”，趣味哪里有这样的悠闲隽永；还有看破红尘、皈依禅宗的“瓢儿和尚”，他宁愿在古刹寺庙里幽度余生……田园茅舍、菜圃竹林、山居幽静、袅袅炊烟……凡此种种，都化作冲淡情感、淡泊名利之风，弹奏出了返璞归真的生命强音。导致郁达夫艺术倾向这一转变的，固然有创作主体的必然原因存在，如前所述，社会背景和时代思潮的影响，也是不得不考察的原因之一。
另外，还应该补叙一下，在艺术特色方面最能够表现郁达夫那独具一格的一组作品，如《小春天气》、《十一月初三》、《逃走》和《十三夜》等，与其说是小说，还不如说是把读者引入诗的意境的抒情小品。这些作品虽说思想内容不深，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那种浪漫主义倾向的表现手法，在艺术上已达到了何等纯熟的境界，并感觉到作者艺术创作上的显著变化、对艺术的大胆探索，以及他那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文学素养。它们和郁达夫其他的大部分的小说作品一样，均属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艺术奇葩。
四、艺术创作上的得与失
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里，郁达夫早期小说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社会为经纬的社会之网中‘自我’的内心世界”，“从艺术接受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郁达夫作品被肯定的一面。这当然是针对敢于正视人性的人们，还有从理性上没有意识到而在感性上却引起深深共鸣的读者而言的。他们从郁达夫的作品中体验到人性在社会黑暗、封建文化****观念压抑下的痛苦，并在接受过程中得到了一种情感的凝重和痛苦的宣泄。这种沉痛感和痛苦感，给艺术接受者以异常沉重的审美感觉，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这种共鸣是呼唤人性复归的共鸣，是对封建****抗议的共鸣。人们在对象主体的内心世界中发现了封建****文化对人性的理性异化，发现了神本主义、物本主义对于人本身的极端戕害”。郁达夫对人心灵深处意识的大胆描绘，“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223），这充分揭示了郁达夫小说反封建的彻底性和独特性。郁达夫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引起读书界那么强烈的反响，其成功亦在于此。
不过，读郁达夫前期作品我们又可以发现，政治上的是与非、道德上的善与恶，在他的独特的艺术表现中，往往呈现为一种游离态，作品与时代要求的结合点上，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对此，郁达夫本人也非常明白自己的这种偏颇，并且亦曾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小说的创作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两条件来决定。至于社会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但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真与美’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然影响到‘美’上去，所以关心世道人心的人，大可不必岌岌顾虑”（《小说论》）。这种以“真”和“美”为条件的艺术观，无疑是对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真正理解。
但自《茫茫夜》后，郁达夫的这一艺术观却产生了逆转，“经济压迫占了作品中的主要地位，因而对社会制度也抱着强烈的愤恨，作品的社会意义自然就强了些”（116）。如《她是一个弱女子》便体现了作者在政治上的热情与艺术上的困惑。他曾说：“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哪一条路。”（《泸战中的生活》）然而，充斥于作品中的仍然是对性心理和活动的渲染，小说中的人物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和自制力。给小说染上了一抹亮色的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女性冯世芬，但对于这个人物形象，郁达夫显然运笔太轻，因而使其缺少生气，显得干瘪、苍白。同时作品中对革命及其参加者的描写也头绪较乱、模糊不清，而且也太简单和过于一般化了。那些波澜壮阔的一次次革命，似乎是附着在小说里的大事记，完全游离于艺术描写和情节发展之外，给读者带来一种生硬、粗糙的感觉。郁达夫如此急切地想通过文学来把握时代脉搏、诠释和表现社会革命，尽管他的意图是美好的，但作品却不够成功。《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两部小说说明，郁达夫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准确、不够全面，还不能充分、准确地体味进而加以掌握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甚至还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内在差异（现实主义作家再现生活的具体性和客观性绝不等于对生活现象做简单的机械的记录，它所要求的不是对生活表面现象的摹写，而是高度的艺术真实），因而也使其在进行新的艺术探索时走了弯路。
郁达夫后期小说，在题材上虽然更加贴近了生活，在艺术上却是一个滑坡。在这里必须指出，“这种力图在作品中（包括《出奔》）展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题材的浓厚的兴趣，源于郁达夫对急遽变动的现实的艺术理解，也与郁达夫接受‘革命文学’，主要是蒋光慈作品的影响相关联。尽管他对‘革命文学’关于重大题材的艺术概括不满意，然而在自己的小说中，‘革命文学’的概念化倾向不仅未被摈弃，而且像接受一种刻板的模式一样，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印痕。它启示我们：郁达夫思想中出现的激进倾向，还不能化为巨大的艺术概括力量在其创作中有所表现；郁达夫倾向于进步，但他对人民、对革命极其复杂性、艰巨性，以及这一革命参与者的极其矛盾多样的思想心态所知甚少，更缺乏感同身受。因此，在郁达夫作品中我们所要求的那种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是较为缺乏的”，也就是说，郁达夫后期小说真正缺乏的不是写实的技巧，而是解剖社会的深刻、坚定的思想力量，以及最重要的维系冷峻风格的深沉的性格与气质。而恰恰就是这些，注定了他向现实主义方向的努力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功。
罗曼·罗兰曾说过：“像歌德、雨果、莎士比亚、但丁、埃斯库罗斯这些伟大的作家的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汇合，另一股则蕴藏得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与需要，直到现在，它还滋养着新的时代。”（32）这就是说，作家在掌握艺术现实的关系时，既要掌握现实，又要超越现实，要有站在历史制高点的眼力。我们今天读郁达夫后期的写实倾向小说，总觉得其中缺少了点什么，究其原委，就在于作家在把握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侧重了对城市底层车夫、女工等命运的真实描绘与生活气息的真实传达，而缺少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气魄（即那种理性和美学的批判力量）。若与同时代的鲁迅相比，郁达夫的“表现自我”，在接受者那里受到这么多的盘诘与非难，而鲁迅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郁达夫作品在振人耳聩之余，带给人们的不是鲁迅那种带有历史透视力和预见性的思考和激情，而是满含无限同情的唏嘘和深思。
郁达夫小说创作，从前期的抒情倾向，到作者趋重于写实，其作品由个性扩张转变为个性收缩，由自我抒发转变为自我封闭……当郁达夫不再凭借生命个体对世界的感受、认识出发，不再凭借生命个体对表现对象的某种哲学、人生的认识出发，而是以一种“狄更斯式”的人道主义来表现主人公们的命运时，其作品个性的丧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不管怎样，郁达夫这一少见的激进倾向，以及表现出来的对富有重大意义题材的关注，它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并且也应该得到应有的评析。
郁达夫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也许作者又想以“逃脱”而获得某种新的东西，或许是作者心中又想要复现某种情结的冲动……但是，作者在试图超越自己之前，抗日战争爆发了，从此，他不再有机会从事小说创作了，是历史给郁达夫做了一个终结。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从1921年的《沉沦》发轫，到1935年《出奔》收笔，中间整整跨越了15年时间。在这段悠悠的岁月里，作者经过了时代的洗礼与古今文化的过滤：三个创作阶段，两种艺术风格，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审美追求与矛盾的人格理想，也凸透出郁达夫的艺术个性在艺术伸张过程中的艰难与困惑。
对于郁达夫小说的评价，历来是“贬前褒后”者居多，认为前期小说大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而又不愿逃避的爱国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因为单纯地从政治标准出发，人们可以认为郁达夫早期作品缺乏思想亮色、社会视野不广、战斗力太弱，而且很少直接配合形势正面描写革命，等等。显然，这是一种以牺牲文学的自身文学性为代价的绝对功利性评判。而从道德标准出发，又看到郁达夫早期作品的“颓废”与“诲淫”，他们忽视了艺术接受过程中的自我实现机制，从而看不到艺术的更深刻的意义——促使人性完善和发展的调节作用。这种简单的用政治标准评判的方法肢解了作品，视作品的价值仅仅为几种政治概念的逻辑组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畸形的民族文化审美结构，成为郁达夫作品受冷落、遭误解以致被否定的原因之一。其实真正有特色的、带着郁达夫生命印记的小说，基本上写于1921年～1925年之间，这段时间正是他思想最“颓废”、行为最痴狂的时期，也是他小说创作颇丰、对中国现代文学贡献最大的时期……
在艺术创作中，是没有一种可以堪称唯一正确的方法的，正如所谓的“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郁达夫小说创作，在多方面突破了小说的传统写法，他的带有写实风格的浪漫主义，虽然在当时受着作家自己世界观和历史条件的局限，而且还不能在更完整的意义上提高到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真正把握，但却比较早地体现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些统一。面对这样一位勇于创新的艺术家，我们当然不能以传统的标准来要求他。至此，我们可以说，郁达夫作品的最为宝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手法，这是不应忽视的。对艺术家而言，风格就是生命，未来仅仅属于拥有风格的人；而创作风格，也就是文学家在“思想和形式的密切融会中按下的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独特性的印记”（别林斯基语）。因此，深入地研究郁达夫的小说，无论对发展当今的小说创作，还是加强小说的理论建设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